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有人呢？小新哥哥和他妈妈呢？长头发小弟弟和他奶奶呢？”我抱着6个月大的儿子在小区的花园里散步，一边走，嘴里一边念叨。这时是早上7点多钟，太阳还是金黄色的，风里有了一点期待中的秋意。
　　我知道孩子听不懂，但时不时总要说点什么，给空无一人的环境创造一点人气。
　　“小新哥哥”是一个比他大4天的孩子，而“长头发小弟弟”不到两个月大，因为黄疸有些高，每天早上都被奶奶抱下来，脱光了衣服晒太阳。
　　我吃惊于自己的变化。
　　在这个有500多户人家的现代社区里居住了七八年，我只认识其中的几个人。而且日常里我并不盼望与他们相遇，因为彼此了解有限，说说天气，问问“饭否”，就归于沉默，如果正好在电梯里碰见，可用的对话不足以撑到某个人走出去，气氛就还有些尴尬。而现在，每天的父子散步，我都期待能见到另外的2个孩子和他们的家人。
　　因为儿子希望见到他们，尽管他不会说，但脸上的笑意和雀跃的动作表达了一切。
　　城市里，邻里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却不知道对方姓甚名谁，已经是一个非常陈旧的话题，在1990年代就随着工业化、人口流动和商品房的繁荣而出现。现在重新提起，不是意在对这一“伪群居”状态进行一种重新的批判，事实上，中国人对“伪群居”早已适应了，习以为常了，并从中生长出来另一种文化。
　　过去的批判来自于对“合作难以达成”的忧虑，而今天的技术能力让人们可以在不需要任何合作的条件下孤立地生活，并将孤立视为合理。我们来到了一个“后群居”时代，但我们精神上的问题不是迎刃而解了，而是更加深入骨髓了。
　　社会结合本能

　　每一個形成一定规模的中国城市，都至少会有一个广场，在观感上是宏大的、现代化的、人来人往的。然而走过广场的大部分个体都是孤立的，因为他们在其中没有互动，没有一个情境来把自己嵌入进去，严格地说就没有所谓“社会”。
　　我们的存在方式正变得非常矛盾—无论你周围有多少人，你都像是孤身一人，身处旷野。
　　真正的矛盾之处在于，这种空前的孤立状态是一种后天状态，在先天上，人有社会结合的本能。孩子的出生给了我体验这种本能的机会，在他开始能与人进行信息互动之后，他会对任何陌生人露出笑容，如果对方有声音和动作上的回应，他就会笑得更加灿烂，并且以手脚的动作相配合。
　　于是，在他“裹挟”之下，我一个月里与小区里的陌生者之间的对话，比过去数年的总和都要多。抱着孩子，成年人与陌生人的互动似乎就具有了合法性。
　　从中可以发现一个推而广之的规律：现代城市里的人们并非排斥互动，而是在大多数情境下缺少了让互动显得“自然而然”的条件，中国文化的内敛性尤其让人们无法适应生硬的热情。就像一盏油灯或一支蜡烛，在它有灯芯的时候才能着火，而且合情合理；没有灯芯烧不起来，倘若烧起来，就会给人一种“见鬼了”的感受。
　　很大程度上，这就是广场舞多年来长盛不衰的因由，那个播放音乐的盒子，无论它是叫录音机、唱戏机、MP4还是其他什么名称，它都是一种粘合剂。有了它，老人就可以在公共场合里突然加入一堆陌生人，并跳起舞来，而不被视为神经病。
　　热衷于在朋友圈中高频次地“晒孩子”的行为是让人腻烦的，身为父母当然可以从孩子的点滴变化中不断发现惊喜，但对于外人而言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平淡无奇，不值得关心。不过，如今我理解了这种行为的内在逻辑—有了孩子的人们从此有一个足够正当的理由回到一种群居生活，人与人之间因为缺乏精神联系而产生的冷淡，可以在有限的
　　范围内合理地回暖。尤其是孩子作为一种行动自由的拖累，本身会把父母（特别是母亲）更深地从社会生活中隔离出去，“晒孩子”是对这一处境的一种报复性反弹。
　　回到我的个人体验中来。我在发现了抱着孩子与陌生人进行交流的便利性之后，同时观察到，积极地回应孩子发出的信号甚至主动释放沟通信号的，大部分是老年人或10岁以下的孩子，青壮年则往往对孩子天真的善意表现得更无动于衷。
　　这就是我想说的“后群居”状态。环境改变的时间足够长之后，人被重塑，对于“伪群居”已经坦然认同，邻里互动反而是让人不习惯、不自在的。老人和孩子是一个例外，老人的热情来自过去真实的群居环境下形成的经验，而孩子的反应则是一种尚未被新环境所遮蔽的本能表现。
　　群居的假象
　　社会结合是人的一种本能，既然是本能，往往就可以从生物的角度得到解释，精神分析大师弗洛姆就认为，人和其他动物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人的本能是动物中最弱的。
　　昆虫依靠本能就可以生存，牛羊被分娩出来之后一会儿就可以站立和行走，禽类要通过自身的力量破壳而出，但人类生下来只会啼哭，他的生存本领必须依靠漫长的过程去习得。
　　弗洛姆说，本能最弱意味着人受到的先天束缚最少，所以人又是自然界中可塑性最强的动物。人的成长期漫长且脆弱，无法独立生存，所以需要社会性的合作。
　　社会性合作的外在表现就是群居，人们通过群居来整合力量，解决一些依靠个体无法应对的难题。从渔猎时代到农业时代，这种本能都是不断延续，并且通过机制设计不断加强的。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为什么中国人体现出更为明显的群居属性时说到，在农业时代，防卫、水利和土地的垦殖与继承，都要求人们支持一种群居状态。
　　可以看到，对人的社会结合本能的理论阐释，往往都是倒推式的、目的论的—因为需要，所以群居。
　　如果对群居的需求消失了呢？
　　农业时代的人们是无法独力应对生老病死问题的，因为生产力非常有限，自然对人的物质供养，最好的平均状态也就是达到温饱，所以个人没有更多的能力去应对人生大事。于是在传统社会就发展出一种“互助会”，人们在氏族内互助，婚嫁、生育邻里相帮，“死了有人抬棺材”。我的父母这一代人，仍然有正式的“参会”身份，这种身份要求氏族内成员相对固定在一个小区域内生活，而不能离开太远、太久，这是一种必要，也是一种义务。所以，老人所经历过的群居是真实的群居。 　　工业化带来的生产力暴增，消解了这一切。一个人所能获得的物质供养远远超过了温饱需求，人们有能力通过支付经济代价来换取需要的帮助。防卫、水利等公共品通过纳税来“购买”，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事务性需求，都可以通过付费让专业的服务者来满足。
　　科技进化让人们对群居的需求消失了。当然，“消失”是指在基层社群意义上的消失，人与人的合作仍然在更宏观层面上由某种机制、模式维持着，并且更有效率。人于是就“自由”了，他可以不再和互相负有互助义务的其余成员生活在一起，各自散落天涯。
　　接下来，就是过去大约20年时间里中国城市人经历的“伪群居”状态，尽管仍然居住在像蜂巢、蚁穴一样的人口密集的社区（楼盘），但群居只是一种假象，彼此并无功能上的协作和情感上的往来。
　　在“伪群居”状态下，人还能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孤单和痛楚，还保留着对真群居的记忆和一定程度的向往，但在“后群居”状态下，人们已经在心理上认同了“伪群居”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常态的合理性。
　　科技让我们“掌握”一切，一部手机就可以解决所有生活问题，生活上越发不需要合作。一个人可以独立面对的越多，需要背负的人际义务就越少，孤独就变成了人的定义—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一部分。
　　我注意到，在“全面放开二胎”之后，一些原本坚定地认为自己决不会想要第二个孩子的朋友，正在积极备孕，或者已在腹中。因为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所激发的天性之爱，让他们有意识地去为孩子铺路，给他们未来在精神上对抗“后群居”状态，提供一点最有效的帮助。
　　朋友们的理由是，让孩子成长过程中有个朝夕相处的伙伴，但这种解释显然是未经深思熟虑的，因为他们把第二个孩子当成了第一个孩子成长的辅助条件。事实上他们的意思是，让自己的孩子在世上至少有一个血亲，对任何一个都是一样，这就是面向“后群居”时代的一种对策了。
　　“无人”之境
　　我们在迈入“后群居”时代，而这个时代是技术带来的。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人们以空前的规模聚居，但又以空前的程度孤立存在，而且已经不以孤立为孤立。
　　“后群居”时代的群居是随机的，没有功能的，排除掉生活便利的考虑之外，和隐居没有本质区别。它就像太监的老婆，虚有其名。人们在挤满了人的地方，如入无人之境。
　　中国现在有全世界最发达的智能手机应用技术，有条件让一切生活资源的获取实现无人化。
　　無人销售原本是一个非常新奇的、带有道德实验意味的形式，比如早几年还有一些校园、社区、村庄里出现了无人看守的报摊、菜摊、文具摊，自觉投币，自助找零，没有任何技术条件辅助，纯然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以及个人的自我约束。
　　而现在，无人交易正在变成一个机械社会下基本的效率要求。无人超市、无人看守租赁（如共享单车）、无人机、无人驾驶、无人点餐、无人书店、无人图书馆、无人健身房……随着时间向前，这个名单将变得不可穷举。
　　当我们能想到的所有交易行为都可以变成无人服务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人们在生活中不再需要语言能力，也不再需要情商的训练。除了小家庭的成员之外，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只存在于手机通讯录中，除了消费行为的最后一个环节，所有的生活事务都会变成某个手机功能。
　　到目前为止，以上的逻辑推理都还是一种预测，可能会有一些目前无法知晓的变量出现，从而改变逻辑的线性。不过，人类对这一可能性也已经开始了行动上的防御。美国的Bodega无人超市就遭到了社会抵制，因为它的口号是要“消灭社区小商店”，而美国人对社区小商店怀有长期的感情。媒体认为，如果Bodega蔓延开来，那么人们的日常生活将彻底疏离那种“含有情感的东西”。
　　？“含有感情的东西”是什么，很难用下定义的方式去描述，但稍加启发就可以实现理解上的一致。
　　你会记得前天买了一个很好的或不太好的西瓜，那是社区小商店的老板娘亲自给你挑的；你还记得昨天赊欠了小商店一盒香烟或一袋大米，你说今天会把钱送去而老板说老家侄子办婚礼要回去一趟，过几天回来再给；你说是上回扛了一大袋番薯过来的那个侄子吧，他说是另一个，在云南大理种药材，你没见过他，但去年吃过他送来的新鲜天麻。
　　更远一点的话，你还会记得有一种叫“小卖部”的存在。
　　前面说过，“后群居”时代的基本特征包括“不以孤立为孤立”，只要无人服务覆盖率足够高，人们很可能不会因为小商店、小卖部的消失而感觉到任何异样。然而心理就是这样一种奇妙的东西，你感受不到孤独并不一定意味着你不孤独，而可能意味着你把盖子盖得很紧，以至于表面风平浪静，而内部波涛汹涌。
　　费孝通先生提到过一件趣事，在他上小学时，老师要求每天写日记，而他写过一篇之后再也写不出来，因为每天的生活都一模一样，于是后面的日记就都只有两个字—“同上”，后来老师又定了一条新规矩：不准“同上”。记忆是需要有附着物的，最好的附着物是故事，而有血肉的人际互动才会发生故事，未来的“无人”生活可能会取消所有故事，同时就取消了人的记忆，紧跟着取消人文。
　　去年冬天，我走在广州越秀区一条古老而幽深的小巷，突然，杂货店门口的水盆里哗啦一声跳出来一条大鱼，摔在我的脚边，有节奏地在地上跃动着。
　　店里的阿姨跑了出来，把它抓起来摁进水里：“还窜，昨天阿强说要捉你去打边炉，我看你窜到几时！”
　　对面穿着白背心下象棋的大叔抬头应了一句：“阿强？这家伙上午打麻将输到裤子都掉了，还有钱打边炉？”
　　回到家，小区的门卫还跟我打招呼。我担心很快会再也见不到他，因为无人门岗已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