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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毛化”思潮的主要表现与原因是什么
记者：李主任，您好！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晚年也犯了重大错误，对此，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科学的评价。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给人们带来了痛苦和灾难，因此自他逝世后，“非毛化”思潮时有泛起，当今在一些媒体特别网络上仍能看到不少“非毛化”的观点。当前这种“非毛化”思潮的主要表现有哪些？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李捷：所谓“非毛化”思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意把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犯的错误说成是“罪恶”。例如，把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大决策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困难，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描述成草菅人命的故意所为。二是用西方的“权力斗争”说来歪曲和图解党的历史，把延安整风、高饶事件，乃至庐山会议错批彭德怀、“文化大革命”造成刘少奇冤案等等，统统说成是毛泽东为了“个人权力”而搞的党内斗争。三是有意抹杀毛泽东领导下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把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说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
在这种“非毛化”思潮的背后，实际上是近年来盛行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作祟。这股思潮打着“反思历史”的旗号，专拣我们党犯错误的历史来大做文章。在他们的笔下，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段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所谓“血淋淋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的历史性巨变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段今不如昔、甚至还不如重作西方列强殖民地的所谓“倒退发展史”；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毛泽东作为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和人民领袖的形象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似乎比秦始皇还要残暴的“封建专制暴君”。由此可见，他们所要虚无掉的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与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与希望。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得好：“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反之，“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可谓泾渭分明。由此可知，“非毛化”绝不仅仅是个历史问题。历史观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它所涉及的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根本问题。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对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褒贬，直接影响到对当今所发生的相关人物、现象和事件的价值判断。一定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对国民进行相关教育的极端重要性。
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
记者：与近年“非毛化”思潮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贡献问题。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来，由于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阐述中没有包含毛泽东思想，据此，有人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任何贡献；也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始于毛，成于邓”。那么，目前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是怎样界定的？
李捷：要说特色，最大的特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具体说来，在世界现代化的道路上，曾经有过若干种尝试。一种是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有过巨大的成功，后来以失败告终；一种是西方英美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造就了物质的与科技的繁荣，却也带来了精神的与人文的危机；还有一种是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标榜的高福利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尽管曾营造出田园牧歌式的“人间仙境”，可当前也陷入风光不再的困境。就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题，始终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但是，我们既没有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也没有走传统社会主义的死路，而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通过这条新路，我们党创造性地把许多人（无论是从传统社会主义的观点看，还是从西方资本主义的观点看）认为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东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些看似互相矛盾、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在我们党的理论与实践中，却变成了完全可以很好地结合的东西，收到了相得益彰之效。最典型的，莫过于“十个结合”。即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这其实就是发展中的辩证法，发展中的科学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最大亮点。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精髓的思想大师。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人善于把毛泽东的智慧和邓小平的智慧巧妙地结合起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创造出了发展的奇迹、历史的辉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妙，在这次化解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功实践中，得到了最好的展示，最好的证明。
如何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
记者：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进行了哪些探索呢？
李捷：中国逐步探索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的。那种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毫无贡献，显然有悖历史事实。说起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点，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1956年。其实在此之前，这种探索就已经开始了。其成果具体地体现在1954年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里，体现在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所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里。例如，在政治制度上，最重要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不仅明确了共和国的性质，而且从根本制度上把有别于苏联苏维埃大会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起来了。再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早在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和新中国一起诞生，并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延续下来，成为长期坚持的基本制度。还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这就把有别于苏联联邦制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根本上确立起来。以上这些，都是同当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各国相比独具特色、富有创造性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制度结晶。
记者：我们过去常说的建国初期“照搬苏联经验”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李捷：当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主要是参照苏联的制度设计建立起来的。我们后来所说“受苏联模式的严重影响”，主要是指这方面的情况。即便如此，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起来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仍然含有某些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创造。例如，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工商企业除了国营的以外还有公私合营的，农业搞的是集体所有制性质的生产合作社，无论工商业还是农业，都没有搞苏联那样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在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的是“大计划、小自由”，而没有像苏联那样从上到下一概统得过死。
记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的？
李捷:1956年是中国共产党引以为骄傲的一年。正是这一年，在毛泽东提出的“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引下，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了两项重要成果。其一，就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其二，就是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这两项成果，是紧密联系着的。前者为后者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后者则对前者作了重要的补充和发挥。
怎样看《论十大关系》与中共八大路线
记者：《论十大关系》为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作了哪些思想准备？
李捷:首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即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基本方针的指导下，又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新方针。《论十大关系》从受苏联影响最大的经济建设破题，十大关系中有六项都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在这篇讲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方针：比如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重点发展重工业，同时也要加大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上，要下决心降低国防费用的比例，多搞经济建设；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等等。
《论十大关系》还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新方针。比如，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要坚持多党合作，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社会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的肃反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在是非关系上，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些思想，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里，又有新的阐发。
这样，在中共八大召开之前，从建设指导思想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都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为制定中共八大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记者：中共八大路线对《论十大关系》具体作了哪些重要的补充和发展呢？
李捷：中共八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明确了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既集中体现了《论十大关系》的探索成果，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第二，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必须把各项计划指标放在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既要充分估计到各种有利条件，反对那种看不到各种潜在力量、低估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右倾保守的偏向；又要充分估计到各种不利的因素和可能发生的困难，反对那种缺乏实际根据、不考虑可能条件、不注意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急躁冒进的偏向。”
第三，着重提出执政党建设问题。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里，深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新情况新变化，强调坚持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意义，提醒全党不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提醒全党加强集体领导、反对各种形式的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强调坚持党的团结和统一，提醒全党反对各种破坏团结和统一的行为。
第四，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提出了若干重要的、富有远见的设想。在这些设想中，最值得提及的是陈云在题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中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他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历史证明，中共八大路线是正确的。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的拨乱反正，就指导思想来说，实际上就是恢复党的八大正确路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正因为如此，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探索并未就此止步。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推向新的高度。这一新的突破，是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的认识开始的。
怎样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运行规律的新认识
记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又取得了哪些新认识呢？
李捷：第一，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学说，深入剖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状况，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上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毛泽东第一个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但普遍存在着矛盾，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且正是这些基本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
第二，进一步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分为劳动人民之间和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之间两种情况，前者是非对抗性的，后者除了对抗性的一面，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和自我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他还提出，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调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
第三，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指导，提出了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判断人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标准，即六条政治标准，并指出，在这六条政治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这两条。
第四，阐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其中包括：“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勤俭建国方针，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多党合作方针，等等。
此外，还提出并论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在充分肯定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同时，强调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记者：可惜，这种探索到1957年下半年就发生了变化。
李捷：是的。1957年下半年以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逐渐进入了曲折发展的时期。这期间，既犯了经济上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错误（如“大跃进”），又犯了政治上混淆两类矛盾、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如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但是，痛定思过。在觉察、纠正和反思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探索并没有就此止步，而且还在发展。如果说，前一段的探索成果主要是源于总结成功经验的话，那末，后来的探索成果则是对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
毛泽东总结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记者：为什么这样说呢？
李捷：1957年下半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等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总结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主要有：
第一，重新端正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路线，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大跃进”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败坏了党的作风，唯意志论的瞎指挥和浮夸风盛行。三年严重困难，使全党同志猛醒过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声疾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要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在他的督促和带领下，一时间在全党形成了一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的风气。在调查研究中，毛泽东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知之不深，因此深感进行理论创新的必要。他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1963年11月，毛泽东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对真理标准问题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最经典的概括。
第二，从理论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划分阶段的问题，作出中国正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重要论断。超越阶段，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的理论根源。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逐步划清了公社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明确了现在所处的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要不要划分阶段，当前究竟处在社会主义的哪一个发展阶段，对这两个问题并没有搞清楚。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初步确认中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重要收获。
第三，提出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服务。长期以来，包括苏联在内，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还要不要商品生产、还能不能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问题，一直搞不清楚。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更是刮起了一股取消商品生产的风。针对这个问题，1958年11月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明确指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提出，要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第四，正式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制定了两步走战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按照原来的估计，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国家，大概需要五十年时间。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作出一个新的估计：“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从五十年推迟到一百年，这不仅是时间上的调整，也是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调整，变得比较稳妥，比较切合中国的实际。经过近十年的曲折探索和曲折反复，中国共产党人才终于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最高成果，也是建国以来现代化建设基本经验的总结。
此外，在系统总结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领导全党制定了各行各业的工作条例，初步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具体政策。
记者：如何评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地位？
李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动力和智慧源泉。正如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同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也具有时代的和历史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尽管提出了要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任务，体现了理论创新上的高度自觉，但从经济体制上说未能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制约，而那些具有中国特点的制度也因为不断受到“左”的冲击，或者未能继续完善，或者未能很好坚持。其二，在1957年下半年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倾向开始发展，中共八大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被根本动摇，最终使“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根本实现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历史转折，就历史地落在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肩上，由此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 责任编辑：袁志平
记者：李主任，您好！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晚年也犯了重大错误，对此，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科学的评价。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给人们带来了痛苦和灾难，因此自他逝世后，“非毛化”思潮时有泛起，当今在一些媒体特别网络上仍能看到不少“非毛化”的观点。当前这种“非毛化”思潮的主要表现有哪些？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李捷：所谓“非毛化”思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意把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犯的错误说成是“罪恶”。例如，把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大决策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困难，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描述成草菅人命的故意所为。二是用西方的“权力斗争”说来歪曲和图解党的历史，把延安整风、高饶事件，乃至庐山会议错批彭德怀、“文化大革命”造成刘少奇冤案等等，统统说成是毛泽东为了“个人权力”而搞的党内斗争。三是有意抹杀毛泽东领导下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把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说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
在这种“非毛化”思潮的背后，实际上是近年来盛行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作祟。这股思潮打着“反思历史”的旗号，专拣我们党犯错误的历史来大做文章。在他们的笔下，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段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所谓“血淋淋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的历史性巨变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段今不如昔、甚至还不如重作西方列强殖民地的所谓“倒退发展史”；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毛泽东作为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和人民领袖的形象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似乎比秦始皇还要残暴的“封建专制暴君”。由此可见，他们所要虚无掉的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与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与希望。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得好：“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反之，“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可谓泾渭分明。由此可知，“非毛化”绝不仅仅是个历史问题。历史观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它所涉及的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根本问题。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对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褒贬，直接影响到对当今所发生的相关人物、现象和事件的价值判断。一定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对国民进行相关教育的极端重要性。
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
记者：与近年“非毛化”思潮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贡献问题。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来，由于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阐述中没有包含毛泽东思想，据此，有人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任何贡献；也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始于毛，成于邓”。那么，目前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是怎样界定的？
李捷：要说特色，最大的特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具体说来，在世界现代化的道路上，曾经有过若干种尝试。一种是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有过巨大的成功，后来以失败告终；一种是西方英美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造就了物质的与科技的繁荣，却也带来了精神的与人文的危机；还有一种是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标榜的高福利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尽管曾营造出田园牧歌式的“人间仙境”，可当前也陷入风光不再的困境。就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题，始终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但是，我们既没有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也没有走传统社会主义的死路，而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通过这条新路，我们党创造性地把许多人（无论是从传统社会主义的观点看，还是从西方资本主义的观点看）认为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东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些看似互相矛盾、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在我们党的理论与实践中，却变成了完全可以很好地结合的东西，收到了相得益彰之效。最典型的，莫过于“十个结合”。即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这其实就是发展中的辩证法，发展中的科学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最大亮点。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精髓的思想大师。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人善于把毛泽东的智慧和邓小平的智慧巧妙地结合起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创造出了发展的奇迹、历史的辉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妙，在这次化解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功实践中，得到了最好的展示，最好的证明。
如何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
记者：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进行了哪些探索呢？
李捷：中国逐步探索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的。那种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毫无贡献，显然有悖历史事实。说起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点，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1956年。其实在此之前，这种探索就已经开始了。其成果具体地体现在1954年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里，体现在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所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里。例如，在政治制度上，最重要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不仅明确了共和国的性质，而且从根本制度上把有别于苏联苏维埃大会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起来了。再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早在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和新中国一起诞生，并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延续下来，成为长期坚持的基本制度。还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这就把有别于苏联联邦制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根本上确立起来。以上这些，都是同当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各国相比独具特色、富有创造性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制度结晶。
记者：我们过去常说的建国初期“照搬苏联经验”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李捷：当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主要是参照苏联的制度设计建立起来的。我们后来所说“受苏联模式的严重影响”，主要是指这方面的情况。即便如此，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起来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仍然含有某些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创造。例如，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工商企业除了国营的以外还有公私合营的，农业搞的是集体所有制性质的生产合作社，无论工商业还是农业，都没有搞苏联那样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在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的是“大计划、小自由”，而没有像苏联那样从上到下一概统得过死。
记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的？
李捷:1956年是中国共产党引以为骄傲的一年。正是这一年，在毛泽东提出的“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引下，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了两项重要成果。其一，就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其二，就是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这两项成果，是紧密联系着的。前者为后者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后者则对前者作了重要的补充和发挥。
怎样看《论十大关系》与中共八大路线
记者：《论十大关系》为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作了哪些思想准备？
李捷:首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即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基本方针的指导下，又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新方针。《论十大关系》从受苏联影响最大的经济建设破题，十大关系中有六项都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在这篇讲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方针：比如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重点发展重工业，同时也要加大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上，要下决心降低国防费用的比例，多搞经济建设；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等等。
《论十大关系》还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新方针。比如，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要坚持多党合作，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社会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的肃反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在是非关系上，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些思想，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里，又有新的阐发。
这样，在中共八大召开之前，从建设指导思想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都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为制定中共八大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记者：中共八大路线对《论十大关系》具体作了哪些重要的补充和发展呢？
李捷：中共八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明确了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既集中体现了《论十大关系》的探索成果，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第二，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必须把各项计划指标放在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既要充分估计到各种有利条件，反对那种看不到各种潜在力量、低估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右倾保守的偏向；又要充分估计到各种不利的因素和可能发生的困难，反对那种缺乏实际根据、不考虑可能条件、不注意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急躁冒进的偏向。”
第三，着重提出执政党建设问题。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里，深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新情况新变化，强调坚持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意义，提醒全党不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提醒全党加强集体领导、反对各种形式的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强调坚持党的团结和统一，提醒全党反对各种破坏团结和统一的行为。
第四，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提出了若干重要的、富有远见的设想。在这些设想中，最值得提及的是陈云在题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中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他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历史证明，中共八大路线是正确的。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的拨乱反正，就指导思想来说，实际上就是恢复党的八大正确路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正因为如此，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探索并未就此止步。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推向新的高度。这一新的突破，是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的认识开始的。
怎样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运行规律的新认识
记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又取得了哪些新认识呢？
李捷：第一，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学说，深入剖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状况，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上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毛泽东第一个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但普遍存在着矛盾，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且正是这些基本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
第二，进一步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分为劳动人民之间和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之间两种情况，前者是非对抗性的，后者除了对抗性的一面，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和自我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他还提出，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调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
第三，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指导，提出了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判断人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标准，即六条政治标准，并指出，在这六条政治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这两条。
第四，阐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其中包括：“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勤俭建国方针，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多党合作方针，等等。
此外，还提出并论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在充分肯定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同时，强调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记者：可惜，这种探索到1957年下半年就发生了变化。
李捷：是的。1957年下半年以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逐渐进入了曲折发展的时期。这期间，既犯了经济上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错误（如“大跃进”），又犯了政治上混淆两类矛盾、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如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但是，痛定思过。在觉察、纠正和反思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探索并没有就此止步，而且还在发展。如果说，前一段的探索成果主要是源于总结成功经验的话，那末，后来的探索成果则是对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
毛泽东总结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记者：为什么这样说呢？
李捷：1957年下半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等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总结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主要有：
第一，重新端正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路线，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大跃进”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败坏了党的作风，唯意志论的瞎指挥和浮夸风盛行。三年严重困难，使全党同志猛醒过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声疾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要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在他的督促和带领下，一时间在全党形成了一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的风气。在调查研究中，毛泽东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知之不深，因此深感进行理论创新的必要。他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1963年11月，毛泽东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对真理标准问题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最经典的概括。
第二，从理论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划分阶段的问题，作出中国正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重要论断。超越阶段，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的理论根源。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逐步划清了公社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明确了现在所处的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要不要划分阶段，当前究竟处在社会主义的哪一个发展阶段，对这两个问题并没有搞清楚。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初步确认中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重要收获。
第三，提出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服务。长期以来，包括苏联在内，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还要不要商品生产、还能不能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问题，一直搞不清楚。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更是刮起了一股取消商品生产的风。针对这个问题，1958年11月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明确指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提出，要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第四，正式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制定了两步走战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按照原来的估计，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国家，大概需要五十年时间。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作出一个新的估计：“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从五十年推迟到一百年，这不仅是时间上的调整，也是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调整，变得比较稳妥，比较切合中国的实际。经过近十年的曲折探索和曲折反复，中国共产党人才终于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最高成果，也是建国以来现代化建设基本经验的总结。
此外，在系统总结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领导全党制定了各行各业的工作条例，初步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具体政策。
记者：如何评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地位？
李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动力和智慧源泉。正如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同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也具有时代的和历史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尽管提出了要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任务，体现了理论创新上的高度自觉，但从经济体制上说未能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制约，而那些具有中国特点的制度也因为不断受到“左”的冲击，或者未能继续完善，或者未能很好坚持。其二，在1957年下半年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倾向开始发展，中共八大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被根本动摇，最终使“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根本实现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历史转折，就历史地落在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肩上，由此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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