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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个性官员”现象
“中国官员形象经历了一个从老黄牛式到个性多元的转变。”有关机构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官场文化”进行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仇和就是“个性多元”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行政管理学家们给仇和这样的“个性官员”总结了一个定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在中国政坛上的个别官员，他（她）或者敢于挑战官场的所谓“显规则”或“潜规则”，立场鲜明，仗义执言，敢做敢当；或者敢于突破传统施政思维，锐意改革创新，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或者敢于触动部门和局部既得利益，关注民生，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振臂高呼；或者敢于揭露个别领域中的敏感问题，直击社会时弊，甚至把官位和“乌纱帽”置之度外。
举目看来，被媒体和民众称为“个性官员”者不断涌现，甚至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如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审计署原审计长李金华，原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市县级官员中，如山西长治市原市委书记吕日周、四川巴中市原市委书记李仲彬、山西大同市市长耿彦波……
他们代表的是“良心”
中国社科院有专家经过研究，把“个性官员”分为两类：一类是铁腕执政者，另一类是仗义执言者。
“铁腕执政者”中，除了仇和，当数曾掀起“长治风暴”的吕日周。2000年初，他一到长治市委书记任上，就发动了一场“媒体治市”的变革实验，让舆论监督的矛头直指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党报《长治日报》上点名批评工作不力的党政官员，甚至破天荒地在“头条”上批评长治市副市长等人。
如今在大同市，又出了个被山西人称为“吕日周第二”的人物——市长耿彦波。为恢复大同古城面貌，他掀起“造城风暴”。看到工程不过关，他会气得用矿泉水瓶往施工负责人身上拍；沙子和水泥的比例不合格，他会一把抓住对方胸口，把水泥摔将过去。
湖北咸宁市咸安区原区委书记宋亚平，在干部制度改革方面敢下“狠刀子”。为了消减臃肿的机关，他将干部们一个个叫到办公室谈话，鼓励他们外出打工。除了保证外出打工干部的各种保险，咸安区还对打工干部每月发放150元的生活费，外出打工的收入全部归个人。对那些答应了却没走出咸宁的干部，一经发现要给予警告甚至开除公职的严厉处分。4年间，咸安区先后有2300多名区直机关干部被推向社会。
“仗义执言者”中，时任广州市市长张广宁一直调门不减。2007年两会期间，张广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掷地有声地表示，广州将全力以赴把房价压下来，至少要稳定在合理的水平。他还让“想买房的中低收入者不要着急”。当时，在房价上涨过快、公众极为不满的现实环境下，很多执政者为高房价辩护，或表示沉默，唯独张广宁敢第一个“吃螃蟹”，让广州的百姓看到了政府治理房地产市场的决心。
铁面审计长李金华连续多年掀起“审计风暴”，点名批评财政部等中央直属部门，对这些同级单位公开“开炮”；人称“救火部长”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屡屡怒斥黑心矿主和监管不力的地方官员；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点名痛批8省市落实贫困生助学贷款政策不力……这些“仗义执言者”都被百姓称为“中国官员的良心”。
孕育仇和式官员的“土壤”
行政管理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曾对“仇和现象”做过专门研究，并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有2000多个县(市)委书记和300多个地级市委书记，仇和为何能脱颖而出，成为以铁腕执政并受到广泛关注的书记呢？他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其人有特殊的个人品质。官场上很少有人能够像仇和那样特立独行，即使面临巨大的争议和压力，也能坚持到底。他的施政技巧很超常。比如他与下级“玩信息不对称的游戏”，让他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其次，其人所在职位权力伸缩空间大。我国法律所界定的市县级政权结构比较灵活，缺乏制度化。一级政府虽五套班子俱全，但在操作上基本还是围绕党委运作，使得书记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权力，这就给强势书记的产生提供了制度条件。如仇和既是昆明市委书记，又有云南省委常委身份，这使得他在上层获得了显性的保护。
再次，其人的作为迎合了中国特有的民情。中国百姓普遍缺乏公民精神，缺乏个人基本权利意识，生活中不是怨天尤人，就是悲叹自己命苦。一旦遇事，总希望有救世主或“青天”出现，为民作主。其表现就是“只认结果不管过程”。这为像仇和这样的强势人物推行命令提供了便利。
无论是“仇和现象”，还是范围更广的“个性官员现象”，都离不开孕育它的“土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曾总结说：“个性官员的出现，源于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随着中国大环境的变化，中国官员的言行风格也经历了从拘谨到开放的变化。”一些官员，因其所分管领域的特殊性，容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话语权较宽松的环境下，那些敢于负责任，敢针砭时弊，敢碰“敏感问题”的官员，自然会受到民众的欢迎和拥戴。
需不需要“个性官员”？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毫无疑问，邓小平认为好的制度最重要。第一，好的制度会对坏人进行严密的防范；第二，如果这个人确实不行，制度会淘汰他。
就“个性官员现象”与我们的相关制度等问题，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对记者进行了解答。
环球人物杂志：从国家层面来讲，对“个性官员”持何态度？
竹立家：从理论上说，我们不需要“个性官员”。因为我们有选拔干部的制度，有使用干部的规则，更有让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个性官员”不断涌现，仕途似乎也越来越顺，如仇和？
竹立家：这就要回到现实来说，一方面我们的各项制度如民主选举制度和用人制度还不够完善，特别是一些制度在执行中走样，甚至“潜规则”盛行；另一方面“谦虚谨慎、老成谋国”的传统政治理念根深蒂固，我们的创新型官员太少。所以，现实生活中我们欢迎“个性官员”的出现，希望他们对官场“潜规则”带来更多的冲击，为干部队伍带来更多的活力。有关方面的态度也明显表示了对他们的认可和包容。
环球人物杂志：近年来出现的“个性官员”有哪些新的变化和特点？
竹立家：我认为有三方面的变化比较明显，一是现在的“个性官员”知识层次高了，很多人甚至是专家型官员，决策的科学性更强了；二是他们的执政技能也提高了，比较讲究领导艺术和方法；三是他们的行事风格显出更多的柔性和亲和力。
环球人物杂志：在相关制度建设方面您有何建议？
竹立家：首先，制度建设要立足长远，越是重大的问题，就越是要保证有制度化的解决途径，不能寄希望于“个性官员”。其次，要建立起让精英人才脱颖而出的用人体制，尤其是发现那些有才能的“个性官员”，要给他们提供充足的空间和平台，把他们培养成做大事的“成熟官员”或政治家。第三，加强“一把手”的选拔和监管制度建设。今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与新任县委组织部长培训班学员座谈时指出：“选好一个干部，造福一方百姓；选弱一个干部，耽误一方百姓；选错一个干部，害了一方百姓。”各级“一把手”的作用尤其重要，所以要进一步扩大民主，选好用好这个位置上的官员。
“中国官员形象经历了一个从老黄牛式到个性多元的转变。”有关机构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官场文化”进行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仇和就是“个性多元”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行政管理学家们给仇和这样的“个性官员”总结了一个定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在中国政坛上的个别官员，他（她）或者敢于挑战官场的所谓“显规则”或“潜规则”，立场鲜明，仗义执言，敢做敢当；或者敢于突破传统施政思维，锐意改革创新，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或者敢于触动部门和局部既得利益，关注民生，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振臂高呼；或者敢于揭露个别领域中的敏感问题，直击社会时弊，甚至把官位和“乌纱帽”置之度外。
举目看来，被媒体和民众称为“个性官员”者不断涌现，甚至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如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审计署原审计长李金华，原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市县级官员中，如山西长治市原市委书记吕日周、四川巴中市原市委书记李仲彬、山西大同市市长耿彦波……
他们代表的是“良心”
中国社科院有专家经过研究，把“个性官员”分为两类：一类是铁腕执政者，另一类是仗义执言者。
“铁腕执政者”中，除了仇和，当数曾掀起“长治风暴”的吕日周。2000年初，他一到长治市委书记任上，就发动了一场“媒体治市”的变革实验，让舆论监督的矛头直指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党报《长治日报》上点名批评工作不力的党政官员，甚至破天荒地在“头条”上批评长治市副市长等人。
如今在大同市，又出了个被山西人称为“吕日周第二”的人物——市长耿彦波。为恢复大同古城面貌，他掀起“造城风暴”。看到工程不过关，他会气得用矿泉水瓶往施工负责人身上拍；沙子和水泥的比例不合格，他会一把抓住对方胸口，把水泥摔将过去。
湖北咸宁市咸安区原区委书记宋亚平，在干部制度改革方面敢下“狠刀子”。为了消减臃肿的机关，他将干部们一个个叫到办公室谈话，鼓励他们外出打工。除了保证外出打工干部的各种保险，咸安区还对打工干部每月发放150元的生活费，外出打工的收入全部归个人。对那些答应了却没走出咸宁的干部，一经发现要给予警告甚至开除公职的严厉处分。4年间，咸安区先后有2300多名区直机关干部被推向社会。
“仗义执言者”中，时任广州市市长张广宁一直调门不减。2007年两会期间，张广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掷地有声地表示，广州将全力以赴把房价压下来，至少要稳定在合理的水平。他还让“想买房的中低收入者不要着急”。当时，在房价上涨过快、公众极为不满的现实环境下，很多执政者为高房价辩护，或表示沉默，唯独张广宁敢第一个“吃螃蟹”，让广州的百姓看到了政府治理房地产市场的决心。
铁面审计长李金华连续多年掀起“审计风暴”，点名批评财政部等中央直属部门，对这些同级单位公开“开炮”；人称“救火部长”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屡屡怒斥黑心矿主和监管不力的地方官员；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点名痛批8省市落实贫困生助学贷款政策不力……这些“仗义执言者”都被百姓称为“中国官员的良心”。
孕育仇和式官员的“土壤”
行政管理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曾对“仇和现象”做过专门研究，并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有2000多个县(市)委书记和300多个地级市委书记，仇和为何能脱颖而出，成为以铁腕执政并受到广泛关注的书记呢？他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其人有特殊的个人品质。官场上很少有人能够像仇和那样特立独行，即使面临巨大的争议和压力，也能坚持到底。他的施政技巧很超常。比如他与下级“玩信息不对称的游戏”，让他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其次，其人所在职位权力伸缩空间大。我国法律所界定的市县级政权结构比较灵活，缺乏制度化。一级政府虽五套班子俱全，但在操作上基本还是围绕党委运作，使得书记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权力，这就给强势书记的产生提供了制度条件。如仇和既是昆明市委书记，又有云南省委常委身份，这使得他在上层获得了显性的保护。
再次，其人的作为迎合了中国特有的民情。中国百姓普遍缺乏公民精神，缺乏个人基本权利意识，生活中不是怨天尤人，就是悲叹自己命苦。一旦遇事，总希望有救世主或“青天”出现，为民作主。其表现就是“只认结果不管过程”。这为像仇和这样的强势人物推行命令提供了便利。
无论是“仇和现象”，还是范围更广的“个性官员现象”，都离不开孕育它的“土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曾总结说：“个性官员的出现，源于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随着中国大环境的变化，中国官员的言行风格也经历了从拘谨到开放的变化。”一些官员，因其所分管领域的特殊性，容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话语权较宽松的环境下，那些敢于负责任，敢针砭时弊，敢碰“敏感问题”的官员，自然会受到民众的欢迎和拥戴。
需不需要“个性官员”？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毫无疑问，邓小平认为好的制度最重要。第一，好的制度会对坏人进行严密的防范；第二，如果这个人确实不行，制度会淘汰他。
就“个性官员现象”与我们的相关制度等问题，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对记者进行了解答。
环球人物杂志：从国家层面来讲，对“个性官员”持何态度？
竹立家：从理论上说，我们不需要“个性官员”。因为我们有选拔干部的制度，有使用干部的规则，更有让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个性官员”不断涌现，仕途似乎也越来越顺，如仇和？
竹立家：这就要回到现实来说，一方面我们的各项制度如民主选举制度和用人制度还不够完善，特别是一些制度在执行中走样，甚至“潜规则”盛行；另一方面“谦虚谨慎、老成谋国”的传统政治理念根深蒂固，我们的创新型官员太少。所以，现实生活中我们欢迎“个性官员”的出现，希望他们对官场“潜规则”带来更多的冲击，为干部队伍带来更多的活力。有关方面的态度也明显表示了对他们的认可和包容。
环球人物杂志：近年来出现的“个性官员”有哪些新的变化和特点？
竹立家：我认为有三方面的变化比较明显，一是现在的“个性官员”知识层次高了，很多人甚至是专家型官员，决策的科学性更强了；二是他们的执政技能也提高了，比较讲究领导艺术和方法；三是他们的行事风格显出更多的柔性和亲和力。
环球人物杂志：在相关制度建设方面您有何建议？
竹立家：首先，制度建设要立足长远，越是重大的问题，就越是要保证有制度化的解决途径，不能寄希望于“个性官员”。其次，要建立起让精英人才脱颖而出的用人体制，尤其是发现那些有才能的“个性官员”，要给他们提供充足的空间和平台，把他们培养成做大事的“成熟官员”或政治家。第三，加强“一把手”的选拔和监管制度建设。今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与新任县委组织部长培训班学员座谈时指出：“选好一个干部，造福一方百姓；选弱一个干部，耽误一方百姓；选错一个干部，害了一方百姓。”各级“一把手”的作用尤其重要，所以要进一步扩大民主，选好用好这个位置上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