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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9日,石城县委、县政府隆重召开“石城县庆祝第27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在暴风雨般热烈的掌声中,一位身材修长的老教师,身披鲜红的绶带,健步走上主席台,从县领导手中接过5000元奖金。他就是全县教师中唯一获此殊荣——石城县教育“突出贡献奖”的吕光忠老师。
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到大山深处的小山村,从风华正茂的城市少年到满头花白的山村教师,吕光忠老师的人生之路充满艰辛。他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山区,献给了山里的孩子,也收获了人生的累累果实: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十大感动赣州杰出人物”候选人、“赣州市师德报告团”候选人……最近,他光荣地被评为全省“师德标兵”,荣誉的花环接踵而来。
荣誉对他而言如过眼云烟,他看重的是人生价值的实现。倾情奉献山区教育是他的人生信念。让信念作主,令他的人生多姿多彩。
上个世纪60年代末,19岁的上海小伙子吕光忠,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浪潮中,来到了石城县洋地公社石溪大队牛皮形村插队落户。牛皮形村是一个悬在半山腰的村庄,只有9户人家。这里属于武夷山余脉,赣江的源头就在这里,是石城县最边远的地方,也是江西省与福建省的交接点。山峦起伏,羊肠小道盘旋其中,犹如飘浮在云天间。由于大山的阻隔,小山村闭塞、贫穷,文化落后。
从大上海来到这小山村的吕光忠,被这山村的现状深深震撼着。身为知识青年的他,血气方刚,立志要为改变小山村贫穷落后的面貌贡献自己的力量。他被组织上看中了。插队两年后,即1970年1月他当上了石溪小学的“赤脚老师”,从此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候,他教两个年级的课,进行复式教学。每天早上5点半钟开始,他带着牛皮形村的十几个孩子,走几里长的山路,来到石溪小学上学。上午要上四节课。吃午饭时要先为学生热好从家里带来的饭,再自己吃饭。吃过午饭后,有时要组织学生到河对岸的山上砍柴,以供学校食堂为学生热饭之用。下午放学后,又要把孩子们安全地带回村里。吃过晚饭后,在油灯下备课、改作业。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吕光忠在小山村里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他用心教书,教学成绩突出,他任教的语文、数学多次在全县获得第一名,成为当地的名师。
1979年,“知青返城风”吹遍全国,对吕光忠来说,面临着一次严峻的人生选择。去与留,不停地在他的头脑里打架。他是长子,家里一次次催他回上海,而与他一同下放的知青,都毫不犹豫地回上海去了。回上海,对他来说,也太有吸引力了,他毕竟是在上海长大的,那儿有他的青春梦想,有他的亲朋好友,而上海的生活水平也是这个小山村无法可比的。吕光忠的父亲是一家研究所的工程师,他知道高中毕业的儿子的文化底子。无论是读初中还是高中时,他都是老师和同学眼中的“高材生”。父亲劝他回到上海,还打算亲自辅导他功课,然后让他参加高考。如果考上了大学,那将是另一条闪光的人生之路。但吕光忠一想到待他如上宾的淳朴的山民,一想到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目光,他的心就软下来了,最后他咬紧牙关留下来当大山里的孩子王。
时至今日,他仍然充满深情地对记者说:“那时候,物质非常匮乏,而石溪大队每年都会给学校送来四五百斤大米、四五十斤山茶油等。村里的每一户人家,如果来了客人做了一点好菜,都会把我请到家里去吃饭。这是多么好的山民啊,值得我为他们作出牺牲。”
其后,县城里一家大企业缺少一个“笔杆子”,看上了吕光忠的文笔,想调他去厂里当宣传科副科长。当时,当工人比当教师社会地位高,况且工厂里知识分子少,容易提拔,个人前途大,但吕光忠却毅然拒绝了这家企业的“好意”,继续留在大山深处教书。
吕光忠自身素质高,不断有单位看中他,他都不为所动,坚守在三尺讲台上。他立志要为改变山乡的落后面貌、为播撒文明的火种付出所有,这就是他坚守大山的理由。
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教育界也大抓教育质量了。那时候,全县进行了一次统考,吕光忠任教的语文、数学夺得了全县第一。一所大山里的小学,居然考过了县城里的王牌学校,让许多人不相信,认为这个成绩“有水分”。为了解除人们的疑虑,县教研室领导亲自带队来到石溪小学,组织吕光忠任教班级的学生重新考试,仍是第一,大家不得不佩服吕光忠教学有方。
1979年,他任教的一个班,有6人考取了宁都师范学校,在当地引起了轰动……
“梅花香自苦寒来”,吕光忠在教学上的出类拔萃来自他的勤奋。从做教师的第一天起,他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把书教好。“山里的孩子,文化底子薄,课外阅读物极少,视野不开阔,教学时一定要因材施教。”他说。
于是,他潜心探索提高山区学生素质的新途径。为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他利用周末查阅资料、收集趣题、出版班刊,以多种形式,让孩子们吸取更多的知识养分。他还潜心探索教改之路,摸索出数学教学语文化、数学教学整体化、分段填补的教学方法,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
他介绍道:“语文富有情感,而数学缺少情感,且缺少形象。所谓‘数学教学语文化’就是将抽象的数学教学形象化,将缺少情感的数学变得富有情感。譬如教‘真分数’的内容时,我对学生说,真分数的分子就是儿子,分母就是母亲,母亲一定要比儿子大。”这样形象的语言让山里的孩子一听就懂。他还自制了大量有趣的简易教具,使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大为提高。
实施“数学教学语文化”教学法要求老师要面批学生作业,而面批作业比原来要花更多的时间。该校教师胡玉山和赖瑞金告诉记者,多年来吕光忠都坚持面批作业。
去年下半年,该县横江中心小学组织20多名教师前来洋地中小学取经,学习吕光忠的“数学教学语文化”教学法,对这种教学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没有持之以恒的艰辛探索,吕光忠就不会有在教学上的突出成绩。吕光忠忘我工作的动力,来自他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信念的力量是巨大的!
从1981年开始,吕光忠担任洋地中心小学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更多的是通过人格魅力去影响师生。
曾经有一段时间,学校的教育经费是由乡财政包干,而洋地乡是一个穷乡,财政十分吃紧。那时候,该县大多数学校都是寅吃卯粮,而唯独洋地中心小学有钱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转,大家都很佩服吕光忠治校有方。
学校总务处熊主任介绍说,吕光忠校长严格控制学校的开支,一分钱掰做两分钱用,优先保证教学上用钱。当时,周边学校每年的招待费都在几万元,而洋地中心小学的招待费只有千把块钱,这简直是个奇迹。全县教育系统的领导都知道吕光忠会过日子。有一次县教育局领导到洋地中心小学检查工作,吕光忠要他留下来吃个便饭,而局领导对他开玩笑说:“其他学校的饭我也许会吃,但决不会吃你学校的饭,吃了你会心痛的。”检查完之后便赶回县里去了。
在石溪小学任教时,学校里没有篮球架,他领着师生到山上去砍树,然后自己动手制作出了一个简易篮球架,给师生枯燥的生活增添了快乐。
洋地中小学门前有一条又高又陡的路,学生进出很不安全,学校需要自筹资金5000元降坡、铺水泥路。他亲自到镇上商铺一家一家化缘,募集款项2000多元。之后,又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筹足了5000元钱。他领着师生义务劳动,把路修好了。老师们都感叹:“学校里的什么事都像是吕校长家里的事一样。”
2000年以后,吕光忠从校长岗位上退下了,按惯例他可以在家休息,但他却以普通教师的身份为学校出力,上了两个班的课,还当了一个班的班主任。2009年,洋地初中并入洋地小学合并成九年级一贯制学校后,县教育局及学校领导都劝说年近花甲的他:“您老就不要再上课,该休息一下了。”他还是笑笑说:“谢谢了,还是让我上课吧。”许多人常不解地问他:“吕校长,您这是图啥?”他总是笑笑说:“习惯了,没啥?”
他在插队时学会了木工活,自己购置了一套木工工具,学校的课桌板凳、门窗坏了,他就成了义务修理员。有一次,学校的厕所堵了,粪便流一地,很多人都掩鼻而过,他闻讯后赶去处理,用手把堵塞通道的纸杯等掏出来。在学校住的教师不多,他就主动掌管学校大门的钥匙,不管什么时候,即使是寒冬的深夜,只要有人叫门,他都会毫无怨言地从床上爬起来开门。
一桩桩一件件细小的事情,凸显了吕光忠老师的“大写的人”。
他认为关爱学生是教师的天职,常常拿出自己不多的收入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家住桃花村的陈露,父母双亡,他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为小陈露买来生活用品,并不时带到家中“开小灶”。他义务当起了住校生的生活辅导员,为生活自理能力差的山里娃剪指甲、梳头、洗碗、洗衣,像慈母一样,教会他们生活如何自理。
他原在学校旁建了间土木房,一家人挤在里面生活了几十年。在2009并校时,学校要新建校舍,他家的房子需要拆,他二话没说就配合学校把房子拆了,在学校一间简陋的教室里重新安家,只得到了2000元钱的补助。
“一个精明的上海人,傻到在大山里呆了一辈子,并且没寸地片瓦……”但他淡然处之。心中装着信念,就能淡泊名利,活得坦坦荡荡,生命也因此而辉煌。
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到大山深处的小山村,从风华正茂的城市少年到满头花白的山村教师,吕光忠老师的人生之路充满艰辛。他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山区,献给了山里的孩子,也收获了人生的累累果实: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十大感动赣州杰出人物”候选人、“赣州市师德报告团”候选人……最近,他光荣地被评为全省“师德标兵”,荣誉的花环接踵而来。
荣誉对他而言如过眼云烟,他看重的是人生价值的实现。倾情奉献山区教育是他的人生信念。让信念作主,令他的人生多姿多彩。
上个世纪60年代末,19岁的上海小伙子吕光忠,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浪潮中,来到了石城县洋地公社石溪大队牛皮形村插队落户。牛皮形村是一个悬在半山腰的村庄,只有9户人家。这里属于武夷山余脉,赣江的源头就在这里,是石城县最边远的地方,也是江西省与福建省的交接点。山峦起伏,羊肠小道盘旋其中,犹如飘浮在云天间。由于大山的阻隔,小山村闭塞、贫穷,文化落后。
从大上海来到这小山村的吕光忠,被这山村的现状深深震撼着。身为知识青年的他,血气方刚,立志要为改变小山村贫穷落后的面貌贡献自己的力量。他被组织上看中了。插队两年后,即1970年1月他当上了石溪小学的“赤脚老师”,从此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候,他教两个年级的课,进行复式教学。每天早上5点半钟开始,他带着牛皮形村的十几个孩子,走几里长的山路,来到石溪小学上学。上午要上四节课。吃午饭时要先为学生热好从家里带来的饭,再自己吃饭。吃过午饭后,有时要组织学生到河对岸的山上砍柴,以供学校食堂为学生热饭之用。下午放学后,又要把孩子们安全地带回村里。吃过晚饭后,在油灯下备课、改作业。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吕光忠在小山村里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他用心教书,教学成绩突出,他任教的语文、数学多次在全县获得第一名,成为当地的名师。
1979年,“知青返城风”吹遍全国,对吕光忠来说,面临着一次严峻的人生选择。去与留,不停地在他的头脑里打架。他是长子,家里一次次催他回上海,而与他一同下放的知青,都毫不犹豫地回上海去了。回上海,对他来说,也太有吸引力了,他毕竟是在上海长大的,那儿有他的青春梦想,有他的亲朋好友,而上海的生活水平也是这个小山村无法可比的。吕光忠的父亲是一家研究所的工程师,他知道高中毕业的儿子的文化底子。无论是读初中还是高中时,他都是老师和同学眼中的“高材生”。父亲劝他回到上海,还打算亲自辅导他功课,然后让他参加高考。如果考上了大学,那将是另一条闪光的人生之路。但吕光忠一想到待他如上宾的淳朴的山民,一想到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目光,他的心就软下来了,最后他咬紧牙关留下来当大山里的孩子王。
时至今日,他仍然充满深情地对记者说:“那时候,物质非常匮乏,而石溪大队每年都会给学校送来四五百斤大米、四五十斤山茶油等。村里的每一户人家,如果来了客人做了一点好菜,都会把我请到家里去吃饭。这是多么好的山民啊,值得我为他们作出牺牲。”
其后,县城里一家大企业缺少一个“笔杆子”,看上了吕光忠的文笔,想调他去厂里当宣传科副科长。当时,当工人比当教师社会地位高,况且工厂里知识分子少,容易提拔,个人前途大,但吕光忠却毅然拒绝了这家企业的“好意”,继续留在大山深处教书。
吕光忠自身素质高,不断有单位看中他,他都不为所动,坚守在三尺讲台上。他立志要为改变山乡的落后面貌、为播撒文明的火种付出所有,这就是他坚守大山的理由。
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教育界也大抓教育质量了。那时候,全县进行了一次统考,吕光忠任教的语文、数学夺得了全县第一。一所大山里的小学,居然考过了县城里的王牌学校,让许多人不相信,认为这个成绩“有水分”。为了解除人们的疑虑,县教研室领导亲自带队来到石溪小学,组织吕光忠任教班级的学生重新考试,仍是第一,大家不得不佩服吕光忠教学有方。
1979年,他任教的一个班,有6人考取了宁都师范学校,在当地引起了轰动……
“梅花香自苦寒来”,吕光忠在教学上的出类拔萃来自他的勤奋。从做教师的第一天起,他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把书教好。“山里的孩子,文化底子薄,课外阅读物极少,视野不开阔,教学时一定要因材施教。”他说。
于是,他潜心探索提高山区学生素质的新途径。为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他利用周末查阅资料、收集趣题、出版班刊,以多种形式,让孩子们吸取更多的知识养分。他还潜心探索教改之路,摸索出数学教学语文化、数学教学整体化、分段填补的教学方法,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
他介绍道:“语文富有情感,而数学缺少情感,且缺少形象。所谓‘数学教学语文化’就是将抽象的数学教学形象化,将缺少情感的数学变得富有情感。譬如教‘真分数’的内容时,我对学生说,真分数的分子就是儿子,分母就是母亲,母亲一定要比儿子大。”这样形象的语言让山里的孩子一听就懂。他还自制了大量有趣的简易教具,使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大为提高。
实施“数学教学语文化”教学法要求老师要面批学生作业,而面批作业比原来要花更多的时间。该校教师胡玉山和赖瑞金告诉记者,多年来吕光忠都坚持面批作业。
去年下半年,该县横江中心小学组织20多名教师前来洋地中小学取经,学习吕光忠的“数学教学语文化”教学法,对这种教学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没有持之以恒的艰辛探索,吕光忠就不会有在教学上的突出成绩。吕光忠忘我工作的动力,来自他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信念的力量是巨大的!
从1981年开始,吕光忠担任洋地中心小学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更多的是通过人格魅力去影响师生。
曾经有一段时间,学校的教育经费是由乡财政包干,而洋地乡是一个穷乡,财政十分吃紧。那时候,该县大多数学校都是寅吃卯粮,而唯独洋地中心小学有钱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转,大家都很佩服吕光忠治校有方。
学校总务处熊主任介绍说,吕光忠校长严格控制学校的开支,一分钱掰做两分钱用,优先保证教学上用钱。当时,周边学校每年的招待费都在几万元,而洋地中心小学的招待费只有千把块钱,这简直是个奇迹。全县教育系统的领导都知道吕光忠会过日子。有一次县教育局领导到洋地中心小学检查工作,吕光忠要他留下来吃个便饭,而局领导对他开玩笑说:“其他学校的饭我也许会吃,但决不会吃你学校的饭,吃了你会心痛的。”检查完之后便赶回县里去了。
在石溪小学任教时,学校里没有篮球架,他领着师生到山上去砍树,然后自己动手制作出了一个简易篮球架,给师生枯燥的生活增添了快乐。
洋地中小学门前有一条又高又陡的路,学生进出很不安全,学校需要自筹资金5000元降坡、铺水泥路。他亲自到镇上商铺一家一家化缘,募集款项2000多元。之后,又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筹足了5000元钱。他领着师生义务劳动,把路修好了。老师们都感叹:“学校里的什么事都像是吕校长家里的事一样。”
2000年以后,吕光忠从校长岗位上退下了,按惯例他可以在家休息,但他却以普通教师的身份为学校出力,上了两个班的课,还当了一个班的班主任。2009年,洋地初中并入洋地小学合并成九年级一贯制学校后,县教育局及学校领导都劝说年近花甲的他:“您老就不要再上课,该休息一下了。”他还是笑笑说:“谢谢了,还是让我上课吧。”许多人常不解地问他:“吕校长,您这是图啥?”他总是笑笑说:“习惯了,没啥?”
他在插队时学会了木工活,自己购置了一套木工工具,学校的课桌板凳、门窗坏了,他就成了义务修理员。有一次,学校的厕所堵了,粪便流一地,很多人都掩鼻而过,他闻讯后赶去处理,用手把堵塞通道的纸杯等掏出来。在学校住的教师不多,他就主动掌管学校大门的钥匙,不管什么时候,即使是寒冬的深夜,只要有人叫门,他都会毫无怨言地从床上爬起来开门。
一桩桩一件件细小的事情,凸显了吕光忠老师的“大写的人”。
他认为关爱学生是教师的天职,常常拿出自己不多的收入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家住桃花村的陈露,父母双亡,他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为小陈露买来生活用品,并不时带到家中“开小灶”。他义务当起了住校生的生活辅导员,为生活自理能力差的山里娃剪指甲、梳头、洗碗、洗衣,像慈母一样,教会他们生活如何自理。
他原在学校旁建了间土木房,一家人挤在里面生活了几十年。在2009并校时,学校要新建校舍,他家的房子需要拆,他二话没说就配合学校把房子拆了,在学校一间简陋的教室里重新安家,只得到了2000元钱的补助。
“一个精明的上海人,傻到在大山里呆了一辈子,并且没寸地片瓦……”但他淡然处之。心中装着信念,就能淡泊名利,活得坦坦荡荡,生命也因此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