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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70年后，那场人类历史上最宏大、最惨烈的战争，仍在法国公众的集体记忆中挥之不去。在国家被纳粹铁蹄践踏的岁月里，作为战时年代为数不多的亮色，法国地下抵抗者为了国家和个人的自由，为后世留下了无数兼具英雄主义和悲剧气息的故事。
曾任二战欧洲盟军总司令的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向法国抵抗运动致敬：“我们在法国内部的伙伴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没有他们的巨大帮助，解放法国和打败纳粹的战争将持续更长时间，造成更大损失。”但即便如此，随着亲历者慢慢凋零，在法国当下的主流叙事中，抵抗者的个人经历特别是出身背景，似乎正被有意无意地淡化甚至抹消。
性别和身份并不重要
在打破沉默、讲述亲身经历的前一晚，出生在巴黎的犹太人夏洛特梦回战争年代，仿佛看到了抵抗组织的成员像孩子般整整齐齐地坐在地板上，她自己则站在人群背后。夏洛特今年90岁，如果其他伙伴还活着，应该都已年至耄耋。
1940年，法国沦陷于希特勒之手。17岁那年，夏洛特在尼斯加入了抵抗组织。她伪造了上千份证件，把被占领当局迫害的犹太儿童送往法国和瑞士边境。1944年7月，盖世太保逮捕了这个小组里的24名成员，夏洛特遂加入另一个独立联络小组，开始为犹太人抵抗组织购买和输送武器。有一次，她在纳粹党卫军举行会议的电影院埋设了炸药。
据美国“The Forward”网站报道，在类似的犹太人抵抗组织中，大约40%的成员是女性。在70年前的法国，女性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受教育、上大学的机会也相当稀少，但她们在抵抗运动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0年，时年60岁，本该回乡颐养天年的迪萨德夫人也投身抵抗运动，她的组织由一名滞留敌后的英国士兵创建。后者于次年被捕，迪萨德接过了全部工作。年龄和性别的“优势”，让她可以畅通无阻地来往于各地，将飞机被毁、跳伞着陆的盟军飞行员集中到法国南部，并安排向导带领他们翻越比利牛斯山脉，逃脱搜捕。
這份极其危险的工作被迪萨德滴水不漏地经营了两年多，总计250多名盟军飞行员得到了这位老妪的保护。直到1944年1月，一名向导被捕，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恰好写有迪萨德的名字。真实身份暴露的迪萨德被迫转入地下，辗转于各地躲藏，直到法国解放。
抵抗之火始终熊熊燃烧
1942年5月，当被占领当局的军警质问为什么拿起武器时，抵抗运动成员玛格丽特·戈内回答：“很简单，因为男人们放弃了。”
法国沦陷后，菲利普·贝当建立了形同傀儡的维希政权，被视为奇耻大辱。因此，坚持抵制纳粹占领的法国地下抵抗运动，俨然是黑暗中惟一的希望之光。身为“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充分意识到这一点，1940年6月他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号召：“无论发生什么，法国抵抗的火焰都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
当戴高乐的流亡政府成为法国海外抗战的旗帜时，地下抵抗运动也在沦陷区风起云涌，无畏地向侵略者开火。从东欧犹太人、西班牙共和党人、共产党员、滞留敌占区的外国士兵、前贵族、知识分子到普通农民，抵抗战士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却为同一个信念奋斗着。
美国“每日野兽”网站称，抵抗运动的成员约占当时法国人口的1%～2%，主要从事地下出版物发行、实施破坏行动、伪造证件、搜集情报、招募成员、参与营救盟军飞行员，并组建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配合盟军反攻。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只有大概8%的法国民众愿意协助抵抗组织，大多数人只是浑浑噩噩地混日子，甚至为了生计听任维希政权摆布。
在诺曼底登陆开始后的数小时内，法国抵抗运动组织在全国各地进行了近1000次破坏活动，设法瘫痪铁路、公路和通讯，阻止德军增援部队赶赴前线。英国《每日电讯报》称，就连第一个攻入巴黎的法国士兵，实际上也是来自由西班牙共和党人组成的抵抗组织“la Nueve”。
法国共产党党史资料馆负责人、二战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热内维埃则对“德国之声”网站强调，抵抗运动的伟大贡献绝不限于军事层面，它还为提升战后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发挥了积极影响。
牺牲，是战士的归宿
1944年5月31日，在将一批犹太儿童护送到瑞士边境时，22岁的犹太童子军通讯员玛丽安·科恩不幸被捕。她在监狱中写下了一首诗：“我也许会在明天背叛，但不是今天。尽管拔掉我的指甲吧，我不会背叛。你永远不会看到我勇气的极限。”
如果不是这首诗，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个姑娘的名字。7月8日晚，盖世太保用铁锹将科恩殴打致死。英国《卫报》指出，科恩本可以获救，但因不愿连累孩子们而放弃了逃生。
在与敌人的交火中，抵抗战士安德烈腹部中弹，奄奄一息。德军对他进行了急救，为的是让他在死前吐出有价值的信息。当天早上，安德烈的姐姐克里斯汀在骑车去公寓前发现轮胎漏气，这个意外的耽搁让她躲开了埋伏。
因为德军的盘查对女性相对宽松，克里斯汀和妹妹杰奎琳经常骑自行车跋涉60英里（约96.7公里），将信件、枪支和无线电部件藏在车筐里的新鲜蔬菜下面。
“抵抗对我们来说是救命稻草，没有它，活着没有任何意义。”幸存下来的姐弟仨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解释道。他们来自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家庭，安德烈牺牲前还有公务员身份，但整个家族都在他们的带动下参加了抵抗运动。
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幸运。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提到，战争结束时，Boulloches家族的几十名成员有一半已不在人间。在整个法国，15万名抵抗者遭逮捕，3万人遇害。
在那段善恶颠倒的日子里，参加抵抗运动就意味着犯罪，可能招来极刑。如“每日野兽”网站所说，加入抵抗组织意味着“进入一个现实世界阴影背后的世界”，需要极大的勇气。人们隐姓埋名，脱离家庭、工作，其真实身份只有最亲密的人知道。这个如同戏剧、小说般拥有虚幻色彩的世界充满危险和残酷的打击，随时可能将战士们的亲友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更紧迫、更常见的恐惧来自背叛。哪怕叛徒只渗透到组织的一角，其破坏性也可能像毒药一样蔓延至要害部位，让无数同伴丧生。据《爱尔兰时报》报道，为减小损失，抵抗者不得不化整为零，用假身份在咖啡馆会面。为保证安全，许多组织采用单线联系的方式。
史蒂芬·埃塞尔也曾落入盖世太保之手。担心自己时日无多的他，在衣兜里藏了一张小纸条，希望妻子能在他死后看到。
如今，在巴黎公寓的客厅里，这位衣冠楚楚、眼神里依然闪烁着光芒的94岁老人向美国公共广播电台背起了当年写在字条上的那首十四行诗：“当沉重凄凉的丧钟为我敲起，无论如何，请不要悲哀。告诉世界我已经离开，把这龌龊的世界留给蛆虫做伴。”
“非主流”英雄仍在对抗时光
被德军行刑队处决时，居伊·莫盖年仅17岁。这位年轻的抵抗者生前向往共产主义。他在家书中嘱咐母亲：“我的生命很短暂，但我不后悔，除了把你孤孤单单地留在这个世界。……妈妈，请答应我不要悲伤，勇敢地活下去。”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载文称，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2007年就任法国总统的当天，曾宣示说，每年都要在每所法国高中宣读这封辛酸的诀别书。然而，在过去许多年里，更多没有被写进历史教科书的英雄，仍在悄无声息地被公众淡忘。
1944年8月26日，重返巴黎的戴高乐为“重振法国政府的权威”，在香榭丽舍大街告诉欢呼雀跃的市民，法國人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巴黎。然而，他口中那个“唯一、真正、永恒的法国”，并没有为那些来自法国以外的由信仰不同、出身不同的人们构成的反法西斯组织提供太多立足之地，而是任由后者流淌的汗水与鲜血慢慢被时光冲淡。
美国《大西洋月刊》就此分析称，在短短两个月内被希特勒的“闪电战”击垮，让法国人患上了严重的集体创伤后应激障碍。“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失败带来的羞耻感在整个国家蔓延。”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家罗伯特·吉尔迪亚告诉BBC。
因此，阿联酋《海湾时报》指出，好不容易光复祖国的法国人毫无怀疑和负罪感地接受了“我们靠自己的力量重新赢得了自由”的说辞，为此感觉良好。而经过4年多的残酷斗争，幸存的抵抗战士们惟愿抛开痛苦的记忆，融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自然也无心申诉。
为揭开历史的真面目，吉尔迪亚阅读了大量资料，对当事人进行了上百次采访，终于完成专著《阴影中的战士》，呼吁正视这些“非主流”英雄的功绩。
让人欣慰的是，这方面的声音终归没有被法国社会彻底忽略。据BBC报道，2015年5月27日，地下抵抗组织的4名战士被隆重安葬在巴黎先贤祠。“面对侵略，他们做出了相同的反应。”法国总统奥朗德在仪式现场表示，“他们果断、坚决、清晰地大声说——‘不’。”
〔本刊责任编辑 尹 静〕
〔原载《青年参考》2015年12月30日〕
曾任二战欧洲盟军总司令的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向法国抵抗运动致敬：“我们在法国内部的伙伴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没有他们的巨大帮助，解放法国和打败纳粹的战争将持续更长时间，造成更大损失。”但即便如此，随着亲历者慢慢凋零，在法国当下的主流叙事中，抵抗者的个人经历特别是出身背景，似乎正被有意无意地淡化甚至抹消。
性别和身份并不重要
在打破沉默、讲述亲身经历的前一晚，出生在巴黎的犹太人夏洛特梦回战争年代，仿佛看到了抵抗组织的成员像孩子般整整齐齐地坐在地板上，她自己则站在人群背后。夏洛特今年90岁，如果其他伙伴还活着，应该都已年至耄耋。
1940年，法国沦陷于希特勒之手。17岁那年，夏洛特在尼斯加入了抵抗组织。她伪造了上千份证件，把被占领当局迫害的犹太儿童送往法国和瑞士边境。1944年7月，盖世太保逮捕了这个小组里的24名成员，夏洛特遂加入另一个独立联络小组，开始为犹太人抵抗组织购买和输送武器。有一次，她在纳粹党卫军举行会议的电影院埋设了炸药。
据美国“The Forward”网站报道，在类似的犹太人抵抗组织中，大约40%的成员是女性。在70年前的法国，女性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受教育、上大学的机会也相当稀少，但她们在抵抗运动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0年，时年60岁，本该回乡颐养天年的迪萨德夫人也投身抵抗运动，她的组织由一名滞留敌后的英国士兵创建。后者于次年被捕，迪萨德接过了全部工作。年龄和性别的“优势”，让她可以畅通无阻地来往于各地，将飞机被毁、跳伞着陆的盟军飞行员集中到法国南部，并安排向导带领他们翻越比利牛斯山脉，逃脱搜捕。
這份极其危险的工作被迪萨德滴水不漏地经营了两年多，总计250多名盟军飞行员得到了这位老妪的保护。直到1944年1月，一名向导被捕，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恰好写有迪萨德的名字。真实身份暴露的迪萨德被迫转入地下，辗转于各地躲藏，直到法国解放。
抵抗之火始终熊熊燃烧
1942年5月，当被占领当局的军警质问为什么拿起武器时，抵抗运动成员玛格丽特·戈内回答：“很简单，因为男人们放弃了。”
法国沦陷后，菲利普·贝当建立了形同傀儡的维希政权，被视为奇耻大辱。因此，坚持抵制纳粹占领的法国地下抵抗运动，俨然是黑暗中惟一的希望之光。身为“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充分意识到这一点，1940年6月他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号召：“无论发生什么，法国抵抗的火焰都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
当戴高乐的流亡政府成为法国海外抗战的旗帜时，地下抵抗运动也在沦陷区风起云涌，无畏地向侵略者开火。从东欧犹太人、西班牙共和党人、共产党员、滞留敌占区的外国士兵、前贵族、知识分子到普通农民，抵抗战士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却为同一个信念奋斗着。
美国“每日野兽”网站称，抵抗运动的成员约占当时法国人口的1%～2%，主要从事地下出版物发行、实施破坏行动、伪造证件、搜集情报、招募成员、参与营救盟军飞行员，并组建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配合盟军反攻。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只有大概8%的法国民众愿意协助抵抗组织，大多数人只是浑浑噩噩地混日子，甚至为了生计听任维希政权摆布。
在诺曼底登陆开始后的数小时内，法国抵抗运动组织在全国各地进行了近1000次破坏活动，设法瘫痪铁路、公路和通讯，阻止德军增援部队赶赴前线。英国《每日电讯报》称，就连第一个攻入巴黎的法国士兵，实际上也是来自由西班牙共和党人组成的抵抗组织“la Nueve”。
法国共产党党史资料馆负责人、二战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热内维埃则对“德国之声”网站强调，抵抗运动的伟大贡献绝不限于军事层面，它还为提升战后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发挥了积极影响。
牺牲，是战士的归宿
1944年5月31日，在将一批犹太儿童护送到瑞士边境时，22岁的犹太童子军通讯员玛丽安·科恩不幸被捕。她在监狱中写下了一首诗：“我也许会在明天背叛，但不是今天。尽管拔掉我的指甲吧，我不会背叛。你永远不会看到我勇气的极限。”
如果不是这首诗，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个姑娘的名字。7月8日晚，盖世太保用铁锹将科恩殴打致死。英国《卫报》指出，科恩本可以获救，但因不愿连累孩子们而放弃了逃生。
在与敌人的交火中，抵抗战士安德烈腹部中弹，奄奄一息。德军对他进行了急救，为的是让他在死前吐出有价值的信息。当天早上，安德烈的姐姐克里斯汀在骑车去公寓前发现轮胎漏气，这个意外的耽搁让她躲开了埋伏。
因为德军的盘查对女性相对宽松，克里斯汀和妹妹杰奎琳经常骑自行车跋涉60英里（约96.7公里），将信件、枪支和无线电部件藏在车筐里的新鲜蔬菜下面。
“抵抗对我们来说是救命稻草，没有它，活着没有任何意义。”幸存下来的姐弟仨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解释道。他们来自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家庭，安德烈牺牲前还有公务员身份，但整个家族都在他们的带动下参加了抵抗运动。
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幸运。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提到，战争结束时，Boulloches家族的几十名成员有一半已不在人间。在整个法国，15万名抵抗者遭逮捕，3万人遇害。
在那段善恶颠倒的日子里，参加抵抗运动就意味着犯罪，可能招来极刑。如“每日野兽”网站所说，加入抵抗组织意味着“进入一个现实世界阴影背后的世界”，需要极大的勇气。人们隐姓埋名，脱离家庭、工作，其真实身份只有最亲密的人知道。这个如同戏剧、小说般拥有虚幻色彩的世界充满危险和残酷的打击，随时可能将战士们的亲友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更紧迫、更常见的恐惧来自背叛。哪怕叛徒只渗透到组织的一角，其破坏性也可能像毒药一样蔓延至要害部位，让无数同伴丧生。据《爱尔兰时报》报道，为减小损失，抵抗者不得不化整为零，用假身份在咖啡馆会面。为保证安全，许多组织采用单线联系的方式。
史蒂芬·埃塞尔也曾落入盖世太保之手。担心自己时日无多的他，在衣兜里藏了一张小纸条，希望妻子能在他死后看到。
如今，在巴黎公寓的客厅里，这位衣冠楚楚、眼神里依然闪烁着光芒的94岁老人向美国公共广播电台背起了当年写在字条上的那首十四行诗：“当沉重凄凉的丧钟为我敲起，无论如何，请不要悲哀。告诉世界我已经离开，把这龌龊的世界留给蛆虫做伴。”
“非主流”英雄仍在对抗时光
被德军行刑队处决时，居伊·莫盖年仅17岁。这位年轻的抵抗者生前向往共产主义。他在家书中嘱咐母亲：“我的生命很短暂，但我不后悔，除了把你孤孤单单地留在这个世界。……妈妈，请答应我不要悲伤，勇敢地活下去。”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载文称，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2007年就任法国总统的当天，曾宣示说，每年都要在每所法国高中宣读这封辛酸的诀别书。然而，在过去许多年里，更多没有被写进历史教科书的英雄，仍在悄无声息地被公众淡忘。
1944年8月26日，重返巴黎的戴高乐为“重振法国政府的权威”，在香榭丽舍大街告诉欢呼雀跃的市民，法國人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巴黎。然而，他口中那个“唯一、真正、永恒的法国”，并没有为那些来自法国以外的由信仰不同、出身不同的人们构成的反法西斯组织提供太多立足之地，而是任由后者流淌的汗水与鲜血慢慢被时光冲淡。
美国《大西洋月刊》就此分析称，在短短两个月内被希特勒的“闪电战”击垮，让法国人患上了严重的集体创伤后应激障碍。“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失败带来的羞耻感在整个国家蔓延。”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家罗伯特·吉尔迪亚告诉BBC。
因此，阿联酋《海湾时报》指出，好不容易光复祖国的法国人毫无怀疑和负罪感地接受了“我们靠自己的力量重新赢得了自由”的说辞，为此感觉良好。而经过4年多的残酷斗争，幸存的抵抗战士们惟愿抛开痛苦的记忆，融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自然也无心申诉。
为揭开历史的真面目，吉尔迪亚阅读了大量资料，对当事人进行了上百次采访，终于完成专著《阴影中的战士》，呼吁正视这些“非主流”英雄的功绩。
让人欣慰的是，这方面的声音终归没有被法国社会彻底忽略。据BBC报道，2015年5月27日，地下抵抗组织的4名战士被隆重安葬在巴黎先贤祠。“面对侵略，他们做出了相同的反应。”法国总统奥朗德在仪式现场表示，“他们果断、坚决、清晰地大声说——‘不’。”
〔本刊责任编辑 尹 静〕
〔原载《青年参考》2015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