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揭开货币政策的真面目,并回答这样的问题:大量增加财政债务究竟是帮助了银行家还是实体经济?
　　
　　
　　前几天,我进行了一次短期旅行,走访一些亚洲城市,包括吉隆坡、新加坡、马尼拉、曼谷和北京。我和一些老朋友进行了交流,明白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对未来进行思考。
　　
　　由于习俗上的差异,东方和西方的工作方式有很大不同。在去年12月,西方人都在愉快地享受假期。我在巴厘岛遇见很多欧洲朋友,每个人都想远离寒冷的欧洲。
　　
　　但在中国,我看到很多朋友回顾辛苦的2009年时,显得比较疲乏,他们正在计划2010年的政策。12月的确是总结的时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很多政策在次年1月份出来。
　　
　　我见到的每个人都认为,亚洲躲避了2008年危机最糟糕时期,但也担心是否会有第二轮衰退。没有人怀疑,欧洲仍是脆弱的,希腊的财政状况仍不容乐观,日本的经济增长仍没有起色。
　　
　　我个人认为,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不久前被任命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重新参与政策制定,对于美国和世界经济都是好消息。
　　
　　中国有句古话,“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但是,中国也有另一句古话,叫“老马识途”,沃尔克的任命正好验证了这句谚语。
　　
　　而在最近,另一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连任,这对华尔街的支持者来说是好消息,因为他坚持认为,低利率不是诱发目前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从而推行低利率以治理危机。
　　
　　然而,当货币的基准价格太低时,任何商品的价格都会被高度扭曲,以致产生大量泡沫。在低利率的环境中,我们不得不面对疯狂的投机。
　　
　　我从未忘记,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衍生工具。在我眼中,沃尔克是一个真正的央行家,因为他非常坦率地指出,过去20年最成功的金融创新是自动取款机(ATM)。根本上来说,实体经济才是最重要的。金融工程师不要忘记,金融的目的是服务实体经济,不能本末倒置。
　　
　　这不是说金融不重要。货币是实体经济的润滑剂。货币太少时,交易成本过高,经济趋于停滞。货币太多时,实体经济会陷入泡沫和疯狂的投机之中。
　　
　　在当前的经济阶段,金融业还在创造大量利润,因为零利率政策实际上在补贴金融领域。
　　
　　政策制定者实际上面临两个选择。第一,我们是否仍要强调,金融比实体经济重要?第二,我们能把成本推迟到下一代承担吗?
　　
　　自由市场假设的关键问题是,金融工程师能够说服每个人,繁荣和消费并存。 你可以让他们获得蛋糕,又愉快地享受蛋糕。
　　
　　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小政府体制似乎能让繁荣永久持续下去。而这种行为导致的后果是,市场和政府都更加依赖货币政策和低税率,才能使投机性消费得以持续。
　　
　　不幸的是,这种行为最终的结果是增加了财务杠杆。债务会有两种结果:把成本转移给贷款者(尤其当货币贬值或者通胀)和当你无法偿还时,把成本转移给下一代(通过更高的财政赤字)。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通缩和当前的危机中,私有部门的损失都被转移给了公共债务。
　　
　　实际上,借款人获利,存款人受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储蓄者都投资房地产,为什么现在有资产泡沫。
　　
　　这一切可归结为哲学上的“代沟”。像沃尔克那样老一代的央行家相信,一代人必须为一代人所犯的错误承担后果。他用高利率遏制了美国通胀,使美元走强,结果是调整了美国的经济结构,为其后近20年的繁荣铺平了道路。
　　
　　而新一代的央行家,例如伯南克,似乎认为低利率不是危机的主要原因,而降低利率可以减小损失。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后果就是,把损失的成本转移给财政、储蓄者和后代。
　　
　　因此,我们需要揭开货币政策的真面目,并回答这样的问题:大量增加财政债务究竟是帮助了银行家还是实体经济?
　　
　　或许在5年至10年后,社会的基础设施改进了,财政部门的规模减小了,国内实体经济的竞争力提高了,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么做是值得的。
　　
　　如果我们认为增加债务是解决途径,那么可能实体经济中的公司也会参与金融投机,以获得更多利润。到时,泡沫可能就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
　　
　　最终还是关于激励机制问题。实际利率为负,会严重助长投机行为。庆幸的是,我见过的亚洲政策制定者意识到,这才是真正要解决的代沟问题。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和马来西亚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