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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至商朝的甲骨文，汉字已知的历史已有3000多年。事实上，甲骨文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文字系统，汉字的源头，恐怕还在更为遥远的新石器时代。那些刻在牛肩胛骨和乌龟壳上的文字，只是由于它们坚硬的载体而被保存了下来;甲骨文之外，应该还有丰富的历史环节。
谈到甲骨文，人们常会觉得它们艰涩难认，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汉字差距很大。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甲骨文与今天的汉字已十分相似，与许多繁体字结构上更是基本一致。我们的汉字就像是棱角突出的山石，被历史的长河慢慢地冲刷成圆润的鹅卵石，一点点发生着形的改变，但却没有质的变化。汉字的一脉相传性，是汉字的重要特征。
最形象的表意符号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前人们使用的是繁体字。对比繁体字与甲骨文，便可看出汉字的奥秘。
马，繁体字为“馬”，甲骨文为“”，活脱脱就是一匹马的形象，背上还有竖立的鬃毛。
启，繁体字为“啟”，甲骨文为“”，画的是一只手打开门扉。（在甲骨文中，“”表示手，“”表示门，而“”则表示门的一扇扉面）后来加一“口”，作“”，渐渐地引申为“开口训导，使人脑袋开窍”的意思。
孕，繁体字亦为“孕”，甲骨文为“”，表示鼓鼓的肚子里有一个小孩。（在甲骨文中，“”表示“子”。）
从商代的甲骨文到近代的繁体字，汉字的细部结构虽在整个字逐渐变得方正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但基本还是保存了最初的形式要素。正如我们仍能从“马”字中隐约看出马形，从“启”字中体会其意那样，不管是甲骨文，还是现代文字，汉字都是让人一目了然的。
汉字是图画一样的表意文字，这是汉字与英文最大的不同。英文是由26个字母组成的长短不一、读音不同的表音文字，而汉字却是一个方块字对应一种发音。从文字的差异，我们可以读出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
最早的汉字，一定与图画有着深刻的渊源，这在汉字中的象形字上反映深刻。比如甲骨文中的鹿、马等字，像文字亦像图画。
然而，单纯的表示某物的象形字并不能表达抽象的概念，这就促使了会意字的产生。会意字，是曲折地运用象形的概念，用简单的笔画描述出意思的重点。
比如“得到”的“得”字，甲骨文作“
”，就像一只手在路口捡到贝壳（上古时期，贝壳是钱币的一种）;又如“玉”字，甲骨文作“
”，三横分别代表天、地、人，中间一条竖线，串联起这三者，先秦人崇尚祭祀，而玉是通天的祭器，能沟通天、地、人三者的就是玉了。
然而，象形字与会意字加起来，还是不能满足人们表述世间万事万物的需求。同一类事物往往包含不同的亚类，如树木的种类很多，单纯的“木”字显然是不够的。当人们在口语上，已经用不同的发音将这些树木区别开来（口头语言几乎都是产生于文字之前），他们想到了利用已有汉字中与这些发音相同的字来代表不同的树木，并将这些字的前面又都加上“木”旁这个表意符号，以区别这些字本身，这就是形声字。形声字由形旁和声旁两部分组成：形旁表“形”，即事物“形”的属性;声旁表“声”，即这个字的读音。比如树木有榆、柳、桃、松等，这些字的“木”字旁就是形旁，表示这些字都与树木有关;“俞”、“卯”、“兆”、“公”等就是声旁，表示这些字的发音分别与“俞”、“卯”、“兆”、“公”相近（在古代，这些字的发音与现在的普通话有差别），以此来相互区分不同的树木。
汉字的源流，是从图画演变成象形字，再用象形概念创造出会意字，进而用象形字和会意字组成丰富多样的形声字的过程。虽然在汉字中，还有许多其它的造字方式，如硬性规定的记号字、同音假借字等，但总体而言，象形、会意和形声是中国汉字的三大主要构造方式。这三种方式，早在殷商甲骨文中就已全部具备。时至今日，文字的数目日益增多，字形逐渐精简，但这三种造字方法始终未被真正抛弃。
贵族专属的初始系统
商至西周，文字是贵族文化的体现。文字的使用主要是为了适应王室处理繁杂政务的需要。在商代，那些熟悉历史和政务、擅长文书的人，多是巫职人员。商代的巫职机构十分庞大，是位高权重的政治核心。甲骨上的占卜文字，自然也是巫师的作品。占卜的内容涉猎广泛，农事、战争、祭祀等最为常见。卜辞的具体内容和格式，翻译成白话，大致是“某年某月某日占卜，今年是否有好收成”诸如此类。占卜的方法，是用火灼烧甲骨，根据其裂纹来解读占卜结果。结果的好坏会被刻在卜辞旁边，有的卜辞旁还会记录占卜的结果最后是否应验。
除了甲骨文以外，青铜器铭文也是商周时期保存下来的文字资料。青铜器是商周贵族使用的祭祀用品或实用器皿，是天子和各级贵族拥有权力与财富的象征。西周是个十分讲求礼制的朝代，对于青铜器这样的贵重物品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例如鼎在使用数量上的规定是：天子使用九鼎;诸侯使用七鼎;大夫使用五鼎;而士只能使用三鼎。青铜器上的铭文，早期是族徽，后来演变为长篇的纪念性文字。比如某位贵族随王征伐，立了战功，王赏赐其青铜，贵族拿这些青铜做了青铜器，就将这件代表家族荣耀的事情铭刻在了青铜器上。铭文的末尾通常以“子子孙孙永保用”几个字作结尾，告诫子孙要好好保管这些青铜器，世代传承下去。
文字的爆发性发展和大混乱
战国时期，教育平民化，民间知识分子十分活跃，对于治国文化出现了诸多探讨，也就是史家常说的“百家争鸣”。这其中，文字作为记载思想的工具，自然少不了戏份。只是在那个传播力有限的封闭时代，印刷术还没有出现，汉字的推广非常有限;另外，当时汉字的数量也很少，许多事物和意思无法表达，这就造成了新生的异体字大行其道的局面。这可以说是文字的爆炸性大发展时期，也可以说是文字的大混乱时期。由于战国时期各国之间往来互通的条件有限，出现了各国文字互不相同的局面。比如，同为“乘”字，秦国写作“”，齐国写作“”，燕国写作“”，楚国写作“”，而晋国却写作“”。甚至很多时候，某国的同一个字，写法也略有差异，例如齐鲁的“陈”字，有时写作“”，有时写作“”，有时写作“”，有时又写作“”。给人感觉，似乎是细微之处可随心所欲，意思表达到了就行。 除了日常用字以外，文字的艺术性也在此时有了极致的发挥。南国尚奇异瑰丽之物，文字也是如此。战国时期的楚越等南方诸国盛行一种细巧华丽的艺术字体——鸟虫书，即在原有的字形基础上，以鸟形和虫形装点线条，使整个字看起来虬曲盘绕，造型气质如楚国的蟠螭纹一般，有着雕缋满眼、浪漫诡谲之美。
秦始皇的小篆与奴隶的隶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有力的大一统王国。秦始皇登基后不久就出台了统一文字的措施。由于秦在统一以前使用的是小篆，统一以后就在全国推行小篆。小篆是以上古文字构造为基础，以圆润规整的曲线为主的字形，十分圆润饱满。秦朝的历史很短暂，它所推崇的文字却比这个朝代的寿命更加短暂。由于小篆不便于书写，秦还未消亡，就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它的艺术性却被后代继承下来，成为中国传统艺术字体的典型代表。大到山间的石刻、小到一方小小的印章，篆刻艺术一直流传至今，成为诸多文人雅士的喜好。
由于秦始皇崇尚法家的治国方略，大兴刑罚，法律公文极多，许多在狱中服劳役的奴隶也被罚誊抄法律公文。然而秦所规定的小篆字体的曲线较多，极不便于快速书写，便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小篆中的曲线变为直线的字体。由于这些字体多是牢狱中的奴隶发明，便被形象地称之为“隶书”。隶书对于小篆的改造，主要是把其中的曲线拉成横平竖直的利落线条，使文字书写起来更便捷，更符合人手书写的规律。隶书在中国盛行的时间为秦至魏晋。今天，湖南等地出土了许多秦汉三国的简牍，上面的文字就是隶书。
汉代是汉字的基本定型时期，他们所使用的隶书已经与新中国建立以前的繁体字大致相当。在汉代，人们仍会学习小篆，却已不认识秦以前的战国文字。汉代皇帝推崇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把它们作为治国的理论基础。五经本为先秦时期的作品，由于那时还没有规范的出版业，五经流传到汉代，很多字句已经发生了讹变，经过一些庸俗儒者断章取义的解释就显得更加“玄乎”。
汉武帝时期，位于齐鲁之地的鲁恭王拆除孔子旧宅，在夹墙中发现了用战国文字书写的《书》《礼》《论语》等书籍，字句与汉代五经多有不同，这就进一步激发了关于五经本意的争论。古人多尚古，认为先秦由孔子整理的五经才是真正的经典;然而汉代学者已不认识先秦文字，他们把那些形状怪异的文字叫做“蝌蚪文”。既不认识“蝌蚪文”，又如何了解五经的原貌呢？参与校对、整理五经的学者许慎，下定决心从最基本的单字入手，研究每一个汉字的渊源流变，认清古文五经上的每一个文字，以求贯通古代圣贤留下的五经的真意。由于古文字材料比较少，许慎只好从秦代的小篆入手，向上古推溯。他用近40年的时间写就了一本以小篆分析上古造字之源的字书——《说文解字》，里面记载了9353个小篆字形。《说文解字》是中国的第一部字典，也是一部影响极大的古文字学研究专著。正是由于《说文解字》的流传，我们今天想要查找某一个汉字的小篆写法就变得颇为轻松。
形体美的成熟
魏晋时期，随着人们在书写汉字时对美与便利的追求，汉字的字体进一步演化为楷书。从隶书到楷书字形结构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在书写时把隶书的波势挑法改为定型的勾撇，使字形更加方正平直，字体更加美观，书写更为简便。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字隶转楷的主要时期，隶书转变为楷书事实上是一种汉字的美化过程，这与这一时期书法艺术意识的勃兴是息息相关的。从曹魏到南北朝，可谓书法名家辈出，除了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等人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外，其他的如卫觊、卫瓘、索靖、卫恒、陆机、羊欣、王僧虔、陶弘景等更是不胜枚举。从东汉至宋齐梁陈，共四十八帝，其中就有二十八帝是书法家。这一时期，书法理论著作也大量问世，许多书法理论和书写技巧被提出并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国的书法艺术在这一时期已经趋向成熟。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颁布了《开元文字音义》一书，这是对汉字字形的一次标准化统一，书中的字体就是楷书。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本书已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法寻觅了。至唐代，汉字的字形与字体已基本确立，唐代的汉字看上去已经与新中国建立前的繁体字基本一致。
同魏晋统治者一样，唐代的皇帝也十分重视书法。《新唐书》卷45《选举志下》载：“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身”、“言”、“书”、“判”是唐朝士人通过地方上的层层考核之后进入最后的选拔阶段，即吏部铨选后，所要经受的四重考量。“身”，指身材要高大英俊; “言”，即要颇善言辞;“书”，指要能写一手漂亮的楷书;“判”，指文章要写得好，要有逻辑。可见在唐代，士人要谋取功名，一手遒劲漂亮的楷书是必不可少的。
许多人认为，汉字的形体是中国人审美情趣的一种反映，而中国的书法艺术更是将这种审美趣味放大开来，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
中国书法中有一条著名的原则叫“间架”。一个字的诸多笔画之中，我们总是选择一个主要的横笔或竖笔，或一个封口的方框，为其余笔画提供一个依靠。这一笔必须写得有力，横和竖要写得长一些，比其它笔画更为明显。有了这个主要笔画作为依托，其余笔画就可以围绕在它周围或由此发散开去。这一构形方式，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也体现明显。那些墙壁中的柱子，或是屋顶下的大梁小椽，并不羞藏起来，反而坦诚地表露自己，成为建筑物造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喜欢看见这些标志着建筑基本格局的结构线条，就像喜欢看汉字书法中富有韵律的生动线条一样。汉字的线条美，在本质上与中国古代建筑的线条美有着诸多相通之处。
近代简体字改革
在中国古代，能识字、会写字一直被认为是有文化的标志。按照古代的学制，儿童入学后，首先学的就是认字，《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都是认字的教材。在汉代，年满十七岁的学生，能背诵、讲解、书写九千个字以上的才能当上官吏。在唐代，明经和进士是科举考试的两门主要科目，应明经考试者主修经籍大义，应进士考试者主修诗文，而书法则是两者都必须学习的。 到了近代，随着中国在国际局势中陷入被动局面，诸多改革者认为，民智未开是国家羸弱的主因，而民众教育的低下，则是由于知识的传播载体——汉字过于繁难，不如西方的英文易学易识。因此，有人提出应把汉字改造成西方英文那样的拼音文字，以教导底层民众。要创造一种新的表音文字并推广开来不太可能。于是，折中的简体字运动兴起了。提出简化汉字，是改革者在面对拼音文字难以推行于世的社会现实面前，所做的一种变通之举。事实上，在古代，汉字就已经产生了很多简化的俗体写法，如“體作体，燈作灯，歸作归”。近代的汉字简化运动，只是在以往民间所用俗体字的基础上，由学者进行大规模的整理和倡用。
这一运动最重要的倡导者，就是当时在北京任教的著名语言文字专家钱玄同，简体字主要由他负责采择。他在《新青年》上发文说：“我是很高兴做这件事的。现在打定主意，从1920年1月起，来做一部书，选取普通常用的字约三千左右，凡笔画复杂的，都定他一个较简单的写法，而十画以内的字，如其没有更简单的写法，也可以不必改。”钱玄同主张简体字应该采择固有的字，少使用新造的字，因为行用固有的简体字，可免去社会争执。至于简体字的推行，钱玄同认为，学校的学生从进学校起就应认识简体字，而无须再学习正体字。学过正体字的学生，应把习字课的时间用于改认和改习新字。
1935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又决议暂缓推行简体字。
化繁为简的践行
一场关于革新汉字的风波在近代风雨飘摇的政坛和硝烟弥漫的战火中不了了之。新中国成立后，将这种诉求再一次提上日程。
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成立，开始草拟汉字简化方案。1955年12月，文化部和文改会共同发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6年1月，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从1956年至1959年，简化字是分批推行的，边推行边修改，不断推出新的规定。化繁为简的改革不但经历了数不清的繁琐细碎，也耗费了漫长的年月。
1964年，文改会根据新规定编印了《简化字总表》。1965年1月，文化部、文改会联合发布了《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规定了6196个汉字的印刷通用字体的标准字形，即宋体，使印刷体尽可能接近手写楷书。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简化字总表》和《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就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汉字的规范。
细数下来，关于“汉字是否应该简化”的讨论，从近代开始到现代，已经持续了近一百年。有人强调繁体字的文化性，也有人强调简体字的实用性。诚然，汉字这种承载了数千年中国文化的文字系统，无疑是世界文化史上一个活着的奇迹，值得继续保留。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相对而言，“发”、“礼”、“听”比起“發”、“禮”、“聽”等字确实要轻省方便许多。正是由于汉字的文化厚重性与其工具性之间发生了冲突，才引发了人们关于繁体字与简体字的讨论。
纵观汉字三千年，文字的统一规范由政府来操持，但字形的精简流变却大多离不开民众的选择。汉字的走向如何，自然也离不开这两方的契合。
谈到甲骨文，人们常会觉得它们艰涩难认，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汉字差距很大。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甲骨文与今天的汉字已十分相似，与许多繁体字结构上更是基本一致。我们的汉字就像是棱角突出的山石，被历史的长河慢慢地冲刷成圆润的鹅卵石，一点点发生着形的改变，但却没有质的变化。汉字的一脉相传性，是汉字的重要特征。
最形象的表意符号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前人们使用的是繁体字。对比繁体字与甲骨文，便可看出汉字的奥秘。
马，繁体字为“馬”，甲骨文为“”，活脱脱就是一匹马的形象，背上还有竖立的鬃毛。
启，繁体字为“啟”，甲骨文为“”，画的是一只手打开门扉。（在甲骨文中，“”表示手，“”表示门，而“”则表示门的一扇扉面）后来加一“口”，作“”，渐渐地引申为“开口训导，使人脑袋开窍”的意思。
孕，繁体字亦为“孕”，甲骨文为“”，表示鼓鼓的肚子里有一个小孩。（在甲骨文中，“”表示“子”。）
从商代的甲骨文到近代的繁体字，汉字的细部结构虽在整个字逐渐变得方正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但基本还是保存了最初的形式要素。正如我们仍能从“马”字中隐约看出马形，从“启”字中体会其意那样，不管是甲骨文，还是现代文字，汉字都是让人一目了然的。
汉字是图画一样的表意文字，这是汉字与英文最大的不同。英文是由26个字母组成的长短不一、读音不同的表音文字，而汉字却是一个方块字对应一种发音。从文字的差异，我们可以读出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
最早的汉字，一定与图画有着深刻的渊源，这在汉字中的象形字上反映深刻。比如甲骨文中的鹿、马等字，像文字亦像图画。
然而，单纯的表示某物的象形字并不能表达抽象的概念，这就促使了会意字的产生。会意字，是曲折地运用象形的概念，用简单的笔画描述出意思的重点。
比如“得到”的“得”字，甲骨文作“
”，就像一只手在路口捡到贝壳（上古时期，贝壳是钱币的一种）;又如“玉”字，甲骨文作“”，三横分别代表天、地、人，中间一条竖线，串联起这三者，先秦人崇尚祭祀，而玉是通天的祭器，能沟通天、地、人三者的就是玉了。
然而，象形字与会意字加起来，还是不能满足人们表述世间万事万物的需求。同一类事物往往包含不同的亚类，如树木的种类很多，单纯的“木”字显然是不够的。当人们在口语上，已经用不同的发音将这些树木区别开来（口头语言几乎都是产生于文字之前），他们想到了利用已有汉字中与这些发音相同的字来代表不同的树木，并将这些字的前面又都加上“木”旁这个表意符号，以区别这些字本身，这就是形声字。形声字由形旁和声旁两部分组成：形旁表“形”，即事物“形”的属性;声旁表“声”，即这个字的读音。比如树木有榆、柳、桃、松等，这些字的“木”字旁就是形旁，表示这些字都与树木有关;“俞”、“卯”、“兆”、“公”等就是声旁，表示这些字的发音分别与“俞”、“卯”、“兆”、“公”相近（在古代，这些字的发音与现在的普通话有差别），以此来相互区分不同的树木。
汉字的源流，是从图画演变成象形字，再用象形概念创造出会意字，进而用象形字和会意字组成丰富多样的形声字的过程。虽然在汉字中，还有许多其它的造字方式，如硬性规定的记号字、同音假借字等，但总体而言，象形、会意和形声是中国汉字的三大主要构造方式。这三种方式，早在殷商甲骨文中就已全部具备。时至今日，文字的数目日益增多，字形逐渐精简，但这三种造字方法始终未被真正抛弃。
贵族专属的初始系统
商至西周，文字是贵族文化的体现。文字的使用主要是为了适应王室处理繁杂政务的需要。在商代，那些熟悉历史和政务、擅长文书的人，多是巫职人员。商代的巫职机构十分庞大，是位高权重的政治核心。甲骨上的占卜文字，自然也是巫师的作品。占卜的内容涉猎广泛，农事、战争、祭祀等最为常见。卜辞的具体内容和格式，翻译成白话，大致是“某年某月某日占卜，今年是否有好收成”诸如此类。占卜的方法，是用火灼烧甲骨，根据其裂纹来解读占卜结果。结果的好坏会被刻在卜辞旁边，有的卜辞旁还会记录占卜的结果最后是否应验。
除了甲骨文以外，青铜器铭文也是商周时期保存下来的文字资料。青铜器是商周贵族使用的祭祀用品或实用器皿，是天子和各级贵族拥有权力与财富的象征。西周是个十分讲求礼制的朝代，对于青铜器这样的贵重物品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例如鼎在使用数量上的规定是：天子使用九鼎;诸侯使用七鼎;大夫使用五鼎;而士只能使用三鼎。青铜器上的铭文，早期是族徽，后来演变为长篇的纪念性文字。比如某位贵族随王征伐，立了战功，王赏赐其青铜，贵族拿这些青铜做了青铜器，就将这件代表家族荣耀的事情铭刻在了青铜器上。铭文的末尾通常以“子子孙孙永保用”几个字作结尾，告诫子孙要好好保管这些青铜器，世代传承下去。
文字的爆发性发展和大混乱
战国时期，教育平民化，民间知识分子十分活跃，对于治国文化出现了诸多探讨，也就是史家常说的“百家争鸣”。这其中，文字作为记载思想的工具，自然少不了戏份。只是在那个传播力有限的封闭时代，印刷术还没有出现，汉字的推广非常有限;另外，当时汉字的数量也很少，许多事物和意思无法表达，这就造成了新生的异体字大行其道的局面。这可以说是文字的爆炸性大发展时期，也可以说是文字的大混乱时期。由于战国时期各国之间往来互通的条件有限，出现了各国文字互不相同的局面。比如，同为“乘”字，秦国写作“”，齐国写作“”，燕国写作“”，楚国写作“”，而晋国却写作“”。甚至很多时候，某国的同一个字，写法也略有差异，例如齐鲁的“陈”字，有时写作“”，有时写作“”，有时写作“”，有时又写作“”。给人感觉，似乎是细微之处可随心所欲，意思表达到了就行。 除了日常用字以外，文字的艺术性也在此时有了极致的发挥。南国尚奇异瑰丽之物，文字也是如此。战国时期的楚越等南方诸国盛行一种细巧华丽的艺术字体——鸟虫书，即在原有的字形基础上，以鸟形和虫形装点线条，使整个字看起来虬曲盘绕，造型气质如楚国的蟠螭纹一般，有着雕缋满眼、浪漫诡谲之美。
秦始皇的小篆与奴隶的隶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有力的大一统王国。秦始皇登基后不久就出台了统一文字的措施。由于秦在统一以前使用的是小篆，统一以后就在全国推行小篆。小篆是以上古文字构造为基础，以圆润规整的曲线为主的字形，十分圆润饱满。秦朝的历史很短暂，它所推崇的文字却比这个朝代的寿命更加短暂。由于小篆不便于书写，秦还未消亡，就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它的艺术性却被后代继承下来，成为中国传统艺术字体的典型代表。大到山间的石刻、小到一方小小的印章，篆刻艺术一直流传至今，成为诸多文人雅士的喜好。
由于秦始皇崇尚法家的治国方略，大兴刑罚，法律公文极多，许多在狱中服劳役的奴隶也被罚誊抄法律公文。然而秦所规定的小篆字体的曲线较多，极不便于快速书写，便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小篆中的曲线变为直线的字体。由于这些字体多是牢狱中的奴隶发明，便被形象地称之为“隶书”。隶书对于小篆的改造，主要是把其中的曲线拉成横平竖直的利落线条，使文字书写起来更便捷，更符合人手书写的规律。隶书在中国盛行的时间为秦至魏晋。今天，湖南等地出土了许多秦汉三国的简牍，上面的文字就是隶书。
汉代是汉字的基本定型时期，他们所使用的隶书已经与新中国建立以前的繁体字大致相当。在汉代，人们仍会学习小篆，却已不认识秦以前的战国文字。汉代皇帝推崇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把它们作为治国的理论基础。五经本为先秦时期的作品，由于那时还没有规范的出版业，五经流传到汉代，很多字句已经发生了讹变，经过一些庸俗儒者断章取义的解释就显得更加“玄乎”。
汉武帝时期，位于齐鲁之地的鲁恭王拆除孔子旧宅，在夹墙中发现了用战国文字书写的《书》《礼》《论语》等书籍，字句与汉代五经多有不同，这就进一步激发了关于五经本意的争论。古人多尚古，认为先秦由孔子整理的五经才是真正的经典;然而汉代学者已不认识先秦文字，他们把那些形状怪异的文字叫做“蝌蚪文”。既不认识“蝌蚪文”，又如何了解五经的原貌呢？参与校对、整理五经的学者许慎，下定决心从最基本的单字入手，研究每一个汉字的渊源流变，认清古文五经上的每一个文字，以求贯通古代圣贤留下的五经的真意。由于古文字材料比较少，许慎只好从秦代的小篆入手，向上古推溯。他用近40年的时间写就了一本以小篆分析上古造字之源的字书——《说文解字》，里面记载了9353个小篆字形。《说文解字》是中国的第一部字典，也是一部影响极大的古文字学研究专著。正是由于《说文解字》的流传，我们今天想要查找某一个汉字的小篆写法就变得颇为轻松。
形体美的成熟
魏晋时期，随着人们在书写汉字时对美与便利的追求，汉字的字体进一步演化为楷书。从隶书到楷书字形结构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在书写时把隶书的波势挑法改为定型的勾撇，使字形更加方正平直，字体更加美观，书写更为简便。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字隶转楷的主要时期，隶书转变为楷书事实上是一种汉字的美化过程，这与这一时期书法艺术意识的勃兴是息息相关的。从曹魏到南北朝，可谓书法名家辈出，除了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等人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外，其他的如卫觊、卫瓘、索靖、卫恒、陆机、羊欣、王僧虔、陶弘景等更是不胜枚举。从东汉至宋齐梁陈，共四十八帝，其中就有二十八帝是书法家。这一时期，书法理论著作也大量问世，许多书法理论和书写技巧被提出并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国的书法艺术在这一时期已经趋向成熟。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颁布了《开元文字音义》一书，这是对汉字字形的一次标准化统一，书中的字体就是楷书。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本书已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法寻觅了。至唐代，汉字的字形与字体已基本确立，唐代的汉字看上去已经与新中国建立前的繁体字基本一致。
同魏晋统治者一样，唐代的皇帝也十分重视书法。《新唐书》卷45《选举志下》载：“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身”、“言”、“书”、“判”是唐朝士人通过地方上的层层考核之后进入最后的选拔阶段，即吏部铨选后，所要经受的四重考量。“身”，指身材要高大英俊; “言”，即要颇善言辞;“书”，指要能写一手漂亮的楷书;“判”，指文章要写得好，要有逻辑。可见在唐代，士人要谋取功名，一手遒劲漂亮的楷书是必不可少的。
许多人认为，汉字的形体是中国人审美情趣的一种反映，而中国的书法艺术更是将这种审美趣味放大开来，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
中国书法中有一条著名的原则叫“间架”。一个字的诸多笔画之中，我们总是选择一个主要的横笔或竖笔，或一个封口的方框，为其余笔画提供一个依靠。这一笔必须写得有力，横和竖要写得长一些，比其它笔画更为明显。有了这个主要笔画作为依托，其余笔画就可以围绕在它周围或由此发散开去。这一构形方式，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也体现明显。那些墙壁中的柱子，或是屋顶下的大梁小椽，并不羞藏起来，反而坦诚地表露自己，成为建筑物造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喜欢看见这些标志着建筑基本格局的结构线条，就像喜欢看汉字书法中富有韵律的生动线条一样。汉字的线条美，在本质上与中国古代建筑的线条美有着诸多相通之处。
近代简体字改革
在中国古代，能识字、会写字一直被认为是有文化的标志。按照古代的学制，儿童入学后，首先学的就是认字，《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都是认字的教材。在汉代，年满十七岁的学生，能背诵、讲解、书写九千个字以上的才能当上官吏。在唐代，明经和进士是科举考试的两门主要科目，应明经考试者主修经籍大义，应进士考试者主修诗文，而书法则是两者都必须学习的。 到了近代，随着中国在国际局势中陷入被动局面，诸多改革者认为，民智未开是国家羸弱的主因，而民众教育的低下，则是由于知识的传播载体——汉字过于繁难，不如西方的英文易学易识。因此，有人提出应把汉字改造成西方英文那样的拼音文字，以教导底层民众。要创造一种新的表音文字并推广开来不太可能。于是，折中的简体字运动兴起了。提出简化汉字，是改革者在面对拼音文字难以推行于世的社会现实面前，所做的一种变通之举。事实上，在古代，汉字就已经产生了很多简化的俗体写法，如“體作体，燈作灯，歸作归”。近代的汉字简化运动，只是在以往民间所用俗体字的基础上，由学者进行大规模的整理和倡用。
这一运动最重要的倡导者，就是当时在北京任教的著名语言文字专家钱玄同，简体字主要由他负责采择。他在《新青年》上发文说：“我是很高兴做这件事的。现在打定主意，从1920年1月起，来做一部书，选取普通常用的字约三千左右，凡笔画复杂的，都定他一个较简单的写法，而十画以内的字，如其没有更简单的写法，也可以不必改。”钱玄同主张简体字应该采择固有的字，少使用新造的字，因为行用固有的简体字，可免去社会争执。至于简体字的推行，钱玄同认为，学校的学生从进学校起就应认识简体字，而无须再学习正体字。学过正体字的学生，应把习字课的时间用于改认和改习新字。
1935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又决议暂缓推行简体字。
化繁为简的践行
一场关于革新汉字的风波在近代风雨飘摇的政坛和硝烟弥漫的战火中不了了之。新中国成立后，将这种诉求再一次提上日程。
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成立，开始草拟汉字简化方案。1955年12月，文化部和文改会共同发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6年1月，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从1956年至1959年，简化字是分批推行的，边推行边修改，不断推出新的规定。化繁为简的改革不但经历了数不清的繁琐细碎，也耗费了漫长的年月。
1964年，文改会根据新规定编印了《简化字总表》。1965年1月，文化部、文改会联合发布了《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规定了6196个汉字的印刷通用字体的标准字形，即宋体，使印刷体尽可能接近手写楷书。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简化字总表》和《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就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汉字的规范。
细数下来，关于“汉字是否应该简化”的讨论，从近代开始到现代，已经持续了近一百年。有人强调繁体字的文化性，也有人强调简体字的实用性。诚然，汉字这种承载了数千年中国文化的文字系统，无疑是世界文化史上一个活着的奇迹，值得继续保留。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相对而言，“发”、“礼”、“听”比起“發”、“禮”、“聽”等字确实要轻省方便许多。正是由于汉字的文化厚重性与其工具性之间发生了冲突，才引发了人们关于繁体字与简体字的讨论。
纵观汉字三千年，文字的统一规范由政府来操持，但字形的精简流变却大多离不开民众的选择。汉字的走向如何，自然也离不开这两方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