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8日，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养结合养老产业研究中心成立。据该中心主任李鹰研究员介绍，中心旨在搭建一个与老年相关的学术与实践相结合的平台，吸纳各方面专业人士，开展医养结合相关政策和学科的研究，为国家医养结合政策体系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的建立提供科学依据，探索医养结合养老政策体系各环节的衔接以及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等。
　　此前，由国家卫计委主管的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成立了老年医养结合产业分会，李鹰同时担任这个组织的会长。
　　通过召集不同领域专家对国内已有的医养结合项目进行考察与评估，李鹰对政策执行与落实、医养结合的资源整合与建设，以及遇到的困难与矛盾等有深入的分析和思考。《中国新闻周刊》就国内医养结合政策及其推行的现状对她进行了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国家提出发展医养结合的原因是什么？这一政策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李鹰：从国家层面提出发展医养结合，首先是基于中国进入到老龄化社会的考虑。当今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健康寿命较之过去有了极大的提高，长寿使得老年阶段的照护内容，以及医疗和护理的专业服务成为刚需，因而国家及时出台了政策，提倡“医养结合”或是医养融合的养老体系。
　　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从古代到近代都有解决“医”和“养”之间关系的思维。从唐代有文字记载的“悲田院”，到后来不同朝代名为“福田院”“济众院”“养济院”“普济堂”的各种机构，都专门收住老弱病残等弱势人群。从这一点来看，医养融合并不是现在的概念。
　　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自运行的，服务重点各有不同。1985年的医疗体制改革后，医院进入市场经济，养老院依然是国家民政系统的一种福利保障，其结果是，医疗服务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很强的市场经济色彩，此时，传统的公办养老机构依然属于计划经济范畴。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民生活和健康水平的提高，虽然民营机构成为养老领域的一个补充，但并没有解决“医养分离”这个高龄养老需求中的大问题。因此，医养结合的提出，正是着眼于解决这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传统养老机构的专业医护能力不足，而现有医疗机构在服务定位中又不具备养老功能，在中国面临快速老龄化的形势下，这两种体制身份、两种服务观念和价值体系在养老领域怎么去融合？
　　目前，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6.5岁，老龄群体的特殊性在于生命的后期始终伴随着各种慢性疾病，因此，养老中的专业医护服务成为服务的核心。医养结合政策的提出，面对的正是这些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从而让老年人有尊严、高质量的老有所医、老有所依。
　　提出医养结合，不单是部门之间权利的再调整，也不单是在新形势下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果那样理解的话，我觉得就会曲解医养结合的含义。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人的生命过程，从人生最后阶段的需求去解读医养结合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在这里，我们看到传承与发展传统文化中的养老理念;看到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养老服务的根本是推进医养结合，从而最终健全养老服务的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看到围绕着未来老龄化社会，建立健全与老龄事业相关的产业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怎样评价医养结合政策实施几年来的发展现状？主要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医养结合实施上的多部门协作问题？
　　李鹰：医养结合政策的出台体现了在顶层设计方面非常好的理念，但是人们对医养结合的认知差异很大。我总是强调养老不是单一方面的问题，要从人口结构的变化，高龄老人和超高龄老人的生活经历、文化习俗、经济收入，以及生理、心理特点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来理解医养结合。因此，对政策的片面理解和执行都是不利的。目前，各部门积极出台各种政策，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不是有实际的调研数据作为依据？不同部门政策之间的衔接和落实中的问题如何解决？谁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是需要引起关注的。
　　我认为，不能把医养结合政策的执行仅仅看成是一个政绩指标和一个经济增长点。医养结合是顺应中国老龄化发展趋势而制定的政策，我们要做的，是为老年人建立一个直到生命终结的组织服务体系，这个问题要从本质上回归到民生。
　　因此，推进医养结合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支持。现实中，各级民政部门和卫生部门存在着很多不同考量;企业和政府之间、不同机构之间也存在矛盾。
　　例如，我们到地方调研，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负责民政和卫生的是不同的两个领导，两大部委出台的政策，各自系统要分别落实和执行，那么如何协调政策之间的衔接就是关键，否则受损害的是医养结合的实施效果，以及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质量。
　　这两年，我在不同城市和地区观察了一些医养结合养老一体化的模式和项目，不同城市和地区都在根据自己当地实际情况，推进并开展医养结合。但是发展是不同的，各地的标准也不一致。医养结合政策需要在养老服务内容和医护服务内容的具体细节上要更加清晰，细化实施医养结合的标准。
　　中国新闻周刊：养老行业一直存在医护人才短缺的问题，医养结合政策虽然出台几年了，但是谁来提供服务，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标准？此类问题未来应该如何解决？
　　李鹰：一谈医养结合就离不开“医”，但是这个“医”是和老年相关的，因此，还是要从老人需求的角度来分析养老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的培养问题。
　　如以60岁为界，我们可以分成两个方面，第一，虽然有各种慢性疾病但是并不影响生活质量的群体，他们行动自由，生活自主，这样的群体对医养结合的服务需求是有限的;第二，是出现失智、失能以及半失智、半失能群体，他们需要的是专业的医护服务，因此医养结合的服务需求是刚需。如果再细化分析这两个大部分，还可以分出不同程度的对医护服务的需求。由此可以看出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的从业人员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在这方面，日本的介护培养模式是我们可以學习和借鉴的。 　　我考察過日本的首都医校，这是一所专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职业学校，他们的课程设置围绕着医护领域，以“培养社会所需的即战人才”为目标，开设临床、护理、康复、运动疗法等课程。我们可以按照专业和职业的标准新建有医护从业资格的职业学校，也可以在现有的一些职业学校中，开设针对老年医学、老年康复、老年护理的专业，还可以整合现有医学教育资源，有针对性地开发未来老龄社会从业人员的培养体系。
　　养老服务的专业人才培养，也需要政府部门统筹协调与布局，并多部门协作。除人才培养外，就业及从业人员待遇等问题都是需要综合考虑。

　　中国新闻周刊：与中国的医养结合政策相比，国外有没有类似的模式可资借鉴？他们的经验与教训是什么？
　　李鹰：最近几年，我较多地考察研究和对比了日本的养老服务体系，对于欧美等国的养老模式也略有所知。
　　由于国情、文化、经济和体制的差异，国外发达地区和国家为住在养老院里的老人解决医疗问题是很自然的过程，并没有我们现在所提到的医养结合问题。例如日本千叶县我孙子市的平台医院，以该医院为中心，服务和管理范围辐射周边的养老院、康复医院、护理院以及居民社区，我们现在提出的医养结合养老一体化和这种模式非常接近。
　　日本比我们早30年进入老龄社会，他们在资金投入、长期照护险、介护服务等所有相关的体系都有经验和教训。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分析并借鉴和学习日本的养老体系，结合我们的国情和文化习俗，整合现有医疗资源，科学地布局，而不是口号式地一拥而上，造成资源的浪费。
　　以养老院建设床位为例，不是单体建筑里的床位越多越好，建多少床位都是有数据依据的。我们在日本考察机构的床位情况，东京一家养老机构的负责人谈到：从运营成本、人员配备、护理和服务质量的角度去考虑，超过100张床位的养老机构，经费压力以及对老人的照护就很难周全。另外还要从老人安全的角度考虑，比如，万一发生火灾等意外情况，转运、转移老人在养老机构设计中是必须考虑到的问题。因此，在日本，很少有超大型的、千张以上床位数的养老机构。我国目前各个地区老龄化程度不同，经济发展也不平衡，更需要理性思维。
　　根据老年人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做法可供我们学习与借鉴，使得我们在建设与发展中，探索出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和特色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