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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义帜在武昌城头树起，清廷的龙旗在硝烟中倒下，远在岭南的广西梧州城内，风声鹤唳，革命党人与商会人士获悉从香港、广州传来这一“改朝换代”的消息，遂聚众手持炸弹冲进官府衙门，敦促梧州的官员脱离清廷，并果断召开群众大会，通电起义。梧州成为广西的“首义之城”。
拂去历史的尘埃，回首百年前的广西东大门——商埠梧州城的激荡风云，追寻那一个个远去的历史背影，便不难发现，广西的辛亥义举首先在梧州发起，绝非偶然，其中有着深刻的经济、历史、文化成因。
桂商在梧州发源、发育的历史，梧州的工商业文化氛围，对民主革命活动在梧州活跃开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与联系，“百年商埠”的经济、文化、政治环境，对于梧州辛亥革命活动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桂商孕育于梧州，
是广西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
梧州自古以来便是广西的商业重镇。梧州人经商的历史有2000年以上，梧州城从诞生之日，便有商品贸易，孕育了广西最早的商人阶层。
秦汉时期，当岭南许多地区仍是蛮荒之地时，梧州已成为岭南的水运枢纽，建成广西最早的城池。秦始皇开凿灵渠之后，当时苍梧郡（今梧州）的人民便通过桂江、灵渠、湘江一线的水上通道，吸收中原的先进文化与生产技术，促进了梧州以及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汉代的300多年间，汉王朝设交趾刺史部于梧州，辖岭南九郡，梧州遂成为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汉武帝派出船队从合浦出航，满载丝绸等到东南亚、中亚各国交易，购回明珠、琉璃、奇石、异物等，这些由合浦进口的商品，循南流江、北流河至梧州，然后经桂江、灵渠通道远销中原。同时中原的物资也经此路径运销海外。作为珠江流域内河水路交通枢纽的梧州，属于我国最古老的贸易港口之一，各地乃至国内外商贾云集、货物汇聚之地，海陆丝绸之路的交汇之城。自唐至宋，梧州一直为繁荣的岭南商埠。
入宋以后，由于商品贸易活动频繁，商品销售量增加，需要支付的钱币也大增。宋朝政府在梧州设监铸钱，梧州的钱监称“元丰监”，是北宋时“六大钱监”之一。
明清两代，通过市场贸易，梧州这一内河港埠城市起到了桂东南地区经济和商品流通中心的作用，为近代梧州发展成为广西主要的对外经济贸易港口奠定了基础。
1897年2月，英国迫使清政府订立有关英国在南方几省利益的协约，其中《续议缅甸条约附款》规定：将梧州府辟为通商口岸。
梧州开埠通商后，广东商人与外国商人纷纷来梧州投资，开商行、办工厂。1902年后，梧州先后兴建了缫丝厂、机器厂、炼锑厂、纺织厂、工艺厂和制造厂，这是广西最早的工业。同时开办了广西最早的电讯局，开设电话、电报业务。
梧州开埠通商，商贸业、经纪业、金融业、航运业、近代工业同时崛起，出现了广西最大的、最为集中的商人阶层。清末民初的梧州出现了梁颂唐、吕辑堂、黄泰初、陈泰记四大富商。其中梁颂唐身家约300万银圆，属广西首富、最大的资本家。
桂商真正成为了一个社会阶层，一股社会势力，广西的资产阶级首先在梧州产生并登上历史舞台。
桂商之文化特质，
在梧州辛亥革命中得以体现
桂商主要在西江水系做生意，与粤商、粤人打交道，或其祖辈本来便是粤人，有着水上文化的特质，他们视野开阔，放眼海外，善于把握机遇，敢于冒险，精明精细，工于贸易，勇于参与市场竞争，使广西在近代能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迅速改变广西延续千年的落后面貌。
从辛亥年间的表现看，桂商具有擅长外向型贸易，富于冒险精神、团体精神等文化特点。
一、从事跨省与跨国贸易，具有鲜明的外向型特征。
广西的地理位置独特，处于西南腹地和粤港澳沿海地区的结合部，上接云贵川，下联粤港澳，得天独厚地扮演了东承西联、上引下联的角色，桂商的贸易活动自然具有跨省的流动性。桂商的生意是“大进大出”的大宗交易，他们依托跨省、跨国的地域市场，建立起广西的工商经济体系。
桂商从事进出口贸易的通道：一是沿西江水道，直通粤港澳，再转运海外；二是从合浦、钦州、北海出海，往穗港与东南亚各国。
这样一个商路，体现了桂商接受粤港经济辐射的历史进程与历史连贯性。这样的经济格局，至今仍在延续和衔接，并富有启迪意义。
二、桂商富有冒险精神，无畏于市场竞争。
桂商崛起的年代，正是战乱的中国。清末民初的战乱、“改朝换代”的风波、列强入侵的炮火硝烟，竟为桂商提供了难得的商机，这是一个奇特之现象。
桂商的血统本来就有涉险精神，早在汉代，先辈们就已开辟海上“丝绸之路”，远涉重洋，把生意做到印度、阿拉伯地区，在南亚、东亚、非洲，都有桂商的足迹。合浦在汉代便是对外的港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俗话说：“宁欺山，莫欺水。”而桂商则敢于“欺水”，更善于“亲水”，他们是龙母的子孙，信奉“水为财”；他们敢于驾驭风浪，涉大江，渡重洋，具有世界眼光与胸襟，敢于拥抱海外文化、海外文明。如此文化性格，使桂商敢于参与市场竞争，敢于与列强竞争，敢于与外商竞争，在与外商的商战中建立了广西最早的工商业、现代航运业。
1897年梧州开埠后，外国取得梧州的海关权与西江航运权，大批的外国商船随即闯入梧州。外国轮船垄断了梧州的航运业。
1908年，梧州的华商集资成立梧州第一家华资轮船企业——梧州航业有限公司（又名西江航业有限公司），喊出了“中国人乘中国船，中国货搭中国船”的口号，公司分别经营梧港线、梧穗线之客货运输。此举打破了外国垄断梧州航运业之局面，受到客商的欢迎。之后，公司又扩大经营范围，经营梧邕线。
通过商战，梧州商人从市场惯例、交易方式和竞争意识等方面，开始突破传统市场经营理念，参与洋行煤油、烟草等商品的推销，各地土特产收购网络的建立、轮船的招投标、商品拍卖和金融市场的国际汇兑业务等，逐渐与国际市场接轨。
尽管从清末以来广西会党起义与军阀战争接连不断，但梧州的埠际贸易额数量依然相当可观，形成了经纪业、银钱业、百货业、鸦片业、花纱业、轮渡业、盐业、饮食业、运销滇黔杂货业、华洋匹头业、西江电船业、染布业、油米业、土制煤油业、药业等几十个行业，反映出梧州商业分工的细密和市场经营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三、桂商富有群体性、组织性，形成社团、会馆、会党、商团等组织，从事经营与社会活动。
桂商中没有出现胡雪岩、伍秉鉴式的商业巨人，盖因广西的社会经济与江浙、广东相比，仍属于后发展地区，社会生产力落后，仍需长期接受粤港、穗港的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然桂商以中小商人众多，善于“抱团取暖”，组成商会、会馆，以维护自身权益，以适应市场竞争。建立会馆、商会，主要是为了保证商人的贸易活动能正常有序地进行，防止无序竞争而扰乱市场。
苍梧县龙圩镇早在清康熙以前便建有粤东会馆，保存至今。近代以来，梧州及西江流域各地的商业贸易日益频繁活跃，商人的会馆也在不断增多，不断扩展。广西沿江、沿海以及内陆山区的各城镇，几乎都有会馆。
商人们按各自所经营的行业建立商会，各商会基本上由同业人员所构成，商人可通过商会来解决商务活动中的问题。
梧州商人在1906年倡议建立商会，并制定商会章程。1907年正式成立商务总会。这是广西最早成立的新式社会经济组织。
这些商会、会馆组织，体现了明清时期以长途贩运为主导的传统商业经济发展的格局，形成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并发展成为文化传播的据点，政治力量角逐的支点。于辛亥年间，成为了同盟会活动的联络点，传播革命进步思想的阵地。
桂商的合法斗争，
推动梧州辛亥革命
百年前的梧州，政治上开明、经济上开放的文化环境，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活动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地理上又毗邻粤港澳，信息畅通，联系便利，革命党人在梧州活动活跃；梧州工商业文化环境，为当时梧州首先响应辛亥革命起义提供了可能。
随着梧州工商业的发展，广西的资产阶级在梧州率先产生。梧州资本家的人数、资本均为广西之冠。梧州的资产阶级以中小业主最多，迫切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希望改变封建帝制与外商倾销、丧权辱国的局面，与清廷的封建统治不断产生冲突，进行斗争。
1904年，梧州商人举行罢市，反对统捐，要求减少捐税，撤换知府程道源。
1908年，梧州商界创办西江航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英商争夺西江航运权，呼吁“中国人乘中国船!”
1911年7月，梧州商界发出通电，反对清廷以铁路国有为名，收回民办粤汉、川汉铁路，转资外国。是为“护路运动”。
这些斗争行为，标志着梧州的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广西辛亥革命的先声，为梧州在两广率先独立奠定了社会基础。
武昌起义前夕，孙中山派遣大批同盟会会员进入广西。1911年4月初，孙中山在日本派遣刘崛（广西容县人）潜回梧州，设同盟会广西分会，刘崛任会长兼主盟人，徐志翔任秘书，主要成员有区笠翁、甘日三、蒙经等30多人。梧州一度成为广西革命的中心。
10月30日，在梧州的同盟会广西分会接到香港同盟会发来“京陷帝崩”的电报，立即在梧州的进步报纸《广西日报》、《梧江日报》上同时刊出号外。梧州全城为之震动，市民奔走相告，欣喜若狂，鸣放鞭炮，以示庆贺。
10月31日上午，区笠翁、甘日三等人以同盟会广西分会名义，果断地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独立。当天下午，他们又召开各界代表大会，一致通过梧州在广西首先独立，成立梧州军政分府。会后，全城商铺遍插白旗，上书“梧州反清独立”，街上张灯结彩，燃放鞭炮达2小时之久。市民纷纷剪辫，以庆贺新生。梧州成为广西第一个宣布响应辛亥革命起义、反清独立的城市。
随后，梧州商会又出面反复与广东胡汉民的督军府沟通，妥善处理好广东民军在梧州遭受伏击的事件，取得谅解，达成抚恤协议，使梧州避免一场兵火之灾。在梧州独立后这一段时期，基本是梧州的商会及其民团武装维护着全市地方治安，保一方平安。
百年商埠之百年风云、百年沧桑，给予我们许多感悟，许多启迪。桂商的成长历史、梧州百年商埠的兴衰史，对于我们今天的发展仍有着启迪意义。历史的脉络会昭示我们未来发展的思路与前行的轨迹，坚定我们发展的信心，明确今后奋斗的方向。文
拂去历史的尘埃，回首百年前的广西东大门——商埠梧州城的激荡风云，追寻那一个个远去的历史背影，便不难发现，广西的辛亥义举首先在梧州发起，绝非偶然，其中有着深刻的经济、历史、文化成因。
桂商在梧州发源、发育的历史，梧州的工商业文化氛围，对民主革命活动在梧州活跃开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与联系，“百年商埠”的经济、文化、政治环境，对于梧州辛亥革命活动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桂商孕育于梧州，
是广西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
梧州自古以来便是广西的商业重镇。梧州人经商的历史有2000年以上，梧州城从诞生之日，便有商品贸易，孕育了广西最早的商人阶层。
秦汉时期，当岭南许多地区仍是蛮荒之地时，梧州已成为岭南的水运枢纽，建成广西最早的城池。秦始皇开凿灵渠之后，当时苍梧郡（今梧州）的人民便通过桂江、灵渠、湘江一线的水上通道，吸收中原的先进文化与生产技术，促进了梧州以及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汉代的300多年间，汉王朝设交趾刺史部于梧州，辖岭南九郡，梧州遂成为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汉武帝派出船队从合浦出航，满载丝绸等到东南亚、中亚各国交易，购回明珠、琉璃、奇石、异物等，这些由合浦进口的商品，循南流江、北流河至梧州，然后经桂江、灵渠通道远销中原。同时中原的物资也经此路径运销海外。作为珠江流域内河水路交通枢纽的梧州，属于我国最古老的贸易港口之一，各地乃至国内外商贾云集、货物汇聚之地，海陆丝绸之路的交汇之城。自唐至宋，梧州一直为繁荣的岭南商埠。
入宋以后，由于商品贸易活动频繁，商品销售量增加，需要支付的钱币也大增。宋朝政府在梧州设监铸钱，梧州的钱监称“元丰监”，是北宋时“六大钱监”之一。
明清两代，通过市场贸易，梧州这一内河港埠城市起到了桂东南地区经济和商品流通中心的作用，为近代梧州发展成为广西主要的对外经济贸易港口奠定了基础。
1897年2月，英国迫使清政府订立有关英国在南方几省利益的协约，其中《续议缅甸条约附款》规定：将梧州府辟为通商口岸。
梧州开埠通商后，广东商人与外国商人纷纷来梧州投资，开商行、办工厂。1902年后，梧州先后兴建了缫丝厂、机器厂、炼锑厂、纺织厂、工艺厂和制造厂，这是广西最早的工业。同时开办了广西最早的电讯局，开设电话、电报业务。
梧州开埠通商，商贸业、经纪业、金融业、航运业、近代工业同时崛起，出现了广西最大的、最为集中的商人阶层。清末民初的梧州出现了梁颂唐、吕辑堂、黄泰初、陈泰记四大富商。其中梁颂唐身家约300万银圆，属广西首富、最大的资本家。
桂商真正成为了一个社会阶层，一股社会势力，广西的资产阶级首先在梧州产生并登上历史舞台。
桂商之文化特质，
在梧州辛亥革命中得以体现
桂商主要在西江水系做生意，与粤商、粤人打交道，或其祖辈本来便是粤人，有着水上文化的特质，他们视野开阔，放眼海外，善于把握机遇，敢于冒险，精明精细，工于贸易，勇于参与市场竞争，使广西在近代能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迅速改变广西延续千年的落后面貌。
从辛亥年间的表现看，桂商具有擅长外向型贸易，富于冒险精神、团体精神等文化特点。
一、从事跨省与跨国贸易，具有鲜明的外向型特征。
广西的地理位置独特，处于西南腹地和粤港澳沿海地区的结合部，上接云贵川，下联粤港澳，得天独厚地扮演了东承西联、上引下联的角色，桂商的贸易活动自然具有跨省的流动性。桂商的生意是“大进大出”的大宗交易，他们依托跨省、跨国的地域市场，建立起广西的工商经济体系。
桂商从事进出口贸易的通道：一是沿西江水道，直通粤港澳，再转运海外；二是从合浦、钦州、北海出海，往穗港与东南亚各国。
这样一个商路，体现了桂商接受粤港经济辐射的历史进程与历史连贯性。这样的经济格局，至今仍在延续和衔接，并富有启迪意义。
二、桂商富有冒险精神，无畏于市场竞争。
桂商崛起的年代，正是战乱的中国。清末民初的战乱、“改朝换代”的风波、列强入侵的炮火硝烟，竟为桂商提供了难得的商机，这是一个奇特之现象。
桂商的血统本来就有涉险精神，早在汉代，先辈们就已开辟海上“丝绸之路”，远涉重洋，把生意做到印度、阿拉伯地区，在南亚、东亚、非洲，都有桂商的足迹。合浦在汉代便是对外的港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俗话说：“宁欺山，莫欺水。”而桂商则敢于“欺水”，更善于“亲水”，他们是龙母的子孙，信奉“水为财”；他们敢于驾驭风浪，涉大江，渡重洋，具有世界眼光与胸襟，敢于拥抱海外文化、海外文明。如此文化性格，使桂商敢于参与市场竞争，敢于与列强竞争，敢于与外商竞争，在与外商的商战中建立了广西最早的工商业、现代航运业。
1897年梧州开埠后，外国取得梧州的海关权与西江航运权，大批的外国商船随即闯入梧州。外国轮船垄断了梧州的航运业。
1908年，梧州的华商集资成立梧州第一家华资轮船企业——梧州航业有限公司（又名西江航业有限公司），喊出了“中国人乘中国船，中国货搭中国船”的口号，公司分别经营梧港线、梧穗线之客货运输。此举打破了外国垄断梧州航运业之局面，受到客商的欢迎。之后，公司又扩大经营范围，经营梧邕线。
通过商战，梧州商人从市场惯例、交易方式和竞争意识等方面，开始突破传统市场经营理念，参与洋行煤油、烟草等商品的推销，各地土特产收购网络的建立、轮船的招投标、商品拍卖和金融市场的国际汇兑业务等，逐渐与国际市场接轨。
尽管从清末以来广西会党起义与军阀战争接连不断，但梧州的埠际贸易额数量依然相当可观，形成了经纪业、银钱业、百货业、鸦片业、花纱业、轮渡业、盐业、饮食业、运销滇黔杂货业、华洋匹头业、西江电船业、染布业、油米业、土制煤油业、药业等几十个行业，反映出梧州商业分工的细密和市场经营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三、桂商富有群体性、组织性，形成社团、会馆、会党、商团等组织，从事经营与社会活动。
桂商中没有出现胡雪岩、伍秉鉴式的商业巨人，盖因广西的社会经济与江浙、广东相比，仍属于后发展地区，社会生产力落后，仍需长期接受粤港、穗港的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然桂商以中小商人众多，善于“抱团取暖”，组成商会、会馆，以维护自身权益，以适应市场竞争。建立会馆、商会，主要是为了保证商人的贸易活动能正常有序地进行，防止无序竞争而扰乱市场。
苍梧县龙圩镇早在清康熙以前便建有粤东会馆，保存至今。近代以来，梧州及西江流域各地的商业贸易日益频繁活跃，商人的会馆也在不断增多，不断扩展。广西沿江、沿海以及内陆山区的各城镇，几乎都有会馆。
商人们按各自所经营的行业建立商会，各商会基本上由同业人员所构成，商人可通过商会来解决商务活动中的问题。
梧州商人在1906年倡议建立商会，并制定商会章程。1907年正式成立商务总会。这是广西最早成立的新式社会经济组织。
这些商会、会馆组织，体现了明清时期以长途贩运为主导的传统商业经济发展的格局，形成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并发展成为文化传播的据点，政治力量角逐的支点。于辛亥年间，成为了同盟会活动的联络点，传播革命进步思想的阵地。
桂商的合法斗争，
推动梧州辛亥革命
百年前的梧州，政治上开明、经济上开放的文化环境，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活动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地理上又毗邻粤港澳，信息畅通，联系便利，革命党人在梧州活动活跃；梧州工商业文化环境，为当时梧州首先响应辛亥革命起义提供了可能。
随着梧州工商业的发展，广西的资产阶级在梧州率先产生。梧州资本家的人数、资本均为广西之冠。梧州的资产阶级以中小业主最多，迫切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希望改变封建帝制与外商倾销、丧权辱国的局面，与清廷的封建统治不断产生冲突，进行斗争。
1904年，梧州商人举行罢市，反对统捐，要求减少捐税，撤换知府程道源。
1908年，梧州商界创办西江航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英商争夺西江航运权，呼吁“中国人乘中国船!”
1911年7月，梧州商界发出通电，反对清廷以铁路国有为名，收回民办粤汉、川汉铁路，转资外国。是为“护路运动”。
这些斗争行为，标志着梧州的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广西辛亥革命的先声，为梧州在两广率先独立奠定了社会基础。
武昌起义前夕，孙中山派遣大批同盟会会员进入广西。1911年4月初，孙中山在日本派遣刘崛（广西容县人）潜回梧州，设同盟会广西分会，刘崛任会长兼主盟人，徐志翔任秘书，主要成员有区笠翁、甘日三、蒙经等30多人。梧州一度成为广西革命的中心。
10月30日，在梧州的同盟会广西分会接到香港同盟会发来“京陷帝崩”的电报，立即在梧州的进步报纸《广西日报》、《梧江日报》上同时刊出号外。梧州全城为之震动，市民奔走相告，欣喜若狂，鸣放鞭炮，以示庆贺。
10月31日上午，区笠翁、甘日三等人以同盟会广西分会名义，果断地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独立。当天下午，他们又召开各界代表大会，一致通过梧州在广西首先独立，成立梧州军政分府。会后，全城商铺遍插白旗，上书“梧州反清独立”，街上张灯结彩，燃放鞭炮达2小时之久。市民纷纷剪辫，以庆贺新生。梧州成为广西第一个宣布响应辛亥革命起义、反清独立的城市。
随后，梧州商会又出面反复与广东胡汉民的督军府沟通，妥善处理好广东民军在梧州遭受伏击的事件，取得谅解，达成抚恤协议，使梧州避免一场兵火之灾。在梧州独立后这一段时期，基本是梧州的商会及其民团武装维护着全市地方治安，保一方平安。
百年商埠之百年风云、百年沧桑，给予我们许多感悟，许多启迪。桂商的成长历史、梧州百年商埠的兴衰史，对于我们今天的发展仍有着启迪意义。历史的脉络会昭示我们未来发展的思路与前行的轨迹，坚定我们发展的信心，明确今后奋斗的方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