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也是尊重人性的，他所有思想的前提，就是人性。关于酒，他知道“人天生就是要喝酒的”，因此不应该禁酒，但也不能放纵，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为饮酒制定规矩，甚至把饮酒本身变成一种规矩。
　　两者都是辩证法。庄子的是宇宙辩证法，而孔子的则是中国辩证法，后者包含着儒家文化的核心精神。

孔子的现实主义

　　人天生就是要饮酒的。这一点已经被无数学者从生物进化、文明比较、历史发展等角度论证过。几乎在所有文明里，都不否认酒存在的必要性。
　　古希腊的思想者认为，酒是危險的，它会让人变成动物，一不小心就会唤起人们心中的兽性，但人还是应该喝酒，永远不要拒绝宴会的邀请。柏拉图就说，如果你喝了很多酒，但依然举止得体，你就是个完美的人，因为你表现出了极强的自制力。当时没有人会主张禁酒，因为按照狄奥尼索斯的教义，禁酒主义者是要被肢解的。
　　所以，对古希腊人而言，饮酒是地狱，不饮酒则是炼狱。
　　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关于饮酒的辩证态度非常值得玩味，但我们不应止步于此。
　　苏美尔文明比古希腊文明更早。如果我们觉得一个人可怕，很可能是担心他会杀了我们。而苏美尔人的谚语是这样说的：“他让人感到恐怖，因为他像是一个不知道啤酒为何物的人。”
　　希腊文明之后，良善的罗马共和国是不喜欢饮酒的，它认为世界上有三件坏事：黑夜、女人和酒。不过历史证明任何排斥酒的做法都将有始无终，到了罗马帝国时代，酗酒之风甚于任何异域。
　　美国的先贤本杰明·富兰克林，可能是历史上最会算计的人，他说，酒的存在“证明了上帝爱人，并且愿意看到人类幸福”。
　　从人体解剖学的角度，富兰克林论证人的身体结构完全就是为了饮酒而设计的。“如果胳膊肘距离手的位置太近，那么手臂部分就会太短，无法把酒杯举到嘴边。如果胳膊肘距离肩部的位置太近，那么手臂部分就会太长，此时如果试图把酒送到嘴边，酒杯可能会越过目标，超过头部……”
　　所以在他看来，人类能够手持酒杯优雅地饮酒，完全是来自上帝“仁慈的智慧”，值得为此干一杯。
　　通过前方对外部文明“饮酒观”的介绍，我们已经确信一点：饮酒对于人类，就像死亡一样不可避免。
　　孔子对酒的态度，思想背景上就是承认了这一点，承认了全人类都承认的一件事。这就是他在理想主义之外，显得特别现实主义的方面。

　　他的解决办法就是“ 礼”。可以饮酒，但有规矩，遵守规矩，目的是恰到好处。这事实上是孔子在人的行为规范方面一以贯之的朦胧边界，用儒家术语来说就叫“中庸”。比如：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不主张孩子离父母太远，这是原则，但也不是绝对不能出走，为国为家是应该远游的，但要让父母掌握你的位置和动态。 　　相比于其他文明，中华文明的这种放纵与限制浑然一体的思维方式，是特点鲜明的，而这也就构成了中国酒文化最核心的逻辑。打个比方，政权是天授的，皇帝得到天下，是因为天命所归，所以权力是无可置疑的，但同时，如果为政不仁，那么天命又会转授他人，人民造反也是合理合法的，而且是替天行道。这样的思想，从孟子就开始了，而在西方要到启蒙时代才由卢梭确立下来。

孔子也是尊重人性的，他所有思想的前提，就是人性。关于酒，他知道“人天生就是要喝酒的”，因此不应该禁酒，但也不能放纵，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为饮酒制定规矩，甚至把饮酒本身变成一种规矩。

　　在儒家看来，酒是反对“礼”的，但酒又是“礼”本身。

何谓“君品”

　　如果一个东西让人害怕，解决之道不是逃避，而是去了解和控制。正如一开始，火是神秘而恐怖的，但人类不像动物那样远远逃开，而是迎上去，掌控它。
　　这是人类文明进步共同的动力机制，对儒家而言，这也是一以贯之的实用主义精神。对边陲的蛮族，减少伤害和消除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怀柔和同化，让它变得无害，甚至成为自身的一部分。
　　酒的精神，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饮酒，会强化人们的个体感，会给人一种无所不能的体验，倘若醉酒，则更让人相当程度上离开文化的制约，把社会从人身上剥离出去—而这就意味着无政府主义。
　　我们知道儒家是热衷于秩序的，所以它对无政府主义反应非常强烈。杨朱、墨子其实都还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就已经被孟子骂为“无君无父，是禽兽也”。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后来两晋时代的鲍敬言，他主张根本不应该有君主，所谓天命不过是想当君主的人编出来骗人的瞎话。这种想法，就连有点道家精神的葛洪都看不下去，专门写文章反驳。
　　所以从逻辑上说，儒家应该主张绝对禁酒才对。然而正如前面的分析，儒家的秩序观从来不会脱离人性，它有很强的折衷能力，体现为一种实用主义精神。酒是无法取消的，取消也是不人道的，所以孔子的选择就是—驯服它。
　　驯服的力量，就来自“礼”。
　　儒家总能用“礼”来调和一切对立，比如秩序与自由的关系，君子就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既无限自由又尊重规则。既不委屈自己，又不破坏秩序，这就是君子的典型属性。
　　我们可以把这种属性称为“君品”—君子的品格。君子的品格是修养形成的，没有止境：“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一个人只要真诚崇道，就一定会通向越来越高的修养境界，“我欲仁，斯仁至矣”。

　　回到酒上来，道理是一致的，而且比儒家哲学本身更有趣。儒家调和酒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冲突，这是在社会伦理层面的实用主义。
　　事实上，酒自身就包含这种调和精神。按照五行学说，酒其实是水与火的交融，两种有你无我的元素在同一事物身上相处无碍，并且随着时间推移，相得益彰，越来越融洽。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美酒不但是被文化驯服的，也是自我驯服的，它天然地带有君子的品格—在这里我们已经给酒加上了定语：美酒。劣质的酒，就不具备自我驯服和自我修为能力，时间再长，口感、饮后的体验都是爆炸性的，杀伤性的。
　　分析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中国辩证法的强大和玄奥。可以说，儒家文化与酒之间，是浑然一体的，在中国，公认的做人法则和酒没有任何冲突，反而互相成就。除了中国文明，没有任何其他文明能够如此圆满地完成秩序和酒之间的对立统一。

相比于其他文明，中华文明的这种放纵与限制浑然一体的思维方式，是特点鲜明的，而这也就构成了中国酒文化最核心的逻辑。

　　文化无高下，这不意味着其他文化要低等一些—事实上我们的祖先崇拜甚至还带着一点原始萨满教的味道，我们只是认为，中国美酒，是任何文明都无法复制的。
　　东方习酒，在文化的赋予、饮酒的理念上，可谓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髓。他们认为，美酒，就是君子人格的实体化，是可以品尝的君子，是人们按照君子标准去提高自我修养的现实借鉴。
　　“礼”一旦内化，就变成了个人自制力，正如柏拉图所言，自制力是自我克制的能力，它会让我们少饮酒，不醉酒，苏格拉底和孔子就从来没有饮醉过。人已经如此克制，那么有条件时，就应当饮好酒。否则，又会在逻辑上出现新的问题：人们抑制冲动，不去过度消费一种东西，而这种东西竟是一种非常糟糕的东西—这是在理性上无法自洽的。
　　所以，深谙君子之道的习酒，给了中国人更好的酒—高端酱香，“君品习酒”。
　　最后，我們用美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一句话来概括美酒的意义：
　　“酒是激发人类力量的重要刺激物，它能够让它的支持者从事物冷漠的边缘进入光芒四射的核心，让他成为当前真理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