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幽默的性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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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默:
   庄子散文的一大亮点
  
  郭沫若《十批判书》指出:荀子“以思想家而兼长文艺,在先秦诸子中与孟轲、庄周可以鼎足而三。”这是就三位哲人散文成就并驱而言的,其实他们的散文艺术却各有千秋。例如《荀子·君道》里,在论述符契契券之类的作用时说:“合符节,别契券者,所以为信也,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探筹投钩者,所以为公也;上好曲私,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偏。衡石称县者,所以为平也;上好倾覆,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险。斗斛敦概者,所以为啧也;上好贪利,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丰取刻与,以无度取于民。《孟子·滕文公》谈到治民必以分田制禄为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田不钧,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庄子· 胠箧》里说:“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以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三人所述,都是当时政治与人权的窘厄。造成这种状况的要害是“乘是”,“ 慢其经界”、“ 并与”。相形之下,庄子的“ 并与”更为超然远览,渊然深识。对“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社会现实也极尽揶揄之能事。
  说到荣辱,《孟子·尽心》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荀子·臣道》:“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庄子·列御寇》里,则用了“曹商使秦”这个寓言: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
  庄子就是这样的幽默,这样的不屑富贵。这个寓言虽然尖刻,却又非常深刻。心鹜富贵的人,须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就是贬损自己的尊严——无耻。在庄子看来,这是得不偿失。
  刘勰将孟子与荀子并列,称“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文心雕龙·诸子》),说到庄子,则曰“庄周述道从翱翔”。可见孟、荀风格较近,有别于庄。
  孟子与荀子的共同之处可概括为:他们的散文结构严谨,中心突出,有很强的论辩性;修辞手法丰富多采,多用对偶、排比、层递等,有深入浅出的功效;骈散结合,时加韵语,语句铿锵有力,和谐悠扬;长短句式巧妙相间,错落有致。
  庄子的散文,除了兼具以上特征外,还有强烈的个性——幽默。“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文心雕龙·情采》)所谓“用巧妙的言辞来描绘万事万物”,就包括寓言、重言、卮言以及幽默的成功运用。
  
  性格:
   幽默形成的心理因素
  
  《文心雕龙·风骨》:“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庄子文章的幽默风格,也是由于他的气质、个性和才气决定的。促成庄子幽默风格形成的主要性格因素如下。
  1.和谐处世
  幽默,有的人主张称为“诙谐”。诙谐可指语言艺术,也可指处事心理。此处是讲庄子的处事心理即创造幽默的笑感和笑觉,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庄子不愿投身于纷繁的人际交往中,于是他借幽默这一语言艺术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庄子性格具有多方面的特征,而从他与惠施的关系来看,却表现出厚道温和、宽大包容的一面。从《庄子》所载有关庄周交友情况看,惠施是他唯一有名有姓的朋友。惠施是庄子的主要论敌。庄子主要是在与惠施争辩讨论,在谁都想战胜对方的斗争中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惠施是名家代表人物,聪颖善辩,追名逐利,竞官争爵。庄子常同他辩论谈玄,激情风烈,两人始终未能达到“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境界。惠施甚至怀疑庄子欲夺其梁国的相位,接连三天三夜在全国搜捕庄子。《秋水》: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鵷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可当惠子死后,庄子悲思哀悯,痛切惋惜。在《天下》篇的末尾,我们听到“惜乎!惠施之才……悲夫”的慨叹;在《徐无鬼》里,还有一则感人至深的寓言: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这则寓言记述了匠石挥斧擦灰的绝技,赞扬高超的工匠与泥匠配合得浑然天成,可惜泥水匠死后,匠石无计可施。庄子以此深表自己对失掉思辩对手的沉痛哀悼,痛切之情,溢于言表!真正的幽默一定会表现出一种宽仁大度,卓绝出众的人物拥有幽默的才能,必然显示出自己的本性和人之常情。”②这就如《诗经·大雅·抑》所说:‘温温恭人,惟德之基。’”
  2.钟情宇宙
  《荀子·礼记》篇里有一段很生动的论述:
  凡生乎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越月逾时,则必反铅;过故乡,则必徘徊焉,鸣号焉,踯躅焉,踟蹰焉,然后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犹有啁噍之顷焉,然后能去之。故有血气之属莫知于人,故人之于其亲也,至死无穷。
  同一般的“有血气之属”相比,人是最有智慧的了,因而也应该最有“情”。《荀子·王制》也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个“贵”,也是贵在有“情”。然而《庄子·德充符》末尾一段,是有关人是否有“情”的辩论: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 ,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之形,予以坚白鸣!
  这一段是讲化除情绪的搅扰。惠子和庄子一问一答,其实他们所说的“情”不是一回事。“庄子用的是一种‘以理化情’的手法。以理化情的结果,是‘无情’却有情。《德充符》里,庄子与惠施就‘无情’的问题展开了辩论,其实他们所说的‘情’判如天壤。庄子对‘情’字赋予了特殊的哲学含义。庄子认为明镜止水般的心灵不应被以好恶为代表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感情所搅扰;因为心灵一旦被污染,就会丧失欣赏的功能和乐趣,便无法静观客观事物。因此,庄子的‘无情’是指‘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因自然’就是顺应而不违反自然。‘益生’就是违反自然的手段,过渡增加营养以延续生命,反而会损伤肌体缩短寿命。由此可见,不能把庄子的‘无情’理解为《齐物论》里‘吾丧我’时那种槁木死灰的境界,而是以超然的心态观照万物迁移时呈现出来的静态美与动态美。庄子的无情,实际上是有情而不被情欲所牵累。刘禹锡的名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一般修辞书上说‘晴’是双关;如果用道家的观点来分析,这个‘道’也可以分析为双关:因为‘道’和体道的圣人,都是‘无情还有情’③。”
  这段对话本身,就是利用对词义的不同理解而形成的幽默。
  庄子人格中具有强烈的追求自由的精神,追求人格的自由。追求精神的自由,既不为名利所限,也不为物质所限。“千金、重利、卿相、尊位”,对庄子来说都毫无价值,而且有害,累及人格的独立的精神自由。人与宇宙本为同体,随大自然的迁转运化,生命寄于永恒。《至乐》篇庄子与骷髅的谈话中得知:
  死,无君于上,无君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行,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膑蹙頞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庄子对于生命的来临与结束没有特别的好恶之情,对这两者都是顺之、任之。对于世人来说,前者就好接受,但是对后者却难以做到。唯有庄子对世情如此看透,看似无情,却包含一颗对生命最为关注的热心才能如此。庄子认为人本来就是与宇宙这一大生命相互包融的,人性本来就是至善至美天真烂漫的,人的生活也应该是自由自在轻松愉快的。他看整个宇宙都充满生命力,天地间的一草一木,一丘一川,甚至于一具骷髅都是有生命之物,庄子对他们都充满感情和同情。一般的幽默往往囿于人际互动的情态,庄子则不以人为中心,而是扩展到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大宇宙。
  3.安贫乐道
  庄子贫困一生,他不追慕富贵,这可能是其个性使然。《外物》篇中“庄子贷粟于监河侯”寓言讲述庄子家贫,生活困窘,向监河侯贷粟。不料监河侯却许诺得邑百金后再借与庄子,其实是变相拒绝。当权者对老百姓残酷冷漠而又悭吝的本性,高高在上的虚伪嘴脸显而易见。此则寓言中又套用寓言,庄子与鲋鱼的愤然对话,看似荒诞不羁,但足见庄子所代表的民众对当权者欺骗伎俩的醒悟和对其虚伪行径的不齿。贫困而不失高贵之心,愤怒却怀有潇洒之志,庄子可谓傲岸不群。具有相同意蕴的寓言还有《让王》篇中:
  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郑子阳即令官遗之粟。子列子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乐,今有饥色。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不受,岂不命邪!子列子笑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
  子列子虽穷,但他贫而不谄,贫贱骄人。当郑子阳令官遗之粟时,却被他拒绝了。对他来说贫而不失高洁之志才是他的追求。《寓言》篇中: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亲仕,三釜而心乐;后仕,三千锺而不洎亲,吾心悲。弟子问于仲尼曰:若参者,可谓无所县其罪乎?曰:既以县矣。夫无所县者,可以有哀乎?彼视三釜三千锺,如观鸟雀蚊虻相过乎前也。
  在庄子看来,人间的荣华富贵就好像鸟雀、蚊虻一样在眼前飞过。而在《让王》篇中的“回不愿仕”:
  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飦粥;郭内之田四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
  颜回喜欢过原始、质朴,远离“人之所伪”的生活,他的思想更接近庄子的“真”和“道”。他不随波逐流,能够保持其心灵的本真,这种追求从自我的观照出发,实在是一种脱却人生羁绊的自由超越。正如《让王》篇中所说:“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故许由娱于颖阳而共伯得志乎丘首。”
  4.淡泊名利
  庄子不慕权贵,无意在官场争逐求得一官半职。他鄙视那些追求权贵者。他用幽默的手法,以“虚己以游世”的态度对待人生。这在他的作品中曾多次出现。庄子的自然人本思想厌恶物欲横流的社会,将人的自然本性从伦理、政治的社会中划分出来。他们也曾出仕,而污浊的官场非但没有使他们的经世之志得以发挥,反而使他们的独立人格受到束缚。
  《列御寇》中的曹商使秦“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这真是可笑至极,隐含着作者对现实生活中阿谀奉承,献媚者的深恶痛绝。而在《秋水》中: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杆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在这里庄子宁可做一只拖着尾巴在泥潭上爬行的活龟,也不愿做摆设在庙堂之上让人尊贵的死骨,比喻“宁肯过艰苦却自由的生活,也不愿在朝廷做官而受种种束缚”并以此为由拒绝了楚王的迎聘。《列御寇》中“或聘于庄子”:
  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
  虽然在朝廷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但最终难逃任人宰割的下场。作者将深刻的社会内容寓于诙谐可笑的表现形式中,令人发噱。能够入朝为官,这在当时是许多人趋之若鹜的事,但庄子却拿大龟、牺牛与之对比,显得与现实极不合辙,然而却显现出庄子不慕功名利禄,傲岸不羁的性格魅力。他始终与统治者分庭抗礼,绝不媚颜屈卑,绝不同流合污,真正做到了“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缮性》)。
  5 .达观生死
  庄子的作品中充满了一种活跃的笑感笑觉。而笑感笑觉正是产生于对“人之常情”、“事之常理”的“悖反”之中。对这种“悖反”,采取金刚怒目式的态度,则笑感全无;采取“理解万岁”的态度,才能发现其可笑之处。《庄子》中关于“生老病死”的小故事,情节荒诞滑稽,但却至情至理。《至乐》: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笏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独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亲人死去,为其哀悼,本为人之常情,可是庄子却相反,对妻子之死不仅无动于衷,而且还“鼓盆而歌”,惠施责怪他太过分。庄子则认为人的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样,是一种必然的规律,没有必要去悲哀。死者已经安寝于天地之间,而生者还要哀嚎悲悼,岂不是太不通达生命之情了吗?可见庄子对死看得开,心怀坦荡。这种把死亡看成“气”的聚散过程的阶段,化解了人们对死亡的态度:“父亲于子,东西南北……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师》)对于生死,如同听从父母的命令一样,不敢有丝毫的违抗之意,而是惟命从之。深刻了解生死的本质,死亡乃是人回归到宇宙的真气之中。庄子把恋生畏死的人比为晋国的骊姬,未进晋国时,涕泣治襟,所以谁知道死了的人不后悔当初的求生呢?《列御寇》中: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槨,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如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 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于此,何其偏也。”
  可见庄子以超然的态度去迎接死亡。他的这种态度并没有像历史上许多愤世者那样与现实相抵,走向悲剧命运或自身的毁灭,而是坠入缥缈虚无的境地,从悲剧的起点走向喜剧的终点,正如许地山在《道教史》中所说:“庄子所求的是天然的生活,自任自适如不系之舟漂流于人生的大海上,是要在可悲的命运中愉快地渡过去。”这正是作者幽默的最终目的。
  庄子以幽默为武器对神巫进行嘲弄,这种嘲弄包含了先进、美好事物同落后、丑恶事物的冲突,体现了一定的社会意义。《应帝王》记载了列子之师壶子与郑国神巫季咸之间的一场生动有趣的斗法。歌颂了以正压邪,以先进战胜落后,闪现了庄子学说的战斗光辉。最后写列子由于此事更加尊敬老师,致力于学问,返璞归真,终成大器。这是一篇成功运用幽默手法的古代作品。
  幽默者必聪慧敏锐、胸怀宽广、潇洒超脱。只有居高临下地俯视人生、看穿世间万象的变化,审视社会幕后的滑稽怪诞才能随口而出,即成幽默,让人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悟出许多道理。像那些“快快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残者,忮也;博而穷者,訾也;清之而愈浊者,口也;豢之而愈瘠者,交也;辩而不说者,争也;直立而不见知者,胜也;廉而不见贵者,刿也;勇而不见惮者,贫也;信而不见敬者,好专行也”(《荀子·荣辱》)的小人,是决然与幽默无缘的。
  庄子作品以幽默直面人生,以顽强意志发出微笑来抵抗失败和挫折。让人感受微笑背后沉重的叹思。庄子运用他的智慧超越精神,运用他的辩证法思想俯视宇宙人生的胸怀来褒贬芸芸众生,运用丰富的知识与广泛的同情构成他幽默的境界。可以说庄子的幽默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林语堂先生《论幽默》中说:“中国文学,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都是得力于幽默派的道家思想。”
  
  注释:
  [1]本文是在导师胡安良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在此向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2]胡安良,《言语的内察与外观》,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3]胡安良,《老庄语冰录》,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05年5月。.
  参考文献:
  [1]胡安良,《老庄语冰录》,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05年5月。
   [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7月。
   [3]姚雪垠,《喜剧美学研究第一辑》1984年7月。
   [4]中国蒙城庄子学会编,《国际庄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二)》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0年11月。
   [5]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6年10月。
   [6]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 北京,中华书局 197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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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程俊英 、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 2006年2月。
   [9]陈劲,《庄子》幽默艺术初探,攀枝花大学学报1998年6月。
  [10]朱国华、 范静哗 ,《林语堂幽默观新探》,评论和研究1996年3月。
  [11]邢建中,《幽默感的主体要素初探》,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5年第三期。
  [12]顾晔锋,从《庄子》寓言中看庄子思想,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12月。
  [13]姜强,《生亦何哀,死亦何苦—浅论庄子的生死观》,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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