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摄影史与中国的关系时，我们往往以中国战国时期墨家学派的相关论述为源头，认为墨子是摄影光学理论的开创者。墨家学派曾总结出“墨经光学八条”等规律性的科学认知，其中“小孔成像”就是摄影的基本原理之一。
　　在以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科学家继续对小孔成像等光学原理作进一步的观察、实验和研究。比如北宋时，沈括曾在他的著作《梦溪笔谈》中，进一步对小孔成像理论和凹面反光镜作了分析和解释。他用生动的比喻说明小孔成像是因为光线穿过“碍”（即小孔）形成光束所形成的结果。以后，人们在日常生活里，多次观察到由于客观条件的巧合而形成的小孔成像现象，引起广泛的注意，尤为历代文人所重视，古籍中也常有记载。在实用技术方面，明清时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工艺制造家和透镜制造者，他们制造的光学器具已具备了摄影暗箱的功能。在西方，直到1544年，荷兰医生兼数学家赖奈尤斯·格马弗里修斯对于针孔暗箱才有描绘。到了清朝道光年间（1844年），近代科学家邹伯奇按照中国的学术体系独立地研究制成了一部“摄影之器”。

　　不过，这些科学认识限于中国古代社会环境和近代以来光学及感光化学知识的欠缺，摄影术并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结束闭关锁国的状态，随之而来的外交活动和经贸往来也带来了文化交流，才让摄影来到中国。
　　虽然摄影术传入中国的时间目前在学界有不同的说法，但依据现有的文献史料，中国的第一幅照片出自一个法国人之手，时间则在路易·达盖尔发明的银版摄影术不久的1844年。
　　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是至今所知最早来中国拍摄照片的外国人。1844年，他以法国海关总检察官的身份来华。据巴黎国立图书馆提供的一份材料证明，埃及尔当时是作为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代表，与法国财政部长等官员于1843年12月由法国布雷斯特港登船，乘坐西来纳号战舰于1844年10月抵达澳门，然后又换乘阿基米德号船到广州黄埔港。在中国期间，他参加中法贸易协定的签字仪式，用达盖尔银版法拍下了两个国家的代表——萼尼和中国总督耆英，拍下了码头和城市的实况，拍摄了潘仕成肖像及其家庭合影照片。

　　埃及尔于1845年6月回到法国，在1848年出版的《中国旅行报》上，刊登了有关澳门情况的照片复制品。埃及尔在中国拍摄的这批银版照片和他本人亲手写的文字说明，至今仍保存在法国摄影博物馆里。虽然埃及尔在中国的摄影活动是短暂的，活动的范围也不大，毕竟是第一个把摄影带到中国来的人。
　　根据国内摄影史学者陈申、徐希景的研究，埃及尔1844年拍摄的六幅澳门风景是在10月14日和15日两天拍摄的。他在日记中曾写道：“我将在这两天全部投入拍摄澳门的最佳名胜，许多中国人不反对我跟他们照相，但只想认识一下照相机，只听见他们一片惊叹声和不断的笑声。”
　　1844年以后，有更多外国人带着摄影术来到中国“探险”。他们中有军人，有医生，有传教士，有外交官员，也有商人，在香港、广州和上海等南方沿海城市活动。比如1850年至1855年，伊利法特·布朗（Eliphalet Brown）和约翰·麦克希（John McCosh）是活跃在广州的两位摄影师。布朗是美国海军准将马休·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领的美国东印度舰队的专任摄影师，麦克希则是印度军队的医师。再比如1950年代到达上海的法国传教士南格禄已经开始了摄影活动，而一个叫李阁朗（Louis Legrand）的法国人于1859年在上海设立照相馆专门给当地人拍摄肖像照片，成为有名气的职业摄影师。

　　早期摄影活动只限于南方沿海几省。由于中国北方不许外国人进入，那里的人们对摄影仍一无所知。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占了北方重镇天津和北京，西方摄影师获得了到中国境内拍摄的特权。出生于意大利的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等人作为英法联军的随军摄影师，拍下了北京主要的园林建筑等，随之把摄影带到了中国北方地区。
　　应该说，摄影进入中国，是带着一点受屈辱色彩的，但摄影术也被认为是西方近代科技成果之一和新兴商业活动，除了外国人，中国本土的摄影师也较早地开始自己的拍摄和研究。比如广东人罗森便是早期的银版摄影师，1852年曾任美国摄影师布朗的助手，1854年还曾对日本进行了历时半年的摄影采访摄影。另一位广东人罗元佑在清朝咸丰年间在上海经营人像摄影生意，并为当时的清朝大员拍过照片。广东人赖阿芳则名气更大，早期在香港开办照相馆拍摄人像和本地风景。1859年，阿芳在香港皇后大道开设了一家“阿芳照相馆”，专照人物肖像，店门前挂出“摄影家赖阿芳”的巨幅招牌，很引人注目，直至清末还活跃于香港摄影界。
　　除了这几位早期摄影师外，还有其他受洋务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投入了摄影相关的研究和推广。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了解摄影、接受摄影，从而在几十年中让摄影走进中国大地和中国人的生活。而摄影，也为19世纪后期的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人面貌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本文参考：陈申、徐希景著《中国摄影艺术史》，2011年1月第一版;陈申著《光社记事》，2017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