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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政村治体制的推行，标志着在当代中国维持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走向了瓦解。从此，中国农村社会由公社体制时代步入公社后体制时代[1]。这种体制转换对中国农村社会造成的深刻、长远影响，可以从多个层面、多种领域和多重视角来进行探讨和分析[2]。
从现有研究看，学界研究和探讨的重点，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从经济学、政治学的角度，梳理、分析和概括公社体制解体后，农村经济社会领域发生的新变化、新景象和新格局。这些研究侧重于宏观层面的分析和整体的抽象、概括①。二是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视角，考察、揭示和总结公社体制瓦解后农村基层治理的现状、问题和困局②。它关注的是国家权力与基层社区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以及微观乡村视角下农村基层治理的现状和难题。上述两种研究视角，主要是从国家、乡村两个宏观和微观层面进行分析和探讨的。而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看，县政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最基本的行政管辖单位。因此，以县域为研究对象的中观视角，既可以上溯国家政策的出台和推行，又可以下追乡村基层的落实和运作图景。基于此，本文以中部地区湖南省攸县为研究个案，考察、揭示公社体制解体后的县域经济发展情况，以及体制转换对农村基层社会造成的深刻影响。
公社体制的解体，改变了公社时期原有政社合一的全能式控制方式。从此，中国农村在经济、社会领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新景象，与之相伴随，体制转换也带来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
首先，公社体制的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改变了攸县农业经济的格局，农业生产出现了四个明显的转向。
经营目的上，突破了自给半自给经济的束缚，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全县涌现出各种专业户、重点户24300户，占总农户的16.2％，比1982年的2.74%，上升了13.6%。在他们带动下，出现了一些以一业为主，定向生产的区域化专业生产基地。全县贡献国家粮食31849万斤，占粮食生产的36.3％。
经营范围上，突破了单一经营的状态，开始向多种经营、农工商综合发展转化。经营范围从田土伸展到水面、空间，从种养业伸展到加工、运输，从生产领域伸展到流通领域，打破了单一经营的格局，开始走上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发展的道路。1983年的粮食收入比重比大包干前的1981年下降了2.78％，而多种经营收入的比例则由1981年的41.6％上升到44.38％。
经营方向上，突破了简单再生产的局面，向开发性生产转化。农民开始把积蓄起来的财力、物力和剩余劳力投向荒山、荒坡、荒水，走开发致富的道路。
经营方法上，突破了粗放经营的传统习惯，开始向集约化经营转化。全县杂交水稻面积占晚稻面积的84.94％，产量却占89.97％[3]。
其次，农民商品经济意识、农村产业比例和农民家庭创富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农民商品经济意识逐步增强。不少人转变“温饱”观念，树立大富观念；打破“守土”观念，坚定开放观念；破除平均观念，增强竞争意识；抛弃“贱商”观念，树立兴商观念；克服“老粗”观念，加强知识观念，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县域商品经济的发展。
农村第二、三产业比重得到提高。不少人从农内产业向农外产业转移，生产领域不断拓宽。1987年攸县有4万多劳力输出，占农村剩余劳力的40％以上，全县劳务输出总收入达4925万元，占全县农民纯收入总额的13％[4]。地处攸县边陲，自然资源贫乏的渌田乡该年劳务收入达584万元，占全乡社会总产值的24％，仅此一项人均增收157元，摘掉了贫困帽[5] （pp.664～665）。1988年全县农民从事二、三产业的收入达26423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8.4％。1985至1988年4年中，农民在工、商、运（输）、建（筑）、服（务）“五业”中累计创总产值78088万元，年人平308.6元，比1984年增加100.3元，比1981年增加193.7元。
家庭致富步伐继续加快。1988年全县农民人平纯收入527元，比1984年增长55％，比1981年增长263.4％。在这4年中，手表、单车、电风扇、录音机、电视机、电冰箱等高档商品纷纷“飞入寻常百姓家”[6]，不少农户建成了新居。
再次，农民的收入、粮食占有和生活物质，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和提高。
1985年全县农村总收入33805万元，国家税收占2.14％，集体提留占1.03％，各项费用占21.42％，社员实际所得占75.41％，比1977年增长3.42倍。据1682户专业户的调查，1985年总收入万元以上的达154户，纯收入万元以上的有40户。社员分配的口粮，1982年人均341.5公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和上交集体的粮食后，农民手中占有的粮食（包括口粮、种子、饲料、储备），1983年人均453公斤，1985年人均480公斤。主要生活物资的消费，人均口粮354.9公斤，食油4公斤，猪肉16公斤，棉布5.23公尺。一些中高档生活消费品有了较多的增加。1985年呢绒绸缎、毛绳、皮鞋的消费量分别比1977年增长1.76倍、5.09倍和3.45倍。手表、自行车已在农村普及，电视机、电风扇等家用电器也成了农村的消费品。1979到1984年，49491户农民新住房为633万平方米，占1984年总农户的34.6％。根据典型调查，1985年农民人均住房面积26.37平方米[7]。在消费支出吃、穿、住、用四个方面，1985年与1982年相比，吃、穿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下降了，而住和用的比例却上升了（见表1）。
与上述三个方面变化形成反差和对照的是，受宏观政策的偏差、工农业关系的偏颇，以及双层经营体制“统”“分”关系的失衡等因素的影响，攸县农村社会同时出现了商品生产发展困难、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和农业发展后劲乏力的弊端。
商品生产发展上，农民困难很多。化肥供应方面，就出现了供需矛盾、政策不一的情况。据调查，1984年1月到3月，攸县化肥销售总量比1983年同期减少46.58％，化肥库存量比去年同期减少8.9％。1983年全省实行统一价，1984年却是一县一价，酃县与株洲县相比，每吨磷肥贵33元，农民有意见，不愿意要，说：“肥料涨价，粮食降价，我们怎么富起来？”有些农户“心里想富，脚下无路”，“心中急人，致富无门”。攸县里旺村农民反映发展商品生产有“四难”：一是技术力量缺，能人和技术骨干少，艺不高胆很小。二是资金无来源。全村1984年有6万元贷款指标，村信用社资金已调去1.5万元给银行保重点建设，每亩田只10多元钱，稻谷生产费用都难以满足，哪有贷款发展商品生产。三是部门帮助少。本村没有特色的产品，部门来的人不多，群众希望部门不搞“马路”政策，不只抓“重点”，要帮助不闻名的地区提供商品信息，引进良种良畜，搞好技术培训，增加饲料供应，及时加强指导。四是管理费、税收多。如生猪，每头税收9元、加防疫费、兽医费等，共11.50元[8]。 农民种粮积极性上，弃田、惧耕现象比较普遍。从原来多种早、晚二季稻到多种一季稻；从原来的盼种田、多种田到近年的怕种田、不愿种田；从原来用粮食完成国家农田任务到近年出现买粮交国家任务等等，不一而足。
据调查，之所以出现这种不良现象，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现行的粮食合同定购制度，不可能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食实行合同定购后，售粮农民在经济上无利可图。以1983年为例，粮食统购议售每百斤平均价为17.19元，1985年开始的合同定购到“三七”每百斤均价为15.59元。就是说，粮农每交售100斤粮食，实际减少收入1.60元。合同定购任务越大，农民吃亏越多。
（二）粮食的比较效益低，稳不住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随着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除粮食以外农产品价格的放开，农产品内部比价不合理问题更加突出，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的劣势地位越来越明显。据攸县皇图岭镇提供的有关种粮食、西瓜、辣椒的收入情况看，粮食亩平纯收入是131.3元，每个工值6.54元；西瓜亩平纯收入430元，每个工值14元；辣椒亩平纯收入高达794.66元，每个工值10.55元。粮食价格上的这种不合理状况，势必直接影响到农民种商品粮的积极性。不少农民在粮食生产上的态度是：不愿不种，但不愿多种、不愿花本钱种、不愿下工夫种。愿把主要精力投向经济效益高的其他经营项目上去。
（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暴涨，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在宏观上已经失控，涨到了农民难以承受的地步，少则涨价百分之几十，多则涨价三四倍。以尿素为例，1983年每百斤平价是22.5元，1988年是27.5元，上涨22.2％。问题是平价尿素很少供应，农民只得以每百斤70～100元的高价到黑市上去购买尿素。县计委、物委等部门匡算：由于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全县农民1987年比1986年至少要增加支出205万元。县农调队100户“家计”调查：1987年一二季度农业生产支出比1986年同期增加16.3％，占农民因某些农副产品价格提高增收部分的85％以上。粮农怨声载道，埋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太大：“议价肥料、农药我不买，合同定购粮食我不卖。”无可奈何走极端，表明农民对这种政策的不满和抵制。
这样，粮食产量急剧下降。1986年生产实际只完成七五计划指标的97％，比1985年减产2.36％。向国家贡献总量只完成年度规划的59.6％，商品率只有21.4％。
农业发展上，掠夺性经营、农田水利设施失修、农业技术倒退等，都造成了后劲乏力的不利局面。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所有权主体的模糊和缺位，造成很多农民重用地轻养地，重化肥轻有机肥，重产出轻投入。长期掠夺性的经营，使得土壤肥力呈下降趋势。据县土肥站对全县6大主要土种的测定，1987年土壤有机质比1981年下降了0.55％，每年递减0.08％，全氮、全磷、全钾含量分别减少0.03％、0.06％和0.08％，速效氮、磷、钾依次减少27.7、7.83、7.42pm。1984年地力产量占常规产量67.1％，1986年仅占64.6％，地力产量1986年比1984年下降2.7％。在水利设施上，由于各级投资和农民投工减少，特别是管理不善，不但新的水利工程少建，原有的水利工程也得不到应有的整修和维护，农村水利工程年久失修，排灌机械陈旧。20世纪70年代初，攸县水利建设就已具规模，农田有效灌溉和旱涝保收面积分别达到了81.12％和78.6％。到1987年，据县水利局统计，全县20座小（一）型、175座小（二）型水库中，有19座存在隐患，15座要控制运行，11座严重淤积。9大县管灌区282条渠系，有87条泥沙淤积、杂草丛生，影响5万亩农田灌溉。844处电排中，有124处年久失修开不动，减少灌溉面积1.4万亩。在农业技术上，农业机械增加，耕作手段倒退。近年增加的农业机械多数不务正业，主要是用于跑运输，很少下田干活。1986年稻田机械面积由1980年43万亩下降到27万亩，减少37％。30个农机管理站关闭了10个，近300个村级农机队“网破、人散”[9]。农业推广体系不健全，1987年攸县30个乡农技站有10个已瓦解，农民技术员由63名减至17名，平均每个乡站不到1人[10]。在丫江桥、贾山、大桥等乡，人拉犁，锄挖田，取代了耕牛、农机翻耕。这种社会向前发展，农业生产却回归原始耕作状态的景象，呈现出中国农村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衰竭状态。
公社体制解体后，农村基层推行的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体制的确立，目的在既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又兼顾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但是，到底如何认识、处理“统”与“分”的关系，却难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精准的标度。
责任制刚推行时，攸县实行按人头包田，许多乡镇有“分”无“统”，多年的集体积累被分光，村组经济被架空。这样，村组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对农业的投入受到制约，农田水利和基础设施建设难以开展。连片稻田分成小块，责任田土变更频繁，承包者谁也不愿向责任田使劲，怕为别人做“嫁衣裳”，集体组织对生产的组织和协调困难重重。
基层干部服务意识欠缺，干群关系不和谐。在很多乡村，许多干部索多予少，服务倒退，冷淡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皇图岭乡原来广播入户率达78.4%，而现有的4738只喇叭只有47％发声。高和村11个村民组227户，有154只广播，现仅有7只发声，分布在5个村民小组，村里的扩音器借走了，配电板被偷走了，也无人问津[11]。有不少单位和部门吃的是农民种的平价粮，卖给农民的却是高价肥、高价农药，把生产成本增加的费用几乎都转嫁给了农民。有的地方的干部，平时不到农村帮助农民搞生产，解决生产中的问题，而到合同定购粮入库时，则成群结队下乡催粮，农民反感很大。有的农民说：“现在的干部只知要粮（定购粮）、要钱（摊派款）、要命（计划生育）”。农民负担很重，心里十分矛盾，既盼干部下乡（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又怕干部下乡（难招待）[10]。 再者，许多基层干部直面新形势时，思想错位、行为缺位。
包干到户后，有的干部认为，包干到了户，各户管各户，千斤担子众人挑，我们可以直直腰。群众认为“包了责任田，不再是社员”，“只要能搞富，什么都不顾”[12]。部分党员觉得村里的事不好管，也不需要管，顾全自己就差不多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淡薄了，事业心减弱了，村组工作一度处于瘫痪状态。钟佳桥乡平江村，公路无法通车，十多条木板桥被偷走，乱砍滥伐时有发生，五保户、困难户无人问津，开个党员会，也是张三来，李四不来[13]。菜花坪乡苏塘村，出现了“山上冒得（方言，没有）树，渠中水断流，路上尽是坑，广播不叫灯不明”[12]的荒凉、无序状态。
在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上，很多村干部反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他们工作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难处。
（一）由集体统筹统留转为分户上交，公事难办。如攸县莲塘坳乡村企业收入很少，民办教师工资、烈军属补贴、干部报酬、民工建勤、水利建设、计划生育等项开支都靠农户上交。1984年12月，乡政府派干部与村干部配合，用了20天时间来收上交款，仍有11个村上交款未收齐。铜锣村1983年的上交款没收一分，村干部挑着箩筐逐户收谷，辛辛苦苦收了12000斤，送到粮站，岂料全部被当作该村的公粮扣下，“水中捞月一场空”。春塘、春风等6个村的沿河防洪堤被洪水冲毁三年了，一遇暴雨，洪水就淹没农田，河岸两边的耕地也在逐年减少，可干部只能“空着急”。1985年取消统派购后，村干部更是担心上交难收。春联支部书记刘××当了20年干部，他说：“上交是难收到了，今年还无偿为人民服务一年，报答党的养育之恩，明年我不干了。”[14]上交提留收取，更是干群关系紧张的引线。这当中，村干部补贴的收取，是群众最反感、村干部最烦恼、乡干部最棘手的事情。上云桥乡宋家洲村党支书说：“千改革，万改革，上交提留不改革，乡村干部日日夜夜都是‘革’（方言，愁的意思）。”菜花坪乡菜花坪村党支书感到上交无可奈何，写了一副对联：“好事坏事不管事，自然无事；守摊保摊莫乱摊，等待交摊。”坪阳庙乡冲台村党支书说：“现在是群众捏了刀把，干部捏着刀口。县里办学习班时我浑身来劲（方言，精神抖擞）腰杆硬，回来一收上交碰钉子，硬腰杆又变成了软面条。”坪阳庙乡一个干部说：“今年三次收上交，我们挨了三次骂，现在乡干部权没过去生产队长大，顶不了旧社会的保甲长。”[15]这些个案虽不具普遍意义，但它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基层干部在新形势下的困境和面临的难题。
（二）群众实际问题、具体问题很多，村干部没有能力解决，难以赢得人心。盘龙村党支部书记说：“以前搞集体，村干部有人权、财权、物权，社员有困难，能及时解决。现在‘三权’旁落，为病人写张条子、到信用社借几块钱治病也没有用了。”1985年全乡有30％的农户少粮，过去干部可以通过调剂生产队储备粮解决，现在只能指望国家。农民说村干部是“一遮不得雨，二避不得风，可有可无”。相反，计划生育、乱砍滥伐等得罪人的事，村干部又不得不管。双沿村党支部书记单××任职5年，先后处理48户纠纷，牵涉当事人120人，其中有8户与他“水火不相容”。他说：“我现在骑虎难下，当下去，得罪的人会越来越多；不当，更难站稳脚。”有个农民经常偷树，又生三胎，书记单××三次上门处理，罚款380元，今年这个农民的妻子怀了第四胎，单书记怕上门处理了。
（三）农村政策放宽后，群众思想复杂，工作难做。沿仓村有个农民要把房子建在垅中的责任田里，由于家有手扶拖拉机，他还要修条机耕路。支部书记前去制止，他说不建在垅里可以，你得安排地基。按照规划安排地基，其他农户不肯调整责任田。想开群众会解决这个问题，东家出门做生意，西家外出打扑克，会开不成。村干部无可奈何，乡干部来也没有法子。这户农民还是把房子建在垅中间。
（四）村工作付劳多，报酬少，村干部家庭富起来难。村里的工作，集中在两三个主干身上。尤其是书记，什么事都要管。上级不管来了什么人，首先是找书记，连妇女扫盲课本也送到书记家，而报酬只有340元左右，莲塘坳乡有5个村的主干至今还没有拿到去年的报酬。全乡25个村，73个主干，只有2户比较富裕。1户有电视机，还是儿子结婚女方打发（方言，女方送来）来的。一些村干部说：“我们上山冒（方言，没有的意思）做得和尚，下山冒讨得婆娘（方言，媳妇的意思）。”
（五）上受政府、部门逼，下挨爱人、群众骂，处境难过。村干部普遍反映，他们“一个手指伸在政府、部门口里，一个伸在群众口里，两头吃紧”。盘龙村1983年被洪水冲坏一座桥，影响南北交通和学生上学，村里经济困难，一时难修复，群众遇见村干部就骂，乡里也批评村里抗灾不力。1984年下半年，村里集资1.5万元建桥，没有木材，经该乡乡长同意在自己的林场间伐160根杉树，全都用于建桥。县林业局驻乡林管站书面通知该村支部书记和村长，处罚300元，还说要不是办公益事业，还得追究刑事责任，村干部听了很不舒服。据调查，全乡21个主干不安心工作，占村主干总人数的29％[14]。
农村基层干部反映出的这些难处，较为真实、具体地呈现出公社体制解体后乡村社会的失序、无序状态，以及基层干部行为上左右支绌的困难境地。这些情况说明，公社体制解体后家户经济的回归，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和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但也造成基层干群思想上的迷茫和社区管理的离乱。因此，如何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双层经营体制，既发挥集体组织的优势，又调动农民个体的积极性，还需要各地根据本地的实情，作长期、深入的探索，唯此，才能改变“统”“分”关系错位，集体和个体良性互动关系难以形成的被动局面。
前面我们以公社体制解体后的20世纪80年代为时间段，实证考察了中部典型农业地区湖南省攸县的农村经济变迁，以及双层经营体制下的基层干群的思想和行为状况。公社体制转向后公社体制后，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当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新形势下国家权力如何介入、驾驭农村社会发展的问题[2]。20世纪80年代攸县农村经济格局的转变，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等等，从原因上分析，它有国家控御方式的转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及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等因素，但最为根本的，是公社体制转换后新的体制潜能释放的结果。从这一角度分析，公社体制解体后，“分”的潜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但从农村较为长远的历史时段上看，如果“统”“分”关系处理不好，“统”的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那么，基层干群的思想行为就会陷入一个混乱、无为的境地，集体组织的作用发挥也会受到阻滞和限制。攸县农村社会秩序的失序、无序状态，农业社会公用事业的凋零，以及农业生产发展后进的衰竭，就较为鲜明地呈现出公社体制解体后农村深度、长远发展面临困境的另类面相。
【作者简介】陈益元，男，1966年生，湖南省攸县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与农村社会变迁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参考文献：
[1]陈益元.人民公社体制研究述评[J].中共党史研究，2012（2）.
[2]陈益元.后公社时期的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研究回顾与展望[J].中国农史，2006（2）.
[3]1983年工作情况报告（1983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119.
[4]攸县劳务输出成效显著（1988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372.
[5]攸县渌田乡把七千农民推向广阔的劳务市场（1988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373.
[6]“黄土地”的欢欣与困惑——攸县农民家庭创富情况调查（上篇）（1991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476.
[7]攸县志编撰委员会：攸县志[Z].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8]农村信息（第138期）（1984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217.
[9]攸县建设商品粮基地的难点与对策（1987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73—2—84.
[10]一个亟待决策的重大问题——株洲市农业后进严重不足的调查报告（1988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73—2—85.
[11]攸县当前农业生产情况调查报告（1985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269.
[12]攸县农村党支部书记学习班简介材料之三（1985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260.
[13]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堡垒作用——记钟佳桥乡平江村党支部（1985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260.
[14]村干部的苦衷——攸县莲塘坳乡调查（1985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269.
[15]全县农村工作考核情况综合（1985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266.
从现有研究看，学界研究和探讨的重点，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从经济学、政治学的角度，梳理、分析和概括公社体制解体后，农村经济社会领域发生的新变化、新景象和新格局。这些研究侧重于宏观层面的分析和整体的抽象、概括①。二是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视角，考察、揭示和总结公社体制瓦解后农村基层治理的现状、问题和困局②。它关注的是国家权力与基层社区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以及微观乡村视角下农村基层治理的现状和难题。上述两种研究视角，主要是从国家、乡村两个宏观和微观层面进行分析和探讨的。而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看，县政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最基本的行政管辖单位。因此，以县域为研究对象的中观视角，既可以上溯国家政策的出台和推行，又可以下追乡村基层的落实和运作图景。基于此，本文以中部地区湖南省攸县为研究个案，考察、揭示公社体制解体后的县域经济发展情况，以及体制转换对农村基层社会造成的深刻影响。
公社体制的解体，改变了公社时期原有政社合一的全能式控制方式。从此，中国农村在经济、社会领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新景象，与之相伴随，体制转换也带来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
首先，公社体制的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改变了攸县农业经济的格局，农业生产出现了四个明显的转向。
经营目的上，突破了自给半自给经济的束缚，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全县涌现出各种专业户、重点户24300户，占总农户的16.2％，比1982年的2.74%，上升了13.6%。在他们带动下，出现了一些以一业为主，定向生产的区域化专业生产基地。全县贡献国家粮食31849万斤，占粮食生产的36.3％。
经营范围上，突破了单一经营的状态，开始向多种经营、农工商综合发展转化。经营范围从田土伸展到水面、空间，从种养业伸展到加工、运输，从生产领域伸展到流通领域，打破了单一经营的格局，开始走上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发展的道路。1983年的粮食收入比重比大包干前的1981年下降了2.78％，而多种经营收入的比例则由1981年的41.6％上升到44.38％。
经营方向上，突破了简单再生产的局面，向开发性生产转化。农民开始把积蓄起来的财力、物力和剩余劳力投向荒山、荒坡、荒水，走开发致富的道路。
经营方法上，突破了粗放经营的传统习惯，开始向集约化经营转化。全县杂交水稻面积占晚稻面积的84.94％，产量却占89.97％[3]。
其次，农民商品经济意识、农村产业比例和农民家庭创富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农民商品经济意识逐步增强。不少人转变“温饱”观念，树立大富观念；打破“守土”观念，坚定开放观念；破除平均观念，增强竞争意识；抛弃“贱商”观念，树立兴商观念；克服“老粗”观念，加强知识观念，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县域商品经济的发展。
农村第二、三产业比重得到提高。不少人从农内产业向农外产业转移，生产领域不断拓宽。1987年攸县有4万多劳力输出，占农村剩余劳力的40％以上，全县劳务输出总收入达4925万元，占全县农民纯收入总额的13％[4]。地处攸县边陲，自然资源贫乏的渌田乡该年劳务收入达584万元，占全乡社会总产值的24％，仅此一项人均增收157元，摘掉了贫困帽[5] （pp.664～665）。1988年全县农民从事二、三产业的收入达26423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8.4％。1985至1988年4年中，农民在工、商、运（输）、建（筑）、服（务）“五业”中累计创总产值78088万元，年人平308.6元，比1984年增加100.3元，比1981年增加193.7元。
家庭致富步伐继续加快。1988年全县农民人平纯收入527元，比1984年增长55％，比1981年增长263.4％。在这4年中，手表、单车、电风扇、录音机、电视机、电冰箱等高档商品纷纷“飞入寻常百姓家”[6]，不少农户建成了新居。
再次，农民的收入、粮食占有和生活物质，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和提高。
1985年全县农村总收入33805万元，国家税收占2.14％，集体提留占1.03％，各项费用占21.42％，社员实际所得占75.41％，比1977年增长3.42倍。据1682户专业户的调查，1985年总收入万元以上的达154户，纯收入万元以上的有40户。社员分配的口粮，1982年人均341.5公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和上交集体的粮食后，农民手中占有的粮食（包括口粮、种子、饲料、储备），1983年人均453公斤，1985年人均480公斤。主要生活物资的消费，人均口粮354.9公斤，食油4公斤，猪肉16公斤，棉布5.23公尺。一些中高档生活消费品有了较多的增加。1985年呢绒绸缎、毛绳、皮鞋的消费量分别比1977年增长1.76倍、5.09倍和3.45倍。手表、自行车已在农村普及，电视机、电风扇等家用电器也成了农村的消费品。1979到1984年，49491户农民新住房为633万平方米，占1984年总农户的34.6％。根据典型调查，1985年农民人均住房面积26.37平方米[7]。在消费支出吃、穿、住、用四个方面，1985年与1982年相比，吃、穿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下降了，而住和用的比例却上升了（见表1）。
与上述三个方面变化形成反差和对照的是，受宏观政策的偏差、工农业关系的偏颇，以及双层经营体制“统”“分”关系的失衡等因素的影响，攸县农村社会同时出现了商品生产发展困难、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和农业发展后劲乏力的弊端。
商品生产发展上，农民困难很多。化肥供应方面，就出现了供需矛盾、政策不一的情况。据调查，1984年1月到3月，攸县化肥销售总量比1983年同期减少46.58％，化肥库存量比去年同期减少8.9％。1983年全省实行统一价，1984年却是一县一价，酃县与株洲县相比，每吨磷肥贵33元，农民有意见，不愿意要，说：“肥料涨价，粮食降价，我们怎么富起来？”有些农户“心里想富，脚下无路”，“心中急人，致富无门”。攸县里旺村农民反映发展商品生产有“四难”：一是技术力量缺，能人和技术骨干少，艺不高胆很小。二是资金无来源。全村1984年有6万元贷款指标，村信用社资金已调去1.5万元给银行保重点建设，每亩田只10多元钱，稻谷生产费用都难以满足，哪有贷款发展商品生产。三是部门帮助少。本村没有特色的产品，部门来的人不多，群众希望部门不搞“马路”政策，不只抓“重点”，要帮助不闻名的地区提供商品信息，引进良种良畜，搞好技术培训，增加饲料供应，及时加强指导。四是管理费、税收多。如生猪，每头税收9元、加防疫费、兽医费等，共11.50元[8]。 农民种粮积极性上，弃田、惧耕现象比较普遍。从原来多种早、晚二季稻到多种一季稻；从原来的盼种田、多种田到近年的怕种田、不愿种田；从原来用粮食完成国家农田任务到近年出现买粮交国家任务等等，不一而足。
据调查，之所以出现这种不良现象，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现行的粮食合同定购制度，不可能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食实行合同定购后，售粮农民在经济上无利可图。以1983年为例，粮食统购议售每百斤平均价为17.19元，1985年开始的合同定购到“三七”每百斤均价为15.59元。就是说，粮农每交售100斤粮食，实际减少收入1.60元。合同定购任务越大，农民吃亏越多。
（二）粮食的比较效益低，稳不住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随着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除粮食以外农产品价格的放开，农产品内部比价不合理问题更加突出，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的劣势地位越来越明显。据攸县皇图岭镇提供的有关种粮食、西瓜、辣椒的收入情况看，粮食亩平纯收入是131.3元，每个工值6.54元；西瓜亩平纯收入430元，每个工值14元；辣椒亩平纯收入高达794.66元，每个工值10.55元。粮食价格上的这种不合理状况，势必直接影响到农民种商品粮的积极性。不少农民在粮食生产上的态度是：不愿不种，但不愿多种、不愿花本钱种、不愿下工夫种。愿把主要精力投向经济效益高的其他经营项目上去。
（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暴涨，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在宏观上已经失控，涨到了农民难以承受的地步，少则涨价百分之几十，多则涨价三四倍。以尿素为例，1983年每百斤平价是22.5元，1988年是27.5元，上涨22.2％。问题是平价尿素很少供应，农民只得以每百斤70～100元的高价到黑市上去购买尿素。县计委、物委等部门匡算：由于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全县农民1987年比1986年至少要增加支出205万元。县农调队100户“家计”调查：1987年一二季度农业生产支出比1986年同期增加16.3％，占农民因某些农副产品价格提高增收部分的85％以上。粮农怨声载道，埋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太大：“议价肥料、农药我不买，合同定购粮食我不卖。”无可奈何走极端，表明农民对这种政策的不满和抵制。
这样，粮食产量急剧下降。1986年生产实际只完成七五计划指标的97％，比1985年减产2.36％。向国家贡献总量只完成年度规划的59.6％，商品率只有21.4％。
农业发展上，掠夺性经营、农田水利设施失修、农业技术倒退等，都造成了后劲乏力的不利局面。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所有权主体的模糊和缺位，造成很多农民重用地轻养地，重化肥轻有机肥，重产出轻投入。长期掠夺性的经营，使得土壤肥力呈下降趋势。据县土肥站对全县6大主要土种的测定，1987年土壤有机质比1981年下降了0.55％，每年递减0.08％，全氮、全磷、全钾含量分别减少0.03％、0.06％和0.08％，速效氮、磷、钾依次减少27.7、7.83、7.42pm。1984年地力产量占常规产量67.1％，1986年仅占64.6％，地力产量1986年比1984年下降2.7％。在水利设施上，由于各级投资和农民投工减少，特别是管理不善，不但新的水利工程少建，原有的水利工程也得不到应有的整修和维护，农村水利工程年久失修，排灌机械陈旧。20世纪70年代初，攸县水利建设就已具规模，农田有效灌溉和旱涝保收面积分别达到了81.12％和78.6％。到1987年，据县水利局统计，全县20座小（一）型、175座小（二）型水库中，有19座存在隐患，15座要控制运行，11座严重淤积。9大县管灌区282条渠系，有87条泥沙淤积、杂草丛生，影响5万亩农田灌溉。844处电排中，有124处年久失修开不动，减少灌溉面积1.4万亩。在农业技术上，农业机械增加，耕作手段倒退。近年增加的农业机械多数不务正业，主要是用于跑运输，很少下田干活。1986年稻田机械面积由1980年43万亩下降到27万亩，减少37％。30个农机管理站关闭了10个，近300个村级农机队“网破、人散”[9]。农业推广体系不健全，1987年攸县30个乡农技站有10个已瓦解，农民技术员由63名减至17名，平均每个乡站不到1人[10]。在丫江桥、贾山、大桥等乡，人拉犁，锄挖田，取代了耕牛、农机翻耕。这种社会向前发展，农业生产却回归原始耕作状态的景象，呈现出中国农村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衰竭状态。
公社体制解体后，农村基层推行的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体制的确立，目的在既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又兼顾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但是，到底如何认识、处理“统”与“分”的关系，却难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精准的标度。
责任制刚推行时，攸县实行按人头包田，许多乡镇有“分”无“统”，多年的集体积累被分光，村组经济被架空。这样，村组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对农业的投入受到制约，农田水利和基础设施建设难以开展。连片稻田分成小块，责任田土变更频繁，承包者谁也不愿向责任田使劲，怕为别人做“嫁衣裳”，集体组织对生产的组织和协调困难重重。
基层干部服务意识欠缺，干群关系不和谐。在很多乡村，许多干部索多予少，服务倒退，冷淡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皇图岭乡原来广播入户率达78.4%，而现有的4738只喇叭只有47％发声。高和村11个村民组227户，有154只广播，现仅有7只发声，分布在5个村民小组，村里的扩音器借走了，配电板被偷走了，也无人问津[11]。有不少单位和部门吃的是农民种的平价粮，卖给农民的却是高价肥、高价农药，把生产成本增加的费用几乎都转嫁给了农民。有的地方的干部，平时不到农村帮助农民搞生产，解决生产中的问题，而到合同定购粮入库时，则成群结队下乡催粮，农民反感很大。有的农民说：“现在的干部只知要粮（定购粮）、要钱（摊派款）、要命（计划生育）”。农民负担很重，心里十分矛盾，既盼干部下乡（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又怕干部下乡（难招待）[10]。 再者，许多基层干部直面新形势时，思想错位、行为缺位。
包干到户后，有的干部认为，包干到了户，各户管各户，千斤担子众人挑，我们可以直直腰。群众认为“包了责任田，不再是社员”，“只要能搞富，什么都不顾”[12]。部分党员觉得村里的事不好管，也不需要管，顾全自己就差不多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淡薄了，事业心减弱了，村组工作一度处于瘫痪状态。钟佳桥乡平江村，公路无法通车，十多条木板桥被偷走，乱砍滥伐时有发生，五保户、困难户无人问津，开个党员会，也是张三来，李四不来[13]。菜花坪乡苏塘村，出现了“山上冒得（方言，没有）树，渠中水断流，路上尽是坑，广播不叫灯不明”[12]的荒凉、无序状态。
在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上，很多村干部反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他们工作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难处。
（一）由集体统筹统留转为分户上交，公事难办。如攸县莲塘坳乡村企业收入很少，民办教师工资、烈军属补贴、干部报酬、民工建勤、水利建设、计划生育等项开支都靠农户上交。1984年12月，乡政府派干部与村干部配合，用了20天时间来收上交款，仍有11个村上交款未收齐。铜锣村1983年的上交款没收一分，村干部挑着箩筐逐户收谷，辛辛苦苦收了12000斤，送到粮站，岂料全部被当作该村的公粮扣下，“水中捞月一场空”。春塘、春风等6个村的沿河防洪堤被洪水冲毁三年了，一遇暴雨，洪水就淹没农田，河岸两边的耕地也在逐年减少，可干部只能“空着急”。1985年取消统派购后，村干部更是担心上交难收。春联支部书记刘××当了20年干部，他说：“上交是难收到了，今年还无偿为人民服务一年，报答党的养育之恩，明年我不干了。”[14]上交提留收取，更是干群关系紧张的引线。这当中，村干部补贴的收取，是群众最反感、村干部最烦恼、乡干部最棘手的事情。上云桥乡宋家洲村党支书说：“千改革，万改革，上交提留不改革，乡村干部日日夜夜都是‘革’（方言，愁的意思）。”菜花坪乡菜花坪村党支书感到上交无可奈何，写了一副对联：“好事坏事不管事，自然无事；守摊保摊莫乱摊，等待交摊。”坪阳庙乡冲台村党支书说：“现在是群众捏了刀把，干部捏着刀口。县里办学习班时我浑身来劲（方言，精神抖擞）腰杆硬，回来一收上交碰钉子，硬腰杆又变成了软面条。”坪阳庙乡一个干部说：“今年三次收上交，我们挨了三次骂，现在乡干部权没过去生产队长大，顶不了旧社会的保甲长。”[15]这些个案虽不具普遍意义，但它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基层干部在新形势下的困境和面临的难题。
（二）群众实际问题、具体问题很多，村干部没有能力解决，难以赢得人心。盘龙村党支部书记说：“以前搞集体，村干部有人权、财权、物权，社员有困难，能及时解决。现在‘三权’旁落，为病人写张条子、到信用社借几块钱治病也没有用了。”1985年全乡有30％的农户少粮，过去干部可以通过调剂生产队储备粮解决，现在只能指望国家。农民说村干部是“一遮不得雨，二避不得风，可有可无”。相反，计划生育、乱砍滥伐等得罪人的事，村干部又不得不管。双沿村党支部书记单××任职5年，先后处理48户纠纷，牵涉当事人120人，其中有8户与他“水火不相容”。他说：“我现在骑虎难下，当下去，得罪的人会越来越多；不当，更难站稳脚。”有个农民经常偷树，又生三胎，书记单××三次上门处理，罚款380元，今年这个农民的妻子怀了第四胎，单书记怕上门处理了。
（三）农村政策放宽后，群众思想复杂，工作难做。沿仓村有个农民要把房子建在垅中的责任田里，由于家有手扶拖拉机，他还要修条机耕路。支部书记前去制止，他说不建在垅里可以，你得安排地基。按照规划安排地基，其他农户不肯调整责任田。想开群众会解决这个问题，东家出门做生意，西家外出打扑克，会开不成。村干部无可奈何，乡干部来也没有法子。这户农民还是把房子建在垅中间。
（四）村工作付劳多，报酬少，村干部家庭富起来难。村里的工作，集中在两三个主干身上。尤其是书记，什么事都要管。上级不管来了什么人，首先是找书记，连妇女扫盲课本也送到书记家，而报酬只有340元左右，莲塘坳乡有5个村的主干至今还没有拿到去年的报酬。全乡25个村，73个主干，只有2户比较富裕。1户有电视机，还是儿子结婚女方打发（方言，女方送来）来的。一些村干部说：“我们上山冒（方言，没有的意思）做得和尚，下山冒讨得婆娘（方言，媳妇的意思）。”
（五）上受政府、部门逼，下挨爱人、群众骂，处境难过。村干部普遍反映，他们“一个手指伸在政府、部门口里，一个伸在群众口里，两头吃紧”。盘龙村1983年被洪水冲坏一座桥，影响南北交通和学生上学，村里经济困难，一时难修复，群众遇见村干部就骂，乡里也批评村里抗灾不力。1984年下半年，村里集资1.5万元建桥，没有木材，经该乡乡长同意在自己的林场间伐160根杉树，全都用于建桥。县林业局驻乡林管站书面通知该村支部书记和村长，处罚300元，还说要不是办公益事业，还得追究刑事责任，村干部听了很不舒服。据调查，全乡21个主干不安心工作，占村主干总人数的29％[14]。
农村基层干部反映出的这些难处，较为真实、具体地呈现出公社体制解体后乡村社会的失序、无序状态，以及基层干部行为上左右支绌的困难境地。这些情况说明，公社体制解体后家户经济的回归，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和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但也造成基层干群思想上的迷茫和社区管理的离乱。因此，如何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双层经营体制，既发挥集体组织的优势，又调动农民个体的积极性，还需要各地根据本地的实情，作长期、深入的探索，唯此，才能改变“统”“分”关系错位，集体和个体良性互动关系难以形成的被动局面。
前面我们以公社体制解体后的20世纪80年代为时间段，实证考察了中部典型农业地区湖南省攸县的农村经济变迁，以及双层经营体制下的基层干群的思想和行为状况。公社体制转向后公社体制后，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当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新形势下国家权力如何介入、驾驭农村社会发展的问题[2]。20世纪80年代攸县农村经济格局的转变，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等等，从原因上分析，它有国家控御方式的转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及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等因素，但最为根本的，是公社体制转换后新的体制潜能释放的结果。从这一角度分析，公社体制解体后，“分”的潜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但从农村较为长远的历史时段上看，如果“统”“分”关系处理不好，“统”的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那么，基层干群的思想行为就会陷入一个混乱、无为的境地，集体组织的作用发挥也会受到阻滞和限制。攸县农村社会秩序的失序、无序状态，农业社会公用事业的凋零，以及农业生产发展后进的衰竭，就较为鲜明地呈现出公社体制解体后农村深度、长远发展面临困境的另类面相。
【作者简介】陈益元，男，1966年生，湖南省攸县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与农村社会变迁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参考文献：
[1]陈益元.人民公社体制研究述评[J].中共党史研究，2012（2）.
[2]陈益元.后公社时期的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研究回顾与展望[J].中国农史，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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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攸县渌田乡把七千农民推向广阔的劳务市场（1988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373.
[6]“黄土地”的欢欣与困惑——攸县农民家庭创富情况调查（上篇）（1991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476.
[7]攸县志编撰委员会：攸县志[Z].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8]农村信息（第138期）（1984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217.
[9]攸县建设商品粮基地的难点与对策（1987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73—2—84.
[10]一个亟待决策的重大问题——株洲市农业后进严重不足的调查报告（1988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73—2—85.
[11]攸县当前农业生产情况调查报告（1985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269.
[12]攸县农村党支部书记学习班简介材料之三（1985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260.
[13]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堡垒作用——记钟佳桥乡平江村党支部（1985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260.
[14]村干部的苦衷——攸县莲塘坳乡调查（1985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269.
[15]全县农村工作考核情况综合（1985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