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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蒲松龄笔下的狂生形象各具情态，鲜活感人。他们或胆豪气盛，敢作敢为；或峭直狷介，傲岸权威；或骄狂自专，悖逆燥竞；他们都具有各自独特的审美特质，其成因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蒲松龄借助塑造狂生形象寄予了内心的种种孤愤。
关键词：蒲松龄 《聊斋志异》 狂生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这是对他自身创作感受的概括与总结，正是借助这种几近痴狂的创作意兴，作家为我们塑造了大量狂生形象，这些狂生，各具情态，鲜活感人。在他们身上熔铸了作家的个人情感，寄托了作家的人生理想。
一
所谓狂，本义是指人狂癫，精神不正常，而作为倾注了作家个性气质与情感的文学形象，蒲松龄笔下的狂生，往往被舍弃了贬义成分，他们的精神特征大多表现为霸气外显，傲岸世俗，敢作敢为，勇于进取。但不同作品中的狂生，细分起来，其精神内涵的侧重面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狐嫁女》中的尹天官，少贫有胆略，敢于独自居住于白天都无人敢问津的一座废宅，友人以闹鬼怖吓，他却戏言“有鬼狐当捉证耳”。他的狂霸，震吓了妖祟，并赢得了狐翁的赞赏：“相公倜傥，或不叱怪”，于是倒成了狐府的贵宾。他如《织成》的柳生，《青凤》中的耿去病，《胡四相公》的张虚一等，皆属此类。他们或豪放自纵，富有阳刚美；或胆识超人，富有冒险精神；或天真率直，彰显人性本色。我们可把这些狂生定义为狂放型。
而另一类狂生则偏于峭直狷介，自持轻狂，傲岸权威。《狂生》即为典型，济宁某狂生与刺史为酒友，由此放纵，常代理诉讼，中饱私囊收受贿赂，久之刺史欲与其断绝关系，拒绝他的说情通融，狂生为此大怒，曰：“士可杀不可辱”，刺史以灭其门相威胁，而狂生答曰“无门可灭”，致使刺史也无可奈何，只得将其逐出城门，不了了之。最后作者感叹道：“士君子奉法守礼，不敢劫人于市，南面者奈我何哉！然仇之犹得而加者，徒以有门在耳；夫至无门可灭，则怒者更无以加之矣。噫嘻！此所谓‘贫贱骄人’者耶！”
另有一类狂生则属于轻狂型，是作者深感齿冷的人群。如《于去恶》中的余杭生，胸无点墨却狂悖至极，作者在文末的异史氏曰中厌恶道：“脱能增修厥德，则帘内之刺鼻棘心者，遇之正易，何所遭之仅也。”相反，对有德有才的宋平子则给予了深切的厚望：“不尤人则德益弘，能克己则学益进。”另如《酒狂》中的缪永定嗜酒如命，常使酒骂座，缺乏起码的酒德，在蒲松龄看来，这种人最终死于非命实则是咎由自取。蒲松龄在塑造狂生时，是有严格道德标准作为评判标尺的，即：有德之狂，受到礼赞；无德之狂，施以报应。
二
蒲松龄笔下的狂生具有鲜明的审美特质，他们一般都风流倜傥，潇洒俊逸，具有光鲜外表，如《黄英》中的陶生“丰姿洒落，言谈骚雅”；《狐梦》中的毕怡庵“倜傥不群，豪纵自喜”。此外他们又具有求真向善的璞玉情怀。《连锁》中的杨于畏疏狂佻达，但为拯救自己的爱人，以刀刺臂取血而不吝性命。在上述狂生身上，都闪现着人性的亮点。狂生之所以狂，往往是因为他们具有超凡的智慧与才能，“狂”只是其胸有成竹的霸气外显，否则就是癫疯的病态，他们往往饱读诗书，才智超迈。如《黄英》中的陶生善于经营，具有异于常人的经济头脑，所以才得以家业巨兴。
狂者所具有的审美特质，是有其深厚文化渊源的。
在中国先哲思想里，“狂”起初是有着偏执意味的。《论语·子路》云：“不得中行而与之，必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虽然孔子主张“中行”，但实际中，他对于佯狂避世者也并非绝对排斥，所以当遇到楚生接舆时，才有了思想交流（《论语·微子》）。孟子对“狂”更是予以认可，所以他赞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精神气概，主张养浩然正气。儒家思想体系中所有具有的叛逆成分，在后世得以继承和放大。据《后汉书》载，仲长统就是一位“统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的狂生。《南史》记载颜延之亦是“狂不可及”。自唐至元，自称或被世人目为狂生者，诸如贺知章、李白、王冕等更不待胜数。至明代王学兴起，王阳明就借助孔孟对于狂的理论，来攻击程朱理学压抑人性的矫情与虚伪。泰州学派，更是为“狂”助威呐喊，之后个性解放思潮的旗手李卓吾，尤以异端自居，极力倡导“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
狂生审美特质形成也是古人遗世高蹈特立独行狂士风尚的遗响。
在封建社会，文人往往扮演着中庸者的形象，但是“狂”气，虽不被社会所普遍接受，但却是个性意识觉醒的嚆矢。古代的文人，或多或少具有或标榜狂气，以区别于人，这样就形成一种文化积淀，代有继承，仲长统、颜延之、贺知章、李白等身上所具有的狂霸气质就是这种集体无意识传承的最好注脚。作为封建社会文人群体的一份子，蒲松龄也自觉不自觉地被这种文化积淀所濡染熏陶，在创作中就不自觉地把这种情愫注入其笔下的人物形象肌体中，铸就了狂生的群体形象。
狂生审美特质的决定性成因还在于作家自身的精神气质。
蒲松龄本人具有疏狂气质，友人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评价蒲松龄是“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蒲箬《柳泉公行述》曾说，其父“天性伉直”，“意气洒如”。但是蒲松龄的狂是有节制的，早年起所受的儒家正统教育，科场的蹬蹭失意以及私塾教师的身份，决定了他不可能无所顾忌地一味狂悖不羁，而是有所忌惮，他不可能像李白般洒脱，更不能像李贽那样偏激。
同时蒲松龄的狂，是讲德之狂。他对文人的德和品十分看重，在异史氏曰中曾五十余次提及。正因为如此，他笔下的狂生，表面上看来行为乖张，不合时宜，但内里，却充满了正义感和舒展自如的人性灵光。相反，那些无德之狂，无一例外地遭到作家的唾弃。试看，《黄英》中的陶生尽管随性纵酒，但其儒雅超脱的潇洒，神髓正如菊花般自由舒展，清韵淡泊；《辛十四娘》中的冯生“清脱纵酒”但这并非骄狂，而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清标独格，是魏晋风度的遗味，其意趣正和蒲松龄在疏狂层面上的人格追求相契合。这些人物形象带有世人难以接受的异端因子，却从另一层面蕴含了中国古代文人所激赏的清高气节与桀骜个性。蒲松龄狂生群像塑造，恰恰丰富了中国古代人物形象的艺术画廊。 三
文学人物是作家生活经历与审美感受的沉淀品，是作家艺术生命的凝结。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也曾说：“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是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聊斋志异》是一部“孤愤”之书，作者在其中是有所寄托的，那么他如椽巨笔所塑造的狂生，又寄托了作家怎样的情感与心态呢？
首先是感时忧愤的济世情感的表达。
作者一生都生活在民间，对社会现实的黑暗，法律的公道不张，贪虐昌行等有洞若观火的了解体验，他呼唤正义与公道，这种强烈的渴求，往往借助于狂生的嬉笑怒骂，敢作敢为表现出来。
如《一员官》中的吴同知刚直不阿，他对上司因贪墨而造成的亏空转由下属分摊的官场潜规则敢于对抗：“某官虽傲，亦受君命，可以参处不可以骂詈也！要死便死，不能损朝廷之禄，代人偿枉法脏耳！”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对于这种勇于强颜抗上的官吏，作者击节称叹：“通郡官僚虽七十有二，其实可称为官者，吴同知一人而已！”
其次，执着于功名而怀才不遇的强烈愤懑。
中国古代文人，受儒家思想熏陶，渴望积极入世，成就事功，自隋唐科举取士以来，通过科考博取功名，成了文人实现人生命运通达的唯一途径。蒲松龄曾有过辉煌时刻，十九岁时即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但之后却屡试不第。科场失意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直到七十一岁才“援例出贡”。之后他用一首诗检阅了自己的人生：“忆昔狂歌共夕晨，相期矫首跃龙津。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冷生》中冷生快意作文“大笑成文，亦一快事”的情状，就是作家当年自我砥砺，演习揣摩举业情境的再现。然而现实是那样让人心酸，《叶生》怎从另一个侧面对自己的人生结局做了个总结。叶生正如蒲松龄，也是“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遇不偶，困于名场。”虽有邑令丁公的赏识，但每次乡试都是“嗒丧而归”。死后，其魂魄报答知己，潜心教授丁公之子，使一个十六岁尚不能文的后生进了邑痒，又中亚魁，叶生的所作所为，按照蒲松龄的说法就是“借文章吐气”，以此释解科考失意后的积郁与孤愤。
再次，借红颜知己求证人生价值。
对狂生，作家更明显崇尚“士为知己者死”的人格境界。《娇娜》中的孔雪笠在雷电中仗剑与恶鬼相斗，以自己的性命保全了娇娜一家，而娇娜也以仙丹救治孔生使其起死回生，他们之间的情感，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男女相悦，而上升到生死知己的高度。《连城》中的乔生为报连城的知己之情，不惜生命，剜肉为连城疗伤，《连锁》中的杨于畏为使红颜知己摆脱恶魔纠缠，竟与之做生死搏斗……故事中的狂生充满了仗义豪情，既求证了书生自身的价值，也赢得了红颜知己的缱绻深情，从而使文人落寞孤寂的内心得到了充分的情感补偿。
总之，蒲松龄以大量的狂生形象来抒情言志，他笔下的狂生是作家自我价值的求证与展现，是孤愤心理的自我释解与补偿，他们的专任与张扬，是对个性解放的翘盼与求索，是对自己多舛人生的情感宣泄。
参考文献：
[1]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J].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J].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陈文新.蒲松龄的自我确认和人生感慨——《聊斋志异》的狂生形象[J].明清小说研究，1995 （4）.
[4]李桂奎.蒲松龄之狂与其笔下的狂生[J].山东社会科学，1998（5）.
关键词：蒲松龄 《聊斋志异》 狂生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这是对他自身创作感受的概括与总结，正是借助这种几近痴狂的创作意兴，作家为我们塑造了大量狂生形象，这些狂生，各具情态，鲜活感人。在他们身上熔铸了作家的个人情感，寄托了作家的人生理想。
一
所谓狂，本义是指人狂癫，精神不正常，而作为倾注了作家个性气质与情感的文学形象，蒲松龄笔下的狂生，往往被舍弃了贬义成分，他们的精神特征大多表现为霸气外显，傲岸世俗，敢作敢为，勇于进取。但不同作品中的狂生，细分起来，其精神内涵的侧重面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狐嫁女》中的尹天官，少贫有胆略，敢于独自居住于白天都无人敢问津的一座废宅，友人以闹鬼怖吓，他却戏言“有鬼狐当捉证耳”。他的狂霸，震吓了妖祟，并赢得了狐翁的赞赏：“相公倜傥，或不叱怪”，于是倒成了狐府的贵宾。他如《织成》的柳生，《青凤》中的耿去病，《胡四相公》的张虚一等，皆属此类。他们或豪放自纵，富有阳刚美；或胆识超人，富有冒险精神；或天真率直，彰显人性本色。我们可把这些狂生定义为狂放型。
而另一类狂生则偏于峭直狷介，自持轻狂，傲岸权威。《狂生》即为典型，济宁某狂生与刺史为酒友，由此放纵，常代理诉讼，中饱私囊收受贿赂，久之刺史欲与其断绝关系，拒绝他的说情通融，狂生为此大怒，曰：“士可杀不可辱”，刺史以灭其门相威胁，而狂生答曰“无门可灭”，致使刺史也无可奈何，只得将其逐出城门，不了了之。最后作者感叹道：“士君子奉法守礼，不敢劫人于市，南面者奈我何哉！然仇之犹得而加者，徒以有门在耳；夫至无门可灭，则怒者更无以加之矣。噫嘻！此所谓‘贫贱骄人’者耶！”
另有一类狂生则属于轻狂型，是作者深感齿冷的人群。如《于去恶》中的余杭生，胸无点墨却狂悖至极，作者在文末的异史氏曰中厌恶道：“脱能增修厥德，则帘内之刺鼻棘心者，遇之正易，何所遭之仅也。”相反，对有德有才的宋平子则给予了深切的厚望：“不尤人则德益弘，能克己则学益进。”另如《酒狂》中的缪永定嗜酒如命，常使酒骂座，缺乏起码的酒德，在蒲松龄看来，这种人最终死于非命实则是咎由自取。蒲松龄在塑造狂生时，是有严格道德标准作为评判标尺的，即：有德之狂，受到礼赞；无德之狂，施以报应。
二
蒲松龄笔下的狂生具有鲜明的审美特质，他们一般都风流倜傥，潇洒俊逸，具有光鲜外表，如《黄英》中的陶生“丰姿洒落，言谈骚雅”；《狐梦》中的毕怡庵“倜傥不群，豪纵自喜”。此外他们又具有求真向善的璞玉情怀。《连锁》中的杨于畏疏狂佻达，但为拯救自己的爱人，以刀刺臂取血而不吝性命。在上述狂生身上，都闪现着人性的亮点。狂生之所以狂，往往是因为他们具有超凡的智慧与才能，“狂”只是其胸有成竹的霸气外显，否则就是癫疯的病态，他们往往饱读诗书，才智超迈。如《黄英》中的陶生善于经营，具有异于常人的经济头脑，所以才得以家业巨兴。
狂者所具有的审美特质，是有其深厚文化渊源的。
在中国先哲思想里，“狂”起初是有着偏执意味的。《论语·子路》云：“不得中行而与之，必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虽然孔子主张“中行”，但实际中，他对于佯狂避世者也并非绝对排斥，所以当遇到楚生接舆时，才有了思想交流（《论语·微子》）。孟子对“狂”更是予以认可，所以他赞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精神气概，主张养浩然正气。儒家思想体系中所有具有的叛逆成分，在后世得以继承和放大。据《后汉书》载，仲长统就是一位“统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的狂生。《南史》记载颜延之亦是“狂不可及”。自唐至元，自称或被世人目为狂生者，诸如贺知章、李白、王冕等更不待胜数。至明代王学兴起，王阳明就借助孔孟对于狂的理论，来攻击程朱理学压抑人性的矫情与虚伪。泰州学派，更是为“狂”助威呐喊，之后个性解放思潮的旗手李卓吾，尤以异端自居，极力倡导“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
狂生审美特质形成也是古人遗世高蹈特立独行狂士风尚的遗响。
在封建社会，文人往往扮演着中庸者的形象，但是“狂”气，虽不被社会所普遍接受，但却是个性意识觉醒的嚆矢。古代的文人，或多或少具有或标榜狂气，以区别于人，这样就形成一种文化积淀，代有继承，仲长统、颜延之、贺知章、李白等身上所具有的狂霸气质就是这种集体无意识传承的最好注脚。作为封建社会文人群体的一份子，蒲松龄也自觉不自觉地被这种文化积淀所濡染熏陶，在创作中就不自觉地把这种情愫注入其笔下的人物形象肌体中，铸就了狂生的群体形象。
狂生审美特质的决定性成因还在于作家自身的精神气质。
蒲松龄本人具有疏狂气质，友人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评价蒲松龄是“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蒲箬《柳泉公行述》曾说，其父“天性伉直”，“意气洒如”。但是蒲松龄的狂是有节制的，早年起所受的儒家正统教育，科场的蹬蹭失意以及私塾教师的身份，决定了他不可能无所顾忌地一味狂悖不羁，而是有所忌惮，他不可能像李白般洒脱，更不能像李贽那样偏激。
同时蒲松龄的狂，是讲德之狂。他对文人的德和品十分看重，在异史氏曰中曾五十余次提及。正因为如此，他笔下的狂生，表面上看来行为乖张，不合时宜，但内里，却充满了正义感和舒展自如的人性灵光。相反，那些无德之狂，无一例外地遭到作家的唾弃。试看，《黄英》中的陶生尽管随性纵酒，但其儒雅超脱的潇洒，神髓正如菊花般自由舒展，清韵淡泊；《辛十四娘》中的冯生“清脱纵酒”但这并非骄狂，而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清标独格，是魏晋风度的遗味，其意趣正和蒲松龄在疏狂层面上的人格追求相契合。这些人物形象带有世人难以接受的异端因子，却从另一层面蕴含了中国古代文人所激赏的清高气节与桀骜个性。蒲松龄狂生群像塑造，恰恰丰富了中国古代人物形象的艺术画廊。 三
文学人物是作家生活经历与审美感受的沉淀品，是作家艺术生命的凝结。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也曾说：“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是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聊斋志异》是一部“孤愤”之书，作者在其中是有所寄托的，那么他如椽巨笔所塑造的狂生，又寄托了作家怎样的情感与心态呢？
首先是感时忧愤的济世情感的表达。
作者一生都生活在民间，对社会现实的黑暗，法律的公道不张，贪虐昌行等有洞若观火的了解体验，他呼唤正义与公道，这种强烈的渴求，往往借助于狂生的嬉笑怒骂，敢作敢为表现出来。
如《一员官》中的吴同知刚直不阿，他对上司因贪墨而造成的亏空转由下属分摊的官场潜规则敢于对抗：“某官虽傲，亦受君命，可以参处不可以骂詈也！要死便死，不能损朝廷之禄，代人偿枉法脏耳！”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对于这种勇于强颜抗上的官吏，作者击节称叹：“通郡官僚虽七十有二，其实可称为官者，吴同知一人而已！”
其次，执着于功名而怀才不遇的强烈愤懑。
中国古代文人，受儒家思想熏陶，渴望积极入世，成就事功，自隋唐科举取士以来，通过科考博取功名，成了文人实现人生命运通达的唯一途径。蒲松龄曾有过辉煌时刻，十九岁时即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但之后却屡试不第。科场失意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直到七十一岁才“援例出贡”。之后他用一首诗检阅了自己的人生：“忆昔狂歌共夕晨，相期矫首跃龙津。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冷生》中冷生快意作文“大笑成文，亦一快事”的情状，就是作家当年自我砥砺，演习揣摩举业情境的再现。然而现实是那样让人心酸，《叶生》怎从另一个侧面对自己的人生结局做了个总结。叶生正如蒲松龄，也是“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遇不偶，困于名场。”虽有邑令丁公的赏识，但每次乡试都是“嗒丧而归”。死后，其魂魄报答知己，潜心教授丁公之子，使一个十六岁尚不能文的后生进了邑痒，又中亚魁，叶生的所作所为，按照蒲松龄的说法就是“借文章吐气”，以此释解科考失意后的积郁与孤愤。
再次，借红颜知己求证人生价值。
对狂生，作家更明显崇尚“士为知己者死”的人格境界。《娇娜》中的孔雪笠在雷电中仗剑与恶鬼相斗，以自己的性命保全了娇娜一家，而娇娜也以仙丹救治孔生使其起死回生，他们之间的情感，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男女相悦，而上升到生死知己的高度。《连城》中的乔生为报连城的知己之情，不惜生命，剜肉为连城疗伤，《连锁》中的杨于畏为使红颜知己摆脱恶魔纠缠，竟与之做生死搏斗……故事中的狂生充满了仗义豪情，既求证了书生自身的价值，也赢得了红颜知己的缱绻深情，从而使文人落寞孤寂的内心得到了充分的情感补偿。
总之，蒲松龄以大量的狂生形象来抒情言志，他笔下的狂生是作家自我价值的求证与展现，是孤愤心理的自我释解与补偿，他们的专任与张扬，是对个性解放的翘盼与求索，是对自己多舛人生的情感宣泄。
参考文献：
[1]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J].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J].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陈文新.蒲松龄的自我确认和人生感慨——《聊斋志异》的狂生形象[J].明清小说研究，1995 （4）.
[4]李桂奎.蒲松龄之狂与其笔下的狂生[J].山东社会科学，19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