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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顾名思义就是土屯之城。据史料记载，公元1272年，元朝改“金中都”为“元大都”，北京首次被定为都城。“土城”即元大都时的遗址。其城墙皆由夯土而成，这个收容所的赭黄色残破围墙，就是古老土城中的一段。它外表已然十分古老而斑驳，标志着它的年轮久远。为了掩人耳目，土墙外几十米远的地方，围上一圈高高的红色砖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门口矫饰得如同一个普通机关，陌生行者只观其外表，绝不会想到里边是个“劳教收容所”。
来土城之前，我已在北京市东城公安分局扣押了十天。我和赵筠秋押放在“男号”。那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面对面有两排木板大通铺，室内没生炉火倒也感不到冷，因为这间屋子关押着14口子人。属于知识分子的只有赵筠秋和我，其他一律是流氓、地痞、小偷、盲流……使我十分费解的是：在这方寸之地他们仍然十分逍遥，似乎房屋四壁，对他们并不是一种间隔。他们谈吃，谈喝，谈倒卖粮票，谈玩弄女人……只有我和赵各在房子的一角，蹲在那儿揪着头发，想各自的心事。
中午时分，看守员送饭来了。两个拳头大的小窝窝头，外加一块咸菜。我满腹愁思，毫无半点食欲，那些“同号”见状，便蜂拥般地抢我那两个窝窝头。我着实不能理解他们，何以会如此失态。同时顿感自己已跌入社会的最底层，也许将来要永远和这些流里流气的人为伍了——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我很后悔，12月19日的清晨，没有亲吻我小儿子一下。当时，他还在孩提世界的幻梦之中，围着一条紫花小棉被，均匀地呼吸着——他在梦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爸妈此去将是长长的别离。我更对不起我的母亲，自从我四岁丧父，母亲一直浆养着我，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为了我能求学，她来北京给一个有钱的人家当过保姆，我这独根苗苗是她用血汗浇灌起来的。毕竟我是独生子，无兄弟姐妹。现在我和妻子都突然离开了她，又把一个两岁多的小孙子留给了她，她将重新像老鸟喂育幼雏一样，负起保护和浆养第三代的任务。这，对一个苦命的中国妇女——我敬爱的妈妈，不是太残酷了一点吗？想到这儿，我潸然泪落……
妻子张沪关押在我对面的屋子里。那是一次“男号”放风去厕所时发现的。我隔着涂着白漆的玻璃空隙，看见了她那顶红色的毛线帽子闪动了一下，从而断定了那就是她。由于这个生命磁场的发现，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踮起足跟，探长脖子朝对面屋子里看，心里虔诚地祝愿她，能够坚强地活下去，并能回视我一眼。但我只能看到那顶红毛线帽，偶尔移动一下，而无法看见她那张清瘦的、带有病容的脸。
那些“同号”比猴儿还精，他们很快发现了我的举动。隐瞒是毫无意义的，我告诉他们对面屋关押的是我爱人。为了满足我的精神需求，他们由两三个人用胳膊搭成脚垫，叫我像运动员那样，登着他们的胳膊，登高眺望；我着实欠缺他们的勇敢，怕被警察看见挨训。
在“同号狱友的鼓励之下，我斗胆地登高朝北屋望了一眼。由于居高临下，我看清楚了：那空荡荡的“号子”里，只有妻子孤零零的一个人。她围着棉被端坐在墙角，像在吉普车上的神情一样，紧紧地闭合着双眼……
看不到想看，真正看到了，又加重了我心中的愁楚。两扇门，两把锁，尽管我和她不过几米距离，却若同远在海角天涯。我自幼不信神鬼之类巫说，却总是想起那天晚上去看的夜戏《窦娥冤》。我俩都远去了，家里一老一小又该如何度日呢？前两天下午，警察把我和她的行李，各自掷进我们的号房，老母亲和孩子想必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厄运，此时这一老一小又在想些什么？此时的我如乱箭穿心，常在夜间如犯呓症一样，突然从床板上坐起身来。我想大哭一场，想歇斯底里地大喊几声，可是那些“同号”，睡得那么平静而香甜，我只好强压下心中的焦躁。
其实，我母亲在这几天里经受的精神折磨比我还大。1960年12月20日——我们进了分局的第二天下午，张沪的父母闻讯来我家看望一老一小。张沪父亲——这位延安来的“老布尔什维克”，头上虽然也顶着一顶右派帽子，但他还是义愤地向我母亲表述了他的心声：“沪儿和维熙很可能又评议什么国事了，难道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真像报上吹得那么好吗？怎么敢讲实话的人，就要给关起来呢！”他又安慰我母亲说：“这不是他们一两个人倒霉的事儿，是我们国家的灾难。你们一老一小要活下去，还要活得结结实实，经济上有困难，我们接济你们！”
两个老人还没走，家里就闯进三个人来。这是报社保卫科的两名干部，会同一名街道干部，来家里进行搜查。他们翻箱倒柜，把桌子抽屉以及书箱中，每张带字的纸本和纸片，都装走了。不知是因为临时突击搜查之故，还是由于他们的马虎，竟然没有带来麻袋一类的东西，临行前，还向我母亲借了一个大大的包裹皮，把这些东西包走，装上了汽车。其实，那是我写的长篇小说草稿《第一片黑土》。
三个老人在另一间屋子坐着，静待他们的搜查，我的小儿子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还跑去帮助他们拾捡遗落在地上的纸片，并伸出小小巴掌：
“叔叔！给。这是我妈妈给我画的带小辫的无轨电车，好看吗？”
当然，没有回答，也没人理睬。
至今，母亲仍然记得那天的悲凉场景：那间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书籍和碎纸片摊了一地。三个老人愁锁眉梢，一直呆坐到深夜。
第二天，一个好心肠的街道老太太，悄悄地告诉我母亲，说我俩被关押在东城公安分局。出于同情，她自愿为我母亲带路，为了防止别人说三道四，她和我母亲约定走在路上时，要拉开距离，装成两旁路人的陌生样子，以遮人耳目。我母亲把小儿子安顿给街坊邻居，找出来推小孙子的小推车，上边装上脸盆及衣物等杂什，蹒跚着两只白薯脚——这是因为母亲很幼小的时候，就缠了足。她跟着那位老太太给儿子和儿媳送来衣物。
分局的门警比较通情达理，除了收下给我俩送来的东西之外，还告诉我母亲，这儿不允许“接见”，将来把我们送到劳改农场或劳改矿山时，她才可以去探望。至于我俩究竟被送到哪个劳改点，他无可奉告。
是的，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去何方。据同号“二进宫”的扒窃犯说，我们先要进“土城”，又称“北苑”收容所，那儿是劳教分子的集中点；然后，从那儿发配到各个劳改队，最远的地方是中苏边境的兴凯湖。 我真是不寒而栗。1955年，我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曾去北大荒和大、小兴安岭深入过生活，那儿距离北京千山万里，云水迢迢。如果命运真把我抛向了那儿，老母和幼子就难得相见了。我喜欢北国，尤其喜欢北国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风光，我不怀疑我这个囚徒能够生存，但我忧心北京的一老一小。张沪已然“自绝于人民”一次了，真要是到了那儿，她又能怎么样呢？
大概是到了第四天，我才开始进食。警察送进来的窝窝头，我不再分发给“同号”，而是把它送进自己的肠胃。这是神经历经巨大刺激后，开始麻木的信息，也可以解释成感情逐步冷却后带来的理智苏醒。记得，老岳父昔日曾不止一次地叮咛我俩：“既来之，则安之。”事已至此，任何感情的自我折磨，都无济于事，就像那一朵朵伞形的蒲公英，它们命运无法由自己主宰，只能听任狂风对它的摆布和戏弄。
到了第七天上午，我和“同号”被分别叫到审讯室。分局的警察没有对我进行审问，而是叫我伸出两只巴掌，把手掌和十指都蘸上黑墨，往一张厚厚的白纸上按手印。我的掌纹和手纹，以及我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都留在那张白纸上了。在这一刹那间我清醒地认识到，我的灵魂已堕落到雾的深谷，我的肉体已沦落到社会的底层深渊，我这份区别于人民的特殊的档案，将存入专为罪犯建立的特殊档案馆。同时，我还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是即将送我们到土城集中的一个信号，公安分局似在完成他们应当完成的程序。
第十天早晨——那是1960年12月29日，我们先是被命令捆绑行李，然后，列队在院内站好。报数、点名。最后点到的名字是张沪。十天的“号房”囚禁，使她本来就苍白的脸，又增加了几分菜色，因而她回答那声“到”时，语音十分微弱。押送我们去“士城”的警察姓田，矮矮的个头，微胖的身子，他似笑非笑地对我们说：“我提醒你们注意两点：第一，没有行李的人，要帮助手中东西多的人。改造思想就要从脚下开始，这叫互相帮助。第二，没有卡车送你们，要乘公共汽车去‘土城’，如果在途中有逃跑行为，别怨我们不客气！”他先亮出手铐，又拍拍腰间别着的一支手枪。
至今，我还念念不忘那个叫张啸虎的汉子。他北京无家，因而手中无物可拿，出于对我们夫妇怜悯之情，他跑到队尾，抓起张沪的行李，就扛在了肩上。有一个犯偷窃罪的年轻人，又替她提起网兜——里面装着脸盆，脸盆里装着女人用的杂什。还有的“同号”争着为我扛行李，我回拒了，因为我意识到，更为艰难的路还在前面，我要在艰苦的生活中自立，而不能依靠任何人。
正值年末岁尾，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为囚之路。马路上的行人，对我们侧目而视；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向我们投以窥测的目光。你们看吧！我是曾在上世纪50年代初，写了几本歌颂新生活小说的青年作家，她是16岁就为党出生入死，把青春热血献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年记者。只不过，我们又讲了一些不属歌颂的大实话，现在是加码处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是但丁写下的至理名言，上世纪60年代轮上了她和我。张沪则还是闭合着眼帘，不看汽车上的乘客，也不看我一眼，像个修女那样，但是，眼角却在滴落着泪水。
我摸摸分局发还我的背包，里边还有一包烟卷。我偷偷掏出来，塞给那个黑脸朋友张啸虎一支，又传给另外同号每人一支；当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迫不及待地点燃了烟卷时，警察不满意地看了看我们，大概是考虑到他的押送任务即将完成之故，才没有制止。除张沪一个之外，我们每个人鼻孔里都吐着烟龙，扛着行李，蹒跚着向 “土城”缓缓而行。
“土城”的外形像个机关大院，进了大门走了几十米，才见大墙和岗楼。男号的箭头指北，女号的箭头指东，我和妻子一路无言，此时到了分别的路标。
我停下脚步，她也停下脚步。四目对视，久久无言。末了，还是我先开口：“身体不如我，要格外爱护自己身体！”
她点点头，低声说：“我不会那么轻生了，我要等着看看‘明天’！”
“到了地方我给你写信。”我说。
“谁知道我会到哪儿，谁又知道你又到哪儿？”她说，“还是往家里写信吧！再由家里转告你我的劳改地点！”
我在公共汽车上抚摸自己的背包时，除了摸到了烟草纸，还摸到一块包着锡纸的太妃糖。这些纸烟和糖块，是我当“粪车夫”时，在漫漫的行车路上吮食的，此时，我把剩下的最后一块递给了妻子。
她接过糖，剥去了糖纸，用牙把糖块咬成两半，把一半递还给我。这时，岗楼上的士兵，向我们喊话了。他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走进囚笼的一对苦命夫妻，因而口气十分严厉：“搞什么流氓活动哪？走，快走开！”
两只劳燕从此各奔东西。刚才帮助我妻子扛行李的盲流张啸虎，此时分出手来抢过我的行李，同时对我耳语说：“多看她几眼吧，你们不定啥时候再见面哩。”
我当真地回过头来，窥视着顺界标朝女号走去的张沪，刚才有几个小伙子帮她拿东西、扛行李，此时，行李和杂什都由她一人拿着，显然是蚂蚁扛山。她像拖死狗一般在地上拉着行李，另一只手提着网兜中的脸盆及洗漱用具，走两步，停一下。她是个有洁癖的女人，此时任行李在泥土路上蹭着，拖过行李的地方，扬起股股黄尘。她比我更富有理性，只顾拉着行李走向罗网，我站了好一阵子，她都没有朝我停步的方向看上一眼。
当然，又招来持枪武警的一顿训斥。也许从这个时候起，就应开始训练听力和中枢神经的分离。训骂由他们去，我则心神安之。我记起，张沪曾向我讲起她的一段往事：东北战役开始以后，国民党驻上海的警特部门加紧了对地下共产党的搜捕，她是“黑名单”中被搜捕的一员。为了安全，上级组织通知她连夜撤出上海，通过旱路和水路从镇江——扬州——淮阴——直到盐城。在扬州到淮阴的日子，她得了伤寒病，便在一个小村里养病，苏北农村很苦，是稀粥米汤使她起死回生的。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当时同志之间的生死情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同样还是她母体上的一颗细胞，此时，却变为承受折磨的阶下之囚，她不得不强撑着虚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拖拉着行李走向监牢。 这儿是和文化古都近在飓尺的北郊，在砖墙和土墙的双层围墙里，耸立着一座座像蒙古包一样的圆顶棉帐篷。我们这“五毒”一行六人，走在奔往“蒙古包”的路上，甚至有一点空旷之感。因为目光所及之处，除了“蒙古包”和几排简易的红砖房之外，几乎没碰到活人，一群叽叽喳喳的老家贼，在“蒙古包”周围的空地上觅食吃。约莫走了有十分钟左右，我们在一排红砖房外停下。那几个流氓、盗窃犯自动一字排开地蹲在地上，我正不知所措地东张西望，突然听到一声吆喝：
“蹲下——”
喊话的人是个白面书生，他身后站着面孔黧黑的中年人。原来，那几位都知道这里边的规矩，只有我是个雏儿，不知道“蹲下”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在收容所才从“同类”嘴里打听到，这就好比过去的罪犯进了衙门，那些刀斧手和衙役们高喊“堂威”一样，先杀杀你的威风。我顺从地蹲了下来，心内顿觉自己矮了半截。我明白了一点，这是区别公民和罪犯的身价——我已然是阶下之囚了。
还是那个白面书生模样的人，先翻弄着花名册，后来开始点名。当点到“从维熙”三个字时，他目光分明在我脸上停留了瞬间，然后，又去呼唤另一个罪犯的名字。我当时狐疑地乱猜，可能这个小白脸在区别刑事犯和思想犯的差别，不外是对我这个右派加强警惕之意。后来，在“蒙古包”里才听说，这个小白脸并非收容所的干部，他也是被囿于“土城”里的右派，他原是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助教，进“土城”的原因，是划右派后偷拿过一次别人的“派克钢笔”。他点过花名册后，毕恭毕敬地把罪犯名单交给一个脸膛黧黑的中年人。这个货真价实的劳改干部，开始了对我们训话：
“你们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这儿叫北苑，也叫土城。说句粗鲁话，这是社会垃圾的收容所。今天，把你们收容进来，因为你们是社会上的垃圾。你们想想，当初你们刚出生的时候，你母亲把你从屎窝挪到尿窝，又从尿窝挪到干净的被褥上，要操多大的心？养你们这么大，你们都对得起当老人的吗？偷、盗、流氓、打架，搞右派反革命，你们拍拍心窝问问，你们对得起谁？告诉你们，这儿是专治恶人的地方，是龙你给我卷起须子，是虎你给我趴下，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反改造分子决不手软。现在，你们首先要交代罪行，学习好了，才能送你们去各个劳改点，在劳动中改造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至今，我难忘那个黧黑脸膛的劳改干部，因为他是我身陷囹圄后的第一个监管人员。坦率他说，我对这个带有北方浓重地方口音的干部印象并不坏，他不像机关人事室或保卫处的干部那样，对人横眉竖目；他训斥我们蹲成一排的“五毒”时，除了炫耀专政的威力之外，不忘以人性来启示人的良知。很显然，他的文化不高，不然，他不会找一个劳教右派当他的文化拐棍儿，那条右派“拐棍儿”姓张，而今，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在监管干部训话之后，“张拐棍”宣布我们每个人住的帐篷编号，在拘留所相聚在一起的“五毒”，各自去了各自的住处。我住的是三号帐篷。离训政的地方最近，扛起行李没走上几分钟，就到了地方。时值冬日，天气冷如刮骨，“蒙古包”的棉门帘紧紧下垂着，在北风中显得十分荒芜寂寥。但是，当我挑开门帘的时候，不由地吃了一惊，原来地铺上坐着里三层外三层的罪犯。
我很惊奇那些“老号”的心态，他们就好像幼儿园的娃娃观察玩具一样，评判着窝头的分量，窝头眼儿的大小等等。虽说1960年是天灾加谎祸的荒年，社会上许多家庭多了一杆称下锅粮的秤，但还没有因饥荒而使心态变得畸形。来土城第一天，我就看到饥饿带给人的精神变态；清华大学来的那个值班班长喝完菜汤后，还像猫儿舔碗一样，用舌头把碗上的菜叶舔得干干净净。
我本来就心情郁闷，加上帐篷外的“蹲下”和帐篷里的“见面礼”，心情灰到了极点。两个窝头我让给了挨着我坐的老号，只把菜汤倒进了自己的肚肠。我口干舌燥，学习时就想喝上一杯开水。可这儿甭说开水，连冷水也没得喝，那碗稀稀零零的白菜汤，正好当白开水解我心中之焦渴。然后，我往帐篷边行李上一靠，伤神地闭上双眼。
哨子声终于尖利刺耳地鸣响起来。这死去了一般的“蒙古包”，又成了活的世界，于是，“认罪”守法之类的词不断从每个成员嘴中吐出来，任何接受改造的人都能扮演两副面孔，说出一套冠冕堂皇的语汇。有位老农民姓汪，我之所以能清楚地记下他的姓氏，因为他在“认罪学习”中，把他的姓氏和大汉奸汪精卫曾勾联在一起，尽管这是十分荒诞而荒唐的联系，但是“蒙古包”里没有人笑。人们好像悟出了一点道理，骂自己越狠越好，纲上得越高越好。这精瘦精瘦的老农民，最后把“偷青”行为比喻成拿着铁锨去挖天安门城楼的地基，是和反革命同一个鼻子眼出气儿的反革命行为。当然，他在交代批判自己的罪行时，省略掉了是偷大队长自留地上青苗的情节，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起了他内心的愤懑和悲哀。
烦闷的，枯燥的，千篇一律的认罪学习终于完结。天黑了下来，帐篷里亮起了灯火。偌大的帐篷里，只悬挂着两只20瓦的灯泡，光线幽暗得如同地窖。我蹲在地上正在解行李扣儿，睡觉的命令就下达了，待我把行李扣儿解开，已经没了我睡觉的地盘。在值班班长强令下，好不容易把我的左邻右舍呼唤起来，但刚刚容我铺好被褥，“呼啦”一声那些成员就抢先躺倒。只留给我能侧身躺下的一条窄缝。这时，我才发现所有成员一律颠倒着身子睡觉，甲头朝里，乙头朝外；丙头朝里，丁头朝外，依此排列顺序，是几十号人在方寸之地惟一能卧睡的办法。因而每个人的头部两侧，都有四只臭脚相陪，机会均等，不偏不倚，无论你向左右哪边侧卧，都有脚臭可闻；而仰卧占地面积又太大，不被左邻右舍许可。有什么办法呢？但是，侧卧膝盖又没有弯曲的余地，只能像倒地的旗杆一样直溜溜地躺着，所以我索性爬起，背靠帐篷半坐半卧。很快我的地盘就被挤没了，这个姿势我一直坚持到天亮。
后来，我们进公安分局的第一夜令人彻夜未眠，当时，我彻夜未眠。这不仅仅因为帐篷中的脚臭熏天，更使我不得安宁的是这一幅入睡图，地地道道，不折不扣地像密闭的沙丁鱼罐头，身躯一个挨着一个，首尾相依相接，令人愁思顿起，人世间最底层的贱民，竟是这等睡相。男号如此，女号可以想象，我难以预料我妻子张沪的病弱之躯，能否经受得住这种苦难，能否把这条苦难的驿路走到头！或者说这条路就没有头，像一首无休止符号的悲怆乐章，不知哪儿才是脱胎换骨的彼岸，哪儿才是这首苦难乐曲的终止。
随后，周而复始的又学习开始。穿衣裳的和往常并无异样，披棉的像一个个披袈裟打坐的和尚。后来，管教干部觉得这实在有碍观瞻，给那些只有一袍一褂的人——大多属于盲流犯罪的，发了一套黑色棉祆棉裤，说是到了劳改单位后还要把棉衣钱扣回。接着，“感谢政府关怀”和“一定努力脱胎换骨”之声，在帐篷里不绝于耳。
来土城之前，我已在北京市东城公安分局扣押了十天。我和赵筠秋押放在“男号”。那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面对面有两排木板大通铺，室内没生炉火倒也感不到冷，因为这间屋子关押着14口子人。属于知识分子的只有赵筠秋和我，其他一律是流氓、地痞、小偷、盲流……使我十分费解的是：在这方寸之地他们仍然十分逍遥，似乎房屋四壁，对他们并不是一种间隔。他们谈吃，谈喝，谈倒卖粮票，谈玩弄女人……只有我和赵各在房子的一角，蹲在那儿揪着头发，想各自的心事。
中午时分，看守员送饭来了。两个拳头大的小窝窝头，外加一块咸菜。我满腹愁思，毫无半点食欲，那些“同号”见状，便蜂拥般地抢我那两个窝窝头。我着实不能理解他们，何以会如此失态。同时顿感自己已跌入社会的最底层，也许将来要永远和这些流里流气的人为伍了——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我很后悔，12月19日的清晨，没有亲吻我小儿子一下。当时，他还在孩提世界的幻梦之中，围着一条紫花小棉被，均匀地呼吸着——他在梦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爸妈此去将是长长的别离。我更对不起我的母亲，自从我四岁丧父，母亲一直浆养着我，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为了我能求学，她来北京给一个有钱的人家当过保姆，我这独根苗苗是她用血汗浇灌起来的。毕竟我是独生子，无兄弟姐妹。现在我和妻子都突然离开了她，又把一个两岁多的小孙子留给了她，她将重新像老鸟喂育幼雏一样，负起保护和浆养第三代的任务。这，对一个苦命的中国妇女——我敬爱的妈妈，不是太残酷了一点吗？想到这儿，我潸然泪落……
妻子张沪关押在我对面的屋子里。那是一次“男号”放风去厕所时发现的。我隔着涂着白漆的玻璃空隙，看见了她那顶红色的毛线帽子闪动了一下，从而断定了那就是她。由于这个生命磁场的发现，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踮起足跟，探长脖子朝对面屋子里看，心里虔诚地祝愿她，能够坚强地活下去，并能回视我一眼。但我只能看到那顶红毛线帽，偶尔移动一下，而无法看见她那张清瘦的、带有病容的脸。
那些“同号”比猴儿还精，他们很快发现了我的举动。隐瞒是毫无意义的，我告诉他们对面屋关押的是我爱人。为了满足我的精神需求，他们由两三个人用胳膊搭成脚垫，叫我像运动员那样，登着他们的胳膊，登高眺望；我着实欠缺他们的勇敢，怕被警察看见挨训。
在“同号狱友的鼓励之下，我斗胆地登高朝北屋望了一眼。由于居高临下，我看清楚了：那空荡荡的“号子”里，只有妻子孤零零的一个人。她围着棉被端坐在墙角，像在吉普车上的神情一样，紧紧地闭合着双眼……
看不到想看，真正看到了，又加重了我心中的愁楚。两扇门，两把锁，尽管我和她不过几米距离，却若同远在海角天涯。我自幼不信神鬼之类巫说，却总是想起那天晚上去看的夜戏《窦娥冤》。我俩都远去了，家里一老一小又该如何度日呢？前两天下午，警察把我和她的行李，各自掷进我们的号房，老母亲和孩子想必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厄运，此时这一老一小又在想些什么？此时的我如乱箭穿心，常在夜间如犯呓症一样，突然从床板上坐起身来。我想大哭一场，想歇斯底里地大喊几声，可是那些“同号”，睡得那么平静而香甜，我只好强压下心中的焦躁。
其实，我母亲在这几天里经受的精神折磨比我还大。1960年12月20日——我们进了分局的第二天下午，张沪的父母闻讯来我家看望一老一小。张沪父亲——这位延安来的“老布尔什维克”，头上虽然也顶着一顶右派帽子，但他还是义愤地向我母亲表述了他的心声：“沪儿和维熙很可能又评议什么国事了，难道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真像报上吹得那么好吗？怎么敢讲实话的人，就要给关起来呢！”他又安慰我母亲说：“这不是他们一两个人倒霉的事儿，是我们国家的灾难。你们一老一小要活下去，还要活得结结实实，经济上有困难，我们接济你们！”
两个老人还没走，家里就闯进三个人来。这是报社保卫科的两名干部，会同一名街道干部，来家里进行搜查。他们翻箱倒柜，把桌子抽屉以及书箱中，每张带字的纸本和纸片，都装走了。不知是因为临时突击搜查之故，还是由于他们的马虎，竟然没有带来麻袋一类的东西，临行前，还向我母亲借了一个大大的包裹皮，把这些东西包走，装上了汽车。其实，那是我写的长篇小说草稿《第一片黑土》。
三个老人在另一间屋子坐着，静待他们的搜查，我的小儿子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还跑去帮助他们拾捡遗落在地上的纸片，并伸出小小巴掌：
“叔叔！给。这是我妈妈给我画的带小辫的无轨电车，好看吗？”
当然，没有回答，也没人理睬。
至今，母亲仍然记得那天的悲凉场景：那间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书籍和碎纸片摊了一地。三个老人愁锁眉梢，一直呆坐到深夜。
第二天，一个好心肠的街道老太太，悄悄地告诉我母亲，说我俩被关押在东城公安分局。出于同情，她自愿为我母亲带路，为了防止别人说三道四，她和我母亲约定走在路上时，要拉开距离，装成两旁路人的陌生样子，以遮人耳目。我母亲把小儿子安顿给街坊邻居，找出来推小孙子的小推车，上边装上脸盆及衣物等杂什，蹒跚着两只白薯脚——这是因为母亲很幼小的时候，就缠了足。她跟着那位老太太给儿子和儿媳送来衣物。
分局的门警比较通情达理，除了收下给我俩送来的东西之外，还告诉我母亲，这儿不允许“接见”，将来把我们送到劳改农场或劳改矿山时，她才可以去探望。至于我俩究竟被送到哪个劳改点，他无可奉告。
是的，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去何方。据同号“二进宫”的扒窃犯说，我们先要进“土城”，又称“北苑”收容所，那儿是劳教分子的集中点；然后，从那儿发配到各个劳改队，最远的地方是中苏边境的兴凯湖。 我真是不寒而栗。1955年，我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曾去北大荒和大、小兴安岭深入过生活，那儿距离北京千山万里，云水迢迢。如果命运真把我抛向了那儿，老母和幼子就难得相见了。我喜欢北国，尤其喜欢北国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风光，我不怀疑我这个囚徒能够生存，但我忧心北京的一老一小。张沪已然“自绝于人民”一次了，真要是到了那儿，她又能怎么样呢？
大概是到了第四天，我才开始进食。警察送进来的窝窝头，我不再分发给“同号”，而是把它送进自己的肠胃。这是神经历经巨大刺激后，开始麻木的信息，也可以解释成感情逐步冷却后带来的理智苏醒。记得，老岳父昔日曾不止一次地叮咛我俩：“既来之，则安之。”事已至此，任何感情的自我折磨，都无济于事，就像那一朵朵伞形的蒲公英，它们命运无法由自己主宰，只能听任狂风对它的摆布和戏弄。
到了第七天上午，我和“同号”被分别叫到审讯室。分局的警察没有对我进行审问，而是叫我伸出两只巴掌，把手掌和十指都蘸上黑墨，往一张厚厚的白纸上按手印。我的掌纹和手纹，以及我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都留在那张白纸上了。在这一刹那间我清醒地认识到，我的灵魂已堕落到雾的深谷，我的肉体已沦落到社会的底层深渊，我这份区别于人民的特殊的档案，将存入专为罪犯建立的特殊档案馆。同时，我还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是即将送我们到土城集中的一个信号，公安分局似在完成他们应当完成的程序。
第十天早晨——那是1960年12月29日，我们先是被命令捆绑行李，然后，列队在院内站好。报数、点名。最后点到的名字是张沪。十天的“号房”囚禁，使她本来就苍白的脸，又增加了几分菜色，因而她回答那声“到”时，语音十分微弱。押送我们去“士城”的警察姓田，矮矮的个头，微胖的身子，他似笑非笑地对我们说：“我提醒你们注意两点：第一，没有行李的人，要帮助手中东西多的人。改造思想就要从脚下开始，这叫互相帮助。第二，没有卡车送你们，要乘公共汽车去‘土城’，如果在途中有逃跑行为，别怨我们不客气！”他先亮出手铐，又拍拍腰间别着的一支手枪。
至今，我还念念不忘那个叫张啸虎的汉子。他北京无家，因而手中无物可拿，出于对我们夫妇怜悯之情，他跑到队尾，抓起张沪的行李，就扛在了肩上。有一个犯偷窃罪的年轻人，又替她提起网兜——里面装着脸盆，脸盆里装着女人用的杂什。还有的“同号”争着为我扛行李，我回拒了，因为我意识到，更为艰难的路还在前面，我要在艰苦的生活中自立，而不能依靠任何人。
正值年末岁尾，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为囚之路。马路上的行人，对我们侧目而视；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向我们投以窥测的目光。你们看吧！我是曾在上世纪50年代初，写了几本歌颂新生活小说的青年作家，她是16岁就为党出生入死，把青春热血献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年记者。只不过，我们又讲了一些不属歌颂的大实话，现在是加码处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是但丁写下的至理名言，上世纪60年代轮上了她和我。张沪则还是闭合着眼帘，不看汽车上的乘客，也不看我一眼，像个修女那样，但是，眼角却在滴落着泪水。
我摸摸分局发还我的背包，里边还有一包烟卷。我偷偷掏出来，塞给那个黑脸朋友张啸虎一支，又传给另外同号每人一支；当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迫不及待地点燃了烟卷时，警察不满意地看了看我们，大概是考虑到他的押送任务即将完成之故，才没有制止。除张沪一个之外，我们每个人鼻孔里都吐着烟龙，扛着行李，蹒跚着向 “土城”缓缓而行。
“土城”的外形像个机关大院，进了大门走了几十米，才见大墙和岗楼。男号的箭头指北，女号的箭头指东，我和妻子一路无言，此时到了分别的路标。
我停下脚步，她也停下脚步。四目对视，久久无言。末了，还是我先开口：“身体不如我，要格外爱护自己身体！”
她点点头，低声说：“我不会那么轻生了，我要等着看看‘明天’！”
“到了地方我给你写信。”我说。
“谁知道我会到哪儿，谁又知道你又到哪儿？”她说，“还是往家里写信吧！再由家里转告你我的劳改地点！”
我在公共汽车上抚摸自己的背包时，除了摸到了烟草纸，还摸到一块包着锡纸的太妃糖。这些纸烟和糖块，是我当“粪车夫”时，在漫漫的行车路上吮食的，此时，我把剩下的最后一块递给了妻子。
她接过糖，剥去了糖纸，用牙把糖块咬成两半，把一半递还给我。这时，岗楼上的士兵，向我们喊话了。他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走进囚笼的一对苦命夫妻，因而口气十分严厉：“搞什么流氓活动哪？走，快走开！”
两只劳燕从此各奔东西。刚才帮助我妻子扛行李的盲流张啸虎，此时分出手来抢过我的行李，同时对我耳语说：“多看她几眼吧，你们不定啥时候再见面哩。”
我当真地回过头来，窥视着顺界标朝女号走去的张沪，刚才有几个小伙子帮她拿东西、扛行李，此时，行李和杂什都由她一人拿着，显然是蚂蚁扛山。她像拖死狗一般在地上拉着行李，另一只手提着网兜中的脸盆及洗漱用具，走两步，停一下。她是个有洁癖的女人，此时任行李在泥土路上蹭着，拖过行李的地方，扬起股股黄尘。她比我更富有理性，只顾拉着行李走向罗网，我站了好一阵子，她都没有朝我停步的方向看上一眼。
当然，又招来持枪武警的一顿训斥。也许从这个时候起，就应开始训练听力和中枢神经的分离。训骂由他们去，我则心神安之。我记起，张沪曾向我讲起她的一段往事：东北战役开始以后，国民党驻上海的警特部门加紧了对地下共产党的搜捕，她是“黑名单”中被搜捕的一员。为了安全，上级组织通知她连夜撤出上海，通过旱路和水路从镇江——扬州——淮阴——直到盐城。在扬州到淮阴的日子，她得了伤寒病，便在一个小村里养病，苏北农村很苦，是稀粥米汤使她起死回生的。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当时同志之间的生死情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同样还是她母体上的一颗细胞，此时，却变为承受折磨的阶下之囚，她不得不强撑着虚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拖拉着行李走向监牢。 这儿是和文化古都近在飓尺的北郊，在砖墙和土墙的双层围墙里，耸立着一座座像蒙古包一样的圆顶棉帐篷。我们这“五毒”一行六人，走在奔往“蒙古包”的路上，甚至有一点空旷之感。因为目光所及之处，除了“蒙古包”和几排简易的红砖房之外，几乎没碰到活人，一群叽叽喳喳的老家贼，在“蒙古包”周围的空地上觅食吃。约莫走了有十分钟左右，我们在一排红砖房外停下。那几个流氓、盗窃犯自动一字排开地蹲在地上，我正不知所措地东张西望，突然听到一声吆喝：
“蹲下——”
喊话的人是个白面书生，他身后站着面孔黧黑的中年人。原来，那几位都知道这里边的规矩，只有我是个雏儿，不知道“蹲下”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在收容所才从“同类”嘴里打听到，这就好比过去的罪犯进了衙门，那些刀斧手和衙役们高喊“堂威”一样，先杀杀你的威风。我顺从地蹲了下来，心内顿觉自己矮了半截。我明白了一点，这是区别公民和罪犯的身价——我已然是阶下之囚了。
还是那个白面书生模样的人，先翻弄着花名册，后来开始点名。当点到“从维熙”三个字时，他目光分明在我脸上停留了瞬间，然后，又去呼唤另一个罪犯的名字。我当时狐疑地乱猜，可能这个小白脸在区别刑事犯和思想犯的差别，不外是对我这个右派加强警惕之意。后来，在“蒙古包”里才听说，这个小白脸并非收容所的干部，他也是被囿于“土城”里的右派，他原是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助教，进“土城”的原因，是划右派后偷拿过一次别人的“派克钢笔”。他点过花名册后，毕恭毕敬地把罪犯名单交给一个脸膛黧黑的中年人。这个货真价实的劳改干部，开始了对我们训话：
“你们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这儿叫北苑，也叫土城。说句粗鲁话，这是社会垃圾的收容所。今天，把你们收容进来，因为你们是社会上的垃圾。你们想想，当初你们刚出生的时候，你母亲把你从屎窝挪到尿窝，又从尿窝挪到干净的被褥上，要操多大的心？养你们这么大，你们都对得起当老人的吗？偷、盗、流氓、打架，搞右派反革命，你们拍拍心窝问问，你们对得起谁？告诉你们，这儿是专治恶人的地方，是龙你给我卷起须子，是虎你给我趴下，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反改造分子决不手软。现在，你们首先要交代罪行，学习好了，才能送你们去各个劳改点，在劳动中改造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至今，我难忘那个黧黑脸膛的劳改干部，因为他是我身陷囹圄后的第一个监管人员。坦率他说，我对这个带有北方浓重地方口音的干部印象并不坏，他不像机关人事室或保卫处的干部那样，对人横眉竖目；他训斥我们蹲成一排的“五毒”时，除了炫耀专政的威力之外，不忘以人性来启示人的良知。很显然，他的文化不高，不然，他不会找一个劳教右派当他的文化拐棍儿，那条右派“拐棍儿”姓张，而今，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在监管干部训话之后，“张拐棍”宣布我们每个人住的帐篷编号，在拘留所相聚在一起的“五毒”，各自去了各自的住处。我住的是三号帐篷。离训政的地方最近，扛起行李没走上几分钟，就到了地方。时值冬日，天气冷如刮骨，“蒙古包”的棉门帘紧紧下垂着，在北风中显得十分荒芜寂寥。但是，当我挑开门帘的时候，不由地吃了一惊，原来地铺上坐着里三层外三层的罪犯。
我很惊奇那些“老号”的心态，他们就好像幼儿园的娃娃观察玩具一样，评判着窝头的分量，窝头眼儿的大小等等。虽说1960年是天灾加谎祸的荒年，社会上许多家庭多了一杆称下锅粮的秤，但还没有因饥荒而使心态变得畸形。来土城第一天，我就看到饥饿带给人的精神变态；清华大学来的那个值班班长喝完菜汤后，还像猫儿舔碗一样，用舌头把碗上的菜叶舔得干干净净。
我本来就心情郁闷，加上帐篷外的“蹲下”和帐篷里的“见面礼”，心情灰到了极点。两个窝头我让给了挨着我坐的老号，只把菜汤倒进了自己的肚肠。我口干舌燥，学习时就想喝上一杯开水。可这儿甭说开水，连冷水也没得喝，那碗稀稀零零的白菜汤，正好当白开水解我心中之焦渴。然后，我往帐篷边行李上一靠，伤神地闭上双眼。
哨子声终于尖利刺耳地鸣响起来。这死去了一般的“蒙古包”，又成了活的世界，于是，“认罪”守法之类的词不断从每个成员嘴中吐出来，任何接受改造的人都能扮演两副面孔，说出一套冠冕堂皇的语汇。有位老农民姓汪，我之所以能清楚地记下他的姓氏，因为他在“认罪学习”中，把他的姓氏和大汉奸汪精卫曾勾联在一起，尽管这是十分荒诞而荒唐的联系，但是“蒙古包”里没有人笑。人们好像悟出了一点道理，骂自己越狠越好，纲上得越高越好。这精瘦精瘦的老农民，最后把“偷青”行为比喻成拿着铁锨去挖天安门城楼的地基，是和反革命同一个鼻子眼出气儿的反革命行为。当然，他在交代批判自己的罪行时，省略掉了是偷大队长自留地上青苗的情节，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起了他内心的愤懑和悲哀。
烦闷的，枯燥的，千篇一律的认罪学习终于完结。天黑了下来，帐篷里亮起了灯火。偌大的帐篷里，只悬挂着两只20瓦的灯泡，光线幽暗得如同地窖。我蹲在地上正在解行李扣儿，睡觉的命令就下达了，待我把行李扣儿解开，已经没了我睡觉的地盘。在值班班长强令下，好不容易把我的左邻右舍呼唤起来，但刚刚容我铺好被褥，“呼啦”一声那些成员就抢先躺倒。只留给我能侧身躺下的一条窄缝。这时，我才发现所有成员一律颠倒着身子睡觉，甲头朝里，乙头朝外；丙头朝里，丁头朝外，依此排列顺序，是几十号人在方寸之地惟一能卧睡的办法。因而每个人的头部两侧，都有四只臭脚相陪，机会均等，不偏不倚，无论你向左右哪边侧卧，都有脚臭可闻；而仰卧占地面积又太大，不被左邻右舍许可。有什么办法呢？但是，侧卧膝盖又没有弯曲的余地，只能像倒地的旗杆一样直溜溜地躺着，所以我索性爬起，背靠帐篷半坐半卧。很快我的地盘就被挤没了，这个姿势我一直坚持到天亮。
后来，我们进公安分局的第一夜令人彻夜未眠，当时，我彻夜未眠。这不仅仅因为帐篷中的脚臭熏天，更使我不得安宁的是这一幅入睡图，地地道道，不折不扣地像密闭的沙丁鱼罐头，身躯一个挨着一个，首尾相依相接，令人愁思顿起，人世间最底层的贱民，竟是这等睡相。男号如此，女号可以想象，我难以预料我妻子张沪的病弱之躯，能否经受得住这种苦难，能否把这条苦难的驿路走到头！或者说这条路就没有头，像一首无休止符号的悲怆乐章，不知哪儿才是脱胎换骨的彼岸，哪儿才是这首苦难乐曲的终止。
随后，周而复始的又学习开始。穿衣裳的和往常并无异样，披棉的像一个个披袈裟打坐的和尚。后来，管教干部觉得这实在有碍观瞻，给那些只有一袍一褂的人——大多属于盲流犯罪的，发了一套黑色棉祆棉裤，说是到了劳改单位后还要把棉衣钱扣回。接着，“感谢政府关怀”和“一定努力脱胎换骨”之声，在帐篷里不绝于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