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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沦西河,素月岀东岭。
遥遥万里晖,荡荡空中景。
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
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无予知,挥杯劝孤影。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陶渊明《杂诗》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
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
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
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
——孟浩然《夏日南亭怀辛大》
竹凉侵卧内,野月满庭隅。
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
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
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伹。
——杜甫《倦夜》
以上三首诗诗境清润通透,诗情雅正淳厚,可谓古典诗歌的上乘之作。一致的时空,相似的诗意兴发方式注定了三首诗的相通,同时,他们又能将自己全副生命情调映入诗中,使诗歌各得意态,各具情味。以下试从诗境之营构和情感之兴发的相通简析这三首诗。
三首诗在诗法上最大的相通即为“诗境之营构”。诗人着意营构出月夜这个生气灌注的场:陶渊明诗“白日沦西河,素月岀东岭”和孟浩然诗“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诗一开篇,日之西沉与月之东出,为诗境支撑起一个涵摄天地宇宙的大时空,“遥遥万里晖,荡荡空中景。”作者如游于其中,读者可感于眼前。杜甫的《倦夜》由于受诗律的限制,不能像陶渊明、孟浩然一样自由挥洒,但“野月满庭隅”,一个“满”字,使诗境顿然开豁。各自的独特性也表现出三位诗人卓越的艺术才能:陶诗的“素月”在日月不息的交替中自然娴雅地出场,如《诗经·月出》中明丽的淑女一样舒展,皎皎月色倾洒万里,天地因之而清明柔和、空旷高逸;孟诗的“池月”在强力的比照中出场,“山光忽西落”的强烈动感,使渐渐升起的月亮显得润泽晶莹、柔媚可亲,光线的幽微变幻,在光和力的对比中,月的柔和与润泽使人心得以舒展、滋润,所以才会有诗人“散发乘夕凉”的闲散和优雅;杜诗“野月满庭隅”不像陶诗、孟诗一样充满动感与温情,“野”使明月在杜甫的感觉世界多了几分陌生、幽冷,清光洒满庭隅,庭隅阻断了诗人的视野,但杜甫不满于陶醉在一隅月色之中,仰望天空,稀星隐现。总之,月夜,这个共通的时空,为诗情、诗心提供了清明通透、气息灌注的场,为诗心、诗情托起了自由的空间。正如皎然《诗式》所言:“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偏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偏逸。”
物境之营构也为“物我融通”的审美心境之展开提供了便利。心物交融本为中国诗歌的一大特质,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曰:“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钟嵘《诗品》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物之感人”“情以物迁”都强调“触物起情”的兴感方式,为了更好地传情达意,作者将创作中心放在对物的声描句摹,“穷形以尽相”,所以以刻镂为工。“诗境之营构”在心与物之间提供了一个互相融通的场,促成了创作重心从心物关系向心境之关系的转变,使诗情更具离实性和超越性,也更易达到物我融通的审美心境。我们看这三首诗,朗然澄明的天地之境中,生命得到了大自觉、大舒展,意、触、受、想、思,五识融通,生命与万物相往来。陶诗中“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一个“冷”字将一丝秋意像电流一样倏地传达出来;“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感觉冲破种种经验迷障,直接和时间照会,新鲜而微妙。孟诗“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所传达出的幽香与清响,轻轻袅袅,似有似无,对人的感觉阀限造成极大的挑战,凝神屏气,一旦会心,则如闻其香、如听其声,如入天籁之境。杜诗“重露成涓滴”捕捉了大自然精妙的一瞬,是诗人一段心意的流动,也是心与物接触时思与诗的晤面,“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流萤宿鸟,一豆微光,几声呼叫,微不足道的生命,在天地间疏疏朗朗,却自成世界。这些诗的物象,共同融入月夜之中,诗境更加可感可知,但同时又收到执一驭万、以少总多之功,共同营构出一个生机灿然的宇宙生命。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物象深深地浸透了主体心灵的生命意味,即心即物,物我不二,真正达到了神与物游的自由之境。
“诗境之营构”也使诗的“情感兴发方式”发生变化,由“触物生情”转变为“情缘境发”。“触物生情”的情感兴发方式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言“人禀七情,应物斯感”,其情为因物而感得之情,“情缘境发”,其情则为因境而悟得之情。感得之情,多为喜怒哀乐之情,唯物所拘,故其情浅而单一。悟得之情,却能熔铸诗人全副生命意志,能将源自生命深处的生命悲感映入诗中,故其情深而浑厚。如陶诗“欲言无予知,挥杯劝孤影”,生命意志欲以抒发,然谁为知音!只好用一杯清酒来劝慰自己生命之孤独,清酒一杯又何以慰藉浓郁得化不开的生命的郁结?“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终于道出了自己一生抑郁的情结,壮志未酬!迟暮焦灼!这是我们所惯见的浑身“静穆”的陶渊明吗?生命的隐曲,都在这月夜澄明中自然流露,又何尝不是生命的真意?外凉内热,才是这位隐逸高蹈者真正的生命情调。“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一腔隐曲的悲凄,一个不静的长夜。孟浩然的这首诗,虽题为怀人,但它并不是一首通常意义的怀人诗,它融有丰厚的生命孤独感,怀人只是排遣生命孤独的一种途径而已。“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正是在生命的自觉中发现了生命本真的孤独,孟浩然拿什么来排遣这种生命的悲感呢?“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寄怀故人,用对朋友的深情念想来解慰自己生命之孤独,这份朴实真挚的情感,多么有人间情味!这种人间情味正是孟浩然的生命真意。杜甫一句“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伹”,写尽了自己的生命所系,不是一己之孤独,而是干戈缭乱中的整个大唐社会、整个毁灭中的时代,忧时、忧世、忧国、忧民,其情何其博大,其悲何其深沉,唯有像杜甫这样有圣贤人格者,才有此等胸怀、此等气象。
总之,“境之营构”和“情缘境发”是三首诗共同的内在精神,是陶渊明之所以卓然挺出于同时代诗人的重要原因,也是以孟浩然、杜甫等的诗作为代表的唐诗的基本诗学特征。
遥遥万里晖,荡荡空中景。
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
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无予知,挥杯劝孤影。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陶渊明《杂诗》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
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
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
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
——孟浩然《夏日南亭怀辛大》
竹凉侵卧内,野月满庭隅。
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
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
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伹。
——杜甫《倦夜》
以上三首诗诗境清润通透,诗情雅正淳厚,可谓古典诗歌的上乘之作。一致的时空,相似的诗意兴发方式注定了三首诗的相通,同时,他们又能将自己全副生命情调映入诗中,使诗歌各得意态,各具情味。以下试从诗境之营构和情感之兴发的相通简析这三首诗。
三首诗在诗法上最大的相通即为“诗境之营构”。诗人着意营构出月夜这个生气灌注的场:陶渊明诗“白日沦西河,素月岀东岭”和孟浩然诗“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诗一开篇,日之西沉与月之东出,为诗境支撑起一个涵摄天地宇宙的大时空,“遥遥万里晖,荡荡空中景。”作者如游于其中,读者可感于眼前。杜甫的《倦夜》由于受诗律的限制,不能像陶渊明、孟浩然一样自由挥洒,但“野月满庭隅”,一个“满”字,使诗境顿然开豁。各自的独特性也表现出三位诗人卓越的艺术才能:陶诗的“素月”在日月不息的交替中自然娴雅地出场,如《诗经·月出》中明丽的淑女一样舒展,皎皎月色倾洒万里,天地因之而清明柔和、空旷高逸;孟诗的“池月”在强力的比照中出场,“山光忽西落”的强烈动感,使渐渐升起的月亮显得润泽晶莹、柔媚可亲,光线的幽微变幻,在光和力的对比中,月的柔和与润泽使人心得以舒展、滋润,所以才会有诗人“散发乘夕凉”的闲散和优雅;杜诗“野月满庭隅”不像陶诗、孟诗一样充满动感与温情,“野”使明月在杜甫的感觉世界多了几分陌生、幽冷,清光洒满庭隅,庭隅阻断了诗人的视野,但杜甫不满于陶醉在一隅月色之中,仰望天空,稀星隐现。总之,月夜,这个共通的时空,为诗情、诗心提供了清明通透、气息灌注的场,为诗心、诗情托起了自由的空间。正如皎然《诗式》所言:“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偏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偏逸。”
物境之营构也为“物我融通”的审美心境之展开提供了便利。心物交融本为中国诗歌的一大特质,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曰:“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钟嵘《诗品》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物之感人”“情以物迁”都强调“触物起情”的兴感方式,为了更好地传情达意,作者将创作中心放在对物的声描句摹,“穷形以尽相”,所以以刻镂为工。“诗境之营构”在心与物之间提供了一个互相融通的场,促成了创作重心从心物关系向心境之关系的转变,使诗情更具离实性和超越性,也更易达到物我融通的审美心境。我们看这三首诗,朗然澄明的天地之境中,生命得到了大自觉、大舒展,意、触、受、想、思,五识融通,生命与万物相往来。陶诗中“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一个“冷”字将一丝秋意像电流一样倏地传达出来;“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感觉冲破种种经验迷障,直接和时间照会,新鲜而微妙。孟诗“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所传达出的幽香与清响,轻轻袅袅,似有似无,对人的感觉阀限造成极大的挑战,凝神屏气,一旦会心,则如闻其香、如听其声,如入天籁之境。杜诗“重露成涓滴”捕捉了大自然精妙的一瞬,是诗人一段心意的流动,也是心与物接触时思与诗的晤面,“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流萤宿鸟,一豆微光,几声呼叫,微不足道的生命,在天地间疏疏朗朗,却自成世界。这些诗的物象,共同融入月夜之中,诗境更加可感可知,但同时又收到执一驭万、以少总多之功,共同营构出一个生机灿然的宇宙生命。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物象深深地浸透了主体心灵的生命意味,即心即物,物我不二,真正达到了神与物游的自由之境。
“诗境之营构”也使诗的“情感兴发方式”发生变化,由“触物生情”转变为“情缘境发”。“触物生情”的情感兴发方式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言“人禀七情,应物斯感”,其情为因物而感得之情,“情缘境发”,其情则为因境而悟得之情。感得之情,多为喜怒哀乐之情,唯物所拘,故其情浅而单一。悟得之情,却能熔铸诗人全副生命意志,能将源自生命深处的生命悲感映入诗中,故其情深而浑厚。如陶诗“欲言无予知,挥杯劝孤影”,生命意志欲以抒发,然谁为知音!只好用一杯清酒来劝慰自己生命之孤独,清酒一杯又何以慰藉浓郁得化不开的生命的郁结?“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终于道出了自己一生抑郁的情结,壮志未酬!迟暮焦灼!这是我们所惯见的浑身“静穆”的陶渊明吗?生命的隐曲,都在这月夜澄明中自然流露,又何尝不是生命的真意?外凉内热,才是这位隐逸高蹈者真正的生命情调。“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一腔隐曲的悲凄,一个不静的长夜。孟浩然的这首诗,虽题为怀人,但它并不是一首通常意义的怀人诗,它融有丰厚的生命孤独感,怀人只是排遣生命孤独的一种途径而已。“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正是在生命的自觉中发现了生命本真的孤独,孟浩然拿什么来排遣这种生命的悲感呢?“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寄怀故人,用对朋友的深情念想来解慰自己生命之孤独,这份朴实真挚的情感,多么有人间情味!这种人间情味正是孟浩然的生命真意。杜甫一句“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伹”,写尽了自己的生命所系,不是一己之孤独,而是干戈缭乱中的整个大唐社会、整个毁灭中的时代,忧时、忧世、忧国、忧民,其情何其博大,其悲何其深沉,唯有像杜甫这样有圣贤人格者,才有此等胸怀、此等气象。
总之,“境之营构”和“情缘境发”是三首诗共同的内在精神,是陶渊明之所以卓然挺出于同时代诗人的重要原因,也是以孟浩然、杜甫等的诗作为代表的唐诗的基本诗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