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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教的人不能研究宗教，如同一个基督教徒不可能探讨耶稣是否存在的问题。也正如马克思说的，跪着的人看别人，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至少不客观。人要相信自己，匍匐在偶像下面，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和自由的人。”
有这样一位老人，在耄耋之年出山担任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广告代言人，为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奔走呼告。他在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力仅为0.1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工作，主持编写工程浩大的典籍《中华大典》与《中华大藏经》。
捍卫“儒教就是宗教”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他没想到在这里一呆便是20余年，直到1987年调至北京图书馆（后更名为国家图书馆）任馆长。
1956年，他成为了一名北大教授，但在1957年一个有关哲学史定义的会议上，他的发言被一些专门打棍子的“学霸”批判为修正主义。
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指基督教）有没有人研究？任答，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于是，毛泽东评价任继愈是“凤毛麟角”。
1963年冬天，周恩来访问非洲14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在这个报告上，毛泽东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惟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因为有了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但不久“文革”开始，任继愈经过几番波折后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文革”后，任继愈从河南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上世纪80年代，他重新提出了“儒教说”，并在他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
在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从《从儒家到儒教》、《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佛教向儒教靠拢》、《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著作上，他详细地阐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任继愈的“儒教就是宗教”的学说，在学术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并由此引起了近20年的哲学大讨论。这个论点已经慢慢地被人认同，而这种认同感，又直接与华人的自我文化价值认同紧密相连。
目前在学界，公认任继愈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则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决不下于佛教。
“小长征”奠定学术走向
1916年，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少将，保定军校毕业的，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意思，希望我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没想到我日后走偏了这条道。”
任继愈的中学是在北平大学附属中学读的。在这里，他遇到了几位对他国文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语文教师：任今才、刘伯敭、张希之。有意思的是，这些让他感激一辈子的恩师，几乎都是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或哲学系毕业的。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虽然这所中学只办了4年，但让任继愈难忘的是，北平大学附属中学不提倡“读死书，死读书”，而且对学生的户籍、爱好和身份都不加限制。
1934年，任继愈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让他感到略微不安的是不知道读完哲学后，自己应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任继愈说：“当时进哲学系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奉当时教育部之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云南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经过了体检、写志愿书、打防疫针一系列程序之后，200多名师生或短衣绑腿，或长袍礼帽，浩浩荡荡开始了这次“小长征”。此次行程历经60余天、1400多里路。尽管步行艰苦、风餐露宿，湘西一带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所幸的是土匪看他们是知识分子，也不再为难。但这次旅行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敲击着这位年轻的学子的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于是，任继愈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他从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脚步从未停止过。
西南联大位于大后方，聚集了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学术气氛浓厚。最让任继愈怀念的是学校风气比较开放、民主气氛浓厚，每天晚上有学术报告，讲文学、讲政治等，还有话剧团、诗朗诵。“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各界人士都经过昆明，在此讲学。徐悲鸿曾经在西南联大讲过他的俄国之行，杜聿明将军讲在缅甸攻克密支那城消灭日军的经过，也有一些外国教授如牛津大学的道济教授也来这里介绍牛津大学。学生们在正规的课程以外，不断吸收书本以外的知识，开阔视野。”
时光荏苒，当年的年轻人已进耄耋之年，任继愈依旧对哲学寄予厚望：经济越发展，人们看问题越深入，哲学的任务越重大。
半个世纪文化苦旅
任北京图书馆馆长18年，任继愈从未停止对图书的“建设”添砖加瓦。“书是让人阅读的，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同，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他最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的《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是金代民间募资刻印的佛藏。1933年，范成法师在广胜上寺弥陀殿的12个藏经柜中发现了这套藏经，在国际学术界引发轰动。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赵城后，对这部珍贵典籍虎视眈眈。为了《赵城金藏》的安全，广胜寺力空法师向八路军求助。在当时的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指示下，连夜组织人在烽火硝烟中冒着生命危险将《赵城金藏》运出，历经辗转，最后藏在窑洞内，终使国宝珍品得以保全。1945年日寇投降后，《赵城金藏》被交给北方大学保管，时任校长的范文澜派专人守护，年年晾晒。1949年北平解放后，《赵城金藏》被移交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1949年4月30日，当4300多卷、9大包《赵城金藏》运抵北平时，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潮烂断缺，粘连成块，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用蒸汽蒸后，再一张张揭开。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
有趣的是，任继愈担任北图馆长后，认为珍贵古书仅仅保存完好还不够，还要开发利用，让更多的人可以阅读。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佛经作为对比参照，编辑《中华大藏经》。现在，任继愈又在致力于《中华大藏经》的续编工程。
此外，任继愈还十分重视珍贵手稿的收藏，因为手稿仅有一份，作者涂改的部分特别有研究价值。鲁迅、冰心、闻一多的手稿国图都有收藏。“文革”时期，巴金想将自己的手稿转移，但在当时没有人敢接收，后来由国图收藏。北师大的黎锦熙教授是毛泽东高中时的老师，因此特殊身份，他的全部藏书和手稿在“文革”时期得以幸免。任继愈说，后来也由国图买下收藏，这些珍贵的手稿都日后的研究均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古籍整理是一件与名利无关的事，任继愈多年来孜孜以求，却每每感叹于事业后继乏人。
“人才成长是当务之急，古籍整理工作难学又枯燥，愿意坐冷板凳的青年越来越少，感到有些青黄不接。国家培养的第一批古籍整理人才，现在都挑起了重担，成了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当年的青年今天也已五六十岁，当年的中年骨干如今已经七八十左右，几年之内，都到退休年龄或离开工作岗位了。”任继愈说，现在学风比较浮躁，“古籍整理不能急于求成，搞短平快不行。古籍整理是深加工，我们不是出铁矿砂，而是要出钢材。”
2005年8月底，举行的《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编纂出版座谈会上，任继愈直言，国图的“博士生文库”收录了全国各地的大量博士生论文，读后却发现不少论文语法不通，标点不对，内容也有问题，可以看出近10年来博士生论文的质量在下降。“现代汉语尚且如此，古汉语的素质更让人不敢恭维。”在座谈会上任继愈与冯其庸、金开诚等学者都对学术界国学素养的普遍滑坡表示担忧。任继愈说，现在甚至连大学教授都看不懂相关专业的古代文献，像《大中华文库》这样的古代典籍翻译出版工程，将来很可能面临着因为人才缺乏而难以为继的危机。
尽管从馆长的任上退下来，任继愈并没有完全赋闲在家，依然牵挂着国图的古籍整理工作，这里的每部珍藏似乎都融进了他的身心。每周一、四的上午在办公室照样处理日常事务，接待访客。其他的时间就都放在《中华大典》和《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工作上。
任继愈说，不要老是关注自己的身体，顺其自然就好。年轻时他喜欢运动，初中时喜欢打篮球，高中时喜欢打网球，大学时喜欢打乒乓球，他诙谐地说：“球越打越小”，现在仍爱看足球赛，只是失望于“中国的足球缺少灵魂”。他还喜欢听西方古典音乐，却不很欣赏中国古典音乐，感到其中多为田园风味，缺乏气魄，是小农经济的产物。
在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了20多年，任继愈不信任何教派。“信教的人不能研究宗教，如同一个基督教徒不可能探讨耶稣是否存在的问题。也正如马克思说的，跪着的人看别人，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至少不客观。人要相信自己，匍匐在偶像下面，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和自由的人。”
有这样一位老人，在耄耋之年出山担任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广告代言人，为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奔走呼告。他在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力仅为0.1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工作，主持编写工程浩大的典籍《中华大典》与《中华大藏经》。
捍卫“儒教就是宗教”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他没想到在这里一呆便是20余年，直到1987年调至北京图书馆（后更名为国家图书馆）任馆长。
1956年，他成为了一名北大教授，但在1957年一个有关哲学史定义的会议上，他的发言被一些专门打棍子的“学霸”批判为修正主义。
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指基督教）有没有人研究？任答，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于是，毛泽东评价任继愈是“凤毛麟角”。
1963年冬天，周恩来访问非洲14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在这个报告上，毛泽东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惟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因为有了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但不久“文革”开始，任继愈经过几番波折后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文革”后，任继愈从河南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上世纪80年代，他重新提出了“儒教说”，并在他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
在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从《从儒家到儒教》、《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佛教向儒教靠拢》、《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著作上，他详细地阐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任继愈的“儒教就是宗教”的学说，在学术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并由此引起了近20年的哲学大讨论。这个论点已经慢慢地被人认同，而这种认同感，又直接与华人的自我文化价值认同紧密相连。
目前在学界，公认任继愈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则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决不下于佛教。
“小长征”奠定学术走向
1916年，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少将，保定军校毕业的，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意思，希望我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没想到我日后走偏了这条道。”
任继愈的中学是在北平大学附属中学读的。在这里，他遇到了几位对他国文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语文教师：任今才、刘伯敭、张希之。有意思的是，这些让他感激一辈子的恩师，几乎都是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或哲学系毕业的。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虽然这所中学只办了4年，但让任继愈难忘的是，北平大学附属中学不提倡“读死书，死读书”，而且对学生的户籍、爱好和身份都不加限制。
1934年，任继愈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让他感到略微不安的是不知道读完哲学后，自己应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任继愈说：“当时进哲学系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奉当时教育部之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云南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经过了体检、写志愿书、打防疫针一系列程序之后，200多名师生或短衣绑腿，或长袍礼帽，浩浩荡荡开始了这次“小长征”。此次行程历经60余天、1400多里路。尽管步行艰苦、风餐露宿，湘西一带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所幸的是土匪看他们是知识分子，也不再为难。但这次旅行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敲击着这位年轻的学子的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于是，任继愈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他从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脚步从未停止过。
西南联大位于大后方，聚集了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学术气氛浓厚。最让任继愈怀念的是学校风气比较开放、民主气氛浓厚，每天晚上有学术报告，讲文学、讲政治等，还有话剧团、诗朗诵。“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各界人士都经过昆明，在此讲学。徐悲鸿曾经在西南联大讲过他的俄国之行，杜聿明将军讲在缅甸攻克密支那城消灭日军的经过，也有一些外国教授如牛津大学的道济教授也来这里介绍牛津大学。学生们在正规的课程以外，不断吸收书本以外的知识，开阔视野。”
时光荏苒，当年的年轻人已进耄耋之年，任继愈依旧对哲学寄予厚望：经济越发展，人们看问题越深入，哲学的任务越重大。
半个世纪文化苦旅
任北京图书馆馆长18年，任继愈从未停止对图书的“建设”添砖加瓦。“书是让人阅读的，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同，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他最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的《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是金代民间募资刻印的佛藏。1933年，范成法师在广胜上寺弥陀殿的12个藏经柜中发现了这套藏经，在国际学术界引发轰动。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赵城后，对这部珍贵典籍虎视眈眈。为了《赵城金藏》的安全，广胜寺力空法师向八路军求助。在当时的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指示下，连夜组织人在烽火硝烟中冒着生命危险将《赵城金藏》运出，历经辗转，最后藏在窑洞内，终使国宝珍品得以保全。1945年日寇投降后，《赵城金藏》被交给北方大学保管，时任校长的范文澜派专人守护，年年晾晒。1949年北平解放后，《赵城金藏》被移交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1949年4月30日，当4300多卷、9大包《赵城金藏》运抵北平时，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潮烂断缺，粘连成块，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用蒸汽蒸后，再一张张揭开。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
有趣的是，任继愈担任北图馆长后，认为珍贵古书仅仅保存完好还不够，还要开发利用，让更多的人可以阅读。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佛经作为对比参照，编辑《中华大藏经》。现在，任继愈又在致力于《中华大藏经》的续编工程。
此外，任继愈还十分重视珍贵手稿的收藏，因为手稿仅有一份，作者涂改的部分特别有研究价值。鲁迅、冰心、闻一多的手稿国图都有收藏。“文革”时期，巴金想将自己的手稿转移，但在当时没有人敢接收，后来由国图收藏。北师大的黎锦熙教授是毛泽东高中时的老师，因此特殊身份，他的全部藏书和手稿在“文革”时期得以幸免。任继愈说，后来也由国图买下收藏，这些珍贵的手稿都日后的研究均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古籍整理是一件与名利无关的事，任继愈多年来孜孜以求，却每每感叹于事业后继乏人。
“人才成长是当务之急，古籍整理工作难学又枯燥，愿意坐冷板凳的青年越来越少，感到有些青黄不接。国家培养的第一批古籍整理人才，现在都挑起了重担，成了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当年的青年今天也已五六十岁，当年的中年骨干如今已经七八十左右，几年之内，都到退休年龄或离开工作岗位了。”任继愈说，现在学风比较浮躁，“古籍整理不能急于求成，搞短平快不行。古籍整理是深加工，我们不是出铁矿砂，而是要出钢材。”
2005年8月底，举行的《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编纂出版座谈会上，任继愈直言，国图的“博士生文库”收录了全国各地的大量博士生论文，读后却发现不少论文语法不通，标点不对，内容也有问题，可以看出近10年来博士生论文的质量在下降。“现代汉语尚且如此，古汉语的素质更让人不敢恭维。”在座谈会上任继愈与冯其庸、金开诚等学者都对学术界国学素养的普遍滑坡表示担忧。任继愈说，现在甚至连大学教授都看不懂相关专业的古代文献，像《大中华文库》这样的古代典籍翻译出版工程，将来很可能面临着因为人才缺乏而难以为继的危机。
尽管从馆长的任上退下来，任继愈并没有完全赋闲在家，依然牵挂着国图的古籍整理工作，这里的每部珍藏似乎都融进了他的身心。每周一、四的上午在办公室照样处理日常事务，接待访客。其他的时间就都放在《中华大典》和《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工作上。
任继愈说，不要老是关注自己的身体，顺其自然就好。年轻时他喜欢运动，初中时喜欢打篮球，高中时喜欢打网球，大学时喜欢打乒乓球，他诙谐地说：“球越打越小”，现在仍爱看足球赛，只是失望于“中国的足球缺少灵魂”。他还喜欢听西方古典音乐，却不很欣赏中国古典音乐，感到其中多为田园风味，缺乏气魄，是小农经济的产物。
在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了20多年，任继愈不信任何教派。“信教的人不能研究宗教，如同一个基督教徒不可能探讨耶稣是否存在的问题。也正如马克思说的，跪着的人看别人，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至少不客观。人要相信自己，匍匐在偶像下面，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和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