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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从1949年10月1日共和国建立到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最高国家政权机关。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由它任命并受其领导的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等机构(1952年11月15日增设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存在的5年中,举行过34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决定了国家建设中的许多重大事项。它与后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即国务院在性质、组织、职权、作用和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的地位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
从速组成政府机关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会议在周恩来等主持下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方案。30日,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及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选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同时选举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中央人民政府的首脑机构,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内领导国家政权。其职权是:制定和解释法律,颁布法令并监督其执行;规定国家的施政方针;废除或修改政务院与国家的法律、法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批准或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立的条约和协定;处理战争及和平问题;批准或修改国家预算决算;颁布国家的大赦令和特赦令;制定并颁发国家的勋章和奖章,制定并授予国家的荣誉称号;依法任免政府工作人员、驻外代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和人民解放军主要领导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的成员;筹备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工作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领导。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总理1人 、副总理若干人、秘书长1人、政务委员若干人,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1949年10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政府首脑,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
周恩来就任总理之后,首先将精力集中在组建政务院机构上。考虑到人民政府成员的结构要有利于团结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周恩来特别重视挑选大批有经验的党外民主人士担任领导职务。
毛泽东对选用民主人士担任各种领导职务也很重视。早在进驻北平途中,毛泽东就对周恩来说:对做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新中国首届“内阁”——政务院是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必须安排党外民主人士担任各种领导职务。然而,如何安排、配备得平衡,却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为此,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既照顾到解放区的各个方面,也照顾到延安;既照顾到各党各派,也还要照顾到被安排的资历、职业和他的能力”。(陈毅语)当时民主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的部长以上职务的占到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一强。
经过周恩来耐心细致的协调和平衡,并组织充分酝酿、广泛协商和多方物色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确定了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的领导人员安排框架,报经中共中央批准。1949年10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正式宣布各机构及委任名单。
10月2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一次扩大的政务会议,宣告政务院成立,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及下属34个机构的领导人正式就职。他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明: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政务院和它下属的4个大委员会和30个行政部门是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组建的,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科学分工的机构。政府正在草创中,政权机关需要很多人工作。政务院及其所属机构工作人员由3部分组成:一是长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二是前国民政府的旧职员;三是在旧社会里被埋没的知识分子和新教育出来的学生。这三部分人各有长短,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取长去短,加强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的修养,搞好工作。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下设办公厅,任命齐燕铭为办公厅主任,余心清、周新民、乔冠华、罗叔章为办公厅副主任。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另设副总理4人,政务委员15人。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谭平山、谢觉哉、罗瑞卿、薄一波、曾山、滕代远、章伯钧、李立三、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为政务委员。
政务院秘书长由李维汉担任,设副秘书长5人。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以下,由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担任副主席;委员22人。委任徐向前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聂荣臻任副总参谋长。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以下,委任吴溉之、张志让为副院长,委员14人。
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荣桓以下,委任李六如、蓝公武为副检察长,委员11人。
政务院设政治法律委员会,由政务院副总理、原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担任主任。
设财政经济委员会,由原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担任主任,由薛暮桥任秘书长。下设中央财经计划局、中央财经人事局、中央技术管理局、中央私营企业局、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中央外资企业局、财政经济委员会编译室。
设文化教育委员会,郭沫若任主任。
设人民监察委员会,谭平山任主任。
除上述4个委员会之外,政务院下设部、委、院、署、行,主持各部门的国家行政事宜。
设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财政部,部长薄一波;贸易部,部长叶季壮;重工业部,部长陈云;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纺织工业部,部长曾山;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劳动部,部长李立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
政务院又设法制委员会,陈绍禹任主任委员。
设民族事务委员会,李维汉为主任委员。
设华侨事务委员会,何香凝为主任委员。
政务院还下设中国科学院、情报总署、海关总署、新闻总署、出版总署和人民银行等机构。委任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邹大鹏为情报总署署长、孔原为海关总署署长、胡乔木为新闻总署署长、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一个阵容强大、空前有力的政府。从各机构负责人员的数字看,到1949年10月底,不包括政务院参事,整整500人。如此阵容,不但在当时中国是空前的,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安排大量党外民主人士任职
组成如此强大阵容的中央政府的政治基础,就是由各革命阶级各革命党派构成的统一战线。
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结晶。在中央人民政府下设的各种机构中,有大量党外民主人士担任领导职务。
在6名副主席中,有3人是党外人士: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李济深是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民主人士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张澜是民盟领导人。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56名委员中,党外人士有27名,所占比例近50%。他们分别是:何香凝、赛福鼎、陈嘉庚、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
在21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有11人,占52.3%。
在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占了2名:郭沫若、黄炎培。
在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共有9人: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
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中,民主人士占20%。
在政务院下属委、部、会、院、署、行34个机构的109名正副职位中,有民主人士49名,占44.9%;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委、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有14人,其中,郭沫若还兼任两个正职。
在物色政务院及下属委、部、会、院、署、行主要负责人时,为尽量安排民主人士,周恩来做了大量复杂细致的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已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委员中有傅作义。但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北平有特殊贡献,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一个大功劳,便打算给他安排个部长职位。
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傅作义时,特意问他建国后打算做些什么。傅作义说:“搞水利可以直接为民办事。”
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做过许多工作,便决定由他担任水利部部长。并尊重他的意见,由他推荐的民主人士、原国民政府黄河治理委员会的技术专家张含英和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北平市长刘瑶章,参加水利部的领导班子。
黄炎培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以前曾多次拒绝担任国民党政府的高官,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无意做官。为了劝说他,周恩来亲自前去他家拜访,诚恳地请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公职。他不改初衷地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2岁了,还能做官吗?”周恩来耐心地劝说:“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经过两小时的恳切交谈,黄炎培终于被说服了,表示要考虑一下。第二天早晨,黄炎培征询了江问渔、杨卫玉等好友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在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求贤的盛情邀请之下,应该接受在政务院的岗位。
当晚,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黄炎培的答复,黄高兴地向周恩来表示,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黄炎培就任后,他的四子黄大能问他:“您一生拒不做官,怎么年过70岁做起官来了?”黄炎培说:“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呵!”
在物色农业部部长人选时,周恩来想到了李书城。
李书城是同盟会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后在武汉担任黄兴的参谋长,后来又参加过讨袁(世凯)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做过很大的贡献。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一大就是在他家里开的。他的胞弟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为党的事业和人民解放斗争做过有益的工作。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李书城同张难先等人在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的帮助下,将原来的和平促进会改组为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白崇禧撤出武汉前后,保护水电厂、张公堤等重要设施,阻止搬迁物资档案,维持市内秩序,迎接解放军入城。武汉解放以后,李书城接到毛泽东的亲笔信:“李老先生:见信后速来京共商国家大事。”不久,他赴北平参加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当周恩来提议无党派民主人士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长时,有些人感到疑惑不解。为此,周恩来介绍了李书城的经历。周恩来认为,这样安排,体现了照顾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周恩来还派薄一波去找李书城谈话,他特意对薄一波说:“他有这么一个历史,要照顾这个历史,你去跟他谈,说要提他为农业部长。”经周恩来协调,李书城就任了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长。
在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主要领袖、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几乎都被安排进了人民政府。
这种广纳民主人士参政执政的做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谋党派和个人私利的坦荡胸怀,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拥护和高度赞扬,调动了他们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
新生的民主政权建设粗具规模
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的各个机构分别建立起来以后,马上展开工作,着手进行新中国的各项内政外交事务,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器正式运转起来。政务院机构初步建立起来后,周恩来首先着力抓了政务会议的工作,这是为了认真发扬民主,充分发挥政务会议集思广益的作用。
政务会议成员包括总理、副总理、秘书长和政务委员,共21人。其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民主人士。政务会议每周一次,由周恩来主持。从1949年10月21日至1950年10月20日,共召开了55次。政务院的重要决策和人事任免,都要经政务会议讨论。会上,政务会议成员都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最后由周恩来作结论。周恩来十分重视发挥政务会议的作用,既把它看成是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妥善作出决策的重要方式,也把它当成发扬民主、团结民主人士合作共事的好形式。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务会议受到民主人士好评,认为“的确收到最佳的政策效应”。当年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孙起孟在《罗隆基眼里的政务会议》一文中回忆说,周总理说过:“为什么政务会议每个星期要开一次呢?难道我们也是闲着没事干,高兴每个星期开一次会吗?不是的。这是有好处的。”好处在哪?从根本上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是按《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处理国家事务。从作为建设国家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完全有必要虚心听取各种意见,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周恩来要求政务院各级机构都要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切实负责,并且保证非党民主人士工作有职、有权、有责。1950年4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非党人士担任部长的就要非党人士作报告,如轻工业部就要黄炎培报告,水利部就要傅作义报告,开始他们情况不熟,报告后可由副部长补充,久了情况熟了,连补充也不需要。同时有任务也责成他们负责完成,比如说河流决口,要水利部负责,傅作义自然会下去布置。有职、有权、有责,自然会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这方式很好。政务院的政务会议每星期召开一次,有关文件等也交非党人士审查,一切指示、法令也要他们修改。这样,不仅不会动摇我们的政策,而且还会完善我们的政策。这些政策、法令是经过他们讨论同意的,事后他们也会更好地进行宣传解释。
1949年11月11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五次政务会议,就政务院及其所属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问题指出:现在,我们国家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时代任免国家工作人员的办法,对于我们都不适用。对于人才,我们要敢于提拔,但不能滥用私人,凭主观喜怒来评定和提升干部。我们的标准是要看他的历史、工作态度、经验和能力,以及群众对他的认识。
1950年7月至10月间,周恩来主持审定了经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推选出来的各省(市)人民政府主席(市长)、副主席(副市长)、委员的人选,经政务院讨论决定,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经过一年时间的民主建政工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时,新生的民主政权建设业已粗具规模,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开创外交工作新格局,奠定了日益巩固的政权基础。
从速组成政府机关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会议在周恩来等主持下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方案。30日,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及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选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同时选举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中央人民政府的首脑机构,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内领导国家政权。其职权是:制定和解释法律,颁布法令并监督其执行;规定国家的施政方针;废除或修改政务院与国家的法律、法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批准或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立的条约和协定;处理战争及和平问题;批准或修改国家预算决算;颁布国家的大赦令和特赦令;制定并颁发国家的勋章和奖章,制定并授予国家的荣誉称号;依法任免政府工作人员、驻外代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和人民解放军主要领导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的成员;筹备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工作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领导。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总理1人 、副总理若干人、秘书长1人、政务委员若干人,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1949年10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政府首脑,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
周恩来就任总理之后,首先将精力集中在组建政务院机构上。考虑到人民政府成员的结构要有利于团结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周恩来特别重视挑选大批有经验的党外民主人士担任领导职务。
毛泽东对选用民主人士担任各种领导职务也很重视。早在进驻北平途中,毛泽东就对周恩来说:对做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新中国首届“内阁”——政务院是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必须安排党外民主人士担任各种领导职务。然而,如何安排、配备得平衡,却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为此,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既照顾到解放区的各个方面,也照顾到延安;既照顾到各党各派,也还要照顾到被安排的资历、职业和他的能力”。(陈毅语)当时民主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的部长以上职务的占到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一强。
经过周恩来耐心细致的协调和平衡,并组织充分酝酿、广泛协商和多方物色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确定了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的领导人员安排框架,报经中共中央批准。1949年10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正式宣布各机构及委任名单。
10月2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一次扩大的政务会议,宣告政务院成立,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及下属34个机构的领导人正式就职。他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明: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政务院和它下属的4个大委员会和30个行政部门是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组建的,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科学分工的机构。政府正在草创中,政权机关需要很多人工作。政务院及其所属机构工作人员由3部分组成:一是长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二是前国民政府的旧职员;三是在旧社会里被埋没的知识分子和新教育出来的学生。这三部分人各有长短,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取长去短,加强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的修养,搞好工作。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下设办公厅,任命齐燕铭为办公厅主任,余心清、周新民、乔冠华、罗叔章为办公厅副主任。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另设副总理4人,政务委员15人。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谭平山、谢觉哉、罗瑞卿、薄一波、曾山、滕代远、章伯钧、李立三、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为政务委员。
政务院秘书长由李维汉担任,设副秘书长5人。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以下,由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担任副主席;委员22人。委任徐向前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聂荣臻任副总参谋长。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以下,委任吴溉之、张志让为副院长,委员14人。
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荣桓以下,委任李六如、蓝公武为副检察长,委员11人。
政务院设政治法律委员会,由政务院副总理、原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担任主任。
设财政经济委员会,由原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担任主任,由薛暮桥任秘书长。下设中央财经计划局、中央财经人事局、中央技术管理局、中央私营企业局、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中央外资企业局、财政经济委员会编译室。
设文化教育委员会,郭沫若任主任。
设人民监察委员会,谭平山任主任。
除上述4个委员会之外,政务院下设部、委、院、署、行,主持各部门的国家行政事宜。
设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财政部,部长薄一波;贸易部,部长叶季壮;重工业部,部长陈云;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纺织工业部,部长曾山;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劳动部,部长李立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
政务院又设法制委员会,陈绍禹任主任委员。
设民族事务委员会,李维汉为主任委员。
设华侨事务委员会,何香凝为主任委员。
政务院还下设中国科学院、情报总署、海关总署、新闻总署、出版总署和人民银行等机构。委任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邹大鹏为情报总署署长、孔原为海关总署署长、胡乔木为新闻总署署长、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一个阵容强大、空前有力的政府。从各机构负责人员的数字看,到1949年10月底,不包括政务院参事,整整500人。如此阵容,不但在当时中国是空前的,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安排大量党外民主人士任职
组成如此强大阵容的中央政府的政治基础,就是由各革命阶级各革命党派构成的统一战线。
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结晶。在中央人民政府下设的各种机构中,有大量党外民主人士担任领导职务。
在6名副主席中,有3人是党外人士: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李济深是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民主人士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张澜是民盟领导人。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56名委员中,党外人士有27名,所占比例近50%。他们分别是:何香凝、赛福鼎、陈嘉庚、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
在21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有11人,占52.3%。
在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占了2名:郭沫若、黄炎培。
在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共有9人: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
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中,民主人士占20%。
在政务院下属委、部、会、院、署、行34个机构的109名正副职位中,有民主人士49名,占44.9%;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委、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有14人,其中,郭沫若还兼任两个正职。
在物色政务院及下属委、部、会、院、署、行主要负责人时,为尽量安排民主人士,周恩来做了大量复杂细致的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已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委员中有傅作义。但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北平有特殊贡献,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一个大功劳,便打算给他安排个部长职位。
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傅作义时,特意问他建国后打算做些什么。傅作义说:“搞水利可以直接为民办事。”
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做过许多工作,便决定由他担任水利部部长。并尊重他的意见,由他推荐的民主人士、原国民政府黄河治理委员会的技术专家张含英和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北平市长刘瑶章,参加水利部的领导班子。
黄炎培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以前曾多次拒绝担任国民党政府的高官,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无意做官。为了劝说他,周恩来亲自前去他家拜访,诚恳地请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公职。他不改初衷地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2岁了,还能做官吗?”周恩来耐心地劝说:“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经过两小时的恳切交谈,黄炎培终于被说服了,表示要考虑一下。第二天早晨,黄炎培征询了江问渔、杨卫玉等好友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在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求贤的盛情邀请之下,应该接受在政务院的岗位。
当晚,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黄炎培的答复,黄高兴地向周恩来表示,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黄炎培就任后,他的四子黄大能问他:“您一生拒不做官,怎么年过70岁做起官来了?”黄炎培说:“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呵!”
在物色农业部部长人选时,周恩来想到了李书城。
李书城是同盟会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后在武汉担任黄兴的参谋长,后来又参加过讨袁(世凯)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做过很大的贡献。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一大就是在他家里开的。他的胞弟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为党的事业和人民解放斗争做过有益的工作。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李书城同张难先等人在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的帮助下,将原来的和平促进会改组为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白崇禧撤出武汉前后,保护水电厂、张公堤等重要设施,阻止搬迁物资档案,维持市内秩序,迎接解放军入城。武汉解放以后,李书城接到毛泽东的亲笔信:“李老先生:见信后速来京共商国家大事。”不久,他赴北平参加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当周恩来提议无党派民主人士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长时,有些人感到疑惑不解。为此,周恩来介绍了李书城的经历。周恩来认为,这样安排,体现了照顾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周恩来还派薄一波去找李书城谈话,他特意对薄一波说:“他有这么一个历史,要照顾这个历史,你去跟他谈,说要提他为农业部长。”经周恩来协调,李书城就任了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长。
在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主要领袖、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几乎都被安排进了人民政府。
这种广纳民主人士参政执政的做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谋党派和个人私利的坦荡胸怀,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拥护和高度赞扬,调动了他们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
新生的民主政权建设粗具规模
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的各个机构分别建立起来以后,马上展开工作,着手进行新中国的各项内政外交事务,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器正式运转起来。政务院机构初步建立起来后,周恩来首先着力抓了政务会议的工作,这是为了认真发扬民主,充分发挥政务会议集思广益的作用。
政务会议成员包括总理、副总理、秘书长和政务委员,共21人。其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民主人士。政务会议每周一次,由周恩来主持。从1949年10月21日至1950年10月20日,共召开了55次。政务院的重要决策和人事任免,都要经政务会议讨论。会上,政务会议成员都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最后由周恩来作结论。周恩来十分重视发挥政务会议的作用,既把它看成是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妥善作出决策的重要方式,也把它当成发扬民主、团结民主人士合作共事的好形式。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务会议受到民主人士好评,认为“的确收到最佳的政策效应”。当年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孙起孟在《罗隆基眼里的政务会议》一文中回忆说,周总理说过:“为什么政务会议每个星期要开一次呢?难道我们也是闲着没事干,高兴每个星期开一次会吗?不是的。这是有好处的。”好处在哪?从根本上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是按《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处理国家事务。从作为建设国家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完全有必要虚心听取各种意见,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周恩来要求政务院各级机构都要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切实负责,并且保证非党民主人士工作有职、有权、有责。1950年4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非党人士担任部长的就要非党人士作报告,如轻工业部就要黄炎培报告,水利部就要傅作义报告,开始他们情况不熟,报告后可由副部长补充,久了情况熟了,连补充也不需要。同时有任务也责成他们负责完成,比如说河流决口,要水利部负责,傅作义自然会下去布置。有职、有权、有责,自然会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这方式很好。政务院的政务会议每星期召开一次,有关文件等也交非党人士审查,一切指示、法令也要他们修改。这样,不仅不会动摇我们的政策,而且还会完善我们的政策。这些政策、法令是经过他们讨论同意的,事后他们也会更好地进行宣传解释。
1949年11月11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五次政务会议,就政务院及其所属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问题指出:现在,我们国家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时代任免国家工作人员的办法,对于我们都不适用。对于人才,我们要敢于提拔,但不能滥用私人,凭主观喜怒来评定和提升干部。我们的标准是要看他的历史、工作态度、经验和能力,以及群众对他的认识。
1950年7月至10月间,周恩来主持审定了经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推选出来的各省(市)人民政府主席(市长)、副主席(副市长)、委员的人选,经政务院讨论决定,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经过一年时间的民主建政工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时,新生的民主政权建设业已粗具规模,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开创外交工作新格局,奠定了日益巩固的政权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