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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农历十月十六，天气晴朗，但寒风刺骨，寒冬比以往来得早。望着被肺病折磨得只剩下皮包骨头的父亲，家人们心中甚是伤悲。父亲才五十三岁的年纪，看上去已经七老八十。
看西医几乎是常年住院，一回家就发烧。我跟大哥商议，决定去找中医堂姨兄来号一下脉，看看病到什么程度。经过反复把脉，堂姨兄告诉父亲说：“三姨父，没事的，吃两剂汤药就好了。”父亲脸上掠过一丝笑容。
送姨兄回家的路上，他突然问我：“三姨父家产底子准备好了吗？”我年轻无知，没有听懂他的话语，迟疑间，他直接让我回家为父亲准备后事。
我头脑“嗡”地一下蒙了。回家和大哥说起此事，大哥执拗地说，不能早早准备，父亲神志清醒，会刺激到他。哥哥上班走了，我找來本庄的邻居，开始刨树，当五棵桑树齐刷刷倒下时，父亲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记忆中的父亲是老胃病，反酸水，一直吃药，吃什么都变成酸水，昼夜不停做手艺的他不时抓起四粒小苏打片放进嘴里，水也不用喝就咽下去了。苏打片先是一小瓶五十粒地买，后来就直接找人买大瓶的，一瓶五百颗，甚至一千颗。那时，全家七口人，只靠母亲一个人到生产队攒的苦工分，年年吃透支，分不到粮食。
我兄弟五个，七张嘴吃饭，别说饭了，连烧饭的草都没有。我记得每到烧饭时，我和弟弟就到外面找草。这样的生活怎么能改善病人的伙食呢？听老人说，生病三分治，七分养。可我们兄弟五个，只有大哥一九七六年结了婚，做点零工，收入甚微，自顾不暇。我刚刚走出校门，做代课老师，月薪二十四元。三个弟弟都在读书。
今天想起来都不寒而栗。
父亲也算是个文艺青年。祖父去世早，听说祖父去世时，父亲十四岁，庄邻送个外号“刘不成”。可父亲很励志，十四岁就拜师学习吹鼓手技艺，三顿饭还是有的。听父亲的师傅说过，寒冬腊月出去吹的时候，父亲只有一件单衣，是师娘脱下外套给父亲穿着的。后来才知道，父亲的胃病就是那时落下的。
父亲学吹手的事被他的老师知道了，找到我奶奶，坚持叫我父亲去学校（私塾）继续念书，并承诺一分钱也不要。奶奶被老师感动了，就让我父亲继续学习。父亲很用功，也很勤奋，练就了一手好毛笔字。后来家里实在贫穷，只好再度辍学。
聪明的父亲开始自学刻章，他孩童时跟我爷爷学会了一点木匠手艺，就自己制作了一套刻字工具。开始学习制作章料（小槐全木质细，不变形），写了刻、刻了铲，再写、再铲……功夫不负有心人，虽然只有区区五分钱一个私章，但毕竟是见到钱了，能和奶奶勉强度日。
父亲的生活很简单，每天就是写、画、刻，练就了一副好手艺，运南运北的同行见到父亲就啧啧称赞、自愧不如。父亲曾经告诉过我，他还有一项专利。后来才知道，父亲刻字是自学的，没有经过师傅，别人是刻刀向后拉，我父亲的刻刀是向前推的。他说向前推刀子更加稳定，便于操作，我认为那是各练一家功吧。
每到晚上，我家土墙院子就会挤满了人，听父亲唱书，父亲的坠子（胡琴）拉得非常好，唱的苏北琴书也很嘹亮。当时我也不懂，那么长的大部头书，像《杨家将》《三国演义》《西游记》，父亲是怎么记住的。我曾问过父亲，他回答很简单：做什么事只要用心，就什么都能学会。苏北工鼓锣他也能边敲锣鼓边演唱，多个角色一人演唱。为了不耽误大家听书，父亲还有个规定，阴雨天晚上不唱，给需要写信的邻居写信。
随着我们家兄弟增多，父亲发现光刻字也是无法度日，就又做起了纸扎的生意，还学会了编织生意。打斗篷、编席子、做箩筐……
后来父亲还玩起了高科技，学会了水银镀镜，配上花鸟虫鱼，做起了银光匾，同时学会了手工炒药、制作鞭炮等等。
我清楚地记得一九七五年的夏天，父亲连借带凑一百二十元钱，请朋友买了一部海鸥牌照相机，请张圩文化站的朱相邦老师来教照相。
一九七七年的春天，父亲一个人到泗洪，找到老朋友，走村串户去照相，不要钱，只要粮食，或者粮票、布票，让我们一家勉强度过了那个艰难的春天，并还清了大哥结婚时借邻居家的粮票、布票。
五十三岁就去世的父亲，用饱经沧桑来形容并不为过。在父亲去世以后，做了父亲的我，看到自己的儿女都已成材，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怎能不想念自己的父亲？
父亲的勤劳、俭朴、诚实、善良影响了我们兄弟五个。尤其是我，更是遗传了父亲的文艺细胞，父亲会的我都会，父亲喜欢的我都继承了。
二〇一八年，我家捷报频传、喜讯不断。东南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儿子在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研究单位担当副部长职务，在银行工作的小女儿被评为最佳柜员。我们家也被评为“泗阳县书香家庭”“泗阳县文明家庭”“泗阳县平安家庭”，我在泗阳县文明办、县妇联举办的“家风、家规、家训传承”征集评比中也得了大奖。
近年来，我在搜集整理父亲生前的雕刻作品，正在把他的金石刻印技术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我的书法艺术紧密结合，把父亲的刻字技艺发扬光大，继续传承下去。
我们家的兴旺发达，正是祖国的日益强大所带来的。在祖国七十周年华诞之际，想念父亲，把祖国腾飞和家庭幸福的喜讯与九泉之下的父亲一起分享，缕缕思念之情，对父爱的回报都化作对在世老母亲的更加孝敬。
看西医几乎是常年住院，一回家就发烧。我跟大哥商议，决定去找中医堂姨兄来号一下脉，看看病到什么程度。经过反复把脉，堂姨兄告诉父亲说：“三姨父，没事的，吃两剂汤药就好了。”父亲脸上掠过一丝笑容。
送姨兄回家的路上，他突然问我：“三姨父家产底子准备好了吗？”我年轻无知，没有听懂他的话语，迟疑间，他直接让我回家为父亲准备后事。
我头脑“嗡”地一下蒙了。回家和大哥说起此事，大哥执拗地说，不能早早准备，父亲神志清醒，会刺激到他。哥哥上班走了，我找來本庄的邻居，开始刨树，当五棵桑树齐刷刷倒下时，父亲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记忆中的父亲是老胃病，反酸水，一直吃药，吃什么都变成酸水，昼夜不停做手艺的他不时抓起四粒小苏打片放进嘴里，水也不用喝就咽下去了。苏打片先是一小瓶五十粒地买，后来就直接找人买大瓶的，一瓶五百颗，甚至一千颗。那时，全家七口人，只靠母亲一个人到生产队攒的苦工分，年年吃透支，分不到粮食。
我兄弟五个，七张嘴吃饭，别说饭了，连烧饭的草都没有。我记得每到烧饭时，我和弟弟就到外面找草。这样的生活怎么能改善病人的伙食呢？听老人说，生病三分治，七分养。可我们兄弟五个，只有大哥一九七六年结了婚，做点零工，收入甚微，自顾不暇。我刚刚走出校门，做代课老师，月薪二十四元。三个弟弟都在读书。
今天想起来都不寒而栗。
父亲也算是个文艺青年。祖父去世早，听说祖父去世时，父亲十四岁，庄邻送个外号“刘不成”。可父亲很励志，十四岁就拜师学习吹鼓手技艺，三顿饭还是有的。听父亲的师傅说过，寒冬腊月出去吹的时候，父亲只有一件单衣，是师娘脱下外套给父亲穿着的。后来才知道，父亲的胃病就是那时落下的。
父亲学吹手的事被他的老师知道了，找到我奶奶，坚持叫我父亲去学校（私塾）继续念书，并承诺一分钱也不要。奶奶被老师感动了，就让我父亲继续学习。父亲很用功，也很勤奋，练就了一手好毛笔字。后来家里实在贫穷，只好再度辍学。
聪明的父亲开始自学刻章，他孩童时跟我爷爷学会了一点木匠手艺，就自己制作了一套刻字工具。开始学习制作章料（小槐全木质细，不变形），写了刻、刻了铲，再写、再铲……功夫不负有心人，虽然只有区区五分钱一个私章，但毕竟是见到钱了，能和奶奶勉强度日。
父亲的生活很简单，每天就是写、画、刻，练就了一副好手艺，运南运北的同行见到父亲就啧啧称赞、自愧不如。父亲曾经告诉过我，他还有一项专利。后来才知道，父亲刻字是自学的，没有经过师傅，别人是刻刀向后拉，我父亲的刻刀是向前推的。他说向前推刀子更加稳定，便于操作，我认为那是各练一家功吧。
每到晚上，我家土墙院子就会挤满了人，听父亲唱书，父亲的坠子（胡琴）拉得非常好，唱的苏北琴书也很嘹亮。当时我也不懂，那么长的大部头书，像《杨家将》《三国演义》《西游记》，父亲是怎么记住的。我曾问过父亲，他回答很简单：做什么事只要用心，就什么都能学会。苏北工鼓锣他也能边敲锣鼓边演唱，多个角色一人演唱。为了不耽误大家听书，父亲还有个规定，阴雨天晚上不唱，给需要写信的邻居写信。
随着我们家兄弟增多，父亲发现光刻字也是无法度日，就又做起了纸扎的生意，还学会了编织生意。打斗篷、编席子、做箩筐……
后来父亲还玩起了高科技，学会了水银镀镜，配上花鸟虫鱼，做起了银光匾，同时学会了手工炒药、制作鞭炮等等。
我清楚地记得一九七五年的夏天，父亲连借带凑一百二十元钱，请朋友买了一部海鸥牌照相机，请张圩文化站的朱相邦老师来教照相。
一九七七年的春天，父亲一个人到泗洪，找到老朋友，走村串户去照相，不要钱，只要粮食，或者粮票、布票，让我们一家勉强度过了那个艰难的春天，并还清了大哥结婚时借邻居家的粮票、布票。
五十三岁就去世的父亲，用饱经沧桑来形容并不为过。在父亲去世以后，做了父亲的我，看到自己的儿女都已成材，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怎能不想念自己的父亲？
父亲的勤劳、俭朴、诚实、善良影响了我们兄弟五个。尤其是我，更是遗传了父亲的文艺细胞，父亲会的我都会，父亲喜欢的我都继承了。
二〇一八年，我家捷报频传、喜讯不断。东南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儿子在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研究单位担当副部长职务，在银行工作的小女儿被评为最佳柜员。我们家也被评为“泗阳县书香家庭”“泗阳县文明家庭”“泗阳县平安家庭”，我在泗阳县文明办、县妇联举办的“家风、家规、家训传承”征集评比中也得了大奖。
近年来，我在搜集整理父亲生前的雕刻作品，正在把他的金石刻印技术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我的书法艺术紧密结合，把父亲的刻字技艺发扬光大，继续传承下去。
我们家的兴旺发达，正是祖国的日益强大所带来的。在祖国七十周年华诞之际，想念父亲，把祖国腾飞和家庭幸福的喜讯与九泉之下的父亲一起分享，缕缕思念之情，对父爱的回报都化作对在世老母亲的更加孝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