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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根据地的执政党，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在抗日根据地实现了党内关系和谐、党政关系和谐、各阶级阶层内部关系的和谐，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将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能否正确地分析矛盾、把握矛盾和解决矛盾，对于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一些宝贵的经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很复杂，党牢牢把握了中日民族矛盾这个当时最主要的矛盾，正确、合理、妥善地协调根据地各个阶级、阶层之间乃至各个方面的社会矛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分析、总结我们党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协调各种社会矛盾的宝贵经验，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党构建和谐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动因
抗日战争期间，党对构建和谐根据地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是因为抗日根据地是党克敌制胜的大后方，和谐根据地的建设，是党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必然要求。
（一）中国革命的道路决定了党必须构建和谐根据地
旧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强大的敌人长期占领着中心城市，广大农村是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所以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战胜城市、夺取城市的道路。但是城市经济发达，生产方式先进，农村经济落后。落后的农村怎样才能战胜先进的城市呢？这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党就必须在广大根据地大力整合不同的利益主体，努力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把各方面力量都调动起来，把抗日根据地构建为一个和谐稳定的大后方。
（二）党构建和谐根据地，是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
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深，党认识到日本的目的是要把全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而中国革命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调动一切抗日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一个由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组织，成份复杂，利益诉求多元化。为了调动他们的抗战积极性，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就必须在抗日根据地设法协调各方面矛盾，尽可能满足各方面的利益诉求，促进各方面团结合作，共同抗日，开创一种合作互补、和谐共赢的社会局面。如果党在抗日根据地过分的片面强调自己的阶级代表性，忽视其它阶级阶层的利益诉求，就势必危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利于全民抗战的实现。
（三）党构建和谐根据地，是巩固党的局部执政地位的需要
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执政环境非常复杂，形势非常严峻。一方面，国共虽然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的亡共之心不死，甚至向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另一方面，日本自攻占武汉以后，其对华的具体方针和政策发生了变化：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和封锁。这两方面对党在抗日根据地的局部执政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和挑战。为了解除威胁应对挑战，党就必须赢得根据地全体人民的支持和认同。为此，党在根据地就必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公平施政，增强党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以巩固党的局部执政地位。
二、党构建和谐抗日根据地的措施
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指出：“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1］正是在“各得其所”这一总的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从党的自身建设、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方面，就如何构建和谐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正确总结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实现党内关系的和谐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根据地的执政党，在思想、政治、组织方面居于领导地位，所以党内关系和谐是实现根据地社会和谐的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在促进党内关系和谐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
首先，把正确开展党内斗争，解决党的矛盾，作为促进党内关系和谐的必要条件。党内关系和谐是在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党内斗争主要是党内不同思想和原则上的对立，党内矛盾是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之间的矛盾，两者都是党内是非问题。那么怎样正确开展党内斗争，解决党内矛盾呢？刘少奇同志把党内斗争和党内团结、和谐结合起来，于1941年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演讲时，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一方面，对于错误思想，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对人的处理一定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党还总结了以前解决党内矛盾的教训，科学地开展整风运动，把整风作为解决党内矛盾的新形式。为了保证整风运动的顺利发展，党在运动中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惩前毖后”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2］“治病救人”就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3］通过贯彻这一方针，达到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最终促进了党的团结、统一、和谐。
其次，中共“七大”科学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最终实现了全党的空前的团结和和谐。“七大”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和当前战略任务，保证了全党在步调上的统一；“七大”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确定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这样就保证了全党在作风上的统一；“七大”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历史上最完善的一届中央委员会，保证了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与和谐。
（二）大力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实现党政关系的和谐
自1939年开始，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起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党如何处理同抗日民主政权的关系，直接关系着各根据地的和谐与发展，关系着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壮大。党对这一问题的思路是清晰的。一方面，必须保证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以实现党的领导，最终完成党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在政权的人员组成方面，必须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只能占三分之一。这样就保证了政权的民主施政方针的贯彻，适应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但是，在政权中只占三分之一名额的共产党，如何才能把党的领导与民主施政统一起来呢？这要求全党在思想上对领导权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4］这说明了党对政权的领导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是原则上的领导，并非组织上的领导。在实践上要求党对政权要采取科学的政策，即指导和监督的政策。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5］按照这一思想，邓小平认为，党只有命令政府中党团和党员的权力，只有在必要时用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建议的权力，而没有向政府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政府机关中的党团也没有超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命令下指导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通过才生效。所有这些论述，指导着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把抗日根据地政权中党的领导和民主施政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根据地党政关系的和谐发展。
（三）实行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促进各党派、各阶级阶层关系的和谐
中国共产党对党员严格要求，实现了和其他党派、阶级阶层关系的和谐。在思想上，要求共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作用。”［6］为了真正发挥这种先锋模范作用，每一个共产党员就必须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在工作方式上，要求共产党员同党外人士合作，不能把持包办、独断专行。要“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地方，共产党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7］毛泽东1941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演说时进一步强调：“共产党员又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8］在具体政策上，为了调动根据地各阶级阶层的抗日积极性，党以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在根据地实行了改革，以此促进了党与其他党派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和谐。党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根据地的执政党就妄自尊大，独霸政权，而是在根据地实行普遍的选举制度，做到“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9］在普遍的选举制度实行之初，在一些地方因为共产党威望高而出现了共产党员当选比例过大现象，不利于团结抗战。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党决定在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原则。此举大大激发了各阶级阶层的抗战积极性，也促进了中共与各阶级阶层关系的和谐。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在根据地出现了党政军脱产人员过多现象，由此导致财政支出大增，人民负担过重，党群关系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中共中央听取了党外人士的建议，决定在根据地“精兵简政”。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谐了根据地的党群关系。
参考文献：
［1］［2］［3］［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6］［7］［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将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能否正确地分析矛盾、把握矛盾和解决矛盾，对于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一些宝贵的经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很复杂，党牢牢把握了中日民族矛盾这个当时最主要的矛盾，正确、合理、妥善地协调根据地各个阶级、阶层之间乃至各个方面的社会矛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分析、总结我们党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协调各种社会矛盾的宝贵经验，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党构建和谐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动因
抗日战争期间，党对构建和谐根据地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是因为抗日根据地是党克敌制胜的大后方，和谐根据地的建设，是党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必然要求。
（一）中国革命的道路决定了党必须构建和谐根据地
旧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强大的敌人长期占领着中心城市，广大农村是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所以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战胜城市、夺取城市的道路。但是城市经济发达，生产方式先进，农村经济落后。落后的农村怎样才能战胜先进的城市呢？这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党就必须在广大根据地大力整合不同的利益主体，努力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把各方面力量都调动起来，把抗日根据地构建为一个和谐稳定的大后方。
（二）党构建和谐根据地，是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
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深，党认识到日本的目的是要把全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而中国革命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调动一切抗日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一个由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组织，成份复杂，利益诉求多元化。为了调动他们的抗战积极性，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就必须在抗日根据地设法协调各方面矛盾，尽可能满足各方面的利益诉求，促进各方面团结合作，共同抗日，开创一种合作互补、和谐共赢的社会局面。如果党在抗日根据地过分的片面强调自己的阶级代表性，忽视其它阶级阶层的利益诉求，就势必危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利于全民抗战的实现。
（三）党构建和谐根据地，是巩固党的局部执政地位的需要
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执政环境非常复杂，形势非常严峻。一方面，国共虽然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的亡共之心不死，甚至向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另一方面，日本自攻占武汉以后，其对华的具体方针和政策发生了变化：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和封锁。这两方面对党在抗日根据地的局部执政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和挑战。为了解除威胁应对挑战，党就必须赢得根据地全体人民的支持和认同。为此，党在根据地就必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公平施政，增强党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以巩固党的局部执政地位。
二、党构建和谐抗日根据地的措施
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指出：“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1］正是在“各得其所”这一总的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从党的自身建设、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方面，就如何构建和谐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正确总结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实现党内关系的和谐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根据地的执政党，在思想、政治、组织方面居于领导地位，所以党内关系和谐是实现根据地社会和谐的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在促进党内关系和谐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
首先，把正确开展党内斗争，解决党的矛盾，作为促进党内关系和谐的必要条件。党内关系和谐是在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党内斗争主要是党内不同思想和原则上的对立，党内矛盾是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之间的矛盾，两者都是党内是非问题。那么怎样正确开展党内斗争，解决党内矛盾呢？刘少奇同志把党内斗争和党内团结、和谐结合起来，于1941年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演讲时，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一方面，对于错误思想，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对人的处理一定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党还总结了以前解决党内矛盾的教训，科学地开展整风运动，把整风作为解决党内矛盾的新形式。为了保证整风运动的顺利发展，党在运动中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惩前毖后”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2］“治病救人”就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3］通过贯彻这一方针，达到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最终促进了党的团结、统一、和谐。
其次，中共“七大”科学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最终实现了全党的空前的团结和和谐。“七大”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和当前战略任务，保证了全党在步调上的统一；“七大”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确定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这样就保证了全党在作风上的统一；“七大”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历史上最完善的一届中央委员会，保证了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与和谐。
（二）大力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实现党政关系的和谐
自1939年开始，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起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党如何处理同抗日民主政权的关系，直接关系着各根据地的和谐与发展，关系着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壮大。党对这一问题的思路是清晰的。一方面，必须保证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以实现党的领导，最终完成党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在政权的人员组成方面，必须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只能占三分之一。这样就保证了政权的民主施政方针的贯彻，适应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但是，在政权中只占三分之一名额的共产党，如何才能把党的领导与民主施政统一起来呢？这要求全党在思想上对领导权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4］这说明了党对政权的领导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是原则上的领导，并非组织上的领导。在实践上要求党对政权要采取科学的政策，即指导和监督的政策。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5］按照这一思想，邓小平认为，党只有命令政府中党团和党员的权力，只有在必要时用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建议的权力，而没有向政府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政府机关中的党团也没有超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命令下指导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通过才生效。所有这些论述，指导着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把抗日根据地政权中党的领导和民主施政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根据地党政关系的和谐发展。
（三）实行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促进各党派、各阶级阶层关系的和谐
中国共产党对党员严格要求，实现了和其他党派、阶级阶层关系的和谐。在思想上，要求共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作用。”［6］为了真正发挥这种先锋模范作用，每一个共产党员就必须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在工作方式上，要求共产党员同党外人士合作，不能把持包办、独断专行。要“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地方，共产党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7］毛泽东1941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演说时进一步强调：“共产党员又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8］在具体政策上，为了调动根据地各阶级阶层的抗日积极性，党以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在根据地实行了改革，以此促进了党与其他党派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和谐。党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根据地的执政党就妄自尊大，独霸政权，而是在根据地实行普遍的选举制度，做到“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9］在普遍的选举制度实行之初，在一些地方因为共产党威望高而出现了共产党员当选比例过大现象，不利于团结抗战。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党决定在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原则。此举大大激发了各阶级阶层的抗战积极性，也促进了中共与各阶级阶层关系的和谐。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在根据地出现了党政军脱产人员过多现象，由此导致财政支出大增，人民负担过重，党群关系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中共中央听取了党外人士的建议，决定在根据地“精兵简政”。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谐了根据地的党群关系。
参考文献：
［1］［2］［3］［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6］［7］［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