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1997年各国通过了颇具争议的《京都议定书》，并于2005生效。《京都议定书》要求各发达国家在2008年到2012年之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的基础上减少5.2%，这一目标基本达到。但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却越走越远。
　　为了实现减排目标，25个欧盟成员国于2005年创建了“排放交易系统”，首先允许1963个企业将排放指标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碳排放交易市场。随后亚太地区和北美也开始设立类似的交易市场，目前全球已有10个碳交易市场。
　　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政府尽管也根据《京都议定书》制定了宏伟的清洁发展机制，但到目前尚未见到降低排放量的迹象。2007年时，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已达70亿吨，地方政府只顾追求GDP，没有真正重视低碳减排，到2012年排放量已增加到97亿吨，4年里年均递增8.5%，几乎与GDP增速同步，使中国成为头号雾霾大国。与此同时，欧美年均分别减排2.2%和2.1%。中国的那些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超过3000个，总投资将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为何未见减少雾霾的趋势呢？
　　国际碳交易商一直看好中国的碳市场，而中国政府却超量发放减排证书，致使交易价格暴跌，使投资者望而生畏。目前中国选择了深圳等7个碳交易试点区域，计划在2015年向全国展开，甚至可能跨地区交易，并承诺加强碳排放交易系统建设，避免欧盟出现供需失衡的问题。碳交易是一种通过金融手段和政策强制相结合、赏罚分明和市场机制双管齐下的减排策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独到的意义。理论上和在欧洲的实践中证明碳交易对减排是可行的，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能否获得预期成效一直是个谜。
　　欧盟主要采用排放封顶的做法，原来对各成员国实施排放封顶，现在正转向对全欧限量排放，并逐年提高排放标准，降低封顶，以活跃欧洲的碳交易市场。如果将欧洲的做法运用到中国，由中央政府根据各省人口数量、土地面积以及目前的碳排放水平确定其排放封顶，并制定每年减排目标，下达给各省。再由省当局将碳排放指标（配额）发放到各市，由各市分配给各相关企业，超标的单位必须向有剩余指标的单位购买排放配额，而且每年都要支付配额费用，直至无需额外配额或因购买不起配额而倒闭为止。除了企业间进行配额交易外，区域间也可以进行配额交易。比如S省是个耗煤大省，H省是个低碳省，但因两省相邻，H省深受S省污染的影响，造成严重雾霾，经济损失严重，要求S省赔偿。只要将H省的排放指标卖给S省就相当于赔偿了，价格可参考企业间交易价。S省购买了H省的指标，可以卖给省内企业，也就相当于征其碳排放税或罚款，完全是市场价。H省也可以用出售指标的收入给受损单位和个人补偿，或用于改进环境设施和救助。
　　眼下持续笼罩的雾霾已经不容我们等待，或再与他国争执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受害的毕竟是我们自己。有报告显示，主要碳排放国家的人均排名，中国第十一位，说明还有进一步恶化的空间。这些国家排放的每吨温室气体所创造的GDP产值，中国最低，每吨排放只产出435美元，法国5928美元最高，是中国的14倍。日本3374美元，是中国的8倍。就连印度的579美元也高于中国。由此可见，中国的碳排放具有极大的改善空间，提高能源利用率最为迫切，碳交易定价或许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企业决策者将面临两种选择：购买环保技术或是购买排放指标。政府则通过逐年减少排放配额的方法实现低碳减排的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