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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步入官场刚刚7个年头，四川邻水人李准就已被任命为署理广东水师提督的要职，这一年他才34岁。
作为清朝最南端一支海军力量的长官，他的军队所辖制的，将是广东以南那一片最广大的海域。做广东水师提督后，李准日常的事务，依然是剿匪、练兵、巡防、镇压党人起义。年复一年，他的舰队仅是在内江近海航行巡视，而在更远更广阔的洋面上，却迟迟未见大清海军飘扬着的龙旗。为此，李准曾不无沮丧地感叹，作为一名近代海军的首领，他的职责竟与旧日做巡防营统领时毫无两样。
直到1909年，一些出海归来的渔民传来东沙被占的消息。
东沙危机
光绪末年，广东。又到出海的时候，一群渔民如过去一般纷纷乘船入海，不料一场不期而至的台风打乱了他们的计划。风暴里，渔船沉没者不计其数，幸存的人们漂流到一座岛屿，被岛上的居民救起，但颇为奇怪的是，他们却听不懂岛上居民说话。被救的渔民中，方言种类已够繁多，竟然无一种语言能与岛民沟通，人们不由得大惑不解。待风暴过去，天气转晴后，渔民们看到岸上竖立着的“红心白地”的旗帜，方才明白这岛屿已被日本人所占，难怪语言不通。
渔民等台风平息后，一部分返回广州，便将经过情形传播开来：东沙岛已被日本人所占，有消息甚至夸张地说，日本人已在岛上有十余年了，而我们竟茫然无知。虽说传闻里不免有道听途说的成分，但毕竟令清朝政府意识到了东沙的危险，而以这样一种方式获悉情报，这对于一个近代国家的防卫而言又是莫大的讽刺。
更为尴尬的还有，虽可约略判断，日本人所占乃中国渔民世代活动之地，但对于该岛的确切位置，政府竟然“无图籍可证”，待要前往调查，而广东水师又一时无法派出可供远洋巡航的舰船。
无奈，政府只得先从船户中打探消息。广东水师在香山寻访时，有老渔户告知：当地渔民每年往东沙岛三次，自正月开行，至四月回澳门，为第一次。五月至八月，为第二次。九月至十二月，为第三次。过去几十年间，已有同往伙伴132人不幸丧命，均在岛上安葬。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左右，有大兵轮一艘，载有日本人200余名，有携剑者，有携刀枪者，不准他们在此岛捕鱼，即刻开行。他们不允，日本人遂将舢板四只打烂，将木料扔到海里。香山渔民还曾目睹：就在此三四日前，又见一兵轮日本人登岛，将大王庙、兄弟所尽行毁拆，用火焚化。岛上原有坟冢百余座，也被用铁器掘开，取出骸骨，随后又砍伐岛上树木堆起，将百多具尸骨尽行烧化，推入海中。这些行为无疑旨在消灭有人在岛上活动过的痕迹。
1909年初，广东水师终于协商从南洋舰队调来了“飞鹰舰”，由吴敬荣率领，开始前往东沙调查情况。吴敬荣在岛上所见证实了渔民的消息，早在两年前，日本商人西泽吉次便从台湾来到此岛，见岛上鸟粪丰富，便带领百余名工人驱走中国渔民，经营起采掘磷矿、肥料的生意。此时，岛上已有工厂三座，办公室一座，并有制淡水机器，此外岛上还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十余里的轻便铁道，连接起岛屿南端的码头。西泽将这座“无人荒岛”命名为“西泽岛”，并在岸上竖起木牌，升起日本国旗。
获取证据后，两广总督张人骏与日本驻广州领事交涉。日方称，日本从未对东沙主张过主权，但东沙确系“无主荒地”，若中国主张主权，则应提供更早时候中国地方史志或航海图籍资料。但中国文献向来“只详陆地之事，而海中各岛素多忽略”，据《李准日记》记载：“外部（外务部）索海图为证，而航海所用海图为外人测绘，名此岛曰布那打士（即Pratas），不足为证。遍查中国旧有舆图各书及粤省通志，皆无此岛名。”这又令清朝政府一时慌乱起来。
可以想象，那是怎样的手忙脚乱。要从中国浩瀚的文献中寻找东沙岛归属的证明，无异于大海捞针。
就在中方竭力搜寻文献证据的时候，广东按察使王秉恩告知李准，乾隆年间高凉总兵陈伦炯著有《海国闻见录》，书中有此岛名。李准便当即据此图与日方交涉，使务必交还此岛。虽然日本公使又拿岛上财产继续谈判，但李准以证据确凿，态度也强硬起来。最终通过外交手段收回了东沙岛。
护卫南海
在与日本人往来交涉的过程中，李准保护南海主权的意识也油然而生。当时的南海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危机四伏。从东亚的历史来看，日本人占据开发东沙岛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它正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尤其占据台湾后，日本为“开拓万里波涛”继续向着南方海洋不断扩张的结果。而整个南海其实早已处在列强们虎视眈眈的紧盯之下了。早在1883年，德国人就曾到西沙、南沙群岛进行调查测量；1908年，英国人则提出在东沙建立灯塔，以便航运；1909年初，法国驻越南总督突然向清政府发出照会，也觊觎起南沙、西沙群岛。
在交涉东沙之时，李准便考虑到，南海之上如东沙岛一样被荒弃不理的无人岛屿也肯定不少。当时，广东水师左翼分统林国祥告诉李准，距琼州榆林港以西约二百海里处，即有群岛，西方人称之为Parcels（即西沙群岛），距香港约四百海里，凡船只由新加坡东行到香港，必经此线。
于是，为避免重蹈东沙被外人强占的覆辙，李准随即主张立即前往考察，以将先他们“收入海图，作为中国之领土”。他将此意上报两广总督张人骏，得到张的赞同后，李准便迫不及待地安排起南海考察之事。
那个时候，也许是李准作为广东水师提督4年以来最为激动的日子，他在日记中写道：“余极欲探索其究竟。”一种无法掩饰的急切兴奋的心情显而易见。这种急切，也许有因南海局势带来的紧张，但可能更多的是，作为一名海军长官，4年多来，他终于可以到更远、更辽阔的海域上肩负使命、开拓功业。
当时，似乎任何困难都已无法遏制李准急欲出海的渴望，可他手下的广东水师是怎样的一支海军呢？广东原是近代海防首冲之区，也是清朝旧式水师力量最强的地区，但19世纪70年代，清朝发展近代海军以来，海防的战略便是以京畿为中心，向外逐层设防，第一层为津沽、旅顺、威海卫一线，由北洋水师镇守：第二层为长江、江浙一线，由南洋水师镇守；第三层为福建、台湾一线，由福建水师镇守，作为最外一层的广东则独为一镇。 当时清朝主要的力量都集中于北洋海军的建设，最不受重视的广东水师只能依靠地方自筹经费来发展，因而实力是四支水师中最弱的。由于新式军舰数量少，吨位小，就仍然编于广东水师内，保持新旧交杂状态。原本广东水师有过三艘主力巡洋舰，广甲、广乙、广丙，但1894年前被调往北洋会操，正值朝鲜局势紧张，便留在北洋备战，于甲午海战中全部覆没。在此之后，广东水师便再没购置过大型的军舰。而它主要的任务，也如旧式水师一般，在内江、近海执行巡防、剿匪缉盗而已。
当李准准备出海时，军中竟难以找到一艘可以远洋出巡的舰艇，几经挑选，只得由伏波、琛航两艘巡洋舰及广金、广庚两艘炮舰组成舰队。伏波、琛航还是福建船政局早期所造的木质军舰，年龄老、马力小，而且在中法战争中，均被击沉，后来捞起修复，勉强使用而已。
不仅舰船缺乏，更为匮乏的是海军人才。自甲午战败后，大清海军久无远洋出巡的经验。1909年，中日关于东沙岛已签署协定，准备于10月25日前往交接，然而因为船只破旧，缺乏指挥人才，加之风浪阻滞，直到11月14日，中国舰船才抵达东沙岛。
这个时候，又一位早期海军军官浮出了水面，他就是林国祥。他是清朝海军中唯一参加过中法、中日两次海战的舰长，精通英语，是福建船政学堂后堂驾驶班第一期学员，与其同期的有邓世昌，而且两人还曾在同一艘军舰上服役，林国祥任琛航舰舰长时，大副便是邓世昌。甲午战败后，朝廷追究责任，将丁汝昌部下所有战败军官一律革职不用，或充军乌鲁木齐，及期满遇赦，才还自由之身。李准以广东水师人才缺乏，便任命林国祥为统领（即舰队司令）。而被李准任命为广金舰舰长的吴敬荣也经历过甲午海战。给李准的远航提供保障的，正是这些失意的老一代清朝海军军官。
组好舰队后，林国祥提醒李准，伏波、琛航二船太老，“行驶迟缓，倘天色好，可保无虞，如遇大风，殊多危险”。李准急欲出行，也顾不了太多。接着便与林国祥下船，考验船上之锅炉机器，应修理者修理之。凡桅帆缆索，无不检查。林国祥节节以锤敲之，听声有损坏处，即以白粉画上记号，后防止断裂，一律用极粗的铅线捆扎起来。
随后，船上又备好米粮、食器、汽水、淡水、烟煤等，除船员外又雇小工百名，木石缝工油漆匠若干，备木材桅杆国旗之类又若干。另外，此次出海，李准还特意带上各色稻麦豆种子，及牛羊猪鸡等牲畜，以为将来在海岛长久居住做打算。
李准的舰队，先是到达海口，两日后又到达榆林港。正当李准以为可直驶西沙的时候，天气却异常起来，“连日风色不佳，夜间月光四周起韵”，这是大风的预兆，不能放洋。在榆林港一直停了六日。
1909年5月29日，下午4点。就是这样一群受冷落的、失意的海军军人，驶出了榆林港的港口，向着长久以来同样不被重视的海洋深处航去。这次航行是二百多年来清朝海军向着远洋海域的第一次主动出击。
巡视西沙
次日中午，舰队遇到他们放洋视察过程中的第一个岛屿。李准发现，岛上的珊瑚石上多刻有文字，经随行的德国人辨析，乃是在19世纪德国人来此岛所刻画的德国文字。岛上又有石室一所，宽八九尺，四围以珊瑚石砌成，屋顶盖以极大的蛤壳两片。显然早已有德国人来此考察过。
李准指挥工匠在珊瑚石上刻下“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阅至此”的字样，并将此岛命名为“伏波岛”，刻石立碑为记。随后又命令木匠制作木架，建造房屋，并在房屋一侧竖起五丈余的白色桅杆，上挂大清黄龙国旗。以此宣示，“此地从此即为中国之领土矣”。
李准将所带山羊水牛雌雄各数头留在岛上，便离开伏波岛，向着下一处岛屿开行。每到一处，李准先是给岛屿命名，然后勒石竖桅，挂旗为念。就这样在20天内，李准已经考察了西沙14个岛屿。
这时天气骤变，李准恐烟煤饮水用尽，不敢再作流连，于6月10日，率舰队返航，历48小时抵达香港，次日即回广州。
这是清朝海军在主张海权上最积极主动的、也最为后人称快的一次远航。就是这批战败于甲午、一再被羞辱的海军军人，在大清的最后日子里，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了意义深远的自我救赎，李准回忆起西沙之行时说：“沿海皆暗礁，危险万分。且伏波、琛航二船与余齐年，朽腐堪虑，若非林、吴二君之老于驾驶，精细谨慎，则恐无生还之望矣。”
李准归来后，总督张人骏“惊喜欲狂”，“从此我之海图，又增入此西沙十四岛也”。6月14日，张人骏又致电清廷，请求调派大型军舰来广州听命，以便再往西沙巡视考察。但奏报未久，张人骏即行卸任，此事也随之搁浅。仅仅两年之后，大清王朝就灭亡了，那些绚烂夺目的美好蓝图也随之一同湮灭。
但无论如何，这样一群败军之将，率领一支破败的舰队，毕竟走出了划时代的一步，尽管历史留给他们的时间太短了，机遇也太少了，但随同李准一同出海的这170多人，最终在中国南海的万里波涛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摘自《看历史》）
作为清朝最南端一支海军力量的长官，他的军队所辖制的，将是广东以南那一片最广大的海域。做广东水师提督后，李准日常的事务，依然是剿匪、练兵、巡防、镇压党人起义。年复一年，他的舰队仅是在内江近海航行巡视，而在更远更广阔的洋面上，却迟迟未见大清海军飘扬着的龙旗。为此，李准曾不无沮丧地感叹，作为一名近代海军的首领，他的职责竟与旧日做巡防营统领时毫无两样。
直到1909年，一些出海归来的渔民传来东沙被占的消息。
东沙危机
光绪末年，广东。又到出海的时候，一群渔民如过去一般纷纷乘船入海，不料一场不期而至的台风打乱了他们的计划。风暴里，渔船沉没者不计其数，幸存的人们漂流到一座岛屿，被岛上的居民救起，但颇为奇怪的是，他们却听不懂岛上居民说话。被救的渔民中，方言种类已够繁多，竟然无一种语言能与岛民沟通，人们不由得大惑不解。待风暴过去，天气转晴后，渔民们看到岸上竖立着的“红心白地”的旗帜，方才明白这岛屿已被日本人所占，难怪语言不通。
渔民等台风平息后，一部分返回广州，便将经过情形传播开来：东沙岛已被日本人所占，有消息甚至夸张地说，日本人已在岛上有十余年了，而我们竟茫然无知。虽说传闻里不免有道听途说的成分，但毕竟令清朝政府意识到了东沙的危险，而以这样一种方式获悉情报，这对于一个近代国家的防卫而言又是莫大的讽刺。
更为尴尬的还有，虽可约略判断，日本人所占乃中国渔民世代活动之地，但对于该岛的确切位置，政府竟然“无图籍可证”，待要前往调查，而广东水师又一时无法派出可供远洋巡航的舰船。
无奈，政府只得先从船户中打探消息。广东水师在香山寻访时，有老渔户告知：当地渔民每年往东沙岛三次，自正月开行，至四月回澳门，为第一次。五月至八月，为第二次。九月至十二月，为第三次。过去几十年间，已有同往伙伴132人不幸丧命，均在岛上安葬。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左右，有大兵轮一艘，载有日本人200余名，有携剑者，有携刀枪者，不准他们在此岛捕鱼，即刻开行。他们不允，日本人遂将舢板四只打烂，将木料扔到海里。香山渔民还曾目睹：就在此三四日前，又见一兵轮日本人登岛，将大王庙、兄弟所尽行毁拆，用火焚化。岛上原有坟冢百余座，也被用铁器掘开，取出骸骨，随后又砍伐岛上树木堆起，将百多具尸骨尽行烧化，推入海中。这些行为无疑旨在消灭有人在岛上活动过的痕迹。
1909年初，广东水师终于协商从南洋舰队调来了“飞鹰舰”，由吴敬荣率领，开始前往东沙调查情况。吴敬荣在岛上所见证实了渔民的消息，早在两年前，日本商人西泽吉次便从台湾来到此岛，见岛上鸟粪丰富，便带领百余名工人驱走中国渔民，经营起采掘磷矿、肥料的生意。此时，岛上已有工厂三座，办公室一座，并有制淡水机器，此外岛上还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十余里的轻便铁道，连接起岛屿南端的码头。西泽将这座“无人荒岛”命名为“西泽岛”，并在岸上竖起木牌，升起日本国旗。
获取证据后，两广总督张人骏与日本驻广州领事交涉。日方称，日本从未对东沙主张过主权，但东沙确系“无主荒地”，若中国主张主权，则应提供更早时候中国地方史志或航海图籍资料。但中国文献向来“只详陆地之事，而海中各岛素多忽略”，据《李准日记》记载：“外部（外务部）索海图为证，而航海所用海图为外人测绘，名此岛曰布那打士（即Pratas），不足为证。遍查中国旧有舆图各书及粤省通志，皆无此岛名。”这又令清朝政府一时慌乱起来。
可以想象，那是怎样的手忙脚乱。要从中国浩瀚的文献中寻找东沙岛归属的证明，无异于大海捞针。
就在中方竭力搜寻文献证据的时候，广东按察使王秉恩告知李准，乾隆年间高凉总兵陈伦炯著有《海国闻见录》，书中有此岛名。李准便当即据此图与日方交涉，使务必交还此岛。虽然日本公使又拿岛上财产继续谈判，但李准以证据确凿，态度也强硬起来。最终通过外交手段收回了东沙岛。
护卫南海
在与日本人往来交涉的过程中，李准保护南海主权的意识也油然而生。当时的南海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危机四伏。从东亚的历史来看，日本人占据开发东沙岛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它正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尤其占据台湾后，日本为“开拓万里波涛”继续向着南方海洋不断扩张的结果。而整个南海其实早已处在列强们虎视眈眈的紧盯之下了。早在1883年，德国人就曾到西沙、南沙群岛进行调查测量；1908年，英国人则提出在东沙建立灯塔，以便航运；1909年初，法国驻越南总督突然向清政府发出照会，也觊觎起南沙、西沙群岛。
在交涉东沙之时，李准便考虑到，南海之上如东沙岛一样被荒弃不理的无人岛屿也肯定不少。当时，广东水师左翼分统林国祥告诉李准，距琼州榆林港以西约二百海里处，即有群岛，西方人称之为Parcels（即西沙群岛），距香港约四百海里，凡船只由新加坡东行到香港，必经此线。
于是，为避免重蹈东沙被外人强占的覆辙，李准随即主张立即前往考察，以将先他们“收入海图，作为中国之领土”。他将此意上报两广总督张人骏，得到张的赞同后，李准便迫不及待地安排起南海考察之事。
那个时候，也许是李准作为广东水师提督4年以来最为激动的日子，他在日记中写道：“余极欲探索其究竟。”一种无法掩饰的急切兴奋的心情显而易见。这种急切，也许有因南海局势带来的紧张，但可能更多的是，作为一名海军长官，4年多来，他终于可以到更远、更辽阔的海域上肩负使命、开拓功业。
当时，似乎任何困难都已无法遏制李准急欲出海的渴望，可他手下的广东水师是怎样的一支海军呢？广东原是近代海防首冲之区，也是清朝旧式水师力量最强的地区，但19世纪70年代，清朝发展近代海军以来，海防的战略便是以京畿为中心，向外逐层设防，第一层为津沽、旅顺、威海卫一线，由北洋水师镇守：第二层为长江、江浙一线，由南洋水师镇守；第三层为福建、台湾一线，由福建水师镇守，作为最外一层的广东则独为一镇。 当时清朝主要的力量都集中于北洋海军的建设，最不受重视的广东水师只能依靠地方自筹经费来发展，因而实力是四支水师中最弱的。由于新式军舰数量少，吨位小，就仍然编于广东水师内，保持新旧交杂状态。原本广东水师有过三艘主力巡洋舰，广甲、广乙、广丙，但1894年前被调往北洋会操，正值朝鲜局势紧张，便留在北洋备战，于甲午海战中全部覆没。在此之后，广东水师便再没购置过大型的军舰。而它主要的任务，也如旧式水师一般，在内江、近海执行巡防、剿匪缉盗而已。
当李准准备出海时，军中竟难以找到一艘可以远洋出巡的舰艇，几经挑选，只得由伏波、琛航两艘巡洋舰及广金、广庚两艘炮舰组成舰队。伏波、琛航还是福建船政局早期所造的木质军舰，年龄老、马力小，而且在中法战争中，均被击沉，后来捞起修复，勉强使用而已。
不仅舰船缺乏，更为匮乏的是海军人才。自甲午战败后，大清海军久无远洋出巡的经验。1909年，中日关于东沙岛已签署协定，准备于10月25日前往交接，然而因为船只破旧，缺乏指挥人才，加之风浪阻滞，直到11月14日，中国舰船才抵达东沙岛。
这个时候，又一位早期海军军官浮出了水面，他就是林国祥。他是清朝海军中唯一参加过中法、中日两次海战的舰长，精通英语，是福建船政学堂后堂驾驶班第一期学员，与其同期的有邓世昌，而且两人还曾在同一艘军舰上服役，林国祥任琛航舰舰长时，大副便是邓世昌。甲午战败后，朝廷追究责任，将丁汝昌部下所有战败军官一律革职不用，或充军乌鲁木齐，及期满遇赦，才还自由之身。李准以广东水师人才缺乏，便任命林国祥为统领（即舰队司令）。而被李准任命为广金舰舰长的吴敬荣也经历过甲午海战。给李准的远航提供保障的，正是这些失意的老一代清朝海军军官。
组好舰队后，林国祥提醒李准，伏波、琛航二船太老，“行驶迟缓，倘天色好，可保无虞，如遇大风，殊多危险”。李准急欲出行，也顾不了太多。接着便与林国祥下船，考验船上之锅炉机器，应修理者修理之。凡桅帆缆索，无不检查。林国祥节节以锤敲之，听声有损坏处，即以白粉画上记号，后防止断裂，一律用极粗的铅线捆扎起来。
随后，船上又备好米粮、食器、汽水、淡水、烟煤等，除船员外又雇小工百名，木石缝工油漆匠若干，备木材桅杆国旗之类又若干。另外，此次出海，李准还特意带上各色稻麦豆种子，及牛羊猪鸡等牲畜，以为将来在海岛长久居住做打算。
李准的舰队，先是到达海口，两日后又到达榆林港。正当李准以为可直驶西沙的时候，天气却异常起来，“连日风色不佳，夜间月光四周起韵”，这是大风的预兆，不能放洋。在榆林港一直停了六日。
1909年5月29日，下午4点。就是这样一群受冷落的、失意的海军军人，驶出了榆林港的港口，向着长久以来同样不被重视的海洋深处航去。这次航行是二百多年来清朝海军向着远洋海域的第一次主动出击。
巡视西沙
次日中午，舰队遇到他们放洋视察过程中的第一个岛屿。李准发现，岛上的珊瑚石上多刻有文字，经随行的德国人辨析，乃是在19世纪德国人来此岛所刻画的德国文字。岛上又有石室一所，宽八九尺，四围以珊瑚石砌成，屋顶盖以极大的蛤壳两片。显然早已有德国人来此考察过。
李准指挥工匠在珊瑚石上刻下“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阅至此”的字样，并将此岛命名为“伏波岛”，刻石立碑为记。随后又命令木匠制作木架，建造房屋，并在房屋一侧竖起五丈余的白色桅杆，上挂大清黄龙国旗。以此宣示，“此地从此即为中国之领土矣”。
李准将所带山羊水牛雌雄各数头留在岛上，便离开伏波岛，向着下一处岛屿开行。每到一处，李准先是给岛屿命名，然后勒石竖桅，挂旗为念。就这样在20天内，李准已经考察了西沙14个岛屿。
这时天气骤变，李准恐烟煤饮水用尽，不敢再作流连，于6月10日，率舰队返航，历48小时抵达香港，次日即回广州。
这是清朝海军在主张海权上最积极主动的、也最为后人称快的一次远航。就是这批战败于甲午、一再被羞辱的海军军人，在大清的最后日子里，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了意义深远的自我救赎，李准回忆起西沙之行时说：“沿海皆暗礁，危险万分。且伏波、琛航二船与余齐年，朽腐堪虑，若非林、吴二君之老于驾驶，精细谨慎，则恐无生还之望矣。”
李准归来后，总督张人骏“惊喜欲狂”，“从此我之海图，又增入此西沙十四岛也”。6月14日，张人骏又致电清廷，请求调派大型军舰来广州听命，以便再往西沙巡视考察。但奏报未久，张人骏即行卸任，此事也随之搁浅。仅仅两年之后，大清王朝就灭亡了，那些绚烂夺目的美好蓝图也随之一同湮灭。
但无论如何，这样一群败军之将，率领一支破败的舰队，毕竟走出了划时代的一步，尽管历史留给他们的时间太短了，机遇也太少了，但随同李准一同出海的这170多人，最终在中国南海的万里波涛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摘自《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