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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却课业与游戏，你的青春是如何度过的？是否曾在一本西方文学作品的陪伴下，享受过安静的独处时刻，憧憬过对岸的世界，感受过自己内心温度的变化？如果有，你又曾为谁的故事所陶醉？是莎翁笔下的那些“命运”，还是柯南·道尔塑造的酷侦探？抑或是拜伦讲述的浪漫奇遇，和夏洛蒂·勃朗特书中那可爱可敬的姑娘？
眼下，那些曾在无数人的青春中留下光辉的经典文学，以它们最初的模样——手稿与早期印本来到了北京。在这里，与观众相约的不仅是西方的文学才子，更有深藏功与名的中国翻译家，或许还有回忆中的自己。
| 什么展 |
日前，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大英图书馆联合举办的“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亮相，邀国内观众加入到一场经典文学的聚会中。
此次展览展出了英国标志性作家的9部手稿、2部早期印本，涵盖诗歌、戏剧和小说三个领域。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也同时展出，包含这些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著名译作、改编及评论书籍或稿件等，多方位地展示了英国经典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广泛影响。
令人瞩目的是，参展的英国文学经典巨著的手稿和早期珍贵印本均是首次在国内亮相。这些远道而来的“新客”包括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的修订稿本、华兹华斯诗歌《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的手稿、吉尔伯特与萨利文《贡多拉船夫》的总谱原稿、本杰明·布里顿《仲夏夜之梦》（歌剧）的缩编谱手稿、拜伦《唐璜》手稿、柯勒律治《古舟子咏》的手稿、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第二版四开本、查尔斯·狄更斯小说《尼古拉斯·尼克贝》的手稿及《大卫·科波菲尔》带原版蓝色书皮的合订本。此外，历经荧幕等改编演绎的经典文学作品手稿也首次与国内“粉丝”见面，包括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失踪的中卫》手稿，以及伊恩·弗莱明的詹姆斯·邦德系列故事《黎明生机》、《美妙的回报》的手写与打字稿。
| 怎么看 |
不仅美食与爱不可辜负，一场难得的好展览同样如此。在这里，《中国收藏》记者与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员、本次展览的中方策展人雷强先生进行了一次特别对话，通过策展人的介绍，愿您也能与我们一起，更加品味出这场展览的醇香。
《中国收藏》：此次展览是如何促成的？
雷强：英国政府有一个项目，旨在推广英国文化，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都入选了这个项目。最开始是大英图书馆找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本馆的国际交流处将这个任务派到了我们展览部，我大概从去年的七八月份开始接手这个项目，在这之前也有同事来负责双方的沟通。
《中国收藏》：展品是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大英图书馆共同选出的吗？
雷强：是的。最初英方选了10件展品，但其中狄更斯的“尼古拉斯·尼克贝”手稿在国内的知名度不是特别高，所以又增加了《大卫·科波菲尔》相关展品，是一件初印本，展品也从最初的10件变成了11件。中方的展品包括西文书、中文书和手稿，其中一些中文善本，比如汤显祖的两册书，是部门的领导建议呈现一个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对话，而由此选出的。我们在选完展品之后要和英方沟通，看他们觉得合适与否，比如林纾的译稿，我们在沟通之后认为林纾的几件手稿虽然也很珍贵，但与这10位作家并不直接相关，所以还是去除了。最终呈现的展品是双方沟通的一个结果。
《中国收藏》：在展品的选择上，中英双方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雷强：英方选展品最初也是分为三个单元，不过当时第一个单元其实不叫“诗歌”，而叫“浪漫”（起初夏洛蒂·勃朗特也被移到了这一单元），“戏剧”单元叫“剧场”，最后一个“小说”叫“现代”，是按照類似于时期来划分的。我们建议他们做一个修改，变成门类的划分，这样对中国读者接受起来更清楚明白，观展的感觉也会更好一点。至于这些作家和作品是如何来确认的，我们也与对方进行了沟通，认为既要有一些珍贵手稿，又要有一些流行文化（像邦德和福尔摩斯），包括为了和莎士比亚进行沟通、组成一个单元而选出的展品，以及一些剧场表演性质的歌剧作家或者是萨瓦歌剧、音乐剧等方面的展品，都会涉猎一些。所以基本上各个部分都有机地组成了各自的单元。
《中国收藏》：您在策展时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考虑？
雷强：第一个就是展厅的整体展现。对方给出了一个概念设计，我要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展厅去调整，因为这个展厅是在我们的空间当中，而不是在英国，所以一些操作层面的事情可能对方设计得很好，但在我们这边是不能够实用的，也会有其他包括安全问题的方方面面的考虑。
第二是具体展品的选择。比如《哀希腊》大约有四到五个译本，胡适、苏曼殊、马君武都译过这个本子，所以其实选择很多，但为了契合这个展览以及对国家图书馆相关馆藏资源的揭示，就要从中选一些，因为梁启超先生与本馆颇有渊源，所以最终挑选了梁先生最早的节译本。此次展览的展品数量一共是119件，在空间上还是很紧张的，因为一个展柜中不能布置太多的展品。我们也看了一些英方展览的照片，他们选的展品不是特别多，更强调一些陈列的方式，包括环境营造、布局、整个色调的变化等等，所以我在选择展品时也要进行相关的考虑。
第三，要以每个作家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我们是如何去吸收其创作特点、最初是因为什么而介绍这位作家等问题为出发点，并把最重要的一些本子陈列出来。就像有些是出于实用目的，比如拜伦的《唐璜》之《哀希腊》、华兹华斯的诗歌有着对文学改良或是对新文化运动、白话诗歌运动的促进作用。我们也要考虑本馆一些特殊的西文藏品，比如西文善本，像中方展品的第一件就是西文善本。
还有就是对整个展线的流线进行布置，以及文案的切分，并回答英方策展人提出的所有问题，包括在中国的传播、哪些人受影响、重要的译本有哪些、大概的数量是多少等等和中国作家、读者相关的问题。多媒体资源的展陈方式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文献展有一个问题，就是都是一面、一页地进行陈列方式，不像实物展品，从多个方向都能看。另外我们也和嘉兴市图书馆进行了沟通，借了一些手稿。当时挑了6部剧，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加上《罗密欧与朱丽叶》和《仲夏夜之梦》，嘉兴图书馆都借过来了，但其中有几部剧译在了一个册子里，所以最终选了一本《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本《李尔王》和一本《仲夏夜之梦》。 《中国收藏》：在展品中，您最喜欢哪件或哪几件呢？
雷强：我认为展览中很重要的一件展品是《罗密欧与朱丽叶》1599年的版本。这一本在莎士比亚生前就已经出版了，又是第二版的一个四开本，还是乔治三世的一个藏书。早期的书籍其实是一种奢侈品，从这本《罗密欧与朱丽叶》印刷的质量包括装订的形式，就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一些印刷业的情况，当时远比现在做书要做得好很多。我摸到过的18世纪和再早一点的书，纸张的情况都要远远好于现在，包括字体的纹路、花式以及油墨的情况，都比现在的印刷要好，而且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出版物，因为现在更多的还是一种普及的消费文化。在我看来，这本书也是此次展览中最重要的一本。
我比较喜欢的展品还有我们找到的一个宋春舫的藏书——《威尼斯商人》的译本。这个是梁实秋的译本，书的封面是胡适用很漂亮的字写的。梁实秋和朱生豪可能是译莎士比亚译得最好或者是最多的两个经典翻译家，但是梁实秋本身和朱生豪不太一样，他其实是保留了莎士比亚那些粗俗和淫秽之词，所以在风貌上更贴近莎翁原著的笔调。我看到这件梁实秋的译本时，注意到书内有一张宋春舫“褐木庐”的藏书票，这其实和国家图书馆是比较有渊源的，所以我看到这件展品就会联想到很多事情，而且这本书当时印刷得也比较疏朗，是大开本的，而不是普通的开本。这是商务印书馆在1949年前做得很好的几册之一，我正好在馆藏文献里看到这本，觉得很不错。
此外，华兹华斯的《诗，抒情诗和十四行诗》这本书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件，这是很漂亮的一本书。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文书是用比较早的一种复古的方式做出来的，这本书的纸张我在摸到时感觉非常好，而且它是有水印的，如果你在光亮的地方翻动一张纸，就能看到原来制造商的标记。那个时候经常有一些像商标一样的标记，但隐藏得很好，在纸张被不同的光线照射时才能看得出来。这本书没有一个很准确的印刷时间，大概出现在上世纪40年代，我也从书中翻出了一些细节，比如它应该是由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一位前辈在纽约购买的。
《中国收藏》：您认为此次展览有哪些重要意义？
雷强：在文化层面上，此次展览是中英图书馆的一次交流，也是第四届中英文化高层论坛的一个项目。通过此次展览，大英图书馆开启了在国内展览的计划。其第一站是国家图书馆，第二站我们为他们推荐了上海图书馆，他们也的确已经和上海图书馆沟通好了，主题也基本确定了。
其实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在过去就是有交往的。上世纪20年代，本馆的袁同礼先生，30年代的向达、王重民先生，都去英国帮助大英图书馆做过编目整理工作，包括整理敦煌卷子、为太平天国的出版物进行整理编目等，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和大英图书馆有了很好的馆际合作。经过此次展览，双方的合作更紧密了，我们在不同的平台上进行了相互的学习沟通。对于英方来说，此次展览也是很好的经历，他们很喜欢展厅整体的效果。
《中国收藏》：通过此次展览，您认为对今天的观众而言，经典文学及其译者可以带来怎样的启示？
雷强：在我们筹备展览的过程中，参与翻译工作的社科院的一些老师和学生，虽然可能本身是英语文学专业出身的，但或许对翻译史、译介史、比较文学等方面的知识不是特别熟悉，但他们通过这样一个展览，看到了中国近现代翻译西方文学的历程，看到有识之士是如何去向西方学习、通过利用他们的文化的译介，去改造国民性并创造我们自己的新时代的经典文化。对于这个翻译历程，他们会觉得很自豪。事实上，这也是本次展览的期待之一，希望普通读者能看到这些一辈一辈的翻译人、方方面面的先行者、各个领域专家，包括诗人、翻译家、作者，他们其实都将对国家、对民族的思考訴诸于笔端，来进行一些或文以载道或是纯文学的创作，这些都能够对我们现在的语言形式、思维方式有一些启发和改造。也因为有英方的这些重要展品，我们才能有这样一个串联的机会去把这个故事讲好。
眼下，那些曾在无数人的青春中留下光辉的经典文学，以它们最初的模样——手稿与早期印本来到了北京。在这里，与观众相约的不仅是西方的文学才子，更有深藏功与名的中国翻译家，或许还有回忆中的自己。
| 什么展 |
日前，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大英图书馆联合举办的“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亮相，邀国内观众加入到一场经典文学的聚会中。
此次展览展出了英国标志性作家的9部手稿、2部早期印本，涵盖诗歌、戏剧和小说三个领域。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也同时展出，包含这些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著名译作、改编及评论书籍或稿件等，多方位地展示了英国经典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广泛影响。
令人瞩目的是，参展的英国文学经典巨著的手稿和早期珍贵印本均是首次在国内亮相。这些远道而来的“新客”包括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的修订稿本、华兹华斯诗歌《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的手稿、吉尔伯特与萨利文《贡多拉船夫》的总谱原稿、本杰明·布里顿《仲夏夜之梦》（歌剧）的缩编谱手稿、拜伦《唐璜》手稿、柯勒律治《古舟子咏》的手稿、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第二版四开本、查尔斯·狄更斯小说《尼古拉斯·尼克贝》的手稿及《大卫·科波菲尔》带原版蓝色书皮的合订本。此外，历经荧幕等改编演绎的经典文学作品手稿也首次与国内“粉丝”见面，包括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失踪的中卫》手稿，以及伊恩·弗莱明的詹姆斯·邦德系列故事《黎明生机》、《美妙的回报》的手写与打字稿。
| 怎么看 |
不仅美食与爱不可辜负，一场难得的好展览同样如此。在这里，《中国收藏》记者与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员、本次展览的中方策展人雷强先生进行了一次特别对话，通过策展人的介绍，愿您也能与我们一起，更加品味出这场展览的醇香。
《中国收藏》：此次展览是如何促成的？
雷强：英国政府有一个项目，旨在推广英国文化，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都入选了这个项目。最开始是大英图书馆找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本馆的国际交流处将这个任务派到了我们展览部，我大概从去年的七八月份开始接手这个项目，在这之前也有同事来负责双方的沟通。
《中国收藏》：展品是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大英图书馆共同选出的吗？
雷强：是的。最初英方选了10件展品，但其中狄更斯的“尼古拉斯·尼克贝”手稿在国内的知名度不是特别高，所以又增加了《大卫·科波菲尔》相关展品，是一件初印本，展品也从最初的10件变成了11件。中方的展品包括西文书、中文书和手稿，其中一些中文善本，比如汤显祖的两册书，是部门的领导建议呈现一个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对话，而由此选出的。我们在选完展品之后要和英方沟通，看他们觉得合适与否，比如林纾的译稿，我们在沟通之后认为林纾的几件手稿虽然也很珍贵，但与这10位作家并不直接相关，所以还是去除了。最终呈现的展品是双方沟通的一个结果。
《中国收藏》：在展品的选择上，中英双方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雷强：英方选展品最初也是分为三个单元，不过当时第一个单元其实不叫“诗歌”，而叫“浪漫”（起初夏洛蒂·勃朗特也被移到了这一单元），“戏剧”单元叫“剧场”，最后一个“小说”叫“现代”，是按照類似于时期来划分的。我们建议他们做一个修改，变成门类的划分，这样对中国读者接受起来更清楚明白，观展的感觉也会更好一点。至于这些作家和作品是如何来确认的，我们也与对方进行了沟通，认为既要有一些珍贵手稿，又要有一些流行文化（像邦德和福尔摩斯），包括为了和莎士比亚进行沟通、组成一个单元而选出的展品，以及一些剧场表演性质的歌剧作家或者是萨瓦歌剧、音乐剧等方面的展品，都会涉猎一些。所以基本上各个部分都有机地组成了各自的单元。
《中国收藏》：您在策展时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考虑？
雷强：第一个就是展厅的整体展现。对方给出了一个概念设计，我要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展厅去调整，因为这个展厅是在我们的空间当中，而不是在英国，所以一些操作层面的事情可能对方设计得很好，但在我们这边是不能够实用的，也会有其他包括安全问题的方方面面的考虑。
第二是具体展品的选择。比如《哀希腊》大约有四到五个译本，胡适、苏曼殊、马君武都译过这个本子，所以其实选择很多，但为了契合这个展览以及对国家图书馆相关馆藏资源的揭示，就要从中选一些，因为梁启超先生与本馆颇有渊源，所以最终挑选了梁先生最早的节译本。此次展览的展品数量一共是119件，在空间上还是很紧张的，因为一个展柜中不能布置太多的展品。我们也看了一些英方展览的照片，他们选的展品不是特别多，更强调一些陈列的方式，包括环境营造、布局、整个色调的变化等等，所以我在选择展品时也要进行相关的考虑。
第三，要以每个作家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我们是如何去吸收其创作特点、最初是因为什么而介绍这位作家等问题为出发点，并把最重要的一些本子陈列出来。就像有些是出于实用目的，比如拜伦的《唐璜》之《哀希腊》、华兹华斯的诗歌有着对文学改良或是对新文化运动、白话诗歌运动的促进作用。我们也要考虑本馆一些特殊的西文藏品，比如西文善本，像中方展品的第一件就是西文善本。
还有就是对整个展线的流线进行布置，以及文案的切分，并回答英方策展人提出的所有问题，包括在中国的传播、哪些人受影响、重要的译本有哪些、大概的数量是多少等等和中国作家、读者相关的问题。多媒体资源的展陈方式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文献展有一个问题，就是都是一面、一页地进行陈列方式，不像实物展品，从多个方向都能看。另外我们也和嘉兴市图书馆进行了沟通，借了一些手稿。当时挑了6部剧，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加上《罗密欧与朱丽叶》和《仲夏夜之梦》，嘉兴图书馆都借过来了，但其中有几部剧译在了一个册子里，所以最终选了一本《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本《李尔王》和一本《仲夏夜之梦》。 《中国收藏》：在展品中，您最喜欢哪件或哪几件呢？
雷强：我认为展览中很重要的一件展品是《罗密欧与朱丽叶》1599年的版本。这一本在莎士比亚生前就已经出版了，又是第二版的一个四开本，还是乔治三世的一个藏书。早期的书籍其实是一种奢侈品，从这本《罗密欧与朱丽叶》印刷的质量包括装订的形式，就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一些印刷业的情况，当时远比现在做书要做得好很多。我摸到过的18世纪和再早一点的书，纸张的情况都要远远好于现在，包括字体的纹路、花式以及油墨的情况，都比现在的印刷要好，而且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出版物，因为现在更多的还是一种普及的消费文化。在我看来，这本书也是此次展览中最重要的一本。
我比较喜欢的展品还有我们找到的一个宋春舫的藏书——《威尼斯商人》的译本。这个是梁实秋的译本，书的封面是胡适用很漂亮的字写的。梁实秋和朱生豪可能是译莎士比亚译得最好或者是最多的两个经典翻译家，但是梁实秋本身和朱生豪不太一样，他其实是保留了莎士比亚那些粗俗和淫秽之词，所以在风貌上更贴近莎翁原著的笔调。我看到这件梁实秋的译本时，注意到书内有一张宋春舫“褐木庐”的藏书票，这其实和国家图书馆是比较有渊源的，所以我看到这件展品就会联想到很多事情，而且这本书当时印刷得也比较疏朗，是大开本的，而不是普通的开本。这是商务印书馆在1949年前做得很好的几册之一，我正好在馆藏文献里看到这本，觉得很不错。
此外，华兹华斯的《诗，抒情诗和十四行诗》这本书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件，这是很漂亮的一本书。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文书是用比较早的一种复古的方式做出来的，这本书的纸张我在摸到时感觉非常好，而且它是有水印的，如果你在光亮的地方翻动一张纸，就能看到原来制造商的标记。那个时候经常有一些像商标一样的标记，但隐藏得很好，在纸张被不同的光线照射时才能看得出来。这本书没有一个很准确的印刷时间，大概出现在上世纪40年代，我也从书中翻出了一些细节，比如它应该是由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一位前辈在纽约购买的。
《中国收藏》：您认为此次展览有哪些重要意义？
雷强：在文化层面上，此次展览是中英图书馆的一次交流，也是第四届中英文化高层论坛的一个项目。通过此次展览，大英图书馆开启了在国内展览的计划。其第一站是国家图书馆，第二站我们为他们推荐了上海图书馆，他们也的确已经和上海图书馆沟通好了，主题也基本确定了。
其实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在过去就是有交往的。上世纪20年代，本馆的袁同礼先生，30年代的向达、王重民先生，都去英国帮助大英图书馆做过编目整理工作，包括整理敦煌卷子、为太平天国的出版物进行整理编目等，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和大英图书馆有了很好的馆际合作。经过此次展览，双方的合作更紧密了，我们在不同的平台上进行了相互的学习沟通。对于英方来说，此次展览也是很好的经历，他们很喜欢展厅整体的效果。
《中国收藏》：通过此次展览，您认为对今天的观众而言，经典文学及其译者可以带来怎样的启示？
雷强：在我们筹备展览的过程中，参与翻译工作的社科院的一些老师和学生，虽然可能本身是英语文学专业出身的，但或许对翻译史、译介史、比较文学等方面的知识不是特别熟悉，但他们通过这样一个展览，看到了中国近现代翻译西方文学的历程，看到有识之士是如何去向西方学习、通过利用他们的文化的译介，去改造国民性并创造我们自己的新时代的经典文化。对于这个翻译历程，他们会觉得很自豪。事实上，这也是本次展览的期待之一，希望普通读者能看到这些一辈一辈的翻译人、方方面面的先行者、各个领域专家，包括诗人、翻译家、作者，他们其实都将对国家、对民族的思考訴诸于笔端，来进行一些或文以载道或是纯文学的创作，这些都能够对我们现在的语言形式、思维方式有一些启发和改造。也因为有英方的这些重要展品，我们才能有这样一个串联的机会去把这个故事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