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自西汉被尊为中国的文化正统，甚至成为东亚地区文化之表征；孔子也被后世尊为圣人。吴宓颂之为：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创。向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而其绝妙之处，还在于读《论语》，就好象聆听孔子本人的娓娓道来，一种间于避世与合污的和风同尘之法，一席尽己推人的忠恕之道。所谓和风同尘，既是一种人生哲理，也是孔子所求的理想社会，而一以贯之的就是孔子的忠恕之道。
　　“仁”一直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匡亚明《孔子评传》、郭沫若《十批判书》都认为“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之核心。蔡尚思则更重“礼”，杨伯峻干脆从数字上统计，“仁”出现33处，“礼”为429处。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我以为忠恕之道，为孔学之精神内核。中心之忠，如心之恕。朱子曰：“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章太炎解释到：“周以察物曰忠，心能推度曰恕。”其实质都是相同的，照梁启超的话来说，他们说的是忠恕的实践方面与智识方面。我觉得忠恕之道有其个人的深度意义与社会的广度意义：中心之忠，在于个人为学、为政、为人的尽己，是全“己”的过程；如心之恕，是推己及人，是全“人”的过程。
　　先来探讨忠恕的深度意义。我以为“尽己”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理性上的自我完善与实现；二是德性上的自我完善与实现。为学重在第一条原则，为人则重在第二条原则，为政之难在于两者兼而有之。
　　《论语》中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见不贤而内省”。孔子所推崇的学习是一个追求自我完善与实现的过程，求学为己，至于学而优则仕，还是其他，那只不过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中国的学者应甘得寂寞，“人不知而不愠”亦君子。
　　当为人时，其始基是德性的自我完善与实现。周国平在《孔子的洒脱》中说道：孔子不像基督那样，当你的左脸挨打时要你把右脸也送上去。有人问他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用公正回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说起来为人是一门学问，为人之根本，还是要尽己，率性而发；为人之原则即“仁”，“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尽己之仁，则能推己及人之仁也。是故“仁从人从二，于义训亲。”钱学森定义的成人即尽人道。
　　为政之法在于理性与德性的统一。理性的自我完善用于判断“邦有道，邦无道”；德性的自我实现是在理性之判断上的尽己。“邦有道，不废，则知；邦无道，免于刑戮，则愚。”孔子的和风同尘并不仅仅是黑格尔所称之“实用主义”，即“孔子只是一个现实的世间智者。”他选择最能尽己的方式实现自我，“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孔子为政的智慧在于为“忠”找到一个自己信服的理由，既率性地和风同尘，又非固执地愚忠滥恕。
　　“己”主要停留在个人的层面，为实现理想之社会形态，孔子的忠恕之道包含了社会广度的意义。恕的意义在于“己”对社会的一种成全。新儒家学者杜维明说得好：“儒家传统塑造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社会地位与历史使命，但同时在中国，不是社会性压倒个性，而是个性要成全社会性。”如心之恕正要完成这样一种成全。有人把恕译为宽容，有人把成全说成是整合，我觉得都不尽然。宽容抹杀了“如心”内含的一种平等，一种绝无价值判断的推己及人，整合更是把自然而然的过程讲得霸道而生硬。中国人自有一种大气，“儒家思想直从人生问题打通到宇宙问题”，尽己，自然而然会生发到推己及人，人与社会总是连在一起。个人对“己”的认识总是要通过“人”，自我的实现只有放在社会中看才有意义。兼济天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独善其身的一种社会性表达。如心不仅仅是消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还表现为积极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与“人”的关系有三个层次：与家、与国和与天下。个人与家的关系核心是“孝”、“悌”；孝道推及国家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悌道达至天下即“入则孝，出则悌”。孔子的艺术在于培养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在“己”中寻求和风同尘的力量，既是一份出世的洒脱，又带一种入世的责任。
　　忠恕于个人与社会的效果，需要依靠“仁”与“礼”来实现。“仁”是“忠”外化的一种道德操守。子曰：“依于仁”，“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为仁矣。”“礼”是“恕”操作过程中的行为规矩。《庄子·天下篇》讲及儒家时说：“礼以道行。”《礼记·哀公问》曰：“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所以得仁知礼才能真正实现道德理想之所寓，人格标准之所托。
　　儒家学说于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南怀瑾说儒家的孔孟思想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不吃饭只吃洋面包，中国人是不习惯的，胃会出毛病。这口粮吃了两千多年，已经渗入了炎黄子孙的血液。孔子一直在教我们如何为学、为政、为人，如何尽己推人。他直指君子这一理想人格，教诲我们应该怎样做。但是这个“应该”缺乏感情上的救济，所以他“太投机，太近人情，又太正确”的学说有时也让我们陷入两难的困境，让我们怀疑是否二律背反真的发生了，让我们难以端平“和风同尘”与“忠恕”这碗尘世之水。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认为中国是一种“差序格局”里的“自我主义”，这种“自我主义”不是社会进步的原则，而是家族和谐的原则；不是个体价值的实现原则，而是个体完善的伦理原则。所以“自我主义”很容易导致两个极端，一是完全的“尽己推人”，按照自己以之为正确的伦理原则得仁知礼；一是完全的同尘，按照社会的价值取向行事来彻底成全社会，以实现“差序格局”中的功利主义追求。这两个极端的分化容易造成知识分子的无奈与苦痛，甚至是人格分裂。其实，关键在于两个问题：你是否求的是真己，知的是真己，尽的是真己？该如何在推己及人的过程中培养一种天然的社会良知？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才是儒家学说中的精髓，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旨意所在。
　　余秋雨先生在《世界视野中的中华文化》讲座中谈到：中华文化长寿的秘密之一在于推崇不好极端的中庸之道，弹性哲学是中华智慧中的顶级智慧。《论语》中体现的也是这样一种弹性哲学，“论其出发点，则人人尽知尽能。求其归宿处，亦人人易到达。而其中间过程，则可以极广大，极多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细细体味，方能辩其真谛。中华文化博大绵长，处处闪烁着人生和政治智慧的光芒，关键在于我们以怎样的一种心态去发现、去感受、去体悟。理学家张载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能有这样的气度与胸襟，这样的魄力与担当，或许才能领悟到章学诚所说的“贤智学于圣人，圣人学于百姓”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