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拣员

　　63岁的王秀芳（化名）是一名厨余垃圾分拣员，每天早上六点半，她准时赶到三里屯街道北三里社区的一个老居民小区里。六点半到十点半之间，是小区居民扔垃圾的早高峰，她推着一辆自行车在小区里来回巡视，一有新出炉的垃圾袋，王秀芳就停下来，开始动手分拣。
　　王秀芳负责14组垃圾桶，她的主要任务是把厨余垃圾分拣到绿色的厨余垃圾桶里。她是河北邯鄲人，穿着绿色工作服，戴黑色口罩、长舌遮阳帽。被随手抛进桶的垃圾袋往往系得紧紧的，一撕开，里面的果皮、菜叶、剩饭剩菜、废纸、塑料还有难闻的味道都爆裂出来。王秀芳先用手把其他垃圾拨弄到一旁，剩下的倒进绿桶里，然后转身从自行车上取下长腿木夹，把刚才没有挑出的其他垃圾夹上来。她不戴手套，动作熟练，一两分钟就能分完一袋，对桶里发出的恶臭早已习惯。
　　下午的工作时间是两点半到六点半，每天工作八小时，王秀芳一个月能拿到2300多元的工资。六月的北京天气炎热，太阳暴晒下，她外露的皮肤都被晒成了褐色。王秀芳不识字，对网上热议的垃圾分类，她没什么概念。但如果说北京目前还有垃圾分类的话，靠的恐怕正是王秀芳这样的分拣员。
　　公司给王秀芳的最低工作量是每天一桶半，如果不是小区新近开业的一家饭店，她会担心达不到要求。小区里住的主要是老人和年轻北漂，老居民生活节省，年轻人大多不在家做饭，产生的厨余垃圾少于平均量，新开业的饭店暂时弥补了这个缺口。如今，王秀芳每天收集到2桶厨余垃圾，每桶容量120升，她的同事会定期骑着三轮车过来，把垃圾桶转运至附近的垃圾楼里。
　　在那里，我们遇到了坐镇指挥的项目经理，一个年轻人，上身T恤，下穿短裤，戴着口罩。经理告诉我们，他们公司在北京承包了很多社区的厨余垃圾收运工作，流程是街道和公司签合同，由公司向各个小区派出分拣员，厨余垃圾集中到垃圾楼后，接下来的运输和处置就交给北京环卫集团。按照小区告示栏上的“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建设情况公示表”，这些厨余垃圾会被运到位于大兴区瀛海镇的南宫堆肥厂。
　　这位经理介绍，在三里屯项目区，他们一共布置了100多个厨余垃圾桶，一天可以收上约50桶厨余垃圾。垃圾楼为他们单独开辟了一块厨余垃圾转运的场地，和其他垃圾的处理隔离开来。站在旁边说话，一阵阵恶臭扑面袭来，十余个工作人员正忙着从车上卸下垃圾桶，大都是老人面孔，说外地口音，污渍斑斑的工作服背后写着“互联网 垃圾分类”。垃圾分类和“互联网 ”有什么关系？经理解释说，为了鼓励居民主动分类，他们开发了一款APP，居民可以把分好的厨余垃圾拿去找分拣员积分，满一定积分后可以兑换生活用品。
　　但王秀芳告诉我，大部分分拣员年纪大，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也很少有居民来找她扫码积分，“基本没有人会自己分。”我们按照经理的指示找到了位于幸福三村一处积分兑换点，也没有找到现场负责的工作人员。附近的老居民告诉我们，社区前两礼拜给各家发了垃圾桶，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但是有人拎着厨余垃圾出来，也没见人在那里兑换，只能顺手扔进了垃圾桶。

　　一名社区卫生负责人告诉我们，社区经常搞宣传动员、开讲座，为了吸引大家来还发放小礼品，但是每次来的都是那几个老居民。而且，老旧小区绿化率不高，没有空余的场地，垃圾桶放在谁家楼栋门口，大家都要争来争去，要让大家自己去分类，难上加难。谢新源所在的环保组织零废弃联盟最近启动了一个关于北京垃圾分类的调研项目，他们和志愿者一起分成几个小组，目前已经实地走访了40多个居民小区，其中大部分还是北京垃圾分类的试点小区。但他们发现，在这些试点，居民主动分类的比率也都不到10%。

自上而下的二十年

　　2007年，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启动了一项大规模居民家庭垃圾调查，当时在读研的谢新源参与了其中垃圾组分调查和报告撰写工作。“当时找了6个社区，总共120户，把居民的垃圾用专门的桶收集起来，还雇了一个阿姨帮忙分拣，收集了一个星期，分析后发现厨余垃圾占到了70%左右。”
　　厨余垃圾一直是中国城市垃圾分类的重中之重。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处理与环境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建国向记者介绍，国内生活垃圾的整体含水率在50%左右，有的地方甚至高达60%，而国外这一数字通常在20%左右，导致这一差异的主要因素就是生活垃圾中的厨余垃圾占比太高，而这与我们的餐饮习惯、生活方式紧密相关。“含水率高，垃圾品质就低，处理起来相对困难。”
　　当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混合后，无论是填埋、焚烧，都会提高处理成本，而且会导致二次污染。拿去焚烧，含水率过高会极大地降低垃圾的热值，不利于控制焚烧炉的温度，增加二恶英的产生概率；拿去填埋，极易产生臭味，增加有毒有害滤液。目前公认的解决厨余垃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堆肥，但堆肥对垃圾的纯度要求较高，如果混杂了过多的塑料包装物，透气性变差，堆肥效果便会大打折扣。
　　北京花大力气把厨余垃圾分拣出来，的确抓住了垃圾分类的一个重点，但是最前端的分类投放问题却一直得不到解决。北京环卫集团总经理助理、原北京市环境卫生设计研究所所长卫潘明告诉记者，他认为，“垃圾分类很重要的一点是谁产生谁负责，谁投放就应该谁分类，如果你这个环节没有分类，那分类的意义就不大了。”
　　北京是中国最早开始实行垃圾分类的城市，1996年前后，北京市率先在西城区大乘巷开展垃圾分类试点，从而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垃圾分类的试点。当时的主要做法是摆放分类垃圾桶，号召居民自己分类，但由于后端处理设施缺位，这些垃圾桶逐渐成了“摆设”。此后的十余年里，北京的垃圾分类一直未能走出这个窠臼。

　　长期跟踪研究北京垃圾问题的陈立雯博士把北京的垃圾分类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奥运前、奥运后到2017年、2017年后。2000年，在申办奥运会时，北京向奥组委承诺：2008年前北京市垃圾分类收集率达到50%，资源综合利用率达到30%。这一年，北京市被住建部确定为全国八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一。“但这一时期的垃圾分类停留在从一个桶变成两个或者三个桶的阶段，到后来又增加指标，比如垃圾桶旁边有没有竖牌子，有没有相关的指引信息，但都停留在硬件配置上。”陈立雯说。
　　奥运之后，北京继续推动垃圾分类。从2010年开始，先划出了600个试点小区，第二年增加了1200个，接下来又逐步增加，政策措施也进一步升级。“比方说每家每户要配垃圾分类的小桶和两捆垃圾袋，也开始改造垃圾分类的收运设施，尤其是垃圾楼，还出现了绿袖标、二次分拣员、专门的厨余处理器、智能桶。”陈立雯告诉我，几乎所有关于垃圾分类的不同形式的尝试都是在北京最先出现，但收效甚微。在实践中，很多居民抱怨，自己分好了类，垃圾车来收运时又都混到了一起，大家自然也就对垃圾分类丧失了信心。
　　2010年，谢新源进入环保NGO自然之友，专门从事垃圾研究和政策倡导。这时，焚烧厂项目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上马，围绕垃圾焚烧的议题，焚烧派和反烧派打得不可开交。在争议中，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两派至少在一点上取得了共识，那就是搞焚烧一定要做好分类，以减少焚烧带来的环境危害。
　　2008年，北京投资8亿元建成了第一家垃圾焚烧发电厂——高安屯焚烧发电厂，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根据2013年3月，北京市委、市政府通过的《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13—2015）》，到2015年底，全市将建设44个垃圾处理项目，其中包括10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北京市还决定要将焚烧、生化处理、填埋三种垃圾处理方式按照4∶3∶3的比例进行规划，据刘建国介绍，如今焚烧早已超过40%，生化处理的30%还没达到。
　　不过，焚烧项目大举推进的同时，垃圾分类却停滞不前。北京市想了各种办法来应对，除了用二次分拣员这样的廉价劳动力，也尝试过进口自动分选机器。谢新源曾去参观过小武基转运站，这里配备有从德国进口的垃圾自动分选设备。“混合垃圾运到一个分拣厂，在里面破袋，主要原理是根据滚筒的筛孔大小，把塑料、灰渣筛出去，剩下就默认为是厨余。虽然分拣效率高，但厨余里面还是会有很多小包装，影响到后面堆肥的效果。”即使分选效果更好，面对北京每天将近3万吨的生活垃圾，设备的投入也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垃圾分类自上而下地推行了二十年，屡战屡败，解决方案终于又回到最前端的个人分类上。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到2020年底，要在包括北京在内的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求达到35%以上。上海率先启动立法，并于今年7月1日开始全面推行强制垃圾分类。据报道，北京也将推动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开展垃圾强制分类，并逐步实现全覆盖。

分类与回收的利益纠葛

　　和王秀芳在垃圾桶旁聊天时发生了有趣的一幕。当我正问起其他垃圾桶里的塑料瓶、易拉罐之类的可回收物如何处理时，她的余光瞟到一个年轻男子骑着自行车驶近，车把手上挂着一个大编织袋，王秀芳见状立刻压低了声调。等年轻男子远去，她才告诉我，自己并不认识这个年轻男子，但能卖钱的可回收物都会有专门的人来收，公司也不准分拣员动。
　　在过去，拾荒大军消化了出现在垃圾桶里的大部分可回收物。然而，随着大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和疏解整治行动的开展，以及废品回收行业利润的下降，这一体系事实上正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迅速瓦解，很多城市居民已经很难在小区附近找到回收废品的小商小贩，街头拾荒者的身影也越来越少。如此一来，原本进入废旧物资回收网络的低值可回收物（如玻璃、废旧衣服等）大量混入生活垃圾收运网络，许多城市垃圾收运量普遍剧增。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循环经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温宗国分析称：“传统废旧物资回收可以直接在源头实现垃圾减量，源头垃圾分类越细，再生资源品位就越高，获利就越多，该回收网络垃圾分类积极性高。与之相反，传统环卫系统原生垃圾产生量、收运处置量越大，其获得的收入就越高，因此除了在处置设施超负荷倒逼外，没有推动垃圾分类和减量回收的动力。这两套独立运行系统在源头上存在的利益冲突，废旧物资回收和生活垃圾分类的两套系统缺乏统筹，必然降低城市固废分类、收运体系的运行效率。”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上海强制垃圾分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推动垃圾分类和回收“两网融合”。在一些小区，居民要想出售积攒起来的可回收物，只能打电话给指定的废品回收员，这些废品回收员由政府发执照，持证上岗，其他的小商小贩进入小区交易，相关部门可以进行处罚。
　　在过去，废品回收是市场主导，归工商部门管理，而垃圾收运是政府主导，归环卫部门管理。“它（可回收物）也是垃圾，而且是品质比较高的一部分，等于说你把肥的那一部分都拿走了，剩下瘦的，又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管理。”刘建国说，未来的一个趋势就是要统筹来考虑，“肥瘦搭配”，“垃圾处理的一部分成本可以在回收中得到一定的弥补，反过来讲，回收对垃圾减量做出了贡献，也应该得到一部分补贴”。
　　然而，“两网融合”并非易事。垃圾管理的条块分割严重，有的归街道管，有的归学校这样的事业单位管，有的是物业公司，每个系统都有各自的行事风格和禁忌，其他部门很难插手进去。在北京海淀某重点高校做废品回收十几年的一位老板告诉记者，他觉得要想融合没那么容易，利益的问题不说，像他所在的大学有很多涉密材料，学校通常只会选择长期合作伙伴，这也是为什么作为学校家属的他能在里面干十几年的原因。
　　除了要解决垃圾领域里根深蒂固、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垃圾分类要推动，最根本的还是在于人，在于每个人能否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
　　对于最近上海推行强制垃圾分类，垃圾问题的相关研究者多表达了支持的态度。尽管过程当中争议不少，但受访者都认为，上海不应该单枪匹马，全国其他城市应该积极响应。“过去我们常常把垃圾分类当作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来谈论，不断贴标语、挂横幅，希望居民自觉分类，但它本质上其實是一个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场合禁烟一样，离不开制度性约束。”陈立雯说。
　　在调研中，谢新源也在北京发现了一些做得好的小区。比如建国门附近有一个小区，各家可以自愿把厨余小桶放到小区门口的橱柜上，收运厨余垃圾的人每天都会称重，记录数据，更重要的是，居民进进出出都可以看到，在事实上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一起调研的还有不少志愿者，其中既有全职妈妈、职场女性，也有在校大学生，他们有的希望推动自己孩子所在的学校开展垃圾分类教育，有的致力于在自己的社区推动垃圾分类。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7期。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