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化媒体的使用逐渐嵌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由于具有移动化、便捷化、个性化等方面的优势,社会化媒体正在渐渐取代传统新闻媒体,成为社会大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社会化媒体的嵌入,不仅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区域内大众传播,更使区域内人际传播、政府传播发生变化,且三者相互作用。论文引入社会嵌入理论对社会化媒体的区域传播开展研究,以我国最大的社会化媒体腾讯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问卷调查法、个案研究法、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剖析社会化媒体从虚拟空间到现实场景,嵌入区域传播后,对区域公众的人际传播、区域媒体的大众传播、区域政府的政府传播的影响,以及三者间的协同发展。研究内容主要包括:1.被社会化媒体嵌入的公众在区域传播中的传播行为、人际网络重建;2.区域大众传媒与社会化媒体人际传播的互嵌,要求大众传媒在内容发行、新闻生产、专业思维上的社会化;3.区域政府在社会化媒体嵌入后,在政府传播体系、过程、政府上的社会化。本研究发现:1.被社会化媒体嵌入的公众在个体区域复制呈现社会化,同时重构了区域个体所处的人际网络,实现线上线下的区域融合,并将社会化媒体嵌入区域传播个体,使“身体在场”的任一个体都可能成为“传播中心”;2.在区域大众传媒与社会化媒体人际传播的互嵌中,大众传媒的意义已不仅是提供信息,而是作为“公共空间”内在部分,成为“地方”关系中的一部分。区域传媒体现出发行社会化、区域新闻生产社会化、区域议程把关社会化等特点;3.区域政府在社会化媒体嵌入后,政府、媒体、公众,三方重新调配权利分割,政府传播体系呈现出结构对公众入伍开放。体系功能实现公众直议,体系文化接纳公众监督。传播过程呈现出扁平化、非线性的特点,突破了政府传播的科层制。传播政策,包括政治规则制定、政治违规裁决、政治管理实施,均是由区域公众通过社会化媒体深度参与其中,实现了传播政策社会化。研究分析了媒体、政府、公众三者的协同,提出建立三个协同场——“公众与媒体间的区域信息场”、“公众与政府间的区域议政场”、“政府与媒体间的区域舆论场”,保证协同效果。社会化媒体嵌入区域传播,使区域传播系统内诸要素——公众、媒体、政治力量均发生改变。公众获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和自组织能力,媒体与政治力量则不得不调整姿态,与日渐强大的公众建立有效的交互沟通。在社会化媒体政府传播实证研究方面,现有文献还是以传统的定性研究方法为主,更为深入的量化研究相对比较缺乏。事实上,随着政务新媒体的发展,互联网上的相关数据呈现井喷式性增长,这些互联网数据具有数据量大、类型多样、客观性强、获取成本低等诸多优势,蕴含丰富价值,如何在政务新媒体领域应用大数据已经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论文以腾讯政务企鹅号为例,在开放政府视角下,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探讨政府机构社会化媒体的使用行为,这对政务新媒体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价值。最后本论文通过案例研究与大数据技术相结合的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来剖析政务微信对公共议题的推进程度,为国家治理和互联网政治研究提供借鉴意义。发现互联网背景下政务创新的四个趋势:第一,从统治走向治理。第二,从人治走向法治。第三,从管制走向服务。第四,从全能走向有限。作为互联网化的政务创新的一个重要环节,政务微信正依托强社交性、高内容内化率、一体化服务能力等优势,将治理型政府、法治化政府、服务型政府、有限政府建设深入推进。在实践意义上,本研究有助于区域媒体、政府认知社会化媒体嵌入对公众的影响,以及随之带来对媒体、政府角色改变的要求。在媒体与公众的协同方面,媒体发布信息较少直达区域公众,同时公众发布信息也较少直达区域媒体,建立区域社会化信息场实现二者“互译”非常必要;在公众与政府的协同方面,公众从线上围观到围聚倾向明显,使政府形成新的管理难点,同时政府通过微博社会化媒体工具压缩时空距离、缓解区域矛盾,建立区域社会化议政场实现“互信”非常重要;在政府与媒体的协同方面,政媒协同净化网络环境、澄清谣言责任重大,而新闻网站长期角色失位,未能发挥自身作用,建立区域社会化舆论场实现“政治媒体化”的“互融”,对舆论引导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