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第一次见你是在云南蒙自的第 28届青春诗会上，只记得你不停地用巨大的相机拍照，那时你还是一个青春诗会“编外人员”。第二年，你也参加了青春诗会，并且后来还到诗刊社工作，说说最初的感受吧。每次看到你在蒙自铁路隧道前的那张照片，都会想到那个风雨交加的铁路上一行诗人艰难行走的场景。
　　刘年：得知可以参加第 29届青春诗会，想认真地开心一回。想找人喝点啤酒，谈自己的付出与汗水，谈自己对诗歌的接近与信仰的坚持，谈自己在大漠中感到的生命的荒凉和内心的丰茂。最终，手机没有掏出来，因为不知道打给谁。如果朋友代表故乡的话，感觉一个人在反方向的路上，越走越固执，越走越远。打开窗子，故乡的夜，如无边无际的大漠。没有火车经过的时候，隧道，是很好的歌厅。我这种破锣一样的嗓音，变得浑厚，会产生环绕声。那次走滇缅铁路，我一时兴起，在隧道里唱了一首《蓝莲花》。那时，我还年轻，肌肉发达，头脑简单，身材匀称，中气十足，喊起来，声音高亢，像一辆充满力量的小火车，将雷平阳和灯灯感动得一塌糊涂。灯灯要我教她唱，但她比西娃更逊一筹，状态好，五音能唱准三个。我还记得，我最酷的那张敞开胸肌的照片，是在隧道里，陈仓帮我照的。还记得芷村的向日葵，没有人收，头差点垂到根部，像做了很多错事，在向大地忏悔一样。
　　霍俊明：你在简历中以及很多场合都强调诗人要站在弱者一边。这怎么理解？
　　刘年：一件有争议的事，若问我态度，我会站在弱者一方。我还把这句话，写进了我的简介。他们说，你怎么知道弱者是对的，弱者往往会有很多缺点啊——学历低，没有见识，没有修养，没有贵族气质，没有担当，甚至，有可能无理取闹。是的，我不知道谁对与谁错，但我觉得我别无选择。直到弱者能自由发声的时候，我才会离开。
　　霍俊明：你强调没有痛感的诗歌是值得怀疑的，强调诗歌是人间的药，为什么要这样说？
　　刘年：我喜欢大地，喜欢泥土，喜欢村庄，喜欢那些庄稼和野草，喜欢河流，喜欢流淌或者静止的清澈的水，喜欢大地上的生命。不是一般的喜欢，是那种见了就会兴奋的热爱。我甚至认为自己是大地长出来的一棵爱行走的植物，我的诗歌，是我开给大地的花。可是，从小，我对人生总是过于悲观，总是看到事物布满阴影的背面。行走的时候，我往往看到的是环境的污染，人心的污染，于是，总是杞人忧天般地担心这片土地的未来，这片土地生活着的人们的未来。我写诗的初衷，就像病人的呻吟一样，是为了要人知道我在痛，是为了缓解我的痛。
　　霍俊明：是的，正如你那部诗集的名字《为何生命苍凉如水》。读你的诗会发现，你诗歌的空间和地方性非常突出，比如经常出现的湘西、故乡，还有莫名的远方冲动。那么，那些未曾经历的地方对于你的生活和诗歌写作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曾经在文章中这样说你——刘年这家伙看起来木讷、朴实，但是内心里有一个浪漫的柔软的湖，只不过他随时将烈酒投掷进去，随时也可以燃烧起来。这是一个明知没有远方也要去涉险的执拗的湘西人。这是一个即使撞得头破血流但仍然怀有愿景和碎梦的家伙（比如他在一首关于洱海和诗人朋友的诗中将自己称为“段誉”）。
　　刘年：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工资是八百元。在当时是很高的。给父母寄了一点，给婆婆寄了一点。剩下的钱，买了一辆单车。载重型的，永久牌。那年我没有回去。一放假，就骑着我的永久，西樵，走佛山，广州，最后到了珠海，目的只有一个，看海。岭南的天气，几乎每天都有至少一场雨。所以一路上，我经常被淋成落汤鸡。还好，那时身体好，而且，广东的雨，也不像这里的冰凉。海，让我很失望。一片无边无际的浑浊，和那个时代一样。我的永久，在珠海的一个写字楼下丢失的。只五分钟，就再也找不到了。我最想去的国家，是印度。在地理上，那是我心目中的最远的地方。我会沿着恒河，慢慢地走。看水中沐浴的女人和落日，看水上漂浮的死尸。印度的女人很性感，脸小，眼大，身材饱满。最喜欢的，是她们的面纱。我相信，在一条以永恒为名的河边，能找到一些关于永远的证据。很少提永远，总觉得这两个字很危险，就像两粒铜色的子弹。累的时候，烦的时候，经常背着包到车站，看地名，看票价。碰上合心的，不管哪个方向，上了车就走。有一次，看上了一个叫一平浪的地名。票价、里程也合适。坐了几个小时车，到达的却是一个产煤的小镇。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水是那种拿毛笔一蘸就可以写书法的黑。这算是远行最倒霉的一次。可就是这一次，我在路边偷打了六颗柿子。熟透的那种，掉在地上，就会摔破，捡起来剥开就可以吃，有一点点涩，但更多的是甜。那时是黄昏，阳光很好，照在柿子肉上，是一种鲜艳的橙色。每一颗柿子，都像一颗夕阳。去的最远方的地方应该是芒康。那次，我抵达了绝望。那个风、雨和雪交织的深夜，一个人在荒野，真触到了冰冷的铁锈般暗黑的绝望。绝望和害怕不同，绝望很宁静。
　　霍俊明：你到北京的时间也不短了，说说你寄居的这个都市以及当下的城市化生活吧。
　　刘年：把城市当成一座监狱，埋头于办公室与出租屋之间，极少娱乐。一旦出来，囚犯放风一样，会发现，世界是崭新的，连阳光都会带有刚磨过的锋刃。从容的大自然，性急的四季，沿途的集市、庙宇、青稞、燕麦、劳作的人们，晒在柏油路上金子一样发光的玉米籽以及一路的意外和感动，都是我所喜欢的。甚至连各种困难、麻烦、尴尬也一并包容并喜欢上了。
　　去甘肃和青海走了近半个月，虽然略显疲惫，但没有一点厌倦之意。喜欢和那个没有任何伪装的自己，一路无声地对话。我的幸福，就藏在自由的最里面。
　　霍俊明：总觉得你骨子里是不甘的，总觉得在你的诗中看到你还有很多难以实现的东西，这不自觉地成为你写作的精神愿景。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如此，这既是生命的也是生存的，这最终是时间的命题。实际上诗歌所处理的“远方”如果不和当下不和现实不和生命发生关联是不可想象的。想想上个世纪 80年代那是一个人人都想冲到远方的力比多过剩的年代，也是一个理想主义冲涌的年代。恕我直言，当下的青年写作让我看不到多少整体性的时代理想，而更多是形形色色的个人，看起来每个人都在强调自己的个性，而最终呈现的却是几乎一模一样的人。而这种生活境遇落实到诗歌写作中则是平庸的写作者的集体生产。 　　刘年：2016年这个夏天，我又开始了打篮球。突然想努力争取活长一些。我还有那么多事可以做而没有做，还有些事，想见而没见到，还有些诗歌，我想写而没有写出来。身体的状况明显好转。中秋，走了一趟甘肃和青海。那片大地，给了我一路的风景和感动。在黑石山上，我像麂子一样奔跑，像熊一样攀爬悬崖，像野猪一样快乐。感谢我粗壮有力的双腿，能陪我走过千山万水。感谢这双眼睛，依然饱含的泪水，可以清洗我的悲伤，依然可以分辨出地平线上最远的那一点，是星星，还是灯火。星空，是一生都看不厌的书。每一次都在变。最喜欢找的是北斗七星，它们参差错落，很有节奏感。这次，像一个倒放的瓢，搁在那棵苦莲树上，仿佛是往田野里泼洒星光似的。找到她的星座。星座书上，那些关于离别的事情，讲得很准。星空和她的内心一样，是我所不能抵达的遥远。多年以后，在某处水边，会做一个木屋。那时候，我离森林和杂草很近，离时代，会很远。在远方，内心会完全腾空，像一把古典吉他。心弦会很敏感，会轻易被一些陌生的风景和笑容，甚至一阵穿过红柳林的风拨动。那是一种只有自己才能听见的持久的美妙的颤音。
　　霍俊明：实际上，文学最终承担的是一个寓言的功能，在两个层次故事的差异性和摩擦中发声。这样说的话，作家却是就是讲故事的人。
　　刘年：这是婆婆给我讲的一个故事。一个人立志走到天边，过了许多河流，许多山，铁拐杖都磨损了许多根。走了三十年，走成了一个老人。有一天，他在路边向人家讨水喝，主人问明来意，端出水来告诉他，这里离天边还有三年呢。他一听，顿时绝望，倒下死去。他不知道，主人说的是三天，他不知道他的耳朵已经背了。婆婆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为了告诉我坚持的重要性。当时不太喜欢这个故事，觉得这个人蠢。到天边做什么？那么多正经事不去做，死得活该。现在发现，自己似乎正在成为故事中的那个愚蠢的聋子。
　　霍俊明：听过你唱歌，感觉很好，当然也很自恋，呵呵！
　　刘年：那时还在读书，周末，我唱着《我的心没有回程》这首歌，沿着没修好的高速公路，总想看看弯道后面的风景，越走越远，最后竟然从湘潭走到了株洲。二十年间，它成了我每次旅行的保留曲目，一直没有厌倦过。一唱到它，就觉得自己不再卑微渺小，而像一个独自夜行的英雄，一路的山水、树木、石头、风、星光，都在理解我，赞美我。这首歌曲调悲壮、激昂，直译的歌名叫《星》。李子恒做词的这个版本，写出了我理解的人生。悲剧无法避免，生命苍凉如水，正因为如此，用如火热情，去珍惜，去追寻，去期待，去爱，这正是我这一生努力去做的。日本的音乐、电影和文学，彻底改变了我对他们的态度。政治会骗人，报纸会骗人，人也会骗人。幸好，生命中，还有纯真的艺术和遥远的星空值得信任。
　　霍俊明：好了，先说到这吧！
　　刘年：谢谢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