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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前提出的“媒介是人的延伸”的洞见，还是托马斯·弗里德曼絮絮叨叨述说的“世界是平的”，建立在技术基础之上的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生产方式、思想观念的影响及改变是毋庸置疑的。近日,在华东师范大学首届“思勉人文思想节”上，梁文道、严锋、雷启立、李明洁等学者及TEDx代表姚坤杰围绕“新媒体正在改变我们的文化吗”这一议题展开讨论。学者们发现，真正改变人类生活、增进人类自由、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态的，往往是人们头脑中的革命。
新媒体导致人们不愿去发掘信息的真相
梁文道（香港媒体人）：我是做主持的，不懂新媒体，我的facebook、twitter开了但都处于荒废状态，我也不用新浪微博或其他微博，甚至连更早一辈的QQ都没有，因为我从头到尾对这些一般意义上被称之为新媒体的工具持保留态度。我充分理解它们改变我们生活的某种潜力。微博带给我们很多第一手信息，但其中也夹杂很多虚假信息。这让我意识到，从前我们每一个人在公共领域说的话是有迹可寻、有记载的、有源头的，大家会相对比较尊重那个源头，从源头来考核真实性。但在新媒体时代我们会进入这样一个状况，人们其实并不在乎这句话是不是某个人说的，这个人有没有说过这句话，大家想要做的只不过是有这么一句话被挂在某个名字下，大家在传它时有一种快感，无论你是喜欢他还是讨厌他，在这个讨论过程中形成一种口腔或者耳朵上的快感，这就够了，到底来源是什么不重要。这正如我所了解的一些公关公司，传统上做公关的人要做的是防守性公关，假如我是范冰冰的经纪人，假如范冰冰有绯闻，我就要出来做防守工作，我要澄清，要发宣告，开记者招待会，要和编辑记者媒体老板打招呼。但是微博时代不一样，现在的公关是进攻性公关，假设我看李冰冰不顺眼，于是我发布一条关于李冰冰的绯闻，大家开始传，这时候轮到李冰冰那边手忙脚乱，通常我这个造谣的人一定赢，因为谣言的传播范围一定要比辟谣的传播范围广，谣言已经传出去了，无论李冰冰怎么澄清都没用，就算大家看了你的澄清，负面的印章已经盖下来了，今天的时代谁敢造谣谁就赢。在这个情况下，什么叫真假什么叫来源都不重要。第二，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概念开始在转变，从前大家对私人空间的范围和规矩有某种尊重，现在这个界限不见了。前两年在某些场合，有人和我合照会过来问我可不可以合照，但现在情况不一样，刚才我和许纪霖老师站在这里聊天，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不会和我们说任何话，他就直接站在我旁边，然后有人就在旁边照相，而且轮着来，我就像故宫里的皇帝纸板，挖一个洞把头伸进去照相的那种感觉，但我丝毫不生气，也没觉得年轻人不尊重人，我只是觉得，他们的观念变了，没有尊重私人领域的概念，于是大家也就放弃了被尊重的想法。“分享”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关键词，大家常在新媒体上与人分享自己的私生活，也许未来二三十年美国不会有人再能选总统了，因为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在facebook上都会有小学同学说，我看过他小时候考试作弊，或者他中学时曾经和女孩子如何如何，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暴露出来，没有人是完全清白和封闭的，每个人都是透明的，每个人给了别人伤害自己的机会，也给了自己伤害别人的机会和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公私的界限被动摇了，伦理、政治上的观念跟之前不一样，规则要重定，当然还有更多文化上的问题更严重。比如全球唱片产业的崩溃，写作不能谋生，透过文化创作谋生只是很短的时间，大部分时候写作不能挣钱，画画不能挣钱，做音乐赚不了大钱。苏东坡、李白、曹雪芹都没赚过稿费，也许我们很快回到他们那样的时代，就是结束人类历史上文化能成为产业的短暂历史时代，因为我们习惯免费共享。而政治的情况也许更严重，大家都知道互联网对今天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冲击，这个冲击不用多说。我们做媒体的知道什么叫审查，但在生活中你从来不会有被审查的感觉……可今天不同了，互联网上不去，昨天的微博被删了，一个东西转发不出去了，某个新闻昨天是头条今天消失了……审查在身边变得是可感的。过去只有我们这些人知道，现在你们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新媒体时代的现实。
姚坤杰（TEDx代表）：我自己也在思考TED和新媒体的关系。TED相较于传统演讲，就是微博相对于一篇文章的关系，微博只能写140字，TED的演讲通常只有十几分钟，这种短小的传播方式的流行与微博有很大关系。我们已经脱离了传统媒体霸占的区域来进行我们的组织和传播，从我个人的体验来看，基本我们和新媒体没有隔离。早上起来我刷微博看新闻，路上走的时候check 我的facebook，告诉大家我在哪里。很多时候我根本没意识到新媒体是端在面前看的东西。它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有时候让人不愿意去发现真相。扯淡是人们现在非常喜欢做的事情，微博、twitter或者facebook不在乎讲的话是对还是错，只要他在那边说着就觉得好开心了。我在这里代表几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新媒体重度使用者，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使用新媒体；第二个身份是风险投资这一块，有一些新媒体创业的基础；第三是90后，我现在本身还是复旦大学大四学生，这三个身份可能会令今天的讨论变得更有趣一些。
新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文化特点
雷启立（华东师大传播学院教授）：我有不少在新媒体部门工作的朋友，他们知道我不用微博也不用博客，当年的QQ我用了两天就烦得不得了把它卸了。这样的人在传播学院做教授还混下来了。但我把它作为研究对象来做，姚坤杰讲的他经历的状况，我会放在历史语境中看它背后是什么。我想起四五年前博客正流行，高晓松作为北京代表我作为上海代表，参与凤凰卫视一个三地连线节目，高晓松在节目中很高兴地说自己从此可以不受电视台或报社的鸟气，自己能自行发布一些东西，我说那只是个发布平台，不能代表背后本质性的东西，他强烈反对我的意见，但大概一年后他很愤怒地把博客关掉了。新媒体有几个文化特点，第一，它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互动性加强，这是区别传统媒体、最经典的印刷文化的特点。新媒体是一个自媒体，自媒体的特点不在乎说什么，而在乎动作，在乎转发的人数，在乎它的传播广度。陈子善老师开了微博，成天逢人便说转我一个，因为你不转，它就没意义，不好玩了。（梁文道：没想到“张爱玲的老情人”居然会干这种事。）他告诉我们他的粉丝达到三万了，我们说里面有6千个是僵尸粉，他说那些有时候也会活的。第二，新媒体非常深刻地生长于今天的经济生活中，别以为微博等新媒体是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不同时期的新媒体有不同的“新”，我们今天读的书在17世纪也是新媒体，电邮、互联网、短信等在不同时期都风光过。今天的“新”，重要的特点是经济在背后支撑它，资本在推动它。如果没有资本，都是白说。新媒体改变了我们的文化吗？改变了，从经济上改变了。微经济、微支付聚集起来，形成巨大的力量，这是经济上的一个重要变化。第三，新媒体彰显了散落的碎片的人际传播的力量。以前大家在传统社会中担心口碑不好，但在今天，你和近在身边的旁人不发生关系，却和远在天边的人发生关系，这体现了麦克卢汉说的“媒介是人的延伸”，强调的是远方力量的渗透。2005年短信很流行，最著名的例子是湖南卫视超女选秀，许纪霖当时有一篇文章讨论2005年超女是否改变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今天大家听到这个都笑了，而那其实是李宇春背后的短信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在改变社会。微博对政治社会的改变，如埃及革命、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等，散落的力量聚集起来推动社会，可是对新媒体这样的推动力量如何评价，如何理解，可能需要另外的思考。第四，新媒体带来的文化特点是消解主流价值。微博140字不是用来讲道理的，要非常迅速地找到对立面，对立面越大越强烈越离谱越好，越容易产生传播效果，以消解、嘲讽为主要手段，不关注信息的真实性，微博上的“若小安事件”，则是杭州一个男性媒体主编在微博上自我标榜为性工作者，从2011年1月开始发微博编造接客日记，身份被揭穿后网友并不愤怒，反而更多个若小安在微博上冒出。因此，以消解为特质的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是文化“下游化”的过程。
梁文道：全世界的媒体都受到了新媒体的影响，纽约时报销量不断下跌。但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有不一样的地方。在美国，很多人的确不再买纽约时报，也不一定进它的网站看新闻，他们用facebook看新闻，但facebook上的新闻却很可能是纽约时报做的。换言之，大家不再光顾传统媒体，但是他们看的新闻还是来源于传统媒体。中国不一样，中国做媒体的有个很可怕的趋势，我有几次去某报社，发现报社每天都是一堆记者在办公室，一个正常的报社，办公室里不应该有那么多人，记者应该出去跑新闻。
雷启立：我有一个在报社的朋友，他说现在的记者比谁起得早，起得早的话赶紧上网看有什么新闻。
梁文道：没错，就是这样。现在中国记者的现场就是电脑。在美国，新媒体的使用者还在追传统报纸或电视台提供的新闻，但在我们这里却反过来。当我们反过来时，我们新媒体的使用者、消费者将来更有理由唾弃传统媒体，因为你们这帮记者做的新闻也都是在网上看的，那我干嘛要看你的报纸、电视呢？在全球所有传统媒体销量数字下跌时，有几家媒体比较独特，英国的卫报，它的网站是全球英语世界里点击率最高的，这表示美国人都跑去看英国卫报。第二个卖得好的是经济学人，第三个是金融时报，它们的销量不断上升，因为它们在这个时候保证自己是quality paper。
新媒体推进民主政治进程
姚坤杰：微博这样的新媒体让我们这个时代非常扁平。今天的新媒体，我个人认为是全部人对全部人的传播。它可以和远端交流，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形象，其实这是互联网起来之后所有人都在讨论的命题，叫第二生命。以前有个游戏叫second life，所有新媒体变成第二生命的开端，如果我们在媒体上的所有表现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无关。我很赞成梁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讨论围观这个问题，无论怎样的媒体，最终连接的两头是人和人，产生变化的还是这个人。华尔街抗议，有人拍到李陀先生去到现场，网上就有他的朋友说好和不好，但有个观点我赞同，不管你在网上怎么说，最终还是把自己放在现场，所以现在很多讨论没有真正带来改变，是因为你没有从online到offline的对应过程，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来，这就是在国外新媒体确实产生了革命，产生了许多实在的转变的原因。
李明洁（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新媒体最大的改变还是在民主政治推进过程中呈现的意义，这个意义在刚才雷启立的叙述中得到进一步明确，即它的改变性、革命性尤其彰显。法国哲学家利奥塔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是由叙事的云层组成的。叙事被发明被创造，被传播被发展，构成了我们历史的云层，人并不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所谓历史，不过是郑重其事的或微不足道的事件的组合，这句话其实给了新媒体的革命性和后现代意义的证明。新媒体让那些散播的云层聚集起来成为市民社会文化的东西，但原来广大人民群众的叙事被淹没了。新媒体是自媒体，没有审查制度的时候，这些叙事都获得正当性，但每一个个体的叙事获得正当性的时候，那么新媒体就生成了它的革命性。这个革命性其实也不新，一百年前有一位法国社会学家曾经说过“泵启动原理”，他说，一些来自市民社会的观点往往代表社会前进的力量，一个政府如果想选择自己不那么落伍，那就赶紧接受这个意见。这就是我们胶州路的献花事件，以及温总理的动车道歉事件，这是“泵启动”，来自民间的叙事激发、促使政府去接受来自底层的意见，在传播学里叫“议程设置”。传统文化里议程设置程序有三个层面，政策议程——媒体议程——公民议程，政策决定媒体说什么，媒体教育我们应该做什么，公民在最下面。但是新媒体的革命性颠覆了这个过程，是一个公民议程，我们自己决定我们想说什么关心什么，公民议程决定了媒体上谈什么，媒体倒逼了政策议程，这是它最革命的地方，整个颠覆了社会媒体议程设置的程序。为什么它必须倒置，泵启动不启动行吗？ 2009年在谷歌和百度搜索，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事情是郑玉娇这位“抗日英雄”排在第一位，在百度和谷歌搜索下，引用和点击最多的词语是，“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这个点击达到8390万人次，这意味十分之一的中国人都成为“寂寞的哥”了。第二位是“躲猫猫”，3542万人次，这样一个高点击率，难道不是一个社会事实吗？不是社会实践吗？不是公共的态度吗？这样的情况下政府面对十分之一的人不做回应是困难的。所以“泵启动”不是主动启动，是被动启动，也是一种笨启动，是革命的推动。“围观就是力量”在这个时候呈现真实力量，它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尽管社会有很多不美好的地方，但它在改变中。
雷启立：我发现新媒体在中国比在其他地方热。我在国外开会，问那边的朋友运用新媒体的状况，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大张旗鼓地讨论这个问题，自己用就好了。在中国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状况，确实和中国社会本身大变革——新旧的交替，以及各种力量和问题纠结——相关，人们找不到别的渠道，或者别的渠道给不了这样的畅快。
梁文道：刚才三位都提到新媒体与政治的关系，新媒体以现代数字技术为基础，作为沟通工具，它和政治的关系有没有李明洁说的那么乐观呢？我所怀疑的是围观能不能改变中国。过去一年多来互联网上出现很多全民关注的事情，我只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请问那些事件后来都怎么样了？后来都不怎么样了。当然很多事件被改变了，大家看完微博产生幻觉，但通常一两个礼拜后大家就被另一个事件所淹没。新媒体时代的一个特点通过微博显现得特别清楚，即微博的时间感和传统媒体给人的时间感不一样，微博改变了我们的时间感，报纸时代我们觉得上个月的事情是旧闻，微博时代你跟我说上午的事情我早知道了，像上个月的新闻。如果你只是晚上上微博，白天的东西你就看不到了，关注是很廉价的，我觉得围观并没有改变中国，但改变了中国公民，我们在介入，我们有能动力。
新媒体改变大脑的认知记忆结构
严锋（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新媒体对生活的改变肯定在发生，但是如何发生，怎样发生，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影响、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多发现自己在改变。比如新媒体改变了我们的记忆力。在新媒体出现之前我是一个非常快乐、非常有成就感的人，在1993年时我用wps一个月可以写四篇文章，到了1995年开始上网，那时候上网一个月要花一两百块钱，我工资才一百多块钱，新媒体首先让我产生经济危机，到一定程度一定要把网线拔掉，否则难以承受上网的经济压力，但有个好处是我们不能永远在线。2000年之后，宽带出现，从那以后我基本就没怎么写文章了。当然现货也有一些，基本在吃老本，这不完全是失败的个人沧桑史，这当中我也学到不少。九十年代我迷恋游戏，变成一个游戏文化的研究者，它使我始终处于亢奋且注意力分散的状态，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程度不同的体验。新媒体在线的状态改变了我们的阅读和思维，改变了我们的大脑结构和记忆。我们的阅读以前是阅，现在是扫描或者搜索，以前是看到一个句子，现在是看关键词，看“高亮”度的词句，这个高亮是指字面意思。人的大脑能够在短期改变，这个改变不会遗传给孩子，基因改变需要几万年时间。但我们的大脑在有生之年是可以改变的，原来是线性的深阅读，现在是寻找关键词、热点的搜索，这不是人类大脑新的状态，这恰恰回到阅读之前的状态——我是说当我们穿着兽皮在丛林里搜索——谷歌、百度就是最原始的概念，搜索（hunting），我觉得现在我们跟生活在丛林中的原始人有很多共同点，丛林里面我们要干什么？搜索嘛。我们的注意力是分散式的，不是单线的，那时候的大脑是多任务的，时刻保持警觉。在一种兴奋状态下是短期记忆，人迅捷地与环境互动，这是史前状态。有了文字有了读书之后，我们在书房这样一个安全的空间，可以沉浸在书本中，大脑调整为单任务，单线的，人类对知识积累和深度分析及吸收，是人类文明的巨大飞跃。其实除了从多任务到单任务再到多任务这样一种回归式的前进，还有很多其他新媒体文化特点。
小时候在农村我们经常吃完晚饭走家串户，听老人讲古闲扯，到时间了各自回家洗洗睡觉。后来我们住进公寓，相互间的走动就少了，上了微博我感觉以前的走家串户又回来了。单机时代，所谓的人的电脑形象是面色惨白、目光呆滞、人际互动严重缺乏。非常奇妙的是在线时代社会关系又回来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回归，我们突破了钢筋水泥的都市化带给人的人际隔绝，但这是技术带来的，技术突破了它以前强加给我们的一种现实，这是非常悖论式的一种呈现，这里有一个问题，新的社会性和旧的社会性有什么差异？有一些差异非常可怕，比如过去我们吵架，住到公寓里我们不吵架，现在又吵了，在微博上不定期地吵，粉丝像狼群一样扑上来。在微博上吵架可以永不停息，甚至在开车等红灯时，也要抓紧时间再吵一句。以前人都有生理极限，吵不动了就不吵了，但现在可以面对屏幕吃着泡面接着吵。
技术让我们突破极限，这种极限往往有很多后遗症。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大脑到底是单任务还是多任务？多任务听上去很美妙，可以同时和5、6个女朋友聊天，这是多任务的极限，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也被多任务害了，大脑如果是个CPU的话，主机有限，速度有限。我个人在早期286、386时候也可以多任务，但是是在保护状态下的多任务，那个时候的多任务还不如单任务，我们大脑现在有这个问题，时代突然将我们抛入多任务状态，可是我们的大脑速度并没有加上去，基因改变的发生是以万年计算，而信息爆炸革命的时间是以年月计算，两个时间的错位是很大的问题，大脑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样？死机。当多任务超越了它的马力，这个“死机”表现为一种麻木的状态，一种疯狂刷屏，拖延症，难以专心致志、一种碎片化、难以进入深度阅读的状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有一个软件叫“黑屋子”，写作时这个软件一旦运行便强迫你进入工作状态，但这个不是最根本的方案。我们也许能够在单任务和多任务之间，结合我们时代的特点，从中找到脱困的方法。我本身是一个负面的榜样，可以以身作则指出这个问题并提供切入这个问题的思路。
梁文道：严锋提出的话题是当今最前沿的学术领域，即认知科学里的脑神经结构，阅读和技术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在古滕堡革命之前读书是精读，当年的书很少，欧洲博学大家一辈子读1000多本书，各位从小学课本到现在都能读1000多本书，那时候的读书是背诵，没标点要自己断句；古滕堡革命后我们就开始泛读，互联网来了，我们回到丛林年代。多功能的另一面是我们有了太多的沟通。我自己不用QQ，甚至电邮两三天才回一次，我一直怀疑我需不需要那么多沟通，人们是为了使用这些沟通工具才去沟通，而不是有需要沟通才使用这些沟通工具。
李明洁：刚才严老师的症状，其实是媒介素养的问题，媒体素养属于一个人的语言能力，读媒体是一个言语行为，你用什么方式读媒体，这是媒体素养。在一个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语言是另外一个自理的自我，当你感到孤独时，语言实现自理自我的功能，你在新媒体上对自己说话，孤独感就消亡，这是语言最本真的意义。语言不仅仅是交流信息的工具，首先是一个自赎的工具。
严锋：梁先生刚刚谈到的问题是过度社会化的问题，其实有些科幻作品早就预言了集体化或集体意识的形成。一和多的关系很有意思，今天确实感觉到每个人之间形成一种连接，就像每个个体是大脑神经体，这是科幻的终极想象，但问题是传统的哲学中的主体意识、认同、肉身，这些都变成巨大危机。新媒体的可恶之处，是它认准人性最深刻的弱点，人们几乎难以反抗克服。但我对人性有最终的信念，我们都是在一种挣脱、冲突、前进和回归中痛苦挣扎。我觉得共同经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饭桌上的话题都很同质化，一问，都是微博上看来的，我给大家的问题是如何让我们的话题多样化。
新媒体导致人们不愿去发掘信息的真相
梁文道（香港媒体人）：我是做主持的，不懂新媒体，我的facebook、twitter开了但都处于荒废状态，我也不用新浪微博或其他微博，甚至连更早一辈的QQ都没有，因为我从头到尾对这些一般意义上被称之为新媒体的工具持保留态度。我充分理解它们改变我们生活的某种潜力。微博带给我们很多第一手信息，但其中也夹杂很多虚假信息。这让我意识到，从前我们每一个人在公共领域说的话是有迹可寻、有记载的、有源头的，大家会相对比较尊重那个源头，从源头来考核真实性。但在新媒体时代我们会进入这样一个状况，人们其实并不在乎这句话是不是某个人说的，这个人有没有说过这句话，大家想要做的只不过是有这么一句话被挂在某个名字下，大家在传它时有一种快感，无论你是喜欢他还是讨厌他，在这个讨论过程中形成一种口腔或者耳朵上的快感，这就够了，到底来源是什么不重要。这正如我所了解的一些公关公司，传统上做公关的人要做的是防守性公关，假如我是范冰冰的经纪人，假如范冰冰有绯闻，我就要出来做防守工作，我要澄清，要发宣告，开记者招待会，要和编辑记者媒体老板打招呼。但是微博时代不一样，现在的公关是进攻性公关，假设我看李冰冰不顺眼，于是我发布一条关于李冰冰的绯闻，大家开始传，这时候轮到李冰冰那边手忙脚乱，通常我这个造谣的人一定赢，因为谣言的传播范围一定要比辟谣的传播范围广，谣言已经传出去了，无论李冰冰怎么澄清都没用，就算大家看了你的澄清，负面的印章已经盖下来了，今天的时代谁敢造谣谁就赢。在这个情况下，什么叫真假什么叫来源都不重要。第二，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概念开始在转变，从前大家对私人空间的范围和规矩有某种尊重，现在这个界限不见了。前两年在某些场合，有人和我合照会过来问我可不可以合照，但现在情况不一样，刚才我和许纪霖老师站在这里聊天，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不会和我们说任何话，他就直接站在我旁边，然后有人就在旁边照相，而且轮着来，我就像故宫里的皇帝纸板，挖一个洞把头伸进去照相的那种感觉，但我丝毫不生气，也没觉得年轻人不尊重人，我只是觉得，他们的观念变了，没有尊重私人领域的概念，于是大家也就放弃了被尊重的想法。“分享”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关键词，大家常在新媒体上与人分享自己的私生活，也许未来二三十年美国不会有人再能选总统了，因为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在facebook上都会有小学同学说，我看过他小时候考试作弊，或者他中学时曾经和女孩子如何如何，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暴露出来，没有人是完全清白和封闭的，每个人都是透明的，每个人给了别人伤害自己的机会，也给了自己伤害别人的机会和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公私的界限被动摇了，伦理、政治上的观念跟之前不一样，规则要重定，当然还有更多文化上的问题更严重。比如全球唱片产业的崩溃，写作不能谋生，透过文化创作谋生只是很短的时间，大部分时候写作不能挣钱，画画不能挣钱，做音乐赚不了大钱。苏东坡、李白、曹雪芹都没赚过稿费，也许我们很快回到他们那样的时代，就是结束人类历史上文化能成为产业的短暂历史时代，因为我们习惯免费共享。而政治的情况也许更严重，大家都知道互联网对今天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冲击，这个冲击不用多说。我们做媒体的知道什么叫审查，但在生活中你从来不会有被审查的感觉……可今天不同了，互联网上不去，昨天的微博被删了，一个东西转发不出去了，某个新闻昨天是头条今天消失了……审查在身边变得是可感的。过去只有我们这些人知道，现在你们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新媒体时代的现实。
姚坤杰（TEDx代表）：我自己也在思考TED和新媒体的关系。TED相较于传统演讲，就是微博相对于一篇文章的关系，微博只能写140字，TED的演讲通常只有十几分钟，这种短小的传播方式的流行与微博有很大关系。我们已经脱离了传统媒体霸占的区域来进行我们的组织和传播，从我个人的体验来看，基本我们和新媒体没有隔离。早上起来我刷微博看新闻，路上走的时候check 我的facebook，告诉大家我在哪里。很多时候我根本没意识到新媒体是端在面前看的东西。它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有时候让人不愿意去发现真相。扯淡是人们现在非常喜欢做的事情，微博、twitter或者facebook不在乎讲的话是对还是错，只要他在那边说着就觉得好开心了。我在这里代表几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新媒体重度使用者，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使用新媒体；第二个身份是风险投资这一块，有一些新媒体创业的基础；第三是90后，我现在本身还是复旦大学大四学生，这三个身份可能会令今天的讨论变得更有趣一些。
新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文化特点
雷启立（华东师大传播学院教授）：我有不少在新媒体部门工作的朋友，他们知道我不用微博也不用博客，当年的QQ我用了两天就烦得不得了把它卸了。这样的人在传播学院做教授还混下来了。但我把它作为研究对象来做，姚坤杰讲的他经历的状况，我会放在历史语境中看它背后是什么。我想起四五年前博客正流行，高晓松作为北京代表我作为上海代表，参与凤凰卫视一个三地连线节目，高晓松在节目中很高兴地说自己从此可以不受电视台或报社的鸟气，自己能自行发布一些东西，我说那只是个发布平台，不能代表背后本质性的东西，他强烈反对我的意见，但大概一年后他很愤怒地把博客关掉了。新媒体有几个文化特点，第一，它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互动性加强，这是区别传统媒体、最经典的印刷文化的特点。新媒体是一个自媒体，自媒体的特点不在乎说什么，而在乎动作，在乎转发的人数，在乎它的传播广度。陈子善老师开了微博，成天逢人便说转我一个，因为你不转，它就没意义，不好玩了。（梁文道：没想到“张爱玲的老情人”居然会干这种事。）他告诉我们他的粉丝达到三万了，我们说里面有6千个是僵尸粉，他说那些有时候也会活的。第二，新媒体非常深刻地生长于今天的经济生活中，别以为微博等新媒体是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不同时期的新媒体有不同的“新”，我们今天读的书在17世纪也是新媒体，电邮、互联网、短信等在不同时期都风光过。今天的“新”，重要的特点是经济在背后支撑它，资本在推动它。如果没有资本，都是白说。新媒体改变了我们的文化吗？改变了，从经济上改变了。微经济、微支付聚集起来，形成巨大的力量，这是经济上的一个重要变化。第三，新媒体彰显了散落的碎片的人际传播的力量。以前大家在传统社会中担心口碑不好，但在今天，你和近在身边的旁人不发生关系，却和远在天边的人发生关系，这体现了麦克卢汉说的“媒介是人的延伸”，强调的是远方力量的渗透。2005年短信很流行，最著名的例子是湖南卫视超女选秀，许纪霖当时有一篇文章讨论2005年超女是否改变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今天大家听到这个都笑了，而那其实是李宇春背后的短信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在改变社会。微博对政治社会的改变，如埃及革命、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等，散落的力量聚集起来推动社会，可是对新媒体这样的推动力量如何评价，如何理解，可能需要另外的思考。第四，新媒体带来的文化特点是消解主流价值。微博140字不是用来讲道理的，要非常迅速地找到对立面，对立面越大越强烈越离谱越好，越容易产生传播效果，以消解、嘲讽为主要手段，不关注信息的真实性，微博上的“若小安事件”，则是杭州一个男性媒体主编在微博上自我标榜为性工作者，从2011年1月开始发微博编造接客日记，身份被揭穿后网友并不愤怒，反而更多个若小安在微博上冒出。因此，以消解为特质的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是文化“下游化”的过程。
梁文道：全世界的媒体都受到了新媒体的影响，纽约时报销量不断下跌。但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有不一样的地方。在美国，很多人的确不再买纽约时报，也不一定进它的网站看新闻，他们用facebook看新闻，但facebook上的新闻却很可能是纽约时报做的。换言之，大家不再光顾传统媒体，但是他们看的新闻还是来源于传统媒体。中国不一样，中国做媒体的有个很可怕的趋势，我有几次去某报社，发现报社每天都是一堆记者在办公室，一个正常的报社，办公室里不应该有那么多人，记者应该出去跑新闻。
雷启立：我有一个在报社的朋友，他说现在的记者比谁起得早，起得早的话赶紧上网看有什么新闻。
梁文道：没错，就是这样。现在中国记者的现场就是电脑。在美国，新媒体的使用者还在追传统报纸或电视台提供的新闻，但在我们这里却反过来。当我们反过来时，我们新媒体的使用者、消费者将来更有理由唾弃传统媒体，因为你们这帮记者做的新闻也都是在网上看的，那我干嘛要看你的报纸、电视呢？在全球所有传统媒体销量数字下跌时，有几家媒体比较独特，英国的卫报，它的网站是全球英语世界里点击率最高的，这表示美国人都跑去看英国卫报。第二个卖得好的是经济学人，第三个是金融时报，它们的销量不断上升，因为它们在这个时候保证自己是quality paper。
新媒体推进民主政治进程
姚坤杰：微博这样的新媒体让我们这个时代非常扁平。今天的新媒体，我个人认为是全部人对全部人的传播。它可以和远端交流，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形象，其实这是互联网起来之后所有人都在讨论的命题，叫第二生命。以前有个游戏叫second life，所有新媒体变成第二生命的开端，如果我们在媒体上的所有表现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无关。我很赞成梁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讨论围观这个问题，无论怎样的媒体，最终连接的两头是人和人，产生变化的还是这个人。华尔街抗议，有人拍到李陀先生去到现场，网上就有他的朋友说好和不好，但有个观点我赞同，不管你在网上怎么说，最终还是把自己放在现场，所以现在很多讨论没有真正带来改变，是因为你没有从online到offline的对应过程，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来，这就是在国外新媒体确实产生了革命，产生了许多实在的转变的原因。
李明洁（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新媒体最大的改变还是在民主政治推进过程中呈现的意义，这个意义在刚才雷启立的叙述中得到进一步明确，即它的改变性、革命性尤其彰显。法国哲学家利奥塔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是由叙事的云层组成的。叙事被发明被创造，被传播被发展，构成了我们历史的云层，人并不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所谓历史，不过是郑重其事的或微不足道的事件的组合，这句话其实给了新媒体的革命性和后现代意义的证明。新媒体让那些散播的云层聚集起来成为市民社会文化的东西，但原来广大人民群众的叙事被淹没了。新媒体是自媒体，没有审查制度的时候，这些叙事都获得正当性，但每一个个体的叙事获得正当性的时候，那么新媒体就生成了它的革命性。这个革命性其实也不新，一百年前有一位法国社会学家曾经说过“泵启动原理”，他说，一些来自市民社会的观点往往代表社会前进的力量，一个政府如果想选择自己不那么落伍，那就赶紧接受这个意见。这就是我们胶州路的献花事件，以及温总理的动车道歉事件，这是“泵启动”，来自民间的叙事激发、促使政府去接受来自底层的意见，在传播学里叫“议程设置”。传统文化里议程设置程序有三个层面，政策议程——媒体议程——公民议程，政策决定媒体说什么，媒体教育我们应该做什么，公民在最下面。但是新媒体的革命性颠覆了这个过程，是一个公民议程，我们自己决定我们想说什么关心什么，公民议程决定了媒体上谈什么，媒体倒逼了政策议程，这是它最革命的地方，整个颠覆了社会媒体议程设置的程序。为什么它必须倒置，泵启动不启动行吗？ 2009年在谷歌和百度搜索，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事情是郑玉娇这位“抗日英雄”排在第一位，在百度和谷歌搜索下，引用和点击最多的词语是，“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这个点击达到8390万人次，这意味十分之一的中国人都成为“寂寞的哥”了。第二位是“躲猫猫”，3542万人次，这样一个高点击率，难道不是一个社会事实吗？不是社会实践吗？不是公共的态度吗？这样的情况下政府面对十分之一的人不做回应是困难的。所以“泵启动”不是主动启动，是被动启动，也是一种笨启动，是革命的推动。“围观就是力量”在这个时候呈现真实力量，它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尽管社会有很多不美好的地方，但它在改变中。
雷启立：我发现新媒体在中国比在其他地方热。我在国外开会，问那边的朋友运用新媒体的状况，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大张旗鼓地讨论这个问题，自己用就好了。在中国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状况，确实和中国社会本身大变革——新旧的交替，以及各种力量和问题纠结——相关，人们找不到别的渠道，或者别的渠道给不了这样的畅快。
梁文道：刚才三位都提到新媒体与政治的关系，新媒体以现代数字技术为基础，作为沟通工具，它和政治的关系有没有李明洁说的那么乐观呢？我所怀疑的是围观能不能改变中国。过去一年多来互联网上出现很多全民关注的事情，我只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请问那些事件后来都怎么样了？后来都不怎么样了。当然很多事件被改变了，大家看完微博产生幻觉，但通常一两个礼拜后大家就被另一个事件所淹没。新媒体时代的一个特点通过微博显现得特别清楚，即微博的时间感和传统媒体给人的时间感不一样，微博改变了我们的时间感，报纸时代我们觉得上个月的事情是旧闻，微博时代你跟我说上午的事情我早知道了，像上个月的新闻。如果你只是晚上上微博，白天的东西你就看不到了，关注是很廉价的，我觉得围观并没有改变中国，但改变了中国公民，我们在介入，我们有能动力。
新媒体改变大脑的认知记忆结构
严锋（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新媒体对生活的改变肯定在发生，但是如何发生，怎样发生，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影响、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多发现自己在改变。比如新媒体改变了我们的记忆力。在新媒体出现之前我是一个非常快乐、非常有成就感的人，在1993年时我用wps一个月可以写四篇文章，到了1995年开始上网，那时候上网一个月要花一两百块钱，我工资才一百多块钱，新媒体首先让我产生经济危机，到一定程度一定要把网线拔掉，否则难以承受上网的经济压力，但有个好处是我们不能永远在线。2000年之后，宽带出现，从那以后我基本就没怎么写文章了。当然现货也有一些，基本在吃老本，这不完全是失败的个人沧桑史，这当中我也学到不少。九十年代我迷恋游戏，变成一个游戏文化的研究者，它使我始终处于亢奋且注意力分散的状态，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程度不同的体验。新媒体在线的状态改变了我们的阅读和思维，改变了我们的大脑结构和记忆。我们的阅读以前是阅，现在是扫描或者搜索，以前是看到一个句子，现在是看关键词，看“高亮”度的词句，这个高亮是指字面意思。人的大脑能够在短期改变，这个改变不会遗传给孩子，基因改变需要几万年时间。但我们的大脑在有生之年是可以改变的，原来是线性的深阅读，现在是寻找关键词、热点的搜索，这不是人类大脑新的状态，这恰恰回到阅读之前的状态——我是说当我们穿着兽皮在丛林里搜索——谷歌、百度就是最原始的概念，搜索（hunting），我觉得现在我们跟生活在丛林中的原始人有很多共同点，丛林里面我们要干什么？搜索嘛。我们的注意力是分散式的，不是单线的，那时候的大脑是多任务的，时刻保持警觉。在一种兴奋状态下是短期记忆，人迅捷地与环境互动，这是史前状态。有了文字有了读书之后，我们在书房这样一个安全的空间，可以沉浸在书本中，大脑调整为单任务，单线的，人类对知识积累和深度分析及吸收，是人类文明的巨大飞跃。其实除了从多任务到单任务再到多任务这样一种回归式的前进，还有很多其他新媒体文化特点。
小时候在农村我们经常吃完晚饭走家串户，听老人讲古闲扯，到时间了各自回家洗洗睡觉。后来我们住进公寓，相互间的走动就少了，上了微博我感觉以前的走家串户又回来了。单机时代，所谓的人的电脑形象是面色惨白、目光呆滞、人际互动严重缺乏。非常奇妙的是在线时代社会关系又回来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回归，我们突破了钢筋水泥的都市化带给人的人际隔绝，但这是技术带来的，技术突破了它以前强加给我们的一种现实，这是非常悖论式的一种呈现，这里有一个问题，新的社会性和旧的社会性有什么差异？有一些差异非常可怕，比如过去我们吵架，住到公寓里我们不吵架，现在又吵了，在微博上不定期地吵，粉丝像狼群一样扑上来。在微博上吵架可以永不停息，甚至在开车等红灯时，也要抓紧时间再吵一句。以前人都有生理极限，吵不动了就不吵了，但现在可以面对屏幕吃着泡面接着吵。
技术让我们突破极限，这种极限往往有很多后遗症。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大脑到底是单任务还是多任务？多任务听上去很美妙，可以同时和5、6个女朋友聊天，这是多任务的极限，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也被多任务害了，大脑如果是个CPU的话，主机有限，速度有限。我个人在早期286、386时候也可以多任务，但是是在保护状态下的多任务，那个时候的多任务还不如单任务，我们大脑现在有这个问题，时代突然将我们抛入多任务状态，可是我们的大脑速度并没有加上去，基因改变的发生是以万年计算，而信息爆炸革命的时间是以年月计算，两个时间的错位是很大的问题，大脑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样？死机。当多任务超越了它的马力，这个“死机”表现为一种麻木的状态，一种疯狂刷屏，拖延症，难以专心致志、一种碎片化、难以进入深度阅读的状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有一个软件叫“黑屋子”，写作时这个软件一旦运行便强迫你进入工作状态，但这个不是最根本的方案。我们也许能够在单任务和多任务之间，结合我们时代的特点，从中找到脱困的方法。我本身是一个负面的榜样，可以以身作则指出这个问题并提供切入这个问题的思路。
梁文道：严锋提出的话题是当今最前沿的学术领域，即认知科学里的脑神经结构，阅读和技术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在古滕堡革命之前读书是精读，当年的书很少，欧洲博学大家一辈子读1000多本书，各位从小学课本到现在都能读1000多本书，那时候的读书是背诵，没标点要自己断句；古滕堡革命后我们就开始泛读，互联网来了，我们回到丛林年代。多功能的另一面是我们有了太多的沟通。我自己不用QQ，甚至电邮两三天才回一次，我一直怀疑我需不需要那么多沟通，人们是为了使用这些沟通工具才去沟通，而不是有需要沟通才使用这些沟通工具。
李明洁：刚才严老师的症状，其实是媒介素养的问题，媒体素养属于一个人的语言能力，读媒体是一个言语行为，你用什么方式读媒体，这是媒体素养。在一个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语言是另外一个自理的自我，当你感到孤独时，语言实现自理自我的功能，你在新媒体上对自己说话，孤独感就消亡，这是语言最本真的意义。语言不仅仅是交流信息的工具，首先是一个自赎的工具。
严锋：梁先生刚刚谈到的问题是过度社会化的问题，其实有些科幻作品早就预言了集体化或集体意识的形成。一和多的关系很有意思，今天确实感觉到每个人之间形成一种连接，就像每个个体是大脑神经体，这是科幻的终极想象，但问题是传统的哲学中的主体意识、认同、肉身，这些都变成巨大危机。新媒体的可恶之处，是它认准人性最深刻的弱点，人们几乎难以反抗克服。但我对人性有最终的信念，我们都是在一种挣脱、冲突、前进和回归中痛苦挣扎。我觉得共同经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饭桌上的话题都很同质化，一问，都是微博上看来的，我给大家的问题是如何让我们的话题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