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汉时期的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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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历史时期发展的上升阶段,其书法艺术体现的沉雄、博大气魄,在中国文化史上放射出耀眼夺目的光彩。从开始的甲骨文到金文、石刻文、简帛朱墨手迹的出现,篆体、隶体、楷体等书法在百余种繁杂的书体中经筛选淘汰逐步定型。书法艺术经过有序的发展,进入繁荣发展的阶段是从东汉开始的。纸的发明、佛教传入中国、出现知识分子群体、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的出现,这些是书法艺术繁荣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秦汉书法 篆书 隶书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经过夏、商、周、春秋战国至秦、汉王朝,共计2500多年的历史,造型艺术表现出广阔无垠的宇宙观念和意识,表现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精神。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开始了有序的发展,从甲骨文到金文、石刻文、简帛朱墨手迹的出现,篆体、隶体、楷体等书法在百余种繁杂的书体中筛选淘汰逐步定型以前,书法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使用的专利。书法作为文字的表现艺术形式,其繁荣是从东汉开始的。
  一 秦代“小篆”的产生及影响
  当我们翻开尘封的历史时发现,秦始皇统一大业后的绝妙之笔,正是由丞相李斯在史籀大篆基础上创造的秦篆——即“小篆”。整饬端庄的“小篆”成为了全国统一的标准字体,而这正是秦采取的“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的文字规范制度。因此,秦篆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秦朝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秦篆“把庄严凝重与舒展自如统一于崇高肃穆的气度之中,这反映出的是中央集权制度在书法艺术上的折射,使我们还感受到那位始皇帝至高无上的非凡气慨,这就是秦篆所反映出的时代精神。”但在秦国的文字中,最著名的作品首推石鼓文,后人将其奉称为秦国文字的典范,其文镌刻在用花岗岩石制成的十面鼓形的石鼓上,用10首四言诗记录秦王在田野狩猎的故事,以歌颂其功。石鼓文笔划均匀流畅、健劲有力,字形结构匀衡端庄,表现出雍容典雅的风范。
  何谓篆书?郭沫若认为:“篆者稼也,椽者官也……故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椽书,就是官书。”可以看出秦篆即“小篆”,是当时被规范了的官方书写通用书体。这种通用字体以秦字为蓝本,“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是谓“小篆”。许慎《说文解字》所述:“秦书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二曰剖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字书,八曰隶书。”不难看出秦时字体由于使用上的不同而显得混杂和零乱,但真正意义上的秦字书写方法以大篆、小篆、(秦)隶为主,秦篆的出现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个一个奇迹,是文字书写形式的一个创举,显示出秦在文化艺术上的自信与智慧。
  “小篆”字体的特点是:中锋用笔,起始藏锋,结体整齐、纵向长形,线条匀韵、省繁从简、章法严谨,可谓一丝不苟。现存山东泰安岱庙的《泰山刻石》石碑,立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它之所以立于泰山之颠,主要是为了炫耀始皇帝统一天下的功德,而其书法体态历来被奉为秦朝小篆的正宗,撰写者正是李斯。原石在乾隆五年(1740)遭火焚,嘉庆二十年(1815)发现时仅存10字,清末时仅存9字,现残存6字。传世拓本以明朝安国所藏北宋拓本最为著名,存165字。《泰山刻石》所用小篆正是秦朝政府用于郑重、庄严场合的庙堂文字的体态,整个字形为纵势,平整中略呈高耸的修长,因结字注重均衡对称,上敛下纵,即使字中空间分割,仍可做到大致匀称。其书写的笔法也很单纯,线条粗细一致,圆润婉转。但与大篆相比,秦篆仍保留了秦国原有的字体结构,象形与装饰的成分已基本不存在了,结构显得更抽象,对技巧要求更加突出了书写的流畅。这种风格与秦建立起来的统一政权十分协调,表现出一种均衡和谐、秩序井然的美感。
  秦朝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十几年,然而秦朝统一的标准文字“小篆”及其艺术形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又重大的影响。虽然汉代取代了秦朝,具有秦朝强烈社会政治属性“小篆”书法艺术,仍然被长期保留和使用于郑重的场所,而且在使用中得到了新的发展。
  作为几千年前既在政治上统一了疆土,又在文化艺术领域统一了文字书写方式的秦国,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文字的华丽和书法审美,而更多的是以后的统治者和书法家们从整饬端庄的“小篆”及其书写的艺术形式中,借鉴和汲取了更多有利于社会交流便捷、并快速书写记录的书法艺术样式——“隶书”,这恐怕是创造“小篆”的李斯和秦始皇也是没有想到的。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类在进化、文明更需要进步,作为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书法艺术也要不断向前发展。
  二 汉代隶书的发展及成就
  秦汉时期,隶书上承篆体,下启汉代简书,而成熟的汉隶则成为以后真、行、草等书体发展的基础。汉马王堆书简用笔沉着遒健,给人以含蕴、圆厚之感,其章法独具特色,自由疏放,有强烈的节奏感,反映出书法艺术由篆至隶的发展过程。从书法艺术书写方式的变化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书法艺术讲求线条变化是从隶书的产生开始的,而如何认识隶书及其发展演变这是至关重要的。
  1965年在山西出土的《侯马盟书》、1979年河南出土的《温县盟书》,是当时用来缔结具有契约关系的文书。“盟书”又称“载书”,多用朱墨写于圭形玉石片之上,用笔生动,重落轻起,侧锋起笔、出锋收笔、圆转自如,钉头鼠尾的线条尽显端倪,同时书写速度和用笔技巧成熟。而真正具有“隶变”功效作用的应是战国墨迹《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其中反映出了隶变的特征。快写、省略、部首合并是隶书从篆书逐渐形成的规律,使由篆而隶的书体演变进程加快并得以普遍运用,这种由篆至隶的演变现象及内在规律称为“隶变”。郭沫若 所著《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一书中评价《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世的隶书”。说明隶书早期的萌芽。
  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的《青川郝家坪木牍》,经考证是战国后期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的墨迹,也是目前我国年代最早的古隶标本。其书写横无格、纵有列的章法布局以及用笔动势、回锋与露锋的变化、向右倾斜的末笔显露波挑之势,这是早期隶书的显著特征之一。但这时的隶书仍然处于由篆至隶的过渡。使隶书成熟并大行于天下的时期是西汉。西北汉简的出土填补了这项空白,从书法史可以看出,汉简的出土不仅是研究由秦至汉书体演变的重要内容,同时说明西汉时期隶书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应经普遍使用,这时的文字完成了由篆到隶的重大变革,而此时的行书、楷书、今草各书体也在汉简笔法成熟的表达中孕育着新的书体诞生,400年的汉代历史使快写简化的隶书同样为以后章草、今草、行书、楷书书体发展奠定了基础。
  文字是人类开展实践活动并得以记录、留存、延续文明的重要手段,那么它的便捷与快速地记录就要求不断改进。由于人类生活节奏加快,小篆书写方法的缓慢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人类社会活动的要求。为了实用,人们在简策中简写、速写,这就要将非圆转齐一的笔划保留之外,而且笔画在小篆的基础上要求更为简便化,齐整的圆弧变成不规则的方折,弧形的线条变成了方折的笔画,从而形成书写的便易与实用,程遂等人从中得到启发,把费时费工的篆体笔势废除了它的使用,将随意而成的一些笔法予以整理,成了隶体,很快推广开来。
  秦至汉隶书的出现是文字发展演变的必然过程,古人所说的:“隶书者,篆之捷也。”至此,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发展,隶书书体不断发展成熟并开始用于人们记录重要事件场合。而历史到了东汉时期人们普遍开始重视名节,树碑立传的社会风气日益盛行。歌功颂德、记录事件最好的方式是刻碑祝愿,因此大量的碑刻流传了下来。东汉时保存下来的石刻形制众多,但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把文字刻在人为加工的巨大石板之上,称为碑版;另一类是把文字刻在天然山崖石壁之上,称为摩崖。东汉碑刻上使用的文字都是已经成熟了的隶书的标准字体。树碑铭刻严肃庄重,不论是撰文书写者,还是镌刻的工匠都极为严谨慎重、认真细心,这样使东汉隶书的书写艺术水平很快得到提高,并且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也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风格面貌。保存至今的汉代隶书石刻有200多块,分布在山东、陕西、河南等地。而汉代遗存下来的铭刻书法中,汉金文、汉碑碣、摩崖刻石、墓志铭、砖、瓦铭文等形式极为丰富,但更能诠释汉代书法最高成就的是汉碑碣和摩崖刻石。从书法艺术角度看,汉代碑刻中具有代表性的书体就是碑刻隶书,这些隶书的点画大都呈现横平竖直、笔法严谨、结体严整、端庄饱满、均衡对称等特点,流露出凝重大气、浑厚朴实的艺术风格。
  汉代书法艺术的辉煌成就主要体现在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汉代碑竭书法艺术之上。不论是典雅、端正的《礼器啤》、《乙英碑》、《史晨碑》,或是飘逸、秀丽、洒脱的《曹全碑》、《孔彪碑》,或是雄浑、峻奇的《张迁碑》、《鲜于磺碑》,或是摩崖刻石、依山挥写恣肆挥洒、线条跌宕的《石门颂》、《杨淮表记》,再或是伟岸浑厚的《西狭颂》,都呈现出汉隶书体独特的艺术魅力。隶书的出现,代表着汉字的形态结体由此永恒地固定下来并延用至今。对于书法艺术发展而言,隶书讲究提按、藏露、波磔的书写笔法,实破了篆书单一用笔的局限,为汉字实用与书写艺术的完善和完美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三 两汉书学理论日趋成熟
  书法艺术的发展,不仅是书写技巧与技术上的演变与成熟,还有其书学理论的成熟。两汉时期书法艺术的辉煌成就,不仅体现在隶书书体的书写上,这时的书家们还开始用自觉或不自觉的方式,对宇宙万象的存在观照,领悟文字书写结构的内涵与法则,以及用自觉的心灵感悟寻求着书法艺术运笔、结构、行款时特有的神气与美感。从此,书法艺术的时代开启了法与理并重、感与悟齐备的新篇章。两汉时期书学理论也从此成为了书法史上永恒的重要标志。两汉的书学理论著述以崔瑷的《草书势》、蔡邕所著的《篆势》、成公绥的《隶书势》和赵壹的《非草书》而闻名于世,这些也被史书称之为我国古代最早的一批书学著述,这些作者既是成就卓著的文人书家,又是在书学理论上颇有建树的文化书学理论家。从此,中国书法史上出现了以个人身名传世的记载。
  “度高韵深”的隶书,最终为何成为了汉代官方通行的官体文字?这与汉献帝时的文人书家“蔡中郎”(蔡邕)所书碑刻《熹平石经》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蔡邕(公元132-192年),字伯喈,陈留围(今河南杞县)人。汉献帝时左中郎将,后世称“蔡中郎”。他精通文字、擅长篆体、精研隶书。梁朝萧衍对其书法评价为“爽朗传神,骨气通达也。”而蔡一生与碑结缘,《熹平石经》开隶书正体之先河,石经的书写出现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字的规范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据说蔡邕将其一生研究的笔法传给了其女蔡文姬,其又传给后代。不论蔡邕其书学与隶体笔法对后世产生多大影响,我们己无法考证和得出一个准确定论,但毋庸置疑或不可否认的那就是,“度高韵深”的隶书让“魏晋风流”的书家们为之敬仰。
  四 小结
  纵观秦、汉时期的书法艺术发展演变,书法艺术不论从纷乱繁杂的书体到整齐一统的小篆;不论是从整饬端庄的中锋用笔、起始藏锋的篆书结体到回锋与露锋变化、向右倾斜并末笔波挑之势的隶体;不论是从圆转齐一的秦篆笔画再到形成不规则线条方折笔画的汉隶;不论是从小篆书写方法的缓慢再到便捷、快速记录方法的改进;不论是从书法技法追求再到书学理论的不断成熟……无不显示出秦汉书法艺术发展的清晰脉络,其存在表现出广阔无垠的宇宙观念和意识,表现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更加毫无疑问的是,书法艺术所体现出的沉雄、博大的气魄,在中国文化史上放射出了永恒的光彩。
  
   参考文献:
   [1] 蓝铁、郑箸:《中国书法下的艺术与技巧》,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2] 陈方既:《中国书法美学思想史》,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3] 陈浩等:《书法篆刻与教学》,辽宁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王学俊,男,1963—,甘肃永登县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画、书法理论、美学,工作单位: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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