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根据地的执政党,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在抗日根据地实现了党内关系和谐、党政关系和谐、各阶级阶层内部关系的和谐,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将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能否正确地分析矛盾、把握矛盾和解决矛盾,对于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一些宝贵的经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很复杂,党牢牢把握了中日民族矛盾这个当时最主要的矛盾,正确、合理、妥善地协调根据地各个阶级、阶层之间乃至各个方面的社会矛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分析、总结我们党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协调各种社会矛盾的宝贵经验,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党构建和谐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动因
抗日战争期间,党对构建和谐根据地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是因为抗日根据地是党克敌制胜的大后方,和谐根据地的建设,是党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必然要求。
(一)中国革命的道路决定了党必须构建和谐根据地
旧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强大的敌人长期占领着中心城市,广大农村是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所以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战胜城市、夺取城市的道路。但是城市经济发达,生产方式先进,农村经济落后。落后的农村怎样才能战胜先进的城市呢?这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党就必须在广大根据地大力整合不同的利益主体,努力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把各方面力量都调动起来,把抗日根据地构建为一个和谐稳定的大后方。
(二)党构建和谐根据地,是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
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深,党认识到日本的目的是要把全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而中国革命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调动一切抗日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一个由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组织,成份复杂,利益诉求多元化。为了调动他们的抗战积极性,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就必须在抗日根据地设法协调各方面矛盾,尽可能满足各方面的利益诉求,促进各方面团结合作,共同抗日,开创一种合作互补、和谐共赢的社会局面。如果党在抗日根据地过分的片面强调自己的阶级代表性,忽视其它阶级阶层的利益诉求,就势必危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利于全民抗战的实现。
(三)党构建和谐根据地,是巩固党的局部执政地位的需要
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执政环境非常复杂,形势非常严峻。一方面,国共虽然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的亡共之心不死,甚至向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另一方面,日本自攻占武汉以后,其对华的具体方针和政策发生了变化: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和封锁。这两方面对党在抗日根据地的局部执政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和挑战。为了解除威胁应对挑战,党就必须赢得根据地全体人民的支持和认同。为此,党在根据地就必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公平施政,增强党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以巩固党的局部执政地位。
二、党构建和谐抗日根据地的措施
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指出:“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1]正是在“各得其所”这一总的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从党的自身建设、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方面,就如何构建和谐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正确总结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实现党内关系的和谐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根据地的执政党,在思想、政治、组织方面居于领导地位,所以党内关系和谐是实现根据地社会和谐的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在促进党内关系和谐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
首先,把正确开展党内斗争,解决党的矛盾,作为促进党内关系和谐的必要条件。党内关系和谐是在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党内斗争主要是党内不同思想和原则上的对立,党内矛盾是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之间的矛盾,两者都是党内是非问题。那么怎样正确开展党内斗争,解决党内矛盾呢?刘少奇同志把党内斗争和党内团结、和谐结合起来,于1941年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演讲时,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一方面,对于错误思想,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对人的处理一定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党还总结了以前解决党内矛盾的教训,科学地开展整风运动,把整风作为解决党内矛盾的新形式。为了保证整风运动的顺利发展,党在运动中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惩前毖后”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2]“治病救人”就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3]通过贯彻这一方针,达到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最终促进了党的团结、统一、和谐。
其次,中共“七大”科学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最终实现了全党的空前的团结和和谐。“七大”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和当前战略任务,保证了全党在步调上的统一;“七大”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确定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这样就保证了全党在作风上的统一;“七大”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历史上最完善的一届中央委员会,保证了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与和谐。
(二)大力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实现党政关系的和谐
自1939年开始,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起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党如何处理同抗日民主政权的关系,直接关系着各根据地的和谐与发展,关系着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壮大。党对这一问题的思路是清晰的。一方面,必须保证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以实现党的领导,最终完成党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在政权的人员组成方面,必须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只能占三分之一。这样就保证了政权的民主施政方针的贯彻,适应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但是,在政权中只占三分之一名额的共产党,如何才能把党的领导与民主施政统一起来呢?这要求全党在思想上对领导权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4]这说明了党对政权的领导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是原则上的领导,并非组织上的领导。在实践上要求党对政权要采取科学的政策,即指导和监督的政策。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5]按照这一思想,邓小平认为,党只有命令政府中党团和党员的权力,只有在必要时用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建议的权力,而没有向政府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政府机关中的党团也没有超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命令下指导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通过才生效。所有这些论述,指导着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把抗日根据地政权中党的领导和民主施政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根据地党政关系的和谐发展。
(三)实行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促进各党派、各阶级阶层关系的和谐
中国共产党对党员严格要求,实现了和其他党派、阶级阶层关系的和谐。在思想上,要求共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作用。”[6]为了真正发挥这种先锋模范作用,每一个共产党员就必须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在工作方式上,要求共产党员同党外人士合作,不能把持包办、独断专行。要“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地方,共产党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7]毛泽东1941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演说时进一步强调:“共产党员又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8]在具体政策上,为了调动根据地各阶级阶层的抗日积极性,党以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在根据地实行了改革,以此促进了党与其他党派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和谐。党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根据地的执政党就妄自尊大,独霸政权,而是在根据地实行普遍的选举制度,做到“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9]在普遍的选举制度实行之初,在一些地方因为共产党威望高而出现了共产党员当选比例过大现象,不利于团结抗战。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党决定在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原则。此举大大激发了各阶级阶层的抗战积极性,也促进了中共与各阶级阶层关系的和谐。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在根据地出现了党政军脱产人员过多现象,由此导致财政支出大增,人民负担过重,党群关系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中共中央听取了党外人士的建议,决定在根据地“精兵简政”。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谐了根据地的党群关系。
参考文献:
[1][2][3][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6][7][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将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能否正确地分析矛盾、把握矛盾和解决矛盾,对于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一些宝贵的经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很复杂,党牢牢把握了中日民族矛盾这个当时最主要的矛盾,正确、合理、妥善地协调根据地各个阶级、阶层之间乃至各个方面的社会矛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分析、总结我们党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协调各种社会矛盾的宝贵经验,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党构建和谐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动因
抗日战争期间,党对构建和谐根据地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是因为抗日根据地是党克敌制胜的大后方,和谐根据地的建设,是党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必然要求。
(一)中国革命的道路决定了党必须构建和谐根据地
旧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强大的敌人长期占领着中心城市,广大农村是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所以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战胜城市、夺取城市的道路。但是城市经济发达,生产方式先进,农村经济落后。落后的农村怎样才能战胜先进的城市呢?这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党就必须在广大根据地大力整合不同的利益主体,努力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把各方面力量都调动起来,把抗日根据地构建为一个和谐稳定的大后方。
(二)党构建和谐根据地,是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
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深,党认识到日本的目的是要把全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而中国革命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调动一切抗日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一个由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组织,成份复杂,利益诉求多元化。为了调动他们的抗战积极性,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就必须在抗日根据地设法协调各方面矛盾,尽可能满足各方面的利益诉求,促进各方面团结合作,共同抗日,开创一种合作互补、和谐共赢的社会局面。如果党在抗日根据地过分的片面强调自己的阶级代表性,忽视其它阶级阶层的利益诉求,就势必危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利于全民抗战的实现。
(三)党构建和谐根据地,是巩固党的局部执政地位的需要
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执政环境非常复杂,形势非常严峻。一方面,国共虽然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的亡共之心不死,甚至向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另一方面,日本自攻占武汉以后,其对华的具体方针和政策发生了变化: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和封锁。这两方面对党在抗日根据地的局部执政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和挑战。为了解除威胁应对挑战,党就必须赢得根据地全体人民的支持和认同。为此,党在根据地就必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公平施政,增强党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以巩固党的局部执政地位。
二、党构建和谐抗日根据地的措施
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指出:“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1]正是在“各得其所”这一总的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从党的自身建设、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方面,就如何构建和谐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正确总结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实现党内关系的和谐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根据地的执政党,在思想、政治、组织方面居于领导地位,所以党内关系和谐是实现根据地社会和谐的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在促进党内关系和谐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
首先,把正确开展党内斗争,解决党的矛盾,作为促进党内关系和谐的必要条件。党内关系和谐是在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党内斗争主要是党内不同思想和原则上的对立,党内矛盾是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之间的矛盾,两者都是党内是非问题。那么怎样正确开展党内斗争,解决党内矛盾呢?刘少奇同志把党内斗争和党内团结、和谐结合起来,于1941年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演讲时,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一方面,对于错误思想,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对人的处理一定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党还总结了以前解决党内矛盾的教训,科学地开展整风运动,把整风作为解决党内矛盾的新形式。为了保证整风运动的顺利发展,党在运动中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惩前毖后”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2]“治病救人”就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3]通过贯彻这一方针,达到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最终促进了党的团结、统一、和谐。
其次,中共“七大”科学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最终实现了全党的空前的团结和和谐。“七大”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和当前战略任务,保证了全党在步调上的统一;“七大”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确定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这样就保证了全党在作风上的统一;“七大”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历史上最完善的一届中央委员会,保证了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与和谐。
(二)大力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实现党政关系的和谐
自1939年开始,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起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党如何处理同抗日民主政权的关系,直接关系着各根据地的和谐与发展,关系着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壮大。党对这一问题的思路是清晰的。一方面,必须保证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以实现党的领导,最终完成党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在政权的人员组成方面,必须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只能占三分之一。这样就保证了政权的民主施政方针的贯彻,适应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但是,在政权中只占三分之一名额的共产党,如何才能把党的领导与民主施政统一起来呢?这要求全党在思想上对领导权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4]这说明了党对政权的领导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是原则上的领导,并非组织上的领导。在实践上要求党对政权要采取科学的政策,即指导和监督的政策。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5]按照这一思想,邓小平认为,党只有命令政府中党团和党员的权力,只有在必要时用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建议的权力,而没有向政府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政府机关中的党团也没有超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命令下指导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通过才生效。所有这些论述,指导着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把抗日根据地政权中党的领导和民主施政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根据地党政关系的和谐发展。
(三)实行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促进各党派、各阶级阶层关系的和谐
中国共产党对党员严格要求,实现了和其他党派、阶级阶层关系的和谐。在思想上,要求共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作用。”[6]为了真正发挥这种先锋模范作用,每一个共产党员就必须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在工作方式上,要求共产党员同党外人士合作,不能把持包办、独断专行。要“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地方,共产党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7]毛泽东1941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演说时进一步强调:“共产党员又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8]在具体政策上,为了调动根据地各阶级阶层的抗日积极性,党以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在根据地实行了改革,以此促进了党与其他党派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和谐。党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根据地的执政党就妄自尊大,独霸政权,而是在根据地实行普遍的选举制度,做到“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9]在普遍的选举制度实行之初,在一些地方因为共产党威望高而出现了共产党员当选比例过大现象,不利于团结抗战。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党决定在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原则。此举大大激发了各阶级阶层的抗战积极性,也促进了中共与各阶级阶层关系的和谐。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在根据地出现了党政军脱产人员过多现象,由此导致财政支出大增,人民负担过重,党群关系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中共中央听取了党外人士的建议,决定在根据地“精兵简政”。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谐了根据地的党群关系。
参考文献:
[1][2][3][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6][7][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