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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后来又留系工作至今。我是在一种特殊境域中对《学术月刊》产生好感的。我出身于知识分子世家，报考哲学系则出自对文科的偏爱。当时我们班上绝大部分都是调干生，在年龄上我属于“小弟弟”。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大家都发愤学习，没有想到，第二年就赶上“反右”斗争。在一次讨论中，我发言认为胡风是文艺思想问题，不是反革命；加上在培养目标辩论中，我主张培养专家，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为此，我受到严厉的批判。只是因为班上已经揪出了三个“右派”分子，完成了指标，加上自己年龄小，我才逃过这一劫。但也因此陷入苦闷，并怀疑我对哲学——这一门倡导思考和辩论之学问——的选择是否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