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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顾名思义就是土屯之城。据史料记载,公元1272年,元朝改“金中都”为“元大都”,北京首次被定为都城。“土城”即元大都时的遗址。其城墙皆由夯土而成,这个收容所的赭黄色残破围墙,就是古老土城中的一段。它外表已然十分古老而斑驳,标志着它的年轮久远。为了掩人耳目,土墙外几十米远的地方,围上一圈高高的红色砖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门口矫饰得如同一个普通机关,陌生行者只观其外表,绝不会想到里边是个“劳教收容所”。
来土城之前,我已在北京市东城公安分局扣押了十天。我和赵筠秋押放在“男号”。那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面对面有两排木板大通铺,室内没生炉火倒也感不到冷,因为这间屋子关押着14口子人。属于知识分子的只有赵筠秋和我,其他一律是流氓、地痞、小偷、盲流……使我十分费解的是:在这方寸之地他们仍然十分逍遥,似乎房屋四壁,对他们并不是一种间隔。他们谈吃,谈喝,谈倒卖粮票,谈玩弄女人……只有我和赵各在房子的一角,蹲在那儿揪着头发,想各自的心事。
中午时分,看守员送饭来了。两个拳头大的小窝窝头,外加一块咸菜。我满腹愁思,毫无半点食欲,那些“同号”见状,便蜂拥般地抢我那两个窝窝头。我着实不能理解他们,何以会如此失态。同时顿感自己已跌入社会的最底层,也许将来要永远和这些流里流气的人为伍了——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我很后悔,12月19日的清晨,没有亲吻我小儿子一下。当时,他还在孩提世界的幻梦之中,围着一条紫花小棉被,均匀地呼吸着——他在梦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爸妈此去将是长长的别离。我更对不起我的母亲,自从我四岁丧父,母亲一直浆养着我,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为了我能求学,她来北京给一个有钱的人家当过保姆,我这独根苗苗是她用血汗浇灌起来的。毕竟我是独生子,无兄弟姐妹。现在我和妻子都突然离开了她,又把一个两岁多的小孙子留给了她,她将重新像老鸟喂育幼雏一样,负起保护和浆养第三代的任务。这,对一个苦命的中国妇女——我敬爱的妈妈,不是太残酷了一点吗?想到这儿,我潸然泪落……
妻子张沪关押在我对面的屋子里。那是一次“男号”放风去厕所时发现的。我隔着涂着白漆的玻璃空隙,看见了她那顶红色的毛线帽子闪动了一下,从而断定了那就是她。由于这个生命磁场的发现,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踮起足跟,探长脖子朝对面屋子里看,心里虔诚地祝愿她,能够坚强地活下去,并能回视我一眼。但我只能看到那顶红毛线帽,偶尔移动一下,而无法看见她那张清瘦的、带有病容的脸。
那些“同号”比猴儿还精,他们很快发现了我的举动。隐瞒是毫无意义的,我告诉他们对面屋关押的是我爱人。为了满足我的精神需求,他们由两三个人用胳膊搭成脚垫,叫我像运动员那样,登着他们的胳膊,登高眺望;我着实欠缺他们的勇敢,怕被警察看见挨训。
在“同号狱友的鼓励之下,我斗胆地登高朝北屋望了一眼。由于居高临下,我看清楚了:那空荡荡的“号子”里,只有妻子孤零零的一个人。她围着棉被端坐在墙角,像在吉普车上的神情一样,紧紧地闭合着双眼……
看不到想看,真正看到了,又加重了我心中的愁楚。两扇门,两把锁,尽管我和她不过几米距离,却若同远在海角天涯。我自幼不信神鬼之类巫说,却总是想起那天晚上去看的夜戏《窦娥冤》。我俩都远去了,家里一老一小又该如何度日呢?前两天下午,警察把我和她的行李,各自掷进我们的号房,老母亲和孩子想必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厄运,此时这一老一小又在想些什么?此时的我如乱箭穿心,常在夜间如犯呓症一样,突然从床板上坐起身来。我想大哭一场,想歇斯底里地大喊几声,可是那些“同号”,睡得那么平静而香甜,我只好强压下心中的焦躁。
其实,我母亲在这几天里经受的精神折磨比我还大。1960年12月20日——我们进了分局的第二天下午,张沪的父母闻讯来我家看望一老一小。张沪父亲——这位延安来的“老布尔什维克”,头上虽然也顶着一顶右派帽子,但他还是义愤地向我母亲表述了他的心声:“沪儿和维熙很可能又评议什么国事了,难道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真像报上吹得那么好吗?怎么敢讲实话的人,就要给关起来呢!”他又安慰我母亲说:“这不是他们一两个人倒霉的事儿,是我们国家的灾难。你们一老一小要活下去,还要活得结结实实,经济上有困难,我们接济你们!”
两个老人还没走,家里就闯进三个人来。这是报社保卫科的两名干部,会同一名街道干部,来家里进行搜查。他们翻箱倒柜,把桌子抽屉以及书箱中,每张带字的纸本和纸片,都装走了。不知是因为临时突击搜查之故,还是由于他们的马虎,竟然没有带来麻袋一类的东西,临行前,还向我母亲借了一个大大的包裹皮,把这些东西包走,装上了汽车。其实,那是我写的长篇小说草稿《第一片黑土》。
三个老人在另一间屋子坐着,静待他们的搜查,我的小儿子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还跑去帮助他们拾捡遗落在地上的纸片,并伸出小小巴掌:
“叔叔!给。这是我妈妈给我画的带小辫的无轨电车,好看吗?”
当然,没有回答,也没人理睬。
至今,母亲仍然记得那天的悲凉场景:那间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书籍和碎纸片摊了一地。三个老人愁锁眉梢,一直呆坐到深夜。
第二天,一个好心肠的街道老太太,悄悄地告诉我母亲,说我俩被关押在东城公安分局。出于同情,她自愿为我母亲带路,为了防止别人说三道四,她和我母亲约定走在路上时,要拉开距离,装成两旁路人的陌生样子,以遮人耳目。我母亲把小儿子安顿给街坊邻居,找出来推小孙子的小推车,上边装上脸盆及衣物等杂什,蹒跚着两只白薯脚——这是因为母亲很幼小的时候,就缠了足。她跟着那位老太太给儿子和儿媳送来衣物。
分局的门警比较通情达理,除了收下给我俩送来的东西之外,还告诉我母亲,这儿不允许“接见”,将来把我们送到劳改农场或劳改矿山时,她才可以去探望。至于我俩究竟被送到哪个劳改点,他无可奉告。
是的,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去何方。据同号“二进宫”的扒窃犯说,我们先要进“土城”,又称“北苑”收容所,那儿是劳教分子的集中点;然后,从那儿发配到各个劳改队,最远的地方是中苏边境的兴凯湖。 我真是不寒而栗。1955年,我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曾去北大荒和大、小兴安岭深入过生活,那儿距离北京千山万里,云水迢迢。如果命运真把我抛向了那儿,老母和幼子就难得相见了。我喜欢北国,尤其喜欢北国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风光,我不怀疑我这个囚徒能够生存,但我忧心北京的一老一小。张沪已然“自绝于人民”一次了,真要是到了那儿,她又能怎么样呢?
大概是到了第四天,我才开始进食。警察送进来的窝窝头,我不再分发给“同号”,而是把它送进自己的肠胃。这是神经历经巨大刺激后,开始麻木的信息,也可以解释成感情逐步冷却后带来的理智苏醒。记得,老岳父昔日曾不止一次地叮咛我俩:“既来之,则安之。”事已至此,任何感情的自我折磨,都无济于事,就像那一朵朵伞形的蒲公英,它们命运无法由自己主宰,只能听任狂风对它的摆布和戏弄。
到了第七天上午,我和“同号”被分别叫到审讯室。分局的警察没有对我进行审问,而是叫我伸出两只巴掌,把手掌和十指都蘸上黑墨,往一张厚厚的白纸上按手印。我的掌纹和手纹,以及我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都留在那张白纸上了。在这一刹那间我清醒地认识到,我的灵魂已堕落到雾的深谷,我的肉体已沦落到社会的底层深渊,我这份区别于人民的特殊的档案,将存入专为罪犯建立的特殊档案馆。同时,我还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是即将送我们到土城集中的一个信号,公安分局似在完成他们应当完成的程序。
第十天早晨——那是1960年12月29日,我们先是被命令捆绑行李,然后,列队在院内站好。报数、点名。最后点到的名字是张沪。十天的“号房”囚禁,使她本来就苍白的脸,又增加了几分菜色,因而她回答那声“到”时,语音十分微弱。押送我们去“士城”的警察姓田,矮矮的个头,微胖的身子,他似笑非笑地对我们说:“我提醒你们注意两点:第一,没有行李的人,要帮助手中东西多的人。改造思想就要从脚下开始,这叫互相帮助。第二,没有卡车送你们,要乘公共汽车去‘土城’,如果在途中有逃跑行为,别怨我们不客气!”他先亮出手铐,又拍拍腰间别着的一支手枪。
至今,我还念念不忘那个叫张啸虎的汉子。他北京无家,因而手中无物可拿,出于对我们夫妇怜悯之情,他跑到队尾,抓起张沪的行李,就扛在了肩上。有一个犯偷窃罪的年轻人,又替她提起网兜——里面装着脸盆,脸盆里装着女人用的杂什。还有的“同号”争着为我扛行李,我回拒了,因为我意识到,更为艰难的路还在前面,我要在艰苦的生活中自立,而不能依靠任何人。
正值年末岁尾,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为囚之路。马路上的行人,对我们侧目而视;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向我们投以窥测的目光。你们看吧!我是曾在上世纪50年代初,写了几本歌颂新生活小说的青年作家,她是16岁就为党出生入死,把青春热血献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年记者。只不过,我们又讲了一些不属歌颂的大实话,现在是加码处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是但丁写下的至理名言,上世纪60年代轮上了她和我。张沪则还是闭合着眼帘,不看汽车上的乘客,也不看我一眼,像个修女那样,但是,眼角却在滴落着泪水。
我摸摸分局发还我的背包,里边还有一包烟卷。我偷偷掏出来,塞给那个黑脸朋友张啸虎一支,又传给另外同号每人一支;当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迫不及待地点燃了烟卷时,警察不满意地看了看我们,大概是考虑到他的押送任务即将完成之故,才没有制止。除张沪一个之外,我们每个人鼻孔里都吐着烟龙,扛着行李,蹒跚着向 “土城”缓缓而行。
“土城”的外形像个机关大院,进了大门走了几十米,才见大墙和岗楼。男号的箭头指北,女号的箭头指东,我和妻子一路无言,此时到了分别的路标。
我停下脚步,她也停下脚步。四目对视,久久无言。末了,还是我先开口:“身体不如我,要格外爱护自己身体!”
她点点头,低声说:“我不会那么轻生了,我要等着看看‘明天’!”
“到了地方我给你写信。”我说。
“谁知道我会到哪儿,谁又知道你又到哪儿?”她说,“还是往家里写信吧!再由家里转告你我的劳改地点!”
我在公共汽车上抚摸自己的背包时,除了摸到了烟草纸,还摸到一块包着锡纸的太妃糖。这些纸烟和糖块,是我当“粪车夫”时,在漫漫的行车路上吮食的,此时,我把剩下的最后一块递给了妻子。
她接过糖,剥去了糖纸,用牙把糖块咬成两半,把一半递还给我。这时,岗楼上的士兵,向我们喊话了。他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走进囚笼的一对苦命夫妻,因而口气十分严厉:“搞什么流氓活动哪?走,快走开!”
两只劳燕从此各奔东西。刚才帮助我妻子扛行李的盲流张啸虎,此时分出手来抢过我的行李,同时对我耳语说:“多看她几眼吧,你们不定啥时候再见面哩。”
我当真地回过头来,窥视着顺界标朝女号走去的张沪,刚才有几个小伙子帮她拿东西、扛行李,此时,行李和杂什都由她一人拿着,显然是蚂蚁扛山。她像拖死狗一般在地上拉着行李,另一只手提着网兜中的脸盆及洗漱用具,走两步,停一下。她是个有洁癖的女人,此时任行李在泥土路上蹭着,拖过行李的地方,扬起股股黄尘。她比我更富有理性,只顾拉着行李走向罗网,我站了好一阵子,她都没有朝我停步的方向看上一眼。
当然,又招来持枪武警的一顿训斥。也许从这个时候起,就应开始训练听力和中枢神经的分离。训骂由他们去,我则心神安之。我记起,张沪曾向我讲起她的一段往事:东北战役开始以后,国民党驻上海的警特部门加紧了对地下共产党的搜捕,她是“黑名单”中被搜捕的一员。为了安全,上级组织通知她连夜撤出上海,通过旱路和水路从镇江——扬州——淮阴——直到盐城。在扬州到淮阴的日子,她得了伤寒病,便在一个小村里养病,苏北农村很苦,是稀粥米汤使她起死回生的。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当时同志之间的生死情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同样还是她母体上的一颗细胞,此时,却变为承受折磨的阶下之囚,她不得不强撑着虚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拖拉着行李走向监牢。 这儿是和文化古都近在飓尺的北郊,在砖墙和土墙的双层围墙里,耸立着一座座像蒙古包一样的圆顶棉帐篷。我们这“五毒”一行六人,走在奔往“蒙古包”的路上,甚至有一点空旷之感。因为目光所及之处,除了“蒙古包”和几排简易的红砖房之外,几乎没碰到活人,一群叽叽喳喳的老家贼,在“蒙古包”周围的空地上觅食吃。约莫走了有十分钟左右,我们在一排红砖房外停下。那几个流氓、盗窃犯自动一字排开地蹲在地上,我正不知所措地东张西望,突然听到一声吆喝:
“蹲下——”
喊话的人是个白面书生,他身后站着面孔黧黑的中年人。原来,那几位都知道这里边的规矩,只有我是个雏儿,不知道“蹲下”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在收容所才从“同类”嘴里打听到,这就好比过去的罪犯进了衙门,那些刀斧手和衙役们高喊“堂威”一样,先杀杀你的威风。我顺从地蹲了下来,心内顿觉自己矮了半截。我明白了一点,这是区别公民和罪犯的身价——我已然是阶下之囚了。
还是那个白面书生模样的人,先翻弄着花名册,后来开始点名。当点到“从维熙”三个字时,他目光分明在我脸上停留了瞬间,然后,又去呼唤另一个罪犯的名字。我当时狐疑地乱猜,可能这个小白脸在区别刑事犯和思想犯的差别,不外是对我这个右派加强警惕之意。后来,在“蒙古包”里才听说,这个小白脸并非收容所的干部,他也是被囿于“土城”里的右派,他原是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助教,进“土城”的原因,是划右派后偷拿过一次别人的“派克钢笔”。他点过花名册后,毕恭毕敬地把罪犯名单交给一个脸膛黧黑的中年人。这个货真价实的劳改干部,开始了对我们训话:
“你们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这儿叫北苑,也叫土城。说句粗鲁话,这是社会垃圾的收容所。今天,把你们收容进来,因为你们是社会上的垃圾。你们想想,当初你们刚出生的时候,你母亲把你从屎窝挪到尿窝,又从尿窝挪到干净的被褥上,要操多大的心?养你们这么大,你们都对得起当老人的吗?偷、盗、流氓、打架,搞右派反革命,你们拍拍心窝问问,你们对得起谁?告诉你们,这儿是专治恶人的地方,是龙你给我卷起须子,是虎你给我趴下,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反改造分子决不手软。现在,你们首先要交代罪行,学习好了,才能送你们去各个劳改点,在劳动中改造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至今,我难忘那个黧黑脸膛的劳改干部,因为他是我身陷囹圄后的第一个监管人员。坦率他说,我对这个带有北方浓重地方口音的干部印象并不坏,他不像机关人事室或保卫处的干部那样,对人横眉竖目;他训斥我们蹲成一排的“五毒”时,除了炫耀专政的威力之外,不忘以人性来启示人的良知。很显然,他的文化不高,不然,他不会找一个劳教右派当他的文化拐棍儿,那条右派“拐棍儿”姓张,而今,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在监管干部训话之后,“张拐棍”宣布我们每个人住的帐篷编号,在拘留所相聚在一起的“五毒”,各自去了各自的住处。我住的是三号帐篷。离训政的地方最近,扛起行李没走上几分钟,就到了地方。时值冬日,天气冷如刮骨,“蒙古包”的棉门帘紧紧下垂着,在北风中显得十分荒芜寂寥。但是,当我挑开门帘的时候,不由地吃了一惊,原来地铺上坐着里三层外三层的罪犯。
我很惊奇那些“老号”的心态,他们就好像幼儿园的娃娃观察玩具一样,评判着窝头的分量,窝头眼儿的大小等等。虽说1960年是天灾加谎祸的荒年,社会上许多家庭多了一杆称下锅粮的秤,但还没有因饥荒而使心态变得畸形。来土城第一天,我就看到饥饿带给人的精神变态;清华大学来的那个值班班长喝完菜汤后,还像猫儿舔碗一样,用舌头把碗上的菜叶舔得干干净净。
我本来就心情郁闷,加上帐篷外的“蹲下”和帐篷里的“见面礼”,心情灰到了极点。两个窝头我让给了挨着我坐的老号,只把菜汤倒进了自己的肚肠。我口干舌燥,学习时就想喝上一杯开水。可这儿甭说开水,连冷水也没得喝,那碗稀稀零零的白菜汤,正好当白开水解我心中之焦渴。然后,我往帐篷边行李上一靠,伤神地闭上双眼。
哨子声终于尖利刺耳地鸣响起来。这死去了一般的“蒙古包”,又成了活的世界,于是,“认罪”守法之类的词不断从每个成员嘴中吐出来,任何接受改造的人都能扮演两副面孔,说出一套冠冕堂皇的语汇。有位老农民姓汪,我之所以能清楚地记下他的姓氏,因为他在“认罪学习”中,把他的姓氏和大汉奸汪精卫曾勾联在一起,尽管这是十分荒诞而荒唐的联系,但是“蒙古包”里没有人笑。人们好像悟出了一点道理,骂自己越狠越好,纲上得越高越好。这精瘦精瘦的老农民,最后把“偷青”行为比喻成拿着铁锨去挖天安门城楼的地基,是和反革命同一个鼻子眼出气儿的反革命行为。当然,他在交代批判自己的罪行时,省略掉了是偷大队长自留地上青苗的情节,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起了他内心的愤懑和悲哀。
烦闷的,枯燥的,千篇一律的认罪学习终于完结。天黑了下来,帐篷里亮起了灯火。偌大的帐篷里,只悬挂着两只20瓦的灯泡,光线幽暗得如同地窖。我蹲在地上正在解行李扣儿,睡觉的命令就下达了,待我把行李扣儿解开,已经没了我睡觉的地盘。在值班班长强令下,好不容易把我的左邻右舍呼唤起来,但刚刚容我铺好被褥,“呼啦”一声那些成员就抢先躺倒。只留给我能侧身躺下的一条窄缝。这时,我才发现所有成员一律颠倒着身子睡觉,甲头朝里,乙头朝外;丙头朝里,丁头朝外,依此排列顺序,是几十号人在方寸之地惟一能卧睡的办法。因而每个人的头部两侧,都有四只臭脚相陪,机会均等,不偏不倚,无论你向左右哪边侧卧,都有脚臭可闻;而仰卧占地面积又太大,不被左邻右舍许可。有什么办法呢?但是,侧卧膝盖又没有弯曲的余地,只能像倒地的旗杆一样直溜溜地躺着,所以我索性爬起,背靠帐篷半坐半卧。很快我的地盘就被挤没了,这个姿势我一直坚持到天亮。
后来,我们进公安分局的第一夜令人彻夜未眠,当时,我彻夜未眠。这不仅仅因为帐篷中的脚臭熏天,更使我不得安宁的是这一幅入睡图,地地道道,不折不扣地像密闭的沙丁鱼罐头,身躯一个挨着一个,首尾相依相接,令人愁思顿起,人世间最底层的贱民,竟是这等睡相。男号如此,女号可以想象,我难以预料我妻子张沪的病弱之躯,能否经受得住这种苦难,能否把这条苦难的驿路走到头!或者说这条路就没有头,像一首无休止符号的悲怆乐章,不知哪儿才是脱胎换骨的彼岸,哪儿才是这首苦难乐曲的终止。
随后,周而复始的又学习开始。穿衣裳的和往常并无异样,披棉的像一个个披袈裟打坐的和尚。后来,管教干部觉得这实在有碍观瞻,给那些只有一袍一褂的人——大多属于盲流犯罪的,发了一套黑色棉祆棉裤,说是到了劳改单位后还要把棉衣钱扣回。接着,“感谢政府关怀”和“一定努力脱胎换骨”之声,在帐篷里不绝于耳。
来土城之前,我已在北京市东城公安分局扣押了十天。我和赵筠秋押放在“男号”。那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面对面有两排木板大通铺,室内没生炉火倒也感不到冷,因为这间屋子关押着14口子人。属于知识分子的只有赵筠秋和我,其他一律是流氓、地痞、小偷、盲流……使我十分费解的是:在这方寸之地他们仍然十分逍遥,似乎房屋四壁,对他们并不是一种间隔。他们谈吃,谈喝,谈倒卖粮票,谈玩弄女人……只有我和赵各在房子的一角,蹲在那儿揪着头发,想各自的心事。
中午时分,看守员送饭来了。两个拳头大的小窝窝头,外加一块咸菜。我满腹愁思,毫无半点食欲,那些“同号”见状,便蜂拥般地抢我那两个窝窝头。我着实不能理解他们,何以会如此失态。同时顿感自己已跌入社会的最底层,也许将来要永远和这些流里流气的人为伍了——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我很后悔,12月19日的清晨,没有亲吻我小儿子一下。当时,他还在孩提世界的幻梦之中,围着一条紫花小棉被,均匀地呼吸着——他在梦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爸妈此去将是长长的别离。我更对不起我的母亲,自从我四岁丧父,母亲一直浆养着我,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为了我能求学,她来北京给一个有钱的人家当过保姆,我这独根苗苗是她用血汗浇灌起来的。毕竟我是独生子,无兄弟姐妹。现在我和妻子都突然离开了她,又把一个两岁多的小孙子留给了她,她将重新像老鸟喂育幼雏一样,负起保护和浆养第三代的任务。这,对一个苦命的中国妇女——我敬爱的妈妈,不是太残酷了一点吗?想到这儿,我潸然泪落……
妻子张沪关押在我对面的屋子里。那是一次“男号”放风去厕所时发现的。我隔着涂着白漆的玻璃空隙,看见了她那顶红色的毛线帽子闪动了一下,从而断定了那就是她。由于这个生命磁场的发现,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踮起足跟,探长脖子朝对面屋子里看,心里虔诚地祝愿她,能够坚强地活下去,并能回视我一眼。但我只能看到那顶红毛线帽,偶尔移动一下,而无法看见她那张清瘦的、带有病容的脸。
那些“同号”比猴儿还精,他们很快发现了我的举动。隐瞒是毫无意义的,我告诉他们对面屋关押的是我爱人。为了满足我的精神需求,他们由两三个人用胳膊搭成脚垫,叫我像运动员那样,登着他们的胳膊,登高眺望;我着实欠缺他们的勇敢,怕被警察看见挨训。
在“同号狱友的鼓励之下,我斗胆地登高朝北屋望了一眼。由于居高临下,我看清楚了:那空荡荡的“号子”里,只有妻子孤零零的一个人。她围着棉被端坐在墙角,像在吉普车上的神情一样,紧紧地闭合着双眼……
看不到想看,真正看到了,又加重了我心中的愁楚。两扇门,两把锁,尽管我和她不过几米距离,却若同远在海角天涯。我自幼不信神鬼之类巫说,却总是想起那天晚上去看的夜戏《窦娥冤》。我俩都远去了,家里一老一小又该如何度日呢?前两天下午,警察把我和她的行李,各自掷进我们的号房,老母亲和孩子想必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厄运,此时这一老一小又在想些什么?此时的我如乱箭穿心,常在夜间如犯呓症一样,突然从床板上坐起身来。我想大哭一场,想歇斯底里地大喊几声,可是那些“同号”,睡得那么平静而香甜,我只好强压下心中的焦躁。
其实,我母亲在这几天里经受的精神折磨比我还大。1960年12月20日——我们进了分局的第二天下午,张沪的父母闻讯来我家看望一老一小。张沪父亲——这位延安来的“老布尔什维克”,头上虽然也顶着一顶右派帽子,但他还是义愤地向我母亲表述了他的心声:“沪儿和维熙很可能又评议什么国事了,难道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真像报上吹得那么好吗?怎么敢讲实话的人,就要给关起来呢!”他又安慰我母亲说:“这不是他们一两个人倒霉的事儿,是我们国家的灾难。你们一老一小要活下去,还要活得结结实实,经济上有困难,我们接济你们!”
两个老人还没走,家里就闯进三个人来。这是报社保卫科的两名干部,会同一名街道干部,来家里进行搜查。他们翻箱倒柜,把桌子抽屉以及书箱中,每张带字的纸本和纸片,都装走了。不知是因为临时突击搜查之故,还是由于他们的马虎,竟然没有带来麻袋一类的东西,临行前,还向我母亲借了一个大大的包裹皮,把这些东西包走,装上了汽车。其实,那是我写的长篇小说草稿《第一片黑土》。
三个老人在另一间屋子坐着,静待他们的搜查,我的小儿子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还跑去帮助他们拾捡遗落在地上的纸片,并伸出小小巴掌:
“叔叔!给。这是我妈妈给我画的带小辫的无轨电车,好看吗?”
当然,没有回答,也没人理睬。
至今,母亲仍然记得那天的悲凉场景:那间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书籍和碎纸片摊了一地。三个老人愁锁眉梢,一直呆坐到深夜。
第二天,一个好心肠的街道老太太,悄悄地告诉我母亲,说我俩被关押在东城公安分局。出于同情,她自愿为我母亲带路,为了防止别人说三道四,她和我母亲约定走在路上时,要拉开距离,装成两旁路人的陌生样子,以遮人耳目。我母亲把小儿子安顿给街坊邻居,找出来推小孙子的小推车,上边装上脸盆及衣物等杂什,蹒跚着两只白薯脚——这是因为母亲很幼小的时候,就缠了足。她跟着那位老太太给儿子和儿媳送来衣物。
分局的门警比较通情达理,除了收下给我俩送来的东西之外,还告诉我母亲,这儿不允许“接见”,将来把我们送到劳改农场或劳改矿山时,她才可以去探望。至于我俩究竟被送到哪个劳改点,他无可奉告。
是的,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去何方。据同号“二进宫”的扒窃犯说,我们先要进“土城”,又称“北苑”收容所,那儿是劳教分子的集中点;然后,从那儿发配到各个劳改队,最远的地方是中苏边境的兴凯湖。 我真是不寒而栗。1955年,我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曾去北大荒和大、小兴安岭深入过生活,那儿距离北京千山万里,云水迢迢。如果命运真把我抛向了那儿,老母和幼子就难得相见了。我喜欢北国,尤其喜欢北国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风光,我不怀疑我这个囚徒能够生存,但我忧心北京的一老一小。张沪已然“自绝于人民”一次了,真要是到了那儿,她又能怎么样呢?
大概是到了第四天,我才开始进食。警察送进来的窝窝头,我不再分发给“同号”,而是把它送进自己的肠胃。这是神经历经巨大刺激后,开始麻木的信息,也可以解释成感情逐步冷却后带来的理智苏醒。记得,老岳父昔日曾不止一次地叮咛我俩:“既来之,则安之。”事已至此,任何感情的自我折磨,都无济于事,就像那一朵朵伞形的蒲公英,它们命运无法由自己主宰,只能听任狂风对它的摆布和戏弄。
到了第七天上午,我和“同号”被分别叫到审讯室。分局的警察没有对我进行审问,而是叫我伸出两只巴掌,把手掌和十指都蘸上黑墨,往一张厚厚的白纸上按手印。我的掌纹和手纹,以及我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都留在那张白纸上了。在这一刹那间我清醒地认识到,我的灵魂已堕落到雾的深谷,我的肉体已沦落到社会的底层深渊,我这份区别于人民的特殊的档案,将存入专为罪犯建立的特殊档案馆。同时,我还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是即将送我们到土城集中的一个信号,公安分局似在完成他们应当完成的程序。
第十天早晨——那是1960年12月29日,我们先是被命令捆绑行李,然后,列队在院内站好。报数、点名。最后点到的名字是张沪。十天的“号房”囚禁,使她本来就苍白的脸,又增加了几分菜色,因而她回答那声“到”时,语音十分微弱。押送我们去“士城”的警察姓田,矮矮的个头,微胖的身子,他似笑非笑地对我们说:“我提醒你们注意两点:第一,没有行李的人,要帮助手中东西多的人。改造思想就要从脚下开始,这叫互相帮助。第二,没有卡车送你们,要乘公共汽车去‘土城’,如果在途中有逃跑行为,别怨我们不客气!”他先亮出手铐,又拍拍腰间别着的一支手枪。
至今,我还念念不忘那个叫张啸虎的汉子。他北京无家,因而手中无物可拿,出于对我们夫妇怜悯之情,他跑到队尾,抓起张沪的行李,就扛在了肩上。有一个犯偷窃罪的年轻人,又替她提起网兜——里面装着脸盆,脸盆里装着女人用的杂什。还有的“同号”争着为我扛行李,我回拒了,因为我意识到,更为艰难的路还在前面,我要在艰苦的生活中自立,而不能依靠任何人。
正值年末岁尾,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为囚之路。马路上的行人,对我们侧目而视;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向我们投以窥测的目光。你们看吧!我是曾在上世纪50年代初,写了几本歌颂新生活小说的青年作家,她是16岁就为党出生入死,把青春热血献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年记者。只不过,我们又讲了一些不属歌颂的大实话,现在是加码处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是但丁写下的至理名言,上世纪60年代轮上了她和我。张沪则还是闭合着眼帘,不看汽车上的乘客,也不看我一眼,像个修女那样,但是,眼角却在滴落着泪水。
我摸摸分局发还我的背包,里边还有一包烟卷。我偷偷掏出来,塞给那个黑脸朋友张啸虎一支,又传给另外同号每人一支;当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迫不及待地点燃了烟卷时,警察不满意地看了看我们,大概是考虑到他的押送任务即将完成之故,才没有制止。除张沪一个之外,我们每个人鼻孔里都吐着烟龙,扛着行李,蹒跚着向 “土城”缓缓而行。
“土城”的外形像个机关大院,进了大门走了几十米,才见大墙和岗楼。男号的箭头指北,女号的箭头指东,我和妻子一路无言,此时到了分别的路标。
我停下脚步,她也停下脚步。四目对视,久久无言。末了,还是我先开口:“身体不如我,要格外爱护自己身体!”
她点点头,低声说:“我不会那么轻生了,我要等着看看‘明天’!”
“到了地方我给你写信。”我说。
“谁知道我会到哪儿,谁又知道你又到哪儿?”她说,“还是往家里写信吧!再由家里转告你我的劳改地点!”
我在公共汽车上抚摸自己的背包时,除了摸到了烟草纸,还摸到一块包着锡纸的太妃糖。这些纸烟和糖块,是我当“粪车夫”时,在漫漫的行车路上吮食的,此时,我把剩下的最后一块递给了妻子。
她接过糖,剥去了糖纸,用牙把糖块咬成两半,把一半递还给我。这时,岗楼上的士兵,向我们喊话了。他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走进囚笼的一对苦命夫妻,因而口气十分严厉:“搞什么流氓活动哪?走,快走开!”
两只劳燕从此各奔东西。刚才帮助我妻子扛行李的盲流张啸虎,此时分出手来抢过我的行李,同时对我耳语说:“多看她几眼吧,你们不定啥时候再见面哩。”
我当真地回过头来,窥视着顺界标朝女号走去的张沪,刚才有几个小伙子帮她拿东西、扛行李,此时,行李和杂什都由她一人拿着,显然是蚂蚁扛山。她像拖死狗一般在地上拉着行李,另一只手提着网兜中的脸盆及洗漱用具,走两步,停一下。她是个有洁癖的女人,此时任行李在泥土路上蹭着,拖过行李的地方,扬起股股黄尘。她比我更富有理性,只顾拉着行李走向罗网,我站了好一阵子,她都没有朝我停步的方向看上一眼。
当然,又招来持枪武警的一顿训斥。也许从这个时候起,就应开始训练听力和中枢神经的分离。训骂由他们去,我则心神安之。我记起,张沪曾向我讲起她的一段往事:东北战役开始以后,国民党驻上海的警特部门加紧了对地下共产党的搜捕,她是“黑名单”中被搜捕的一员。为了安全,上级组织通知她连夜撤出上海,通过旱路和水路从镇江——扬州——淮阴——直到盐城。在扬州到淮阴的日子,她得了伤寒病,便在一个小村里养病,苏北农村很苦,是稀粥米汤使她起死回生的。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当时同志之间的生死情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同样还是她母体上的一颗细胞,此时,却变为承受折磨的阶下之囚,她不得不强撑着虚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拖拉着行李走向监牢。 这儿是和文化古都近在飓尺的北郊,在砖墙和土墙的双层围墙里,耸立着一座座像蒙古包一样的圆顶棉帐篷。我们这“五毒”一行六人,走在奔往“蒙古包”的路上,甚至有一点空旷之感。因为目光所及之处,除了“蒙古包”和几排简易的红砖房之外,几乎没碰到活人,一群叽叽喳喳的老家贼,在“蒙古包”周围的空地上觅食吃。约莫走了有十分钟左右,我们在一排红砖房外停下。那几个流氓、盗窃犯自动一字排开地蹲在地上,我正不知所措地东张西望,突然听到一声吆喝:
“蹲下——”
喊话的人是个白面书生,他身后站着面孔黧黑的中年人。原来,那几位都知道这里边的规矩,只有我是个雏儿,不知道“蹲下”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在收容所才从“同类”嘴里打听到,这就好比过去的罪犯进了衙门,那些刀斧手和衙役们高喊“堂威”一样,先杀杀你的威风。我顺从地蹲了下来,心内顿觉自己矮了半截。我明白了一点,这是区别公民和罪犯的身价——我已然是阶下之囚了。
还是那个白面书生模样的人,先翻弄着花名册,后来开始点名。当点到“从维熙”三个字时,他目光分明在我脸上停留了瞬间,然后,又去呼唤另一个罪犯的名字。我当时狐疑地乱猜,可能这个小白脸在区别刑事犯和思想犯的差别,不外是对我这个右派加强警惕之意。后来,在“蒙古包”里才听说,这个小白脸并非收容所的干部,他也是被囿于“土城”里的右派,他原是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助教,进“土城”的原因,是划右派后偷拿过一次别人的“派克钢笔”。他点过花名册后,毕恭毕敬地把罪犯名单交给一个脸膛黧黑的中年人。这个货真价实的劳改干部,开始了对我们训话:
“你们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这儿叫北苑,也叫土城。说句粗鲁话,这是社会垃圾的收容所。今天,把你们收容进来,因为你们是社会上的垃圾。你们想想,当初你们刚出生的时候,你母亲把你从屎窝挪到尿窝,又从尿窝挪到干净的被褥上,要操多大的心?养你们这么大,你们都对得起当老人的吗?偷、盗、流氓、打架,搞右派反革命,你们拍拍心窝问问,你们对得起谁?告诉你们,这儿是专治恶人的地方,是龙你给我卷起须子,是虎你给我趴下,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反改造分子决不手软。现在,你们首先要交代罪行,学习好了,才能送你们去各个劳改点,在劳动中改造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至今,我难忘那个黧黑脸膛的劳改干部,因为他是我身陷囹圄后的第一个监管人员。坦率他说,我对这个带有北方浓重地方口音的干部印象并不坏,他不像机关人事室或保卫处的干部那样,对人横眉竖目;他训斥我们蹲成一排的“五毒”时,除了炫耀专政的威力之外,不忘以人性来启示人的良知。很显然,他的文化不高,不然,他不会找一个劳教右派当他的文化拐棍儿,那条右派“拐棍儿”姓张,而今,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在监管干部训话之后,“张拐棍”宣布我们每个人住的帐篷编号,在拘留所相聚在一起的“五毒”,各自去了各自的住处。我住的是三号帐篷。离训政的地方最近,扛起行李没走上几分钟,就到了地方。时值冬日,天气冷如刮骨,“蒙古包”的棉门帘紧紧下垂着,在北风中显得十分荒芜寂寥。但是,当我挑开门帘的时候,不由地吃了一惊,原来地铺上坐着里三层外三层的罪犯。
我很惊奇那些“老号”的心态,他们就好像幼儿园的娃娃观察玩具一样,评判着窝头的分量,窝头眼儿的大小等等。虽说1960年是天灾加谎祸的荒年,社会上许多家庭多了一杆称下锅粮的秤,但还没有因饥荒而使心态变得畸形。来土城第一天,我就看到饥饿带给人的精神变态;清华大学来的那个值班班长喝完菜汤后,还像猫儿舔碗一样,用舌头把碗上的菜叶舔得干干净净。
我本来就心情郁闷,加上帐篷外的“蹲下”和帐篷里的“见面礼”,心情灰到了极点。两个窝头我让给了挨着我坐的老号,只把菜汤倒进了自己的肚肠。我口干舌燥,学习时就想喝上一杯开水。可这儿甭说开水,连冷水也没得喝,那碗稀稀零零的白菜汤,正好当白开水解我心中之焦渴。然后,我往帐篷边行李上一靠,伤神地闭上双眼。
哨子声终于尖利刺耳地鸣响起来。这死去了一般的“蒙古包”,又成了活的世界,于是,“认罪”守法之类的词不断从每个成员嘴中吐出来,任何接受改造的人都能扮演两副面孔,说出一套冠冕堂皇的语汇。有位老农民姓汪,我之所以能清楚地记下他的姓氏,因为他在“认罪学习”中,把他的姓氏和大汉奸汪精卫曾勾联在一起,尽管这是十分荒诞而荒唐的联系,但是“蒙古包”里没有人笑。人们好像悟出了一点道理,骂自己越狠越好,纲上得越高越好。这精瘦精瘦的老农民,最后把“偷青”行为比喻成拿着铁锨去挖天安门城楼的地基,是和反革命同一个鼻子眼出气儿的反革命行为。当然,他在交代批判自己的罪行时,省略掉了是偷大队长自留地上青苗的情节,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起了他内心的愤懑和悲哀。
烦闷的,枯燥的,千篇一律的认罪学习终于完结。天黑了下来,帐篷里亮起了灯火。偌大的帐篷里,只悬挂着两只20瓦的灯泡,光线幽暗得如同地窖。我蹲在地上正在解行李扣儿,睡觉的命令就下达了,待我把行李扣儿解开,已经没了我睡觉的地盘。在值班班长强令下,好不容易把我的左邻右舍呼唤起来,但刚刚容我铺好被褥,“呼啦”一声那些成员就抢先躺倒。只留给我能侧身躺下的一条窄缝。这时,我才发现所有成员一律颠倒着身子睡觉,甲头朝里,乙头朝外;丙头朝里,丁头朝外,依此排列顺序,是几十号人在方寸之地惟一能卧睡的办法。因而每个人的头部两侧,都有四只臭脚相陪,机会均等,不偏不倚,无论你向左右哪边侧卧,都有脚臭可闻;而仰卧占地面积又太大,不被左邻右舍许可。有什么办法呢?但是,侧卧膝盖又没有弯曲的余地,只能像倒地的旗杆一样直溜溜地躺着,所以我索性爬起,背靠帐篷半坐半卧。很快我的地盘就被挤没了,这个姿势我一直坚持到天亮。
后来,我们进公安分局的第一夜令人彻夜未眠,当时,我彻夜未眠。这不仅仅因为帐篷中的脚臭熏天,更使我不得安宁的是这一幅入睡图,地地道道,不折不扣地像密闭的沙丁鱼罐头,身躯一个挨着一个,首尾相依相接,令人愁思顿起,人世间最底层的贱民,竟是这等睡相。男号如此,女号可以想象,我难以预料我妻子张沪的病弱之躯,能否经受得住这种苦难,能否把这条苦难的驿路走到头!或者说这条路就没有头,像一首无休止符号的悲怆乐章,不知哪儿才是脱胎换骨的彼岸,哪儿才是这首苦难乐曲的终止。
随后,周而复始的又学习开始。穿衣裳的和往常并无异样,披棉的像一个个披袈裟打坐的和尚。后来,管教干部觉得这实在有碍观瞻,给那些只有一袍一褂的人——大多属于盲流犯罪的,发了一套黑色棉祆棉裤,说是到了劳改单位后还要把棉衣钱扣回。接着,“感谢政府关怀”和“一定努力脱胎换骨”之声,在帐篷里不绝于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