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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关于科技平台,我们有着太多的困惑与难题。而那些现实困境及基于人的作为不够甚至不作为而导致阻滞是那么地令人窝火。
对于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连同其衍生的行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与区域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本文统统简称为“科技平台”),我的笛卡尔式怀疑主义主要有以下三点重要疑虑
第一,公共平台如何保证其服务的公共性?有最佳机制吗?又是否有效果差异的模式呢?
第二,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的产业以及产业集群来说,一些普及性的、应用型(大多平台均属于应用型的科技开发服务)的科技创新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比如纺织服装业,我们绝大多数的企业处于低价值的中间环节,在这些价值环节进行那一点点进步性的科技创新是否只是隔靴搔痒,并不能对产业与产业集群的发展带来太多的惊喜?
第三,如果科技平台有其产业服务价值,那么,这样的平台如何长治久安、发挥出长效效应'
回答好这三个问题,就能相对完美地解释好关于科技平台的价值。
不过,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科技平台的含义。
国家队是真正的条件平台
2004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科技部、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等四部委联合制订的《2004-2010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
那么,平台在国家科技工作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这要从中国的整体科技工作中去理解,不妨自国家科技计划体系中管窥之。
中国的科技计划主要包括:基础研究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政策引导类计划等。
基础研究计划: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前者主要支持自由探索性基础研究,后者则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以重大公益技术及产业共性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示范为重点,结合重大工程建设和重大装备开发,加强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重点解决涉及全局性、跨行业、跨地区的重大技术问题,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技术,突破瓶颈制约,提升产业竞争力,为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支撑。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原来的863计划,着力于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
政策引导类计划:更加重视产业化,包括我们熟知的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呢?平台官方网站如是说,其对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进行的战略重组和系统优化,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利用,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从科技部的意图来看,平台建设致力于将原来部门分割、分散配置的科技资源进行系统梳理与更优化配置和综合利用,使之具有更多的服务产业、服务社会的价值体现。也就是说,平台首先是对现有资源的重新组合、是社会整体科技资源的集约化策略。即形成对其他科技计划及更广泛的科技创新行动的更大支撑,而非自己出手创造科技成果。
一位科技官员说,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科技资源缺乏又重复配置,创新载体各自为政、相对封闭运行,缺乏公共服务能力的问题。
从分管部门来说,平台由科技部条件财务司分管,而不是计划规划部门。由于统筹工作的需要,科技部和财政部整合了原来的“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专项经费”、“中央级科研院所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经费”、“科技文献信息专项经费”三个专项经费,统一用于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而科技部的筹备工作早在2002年的平台建设中就已设立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及数据库建设项目。这是为摸清家底,了解我国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的现状,为平台建设提供基础性依据,一年多的时间对全国近万家资源建设和保藏单位的科技资源情况进行的重点调查后,科技部2005年公示了研究实验基地和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自然科技资源、科学数据、科技文献、网络科技环境等五大类43个条件平台。
从这一批国家级平台来看,承担单位主要是清华大学等高校、中科院农科院等科研院所、以及气象海洋水利地质地震等政府各部门的科研机构。
看起来,国家队是真正的条件平台。不过,随着地方平台的申报,国家队的内涵也将得到扩展,向产业平台方向扩容。
地方实践突破条件平台原有定义
一些地方实践显然步调较快。尤其是长三角与广东等发达地区紧跟科技部步伐。
2004年底,浙江即启动了“省新药创制科技服务平台”和“省集成电路科技服务平台”两个行业创新平台建设试点工作。通过试点,浙江提出了通过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资源共享机制,搭建一批创新资源配置更优、联合创新能力更强、开放服务水平更高、具有良性自我发展机制的公共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行业创新平台和区域创新平台的总体方案。
这三类平台方案是对条件平台的创新发展。
2007年8月16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上海市促进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规定》,这是我国首部促进社会创新资源共享的地方性法规。
事实上,许多地方实践并非起始于科技部的这一条件平台的规划。比如走在前面的广东深圳市从2002年开始系统性地在地方优势传统产业内进行行业公共技术平台的试点建设,经过其后四年的建设已建成服装、家具、钟表、电子、材料、电气、节能、珠宝等八个行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共资助经费超过1亿元。
地方实践的结果是,突破了条件平台的原有定义,却又充分弘扬了集聚科技资源与倡导公共服务的的精神,而扩展至应用平台、产业平台。并且,由于省级科技部门拨款及地方政府资金配套的推动,这些平台不再仅仅是整合现有科技资源,而是纷纷升级或添置新的科技资源。“条件”一词得到了扩展。
科技平台建设的噪音
在泛平台建设上,我们看到听到的并非皆是谐音。一些不和谐之处也已显现。
噪音一 载体雷同
科技部的多个科技载体的协调问题:比如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与产业技术联盟的类似性。
去年,国家又推出了“国科发政[2009]269号”文件,由科学技术部、财政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开发银行联合推出《国家技术创新工程总体实施方案》,创新工程的任务头两条就是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和发展、建设和完善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然而,从文本内容来看,两者似乎没什么太大区别。联盟的组建、组织机构、经费管理、项目管理等内容均与条件平台类似。
而地方实践来看,一些联盟申报机构的理解也似乎和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差不了太多。浙江理工大学的一位副院长说了省里面的一项具体要求,“联盟成员10家以上”。这似乎在紧密型成员数量上比平台高出一筹。而我在一位地方政府官员办公室亲耳听到其对下属吩咐“根据市科技局的要求”还是把原来平台的各成员单位列入联盟组建申报内容。
而在关键的财政投入上,创新工程文件的“发挥财政科技投入的引导作用”内容中提到“调整科技支撑计划、863计划、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等相关计划(专项)的投入结构”。这就意味着还是一个蛋糕的不同切法。
这不由让人多少产生一丝雷同的感觉。
当然,联盟显得成员关系更紧密些,而许多平台的成员则有核心成员与联系成员的差别。然而这也是一个技术操作问题。比如一些长袖善舞的平台负责人也可以通过大量的项目实践强化原本看起来相对松散的成员关系。
噪音二 重复建设
科技平台自然属于科技部门的业务范畴。然而,科技本身又依附于产业需求。而现在,产业的行政管理部门是工业和信息化部。据了解,工信部也在推进有关行业平台的建设工作,并且要求现在科技部门发展的一些平台递交了材料。而发改委据称似乎也有类似动作。
尽管均有各自的理由,但还是难免陷入重复建设的境地。
噪音三 信息干扰
现在,其他各类组织也纷纷在占山为王似的跑马圈地。而一些利益机构也有获取这些或虚或实的荣誉的需要。
近来,浙江省嘉兴毛衫产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负责人卜掌浩计划去珠海的“中国时尚毛衫研发基地”去考察。与浙江省桐乡市濮院镇相比,贵为地级市的珠海其服装产业却体量甚小,更妄论于更狭窄的毛衫领域。不过,珠海却有一家号称中国最大的毛衫企业威丝曼。而“中国时尚毛衫研发基地”就设立在威丝曼企业中。这一基地名誉是一个行业组织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授予的。
然而,由基地名称可看出,其定位本意为公共科技服务平台,最后却依然成为一个封闭的平台。基地完全由一家企业所主导,整合的社会资源及其产生的价值也大多由企业内部所有。这一点对于企业来说自然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对于授牌机构的行业组织来说,行业的公共服务功能则无从谈起了。只能说为企业做了广告。
现在,许多企业的荣誉清单中列满了各式各样的牌匾。而这些荣誉的颁发者总是来自于不同的机构。而是否因“实至”而“名归”则难说了。事实上,很多协会组织颁发荣誉往往是一种沙龙性质的活动。但外界很难辨清这些荣誉的差异性,以致造成诸多的视听混淆与信息干扰。
对于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连同其衍生的行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与区域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本文统统简称为“科技平台”),我的笛卡尔式怀疑主义主要有以下三点重要疑虑
第一,公共平台如何保证其服务的公共性?有最佳机制吗?又是否有效果差异的模式呢?
第二,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的产业以及产业集群来说,一些普及性的、应用型(大多平台均属于应用型的科技开发服务)的科技创新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比如纺织服装业,我们绝大多数的企业处于低价值的中间环节,在这些价值环节进行那一点点进步性的科技创新是否只是隔靴搔痒,并不能对产业与产业集群的发展带来太多的惊喜?
第三,如果科技平台有其产业服务价值,那么,这样的平台如何长治久安、发挥出长效效应'
回答好这三个问题,就能相对完美地解释好关于科技平台的价值。
不过,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科技平台的含义。
国家队是真正的条件平台
2004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科技部、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等四部委联合制订的《2004-2010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
那么,平台在国家科技工作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这要从中国的整体科技工作中去理解,不妨自国家科技计划体系中管窥之。
中国的科技计划主要包括:基础研究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政策引导类计划等。
基础研究计划: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前者主要支持自由探索性基础研究,后者则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以重大公益技术及产业共性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示范为重点,结合重大工程建设和重大装备开发,加强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重点解决涉及全局性、跨行业、跨地区的重大技术问题,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技术,突破瓶颈制约,提升产业竞争力,为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支撑。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原来的863计划,着力于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
政策引导类计划:更加重视产业化,包括我们熟知的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呢?平台官方网站如是说,其对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进行的战略重组和系统优化,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利用,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从科技部的意图来看,平台建设致力于将原来部门分割、分散配置的科技资源进行系统梳理与更优化配置和综合利用,使之具有更多的服务产业、服务社会的价值体现。也就是说,平台首先是对现有资源的重新组合、是社会整体科技资源的集约化策略。即形成对其他科技计划及更广泛的科技创新行动的更大支撑,而非自己出手创造科技成果。
一位科技官员说,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科技资源缺乏又重复配置,创新载体各自为政、相对封闭运行,缺乏公共服务能力的问题。
从分管部门来说,平台由科技部条件财务司分管,而不是计划规划部门。由于统筹工作的需要,科技部和财政部整合了原来的“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专项经费”、“中央级科研院所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经费”、“科技文献信息专项经费”三个专项经费,统一用于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而科技部的筹备工作早在2002年的平台建设中就已设立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及数据库建设项目。这是为摸清家底,了解我国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的现状,为平台建设提供基础性依据,一年多的时间对全国近万家资源建设和保藏单位的科技资源情况进行的重点调查后,科技部2005年公示了研究实验基地和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自然科技资源、科学数据、科技文献、网络科技环境等五大类43个条件平台。
从这一批国家级平台来看,承担单位主要是清华大学等高校、中科院农科院等科研院所、以及气象海洋水利地质地震等政府各部门的科研机构。
看起来,国家队是真正的条件平台。不过,随着地方平台的申报,国家队的内涵也将得到扩展,向产业平台方向扩容。
地方实践突破条件平台原有定义
一些地方实践显然步调较快。尤其是长三角与广东等发达地区紧跟科技部步伐。
2004年底,浙江即启动了“省新药创制科技服务平台”和“省集成电路科技服务平台”两个行业创新平台建设试点工作。通过试点,浙江提出了通过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资源共享机制,搭建一批创新资源配置更优、联合创新能力更强、开放服务水平更高、具有良性自我发展机制的公共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行业创新平台和区域创新平台的总体方案。
这三类平台方案是对条件平台的创新发展。
2007年8月16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上海市促进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规定》,这是我国首部促进社会创新资源共享的地方性法规。
事实上,许多地方实践并非起始于科技部的这一条件平台的规划。比如走在前面的广东深圳市从2002年开始系统性地在地方优势传统产业内进行行业公共技术平台的试点建设,经过其后四年的建设已建成服装、家具、钟表、电子、材料、电气、节能、珠宝等八个行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共资助经费超过1亿元。
地方实践的结果是,突破了条件平台的原有定义,却又充分弘扬了集聚科技资源与倡导公共服务的的精神,而扩展至应用平台、产业平台。并且,由于省级科技部门拨款及地方政府资金配套的推动,这些平台不再仅仅是整合现有科技资源,而是纷纷升级或添置新的科技资源。“条件”一词得到了扩展。
科技平台建设的噪音
在泛平台建设上,我们看到听到的并非皆是谐音。一些不和谐之处也已显现。
噪音一 载体雷同
科技部的多个科技载体的协调问题:比如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与产业技术联盟的类似性。
去年,国家又推出了“国科发政[2009]269号”文件,由科学技术部、财政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开发银行联合推出《国家技术创新工程总体实施方案》,创新工程的任务头两条就是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和发展、建设和完善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然而,从文本内容来看,两者似乎没什么太大区别。联盟的组建、组织机构、经费管理、项目管理等内容均与条件平台类似。
而地方实践来看,一些联盟申报机构的理解也似乎和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差不了太多。浙江理工大学的一位副院长说了省里面的一项具体要求,“联盟成员10家以上”。这似乎在紧密型成员数量上比平台高出一筹。而我在一位地方政府官员办公室亲耳听到其对下属吩咐“根据市科技局的要求”还是把原来平台的各成员单位列入联盟组建申报内容。
而在关键的财政投入上,创新工程文件的“发挥财政科技投入的引导作用”内容中提到“调整科技支撑计划、863计划、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等相关计划(专项)的投入结构”。这就意味着还是一个蛋糕的不同切法。
这不由让人多少产生一丝雷同的感觉。
当然,联盟显得成员关系更紧密些,而许多平台的成员则有核心成员与联系成员的差别。然而这也是一个技术操作问题。比如一些长袖善舞的平台负责人也可以通过大量的项目实践强化原本看起来相对松散的成员关系。
噪音二 重复建设
科技平台自然属于科技部门的业务范畴。然而,科技本身又依附于产业需求。而现在,产业的行政管理部门是工业和信息化部。据了解,工信部也在推进有关行业平台的建设工作,并且要求现在科技部门发展的一些平台递交了材料。而发改委据称似乎也有类似动作。
尽管均有各自的理由,但还是难免陷入重复建设的境地。
噪音三 信息干扰
现在,其他各类组织也纷纷在占山为王似的跑马圈地。而一些利益机构也有获取这些或虚或实的荣誉的需要。
近来,浙江省嘉兴毛衫产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负责人卜掌浩计划去珠海的“中国时尚毛衫研发基地”去考察。与浙江省桐乡市濮院镇相比,贵为地级市的珠海其服装产业却体量甚小,更妄论于更狭窄的毛衫领域。不过,珠海却有一家号称中国最大的毛衫企业威丝曼。而“中国时尚毛衫研发基地”就设立在威丝曼企业中。这一基地名誉是一个行业组织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授予的。
然而,由基地名称可看出,其定位本意为公共科技服务平台,最后却依然成为一个封闭的平台。基地完全由一家企业所主导,整合的社会资源及其产生的价值也大多由企业内部所有。这一点对于企业来说自然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对于授牌机构的行业组织来说,行业的公共服务功能则无从谈起了。只能说为企业做了广告。
现在,许多企业的荣誉清单中列满了各式各样的牌匾。而这些荣誉的颁发者总是来自于不同的机构。而是否因“实至”而“名归”则难说了。事实上,很多协会组织颁发荣誉往往是一种沙龙性质的活动。但外界很难辨清这些荣誉的差异性,以致造成诸多的视听混淆与信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