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当上当，本埠阎瑞生谋毙妓女莲英一案系沪上最近惨无人道之事，大为一般人士注意，近有某游戏场编《莲英劫》一剧，遍登广告于初三初四二夜开演。余友是夜亦往一饱眼福，讵至京戏收锣，而所谓《莲英劫》新剧竟不出现。后即续演影戏，然喜观此剧者仍纷纷至该剧场，以致人山人海几无容足之地，闻因捕房干涉故不开演。观者莫不谓‘上当上当’云。”
　　1920年9月18日，《申报》 第14版《自由谈》专栏中发出此新闻，提及当时上海有剧场称推出新剧《莲英劫》，观众蜂拥而来，却因“捕房干涉”，未能上演。
　　《莲英劫》取材于1920年上海的一起杀人案，社会反响极大，捕房之所以干涉，因此案当时正在审理中。
　　《莲英劫》及类似的戏剧后来热演多年，被统称为“阎戏”。中国第一部电影长片《阎瑞生》亦跟风而出，据该片编剧、著名影人杨小仲先生回忆：“自从《阎瑞生》上演得到空前盛况，在一般资产阶级的心目之中，均认为电影事业的前途大有可为，就崛起了一些新兴的影片公司。”
　　尽管电影《阎瑞生》的拷贝、剧本、剧照资料等皆已无存，但它仍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花国总理”遇上阎瑞生

　　1920年6月17日，《申报》第11版连发《女尸验系勒毙》《妓女失踪之请缉》两文，次日确认死者为妓女王莲英。
　　据美国学者贺萧钩沉考证，王莲英生父是杭州旗人，早逝，母董氏再嫁开茶馆的王长发。1916年，因生计艰难，王莲英从女校辍学，到上海当了妓女。“她个性比较强，但是据说对母亲百般耐心，谁要是对那爱管闲事的老太太（指王母）态度坏一点，她就会动气”。
　　1917年，上海娱乐中心“新世界”办“花国竞选”，得“总统”一人、“副总统”二人和“总理”一人，王莲英得票1.8万余张，排名第四，“被称为‘第一任花国总理’也，芳名久着，一般走马妆台者多为之颠倒”。
　　1919年，王莲英与客人杨习粫交往，产下一女，孩子满月后，她重操旧业，不到一年便遇害。
　　杀人案主谋是阎瑞生，据《申报》介绍，阎瑞生16岁入震旦学院（1928年后改称震旦大学，我国第一所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学校），20岁毕业，又在北京交通部训练学校机械科学习1年，通英语和法语。其父早亡，他少年好赌，震旦大学是教会大学，阎却“于晚间休课时，与三五同学，同居寝室，掷骰以博胜负”。
　　毕业后，阎瑞生在良济公司执业18个月，后到香港工作半年。回上海后，任中法矿物公司技师钟大明的翻译。10个月后，“继充法租界电车公司买办室之写字”，1920年1月离职。
　　阎瑞生有家室，“阎之发妻，系娶自朱家角某姓家女，夫妇极不融洽，其妻早返母家”。

给大学同学下了个套

　　1919年8月起，阎瑞生与妓女题红馆往来，“迨至阴历四月中旬，自思端节将近，届时应付之账项共需六百余元，无处挪借。至四月十九日，适值江湾赛马之期，乃托词向题红馆借得钻戒一枚，质洋六百元，持赴江湾跑马场买马票，冀赢得巨款以度节关。讵知结果一票未中，六百元全数尽去。当其托词向题红馆借用钻戒时，曾许以四点钟后即归还，至是，则不得不从速筹款为之赎出，而劫财害命之念遂起”。
　　阎瑞生原本想劫的是名妓林黛玉（原名不详，或称为陆金宝），她被《官场现形记》作者李宝嘉列为花界“四大金刚”之一，与阎交往多年。6月9日晚阎约她出来，她恰有堂差，不能前往。阎只好转约王莲英。
　　王莲英“素爱装饰”，“时常插带贵重饰物”，“有四五千金”，阎瑞生以“行香”为名将王约出。
　　“行香”即乘小轿车去郊外兜风，当时轿车属稀罕物，有诱惑力。
　　小轿车是阎瑞生找大学同学朱稚嘉借的，朱稚嘉是上海工商界领袖朱葆三的五儿子，人称朱老五。朱葆三豪富仗义，上海法租界曾将一条马路命名为朱葆三路。
　　阎瑞生后来交代说：“我在上海所交阔少甚多，如向他处借汽车，也可以借得来的……因本年三月间，我由友人介绍觅得太古公司某轮船买办事，需保证金五千两。我托朱氏兄弟代为设法，均不允。我因此不免含恨，故借朱之汽车做这案子。我事后逃走，事主必牵连到朱的身上，因此可以泄我之忿。”

居然有人为阎瑞生抱屈

　　阎瑞生从黄德昌茶叶店拉来吴春芳、方日珊二人做帮手，许诺平分劫财。
　　三人将王莲英拉到郊外后，用“哥罗芳”（即氯仿，麻醉剂）将王迷倒，再将其勒毙，抛尸于麦田。第二天，阎瑞生约见吴春芳等二人，要深埋尸体，以防村民发现，二人口头答应，却怕冤魂缠身，未执行。
　　阎瑞生选择对妓女下手，赖因时代变化，妓女社会地位空前低下，当时报纸常有妓女被劫杀的新闻，大多不了了之。阎瑞生伏法后，军阀曹锟的亲信李彦青还惋惜道：“妓女乃下贱之人，杀伤几个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上海一个妓女莲英竟让一个受过教育的阎瑞生枪毙，这是最没有道理的事。”
　　朱家后人说：“（当时警方）别的证据没有，就是那一部汽车的牌照……对了一下号码，发现是我们家的，包打听就到我们家里来了。”经讯问，警方将嫌疑人锁定为阎瑞生。
　　阎瑞生从报纸上看到王莲英尸体被发现，且转卖劫来的珠宝時被朱稚嘉撞见，便夜间雇小船潜逃，被邻居举报，缉私营开船追赶，阎只好跳入水中逃逸，最终在徐州火车站落网。
　　经法庭审理，阎瑞生、吴春芳被判死刑，方日珊未被抓捕归案。
　　1920年11月24日，《申报》第10版专文描写了枪决现场，称：“时头门外北来之妓女与阎之友人，均乘汽车而来观执行者，有数十辆，均随往龙华大操场观看。”“闻观者之中，有一女子年约二九，于执行后乘汽车回至龙华桥相近，大哭不止。有人传说即系题红馆。”

街头巷尾传了二十多年

　　因“花国总理”与“洋行买办”两个热词，阎瑞生案引起社会巨大反响。
　　阎被枪决后，第三天大世界和笑舞台便推出海派京剧《莲英劫》和文明戏《莲英被难记》。著名电影导演程步高先生回忆说：“新舞台夏氏兄弟素有经验，《黑籍冤魂》成功在前，《阎瑞生》必轰动于后，良机莫失，首先发动，漏夜赶编时事新剧。连台好戏，捷足先登，提前公演，独占鳌头，其盛况又是空前，半年不衰。” 　　1921年3月1日，新舞台又推出连台本戏《阎瑞生》，广告称：“内中有大水景，大梦景，新一品香，百多洋行，会乐里妓院，九音连弹，许多汽车、马车兜圈子，真马上台，真船上台，当场泅水。”其中“阎瑞生做事错又错，尊一声父老子弟先生同胞，大家细听我把话来说……奉劝少年的同胞你们休学我，到阴曹见那祖先，我有何面目”的唱段脍炙人口，被唱片公司录制发行，连孟小冬都演过此剧。
　　1921年2月，新舞台曾推出萧伯纳名剧《华伦夫人之职业》，遭遇票房惨败，《阎瑞生》成了“留住观众，挽回经济损失的无奈之举”。
　　学者何其亮指出，“上海当时几乎每个剧场、娱乐中心、草台班子都在搬演此案”，甚至街头卖栗子的小贩也播放“阎戏”中的唱段招徕顾客。
　　“阎戏”风靡，相关书籍的出版亦紧跟其后，《莲英被害记》《莲英惨史》《阎瑞生秘史》等纷纷出版，贺萧说：“她（指王莲英）的事情在街头巷尾传了二十多年。”

为“真实”竟上刑场

　　1921年4月，《申报》发布广告：“阎瑞生谋害莲英案喧传社会，无人不知，现闻由中国影戏研究社将全案事实编为影戏……全片制成共费五万元，长约万余尺，不日即可出演，届时必可哄动一时也。又该社以外人影片所摄中国人，均囚首鹄面极形不堪，殊有玷国体，兹拟多摄有价值之影片输往外洋，以介绍我国人真面目云。”此文宣告电影也加入“阎案”狂欢中。
　　电影的发起者是陈寿芝、施彬元、邵鹏、徐欣夫、顾肯夫、陆洁等，前4人都在洋行供职，顾肯夫、陆洁则是超级影迷，他们在1920年创立中国影戏研究会（后改名中国影戏研究社），并于1921年4月出版中国第一本电影杂志《影戏杂志》。
　　为拍电影，陈寿芝等人找到商务印书馆活动影片部。该部建于1920年，是当时不多的、有能力拍电影的机构。
　　《阎瑞生》编剧为杨小仲，杨于1916年入商务印书馆补习学校半工半读，1918年正式入职。导演是商务出版社的任彭年。陈寿芝扮阎瑞生，二人本是好友，面貌、动作相像。
　　影片强调真实，均取案发实景，为拍“枪毙”一场，竟“要求淞沪护军使署，请仍派出如前次执行枪毙时之军队，押送该二犯前赴龙华操场……站齐队伍如法开枪，惟除去子弹，其余情形竟与当时无异”。
　　不过这可能是噱头，以吸引在场市民去影院大屏幕上找自己的形象。

阎瑞生也是影迷

　　1921年7月1日，《阎瑞生》公映，票价为1元和1.5元，“未至开映时间，包厢已预订一空，池座亦满”。
　　此前中国电影仅长十几分钟，《阎瑞生》却长达100分钟，连映两周，票房赢利4000余元。
　　1920年后，上海“将近一百五十家交易所和数不清的信托公司相机成立”。1921年，上海所有银行资金为7500万元，被套在交易所的投资额却达1.63亿元，远超银行储备。资本急于寻找出口，电影《阎瑞生》的成功带起了一个投资电影热。
　　《阎瑞生》标榜真实，但据媒体批评，瑕疵甚多，甚至扮演王莲英母亲的“似系一男社员，表情虽属不差，而形容服饰望而知其为假，且时暗露笑容，谅扮演时亦自忍俊不禁”。
　　1922年，明星公司又以张欣生弑父案为题材，拍摄《报应昭彰》，“连日售座异常拥挤，后至者俱纷纷退回”，一周票房即达6683元。有人上书教育部，称：“近日电影片中于诲淫诲盗外，罪尤加等者有二，一為阎瑞生影片，一为张欣生影片……写者必欲取穷凶极恶，描写尽致，宣扬其姓名，流传于世界，此尤不可忍矣。”
　　电影《阎瑞生》格调不高，但它展现出了电影的商业价值，并培养出任彭年、杨小仲、陈寿芝、王彩云等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批电影人。其实阎瑞生也是影迷，在法庭上曾“供认谋杀情况，都从美国侦探片看来的”。
　　王莲英刚去世时，她的意中人杨习粫曾“日夜登台自己作自己”“伤心人现身说真情”，但9年后，据《申报》报道，直到那时，王莲英尸体仍未安葬。
　　〔本刊责任编辑 钱璐璐〕
　　〔原载《北京晚报》2017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