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和美国具有事实上相似的心理，溯其源有三：一、希腊文化；二、犹太教及其伦理；三、现代工业主义——这本身就是现代科学的产物。……
　　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上述三者没有起过积极作用，除了希腊间接地影响过中国的绘画、雕塑和音乐。尽管有地理和经济环境的相似条件，中国人与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的思想观念之间却很少共同之处；把一切都归结为经济因素起作用的人，会难以对中国与埃及和巴比伦之间的差异作出解释。气候和经济条件可以说明部分问题，但不可能说明整个问题。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恰好在平常年代临世的卓绝人物的个性，比如像魔西、穆罕穆德和孔子那样的人物。
　　中国最早的贤哲是老子，道家的创始人。他与孔子同一个时代（按传统说法），比孔子年长，但他的哲学在我看来远更有趣。他认为，每一个、每只动物和每件事物，都具有某种与他、她或它相宜的行为准则；应当遵循这一自然的法则，也应鼓励别人这样做。“道”即“道路”，但多少带有一种神秘的意味，正像在《圣经》里的这句话：“我即道、真理和人生。”我想他认为，死亡是由于离开“道”的结果，倘若我们都严格按自然之道行事，我们就会像天体一样永生。庄子比他的老师更有趣。他们两人都倡导自由哲学，都鄙视政府以及对自然的任何干预。这两位贤哲身上已经有了中国特色的幽默、节制和含蓄。
　　有一天，我在北京遇见一位中年人，他对我说，他对政治理论抱着学术性的兴趣。由于初来乍到，我便信以为真，但后来我发现他是一省之长，而且早就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政界人物。中国诗歌明显地缺乏热情，这也是由于克制含蓄的缘故。他们的古乐，有一些是很美妙的，但乐音轻微，只能勉强听见而已。他们的艺术讲究雅致，他们的生活追求合理。莽撞的武夫不会受到称赞，无节制的热情不会受到赏识。
　　这一古老的文化与欧洲文化相接触会产生什么结果呢？目前中国已有一股获得西方知识的巨大热情，不纯粹是为了增强国力、抵御外侮，许多人把学知识本身当作一件好事。中国有崇尚知识的传统，但是过去却只向经典文学索取知识。现在大家都意识到，西方知识更有实用价值。
　　应当说，我们文化的显著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而中国文化的显著长处则是人生目标的合理观念，这就是人们希望看见逐渐结合的两点。
　　老子把道描写成“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我想人们会从这几句话里领会到富于沉思的中国人所持的人生终极观念；应当承认这与大多数白人确定的人生观念是大为不同的。对于白人来说，无论是国家或个人，都迫切地追求财富的占有、自我的表现和支配的地位。这些观念已升华为尼采哲学，而尼采的信徒不限于德国有。在表现自我和追求支配权这两种恶习方面，中国人的实践却显然比我们超脱得多。比起白人民族来他们统治别人的欲望远为淡薄。中国为世界所知的软弱性，既可以归于种种腐败现象，又可以归于这种德性，而我们却总是把腐败归为惟一的原因。如果世界上存在任何“不屑于战”的国家，那便是中国，中国人的态度的本色是容忍和友善，待人以礼，也希望别人以礼相待。
　　虽然中国发生了许多战乱，但中国人的本来观点是主张和平的。中国人的和平主义植根于深思熟虑的观点，植根于他们不愿思变的愿望。正如他们的绘画所表明的，他们乐于让各种各样的生命尽呈其态，无心强使万物整齐划一。当今中国的有教养的保守分子，嘴上谈的完全与他们先贤笔下所写的一样。如果友人向他们指出这点，他们会说：“知足常乐，何求发展？”
　　白人则三种动机到中国：作战，赚钱，使中国人皈依我们的宗教。在某种意义上说，三者都是逞强好斗的。中国人却无意使我们皈依儒教，他们说：“教门纷繁，其理则一。”于是，他们听任我们自行其是。他们是精明的商人，但他们经商的方法与在华的欧洲商人的手腕截然不同。
　　我想，中國人的容忍性，欧洲人凭自身在国内的经验是无法想像的。我们以为自己很宽容，这只是和我们的祖先相比而言。在我看来，即使是一个贫困可怜的中国人，也比普通的英国人更幸福的原因是中国建立在一个比我们更加合乎人性、更加文明的思想观念上。烦躁不安，逞强好斗，不仅会带来明显的痛苦，而且使我们对生活十分不满，使我们不能感知美好事物，几乎失去了思辨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们的状况在过去100年间迅速地恶化了。
　　我不否认，中国人在相反的方面走得太远，但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认为东西方的接触很可能对双方都会富有成果。他们可以学习我们的不可缺少的务实效率，我们则可以学习他们那种富于沉思的智慧；这种智慧使中国绵延至今，而别的所有古老国家却衰亡不存在了。
　　（选自《罗素思想小品》，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