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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变革的时代使启蒙成为社会关注的主流话语,而呼吁启蒙的根本诉求是要破除传统文化范式对新时代发展的束缚,形成社会新的精神认同。启蒙任务的达成不仅要倚重新的精神理念,更需要一定的媒介投入到启蒙实践中。作为承担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塑造受众健康人格重任的思想政治教育,无疑应当是文化启蒙实践中的中坚力量,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追求、功能预期、过程机制等环节的理论建构和实践预设处处蕴含着启蒙的维度,文化启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意。因而,积极探寻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文化启蒙价值的路径,使其有效担当文化启蒙的重任,是时代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出的重要议题。
关键词:社会转型; 启蒙; 思想政治教育; 路径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09)06-0038-03
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使启蒙的话题变得异常凸显。笔者认为,所谓启蒙无非是要突破传统文化范式对当下社会发展的束缚,建构一种与已经变化了的时代主题相契合的新的时代精神。启蒙任务的达成首先需要依据时代主题选择、建构出新的精神理念,同时需要一定的中介高举启蒙的旗帜投入对民众的启蒙实践中。对启蒙话语的选择学术界虽然存在争议,但大多数学者对支撑现代工业文明的科技理性与人本精神较为认同。正如衣俊卿先生所言:“启蒙是用构成现代工业文明的两大精神支柱的科学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来改造传统中国人的行为方式。”[1]笔者也倾向于这种观点,这一问题只是本文借以展开的理论场景要素,以下不再赘述。本文关注的是在文化启蒙的热潮中,思想政治教育对启蒙重任的担当及应有作为。相对于理论建构而言,主导价值范式的社会化对启蒙任务的实现更具有现实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而作为承担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实现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塑造受众健康人格、调控人的品行重任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无疑应当是文化启蒙实践中的中坚力量,文化启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意。而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在实存境遇中对启蒙的漠视及启蒙维度的缺失值得关注,改变在启蒙中的无语状态应成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重要议题。
一、启蒙——并非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议题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多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淀而成的传统优势,而这种优势的由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成立伊始即在启蒙民众中所体现出的巨大价值。当前学者们在探讨启蒙话题时,往往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五四运动及80年代中国掀起的文化热,而较少涉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对民众的启蒙,或者索性将其排出在启蒙的范畴之外。而就启蒙的内涵及诉求而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弘扬无疑是影响近代中国走向的最为深刻的文化启蒙。而这一深刻的文化启蒙能以胜利的姿态展示在世人面前凭借的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巨大优势。可以说,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承担着启蒙民众的使命而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启发了精英的灵魂,他们奔走呼号,启发民众,掀起了群众改变自身命运的热潮。尽管这个启蒙没有呈现出学者们所期待的理想状态,但是不能由此否认它的启蒙价值,而且启蒙的品性是开放的,这种品性决定了启蒙不会有终结的完满状态。
随着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丰富的实践经验,期待着理论的升华,零星分散的理论期待着对之系统化、科学化的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已踏上征程。从80年代学科建设开始至今,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对于学科发展来说时间还非常短暂,但是学者们极大的热情结出了极为丰硕的学术成果。从目前学者们为这一学科搭建的理论体系中,我们细心体察依然会发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范畴都暗含着启蒙的维度和诉求,如果我们不再漠视这种功能的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将极大提升它的现实价值和欣赏指数。
当前,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追求、功能预期、过程机制等环节的理论建构和实践预设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已经改变了泛政治化的倾向,表现出与时代主题相应和的更加丰富的内容,改变民众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宜的思想意识的启蒙意愿非常强烈。
二、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与启蒙指向的同一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通过优秀文化的传承、先进思想理念的弘扬、高尚道德精神的陶冶,提高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使人不断从被主客观条件遮蔽的状态中走向真理的澄明,从异化的束缚中走向自由,使个体社会化的形态更加完善,最终成为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而谈及启蒙的目标指向,多为学者们引用的是康德的观点。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对启蒙运动的目标做过如下经典的论述:“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3]而人之所以会把不成熟的状态加诸于自身,康德认为,原因在于人的懒惰和怯懦力量的强大。可见,康德所强调的启蒙实质上就是要使人从依附保护者的异化状态中摆脱出来,获得独立与自由。而这与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人类解放的宏愿并不矛盾。共产主义所要实现的宏伟蓝图的终极目标,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促成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生成。马克思在描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时曾经指出,共产主义是一个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在这种高级的社会形态中, “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设想与康德的启蒙思想融入于当下中国的实践,他们的目标指向可以获得一致的表述。当前,文化启蒙的目标是使民众从传统文化及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自然主义、经验主义、整体主义等消极因素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改变原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即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用主体意识和创造性来形塑自身,通过人自身的现代化进而来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在时代主题与时俱进的变换中,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思想领先的优势,化解民众思想意识中与时代精神的滞差,启蒙民众,使其日益向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迈进。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与启蒙倡导者的目标指向并无二致,就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指向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种启蒙。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定位对启蒙的诉求
长期以来,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更多的从社会政治层面予以关切,“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最为经典的表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如此定位,满足了特定历史时期国家急需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领域作出贡献的迫切愿望,然而,正如我们在对改革开放之前所走过的道路所进行的反思那样,那是一个用整体主义否定个性的时代,人的价值和尊严轻微到了不足道哉的地步,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尤其是政治价值极度膨胀,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启蒙价值被遮蔽甚至消解。
随着价值哲学在学界研究的兴起,借鉴价值哲学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也进行了反思,提出了更加周延的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表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及其性质是否与人的本性、目的和发展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合、相接近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其教育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合乎主体全面发展(尤其是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尤其是精神文明进步)的目的而呈现出的一种肯定的意义关系。”可见,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已欲突破社会本位、政治为先的价值评述模式,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进行细分,增加对个体价值的关注,同时也在拓展其社会价值的内涵。在张耀灿等几位专家编撰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进行了阐述,他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应该包括:引导政治方向、激发精神动力、塑造个体人格、规范调控行为等;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也不应再仅仅局限于宏观政治层面,而是要深入到经济、文化、生态等时代发展凸显出的各个领域。[4]
此种价值定位的转变彰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内涵和意蕴,同时也与转型期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期待十分契合。学者们所预设的个体价值的实现将有助于个体的思维模式及行为方式从不合时宜的桎梏中获得置换,促使其现代性的生成;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从政治领域向多方位的延伸将使各领域面临的时代问题更易于被参与者理解,被启蒙的参与者的积极自觉的投入将使经济繁荣、文化进步、生态保护等目标的实现变得更加及时有效,而这正是转型期文化启蒙所预设和期待的价值。
四、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启蒙效应
价值定位决定思想政治教育工具理性的延展方向。时代话题的转变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出更加富于现代性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应继续保持以往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对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功能,而且应该增加和强化对个体的人的关注,在满足人的精神、心理需要及培养人的现代意识方面有所作为。而无论是社会功能还是个体功能,都关涉到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化启蒙重任的担当。
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要求我们在经济转型、技术发展和体制完善等方面实现社会层面的跃迁,这种大变革的成功与否,与对变革的合法性论证及民众对合法性的认同密不可分。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功能、保障功能、凝聚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巨大空间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功能将把有悖社会进步的动向及时调整到正确的轨道;思想政治教育的保障功能是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的源泉;思想政治教育的凝聚功能将凭借富有吸引力的方法和内容来整合社会民众的多元意识取向,形成强大的合力;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功能,将通过先进理念在人的思想意识的内化培养出具有极大创造潜力的人力资源;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功能将顺利实现先进文化与民众思想意识的对接。总之,这些功能的发挥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形成对社会规范的认同、稳定社会秩序将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
社会变革目标的最终实现必须以作为个体的人的实践为中介,对于个体的关注及启蒙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功能的重要领域。当前,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撼动了国人传统的生活世界,然而由于思想惯性与现实的滞差,使很多民众在变化面前显得局促和迷茫,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化功能、育人功能及激励功能,为他们提供转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精神资源及心理援助显得极为迫切,正如学者所言:“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使人们明白正在发生的变化和他们正在做的是什么,从而使中国的日常生活的批判重建与人的现代化能作为一个自觉的历史进程而成功地进行。以避免这一历史变革流于自发而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从而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加速发展。”[5]
五、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实现启蒙的场景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其文化启蒙功能实现的场景,而运行良好的机制是过程取得实效的必要保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由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介体等要素构成,包括教育者的施教、受教育者的接受及二者的双向互动等环节,这一过程所面对和要解决的最基本的矛盾是“教育者所实施的社会对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要求和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之间的矛盾。”[6]在社会转型期,这一基本矛盾的解决也就是要求以教育者为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施教系统运用现代理念培养受教育者的理性精神和道德自律,“消解传统活动主体的自在性和自发性,塑造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主导价值目标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现代主体”[7],同时“引导受教育者对思想道德必然的认识、遵从、把握与超越……把人培养成思想道德自律的人,即成为自身德行发展的主体。”[8]如此充满人文关怀和蕴含着对启蒙深厚关切的思想政治教育将引导受教育者愈益接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级目标。而近年来时代的变迁,使思想政治教育在运行、整合、保障、评估等方面的机制创新也成为需要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良好的机制将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顺利进行及功能的展开和价值目标的实现创设上佳的环境。
总之,在社会转型期,文化启蒙是以人的思想意识为主要工作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维度,它既要承担在社会层面为现代理性合法性辩护的重任,同时也要帮助转型期的民众突破传统惰性的束缚,生成现代主体性,为其建构新的精神家园。启蒙的精神诉求应该贯穿思想政治教育的始终。不无遗憾的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中,思想政治教育蕴含的启蒙价值、启蒙功能、启蒙过程却被大多数人所忽视了,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启蒙理论资源缺失,思想政治教育者启蒙意识淡薄,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增加启蒙的话语维度,提高教育者的启蒙意识,应该成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重要领域。
参考文献
[1][5][7]衣俊卿.大学使命与文化启蒙[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33,6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
[3][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2.
[4]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62.
[6][8]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前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张俊华]
关键词:社会转型; 启蒙; 思想政治教育; 路径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09)06-0038-03
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使启蒙的话题变得异常凸显。笔者认为,所谓启蒙无非是要突破传统文化范式对当下社会发展的束缚,建构一种与已经变化了的时代主题相契合的新的时代精神。启蒙任务的达成首先需要依据时代主题选择、建构出新的精神理念,同时需要一定的中介高举启蒙的旗帜投入对民众的启蒙实践中。对启蒙话语的选择学术界虽然存在争议,但大多数学者对支撑现代工业文明的科技理性与人本精神较为认同。正如衣俊卿先生所言:“启蒙是用构成现代工业文明的两大精神支柱的科学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来改造传统中国人的行为方式。”[1]笔者也倾向于这种观点,这一问题只是本文借以展开的理论场景要素,以下不再赘述。本文关注的是在文化启蒙的热潮中,思想政治教育对启蒙重任的担当及应有作为。相对于理论建构而言,主导价值范式的社会化对启蒙任务的实现更具有现实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而作为承担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实现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塑造受众健康人格、调控人的品行重任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无疑应当是文化启蒙实践中的中坚力量,文化启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意。而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在实存境遇中对启蒙的漠视及启蒙维度的缺失值得关注,改变在启蒙中的无语状态应成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重要议题。
一、启蒙——并非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议题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多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淀而成的传统优势,而这种优势的由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成立伊始即在启蒙民众中所体现出的巨大价值。当前学者们在探讨启蒙话题时,往往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五四运动及80年代中国掀起的文化热,而较少涉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对民众的启蒙,或者索性将其排出在启蒙的范畴之外。而就启蒙的内涵及诉求而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弘扬无疑是影响近代中国走向的最为深刻的文化启蒙。而这一深刻的文化启蒙能以胜利的姿态展示在世人面前凭借的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巨大优势。可以说,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承担着启蒙民众的使命而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启发了精英的灵魂,他们奔走呼号,启发民众,掀起了群众改变自身命运的热潮。尽管这个启蒙没有呈现出学者们所期待的理想状态,但是不能由此否认它的启蒙价值,而且启蒙的品性是开放的,这种品性决定了启蒙不会有终结的完满状态。
随着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丰富的实践经验,期待着理论的升华,零星分散的理论期待着对之系统化、科学化的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已踏上征程。从80年代学科建设开始至今,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对于学科发展来说时间还非常短暂,但是学者们极大的热情结出了极为丰硕的学术成果。从目前学者们为这一学科搭建的理论体系中,我们细心体察依然会发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范畴都暗含着启蒙的维度和诉求,如果我们不再漠视这种功能的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将极大提升它的现实价值和欣赏指数。
当前,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追求、功能预期、过程机制等环节的理论建构和实践预设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已经改变了泛政治化的倾向,表现出与时代主题相应和的更加丰富的内容,改变民众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宜的思想意识的启蒙意愿非常强烈。
二、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与启蒙指向的同一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通过优秀文化的传承、先进思想理念的弘扬、高尚道德精神的陶冶,提高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使人不断从被主客观条件遮蔽的状态中走向真理的澄明,从异化的束缚中走向自由,使个体社会化的形态更加完善,最终成为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而谈及启蒙的目标指向,多为学者们引用的是康德的观点。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对启蒙运动的目标做过如下经典的论述:“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3]而人之所以会把不成熟的状态加诸于自身,康德认为,原因在于人的懒惰和怯懦力量的强大。可见,康德所强调的启蒙实质上就是要使人从依附保护者的异化状态中摆脱出来,获得独立与自由。而这与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人类解放的宏愿并不矛盾。共产主义所要实现的宏伟蓝图的终极目标,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促成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生成。马克思在描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时曾经指出,共产主义是一个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在这种高级的社会形态中, “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设想与康德的启蒙思想融入于当下中国的实践,他们的目标指向可以获得一致的表述。当前,文化启蒙的目标是使民众从传统文化及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自然主义、经验主义、整体主义等消极因素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改变原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即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用主体意识和创造性来形塑自身,通过人自身的现代化进而来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在时代主题与时俱进的变换中,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思想领先的优势,化解民众思想意识中与时代精神的滞差,启蒙民众,使其日益向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迈进。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与启蒙倡导者的目标指向并无二致,就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指向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种启蒙。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定位对启蒙的诉求
长期以来,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更多的从社会政治层面予以关切,“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最为经典的表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如此定位,满足了特定历史时期国家急需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领域作出贡献的迫切愿望,然而,正如我们在对改革开放之前所走过的道路所进行的反思那样,那是一个用整体主义否定个性的时代,人的价值和尊严轻微到了不足道哉的地步,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尤其是政治价值极度膨胀,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启蒙价值被遮蔽甚至消解。
随着价值哲学在学界研究的兴起,借鉴价值哲学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也进行了反思,提出了更加周延的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表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及其性质是否与人的本性、目的和发展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合、相接近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其教育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合乎主体全面发展(尤其是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尤其是精神文明进步)的目的而呈现出的一种肯定的意义关系。”可见,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已欲突破社会本位、政治为先的价值评述模式,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进行细分,增加对个体价值的关注,同时也在拓展其社会价值的内涵。在张耀灿等几位专家编撰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进行了阐述,他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应该包括:引导政治方向、激发精神动力、塑造个体人格、规范调控行为等;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也不应再仅仅局限于宏观政治层面,而是要深入到经济、文化、生态等时代发展凸显出的各个领域。[4]
此种价值定位的转变彰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内涵和意蕴,同时也与转型期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期待十分契合。学者们所预设的个体价值的实现将有助于个体的思维模式及行为方式从不合时宜的桎梏中获得置换,促使其现代性的生成;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从政治领域向多方位的延伸将使各领域面临的时代问题更易于被参与者理解,被启蒙的参与者的积极自觉的投入将使经济繁荣、文化进步、生态保护等目标的实现变得更加及时有效,而这正是转型期文化启蒙所预设和期待的价值。
四、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启蒙效应
价值定位决定思想政治教育工具理性的延展方向。时代话题的转变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出更加富于现代性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应继续保持以往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对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功能,而且应该增加和强化对个体的人的关注,在满足人的精神、心理需要及培养人的现代意识方面有所作为。而无论是社会功能还是个体功能,都关涉到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化启蒙重任的担当。
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要求我们在经济转型、技术发展和体制完善等方面实现社会层面的跃迁,这种大变革的成功与否,与对变革的合法性论证及民众对合法性的认同密不可分。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功能、保障功能、凝聚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巨大空间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功能将把有悖社会进步的动向及时调整到正确的轨道;思想政治教育的保障功能是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的源泉;思想政治教育的凝聚功能将凭借富有吸引力的方法和内容来整合社会民众的多元意识取向,形成强大的合力;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功能,将通过先进理念在人的思想意识的内化培养出具有极大创造潜力的人力资源;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功能将顺利实现先进文化与民众思想意识的对接。总之,这些功能的发挥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形成对社会规范的认同、稳定社会秩序将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
社会变革目标的最终实现必须以作为个体的人的实践为中介,对于个体的关注及启蒙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功能的重要领域。当前,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撼动了国人传统的生活世界,然而由于思想惯性与现实的滞差,使很多民众在变化面前显得局促和迷茫,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化功能、育人功能及激励功能,为他们提供转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精神资源及心理援助显得极为迫切,正如学者所言:“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使人们明白正在发生的变化和他们正在做的是什么,从而使中国的日常生活的批判重建与人的现代化能作为一个自觉的历史进程而成功地进行。以避免这一历史变革流于自发而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从而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加速发展。”[5]
五、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实现启蒙的场景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其文化启蒙功能实现的场景,而运行良好的机制是过程取得实效的必要保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由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介体等要素构成,包括教育者的施教、受教育者的接受及二者的双向互动等环节,这一过程所面对和要解决的最基本的矛盾是“教育者所实施的社会对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要求和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之间的矛盾。”[6]在社会转型期,这一基本矛盾的解决也就是要求以教育者为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施教系统运用现代理念培养受教育者的理性精神和道德自律,“消解传统活动主体的自在性和自发性,塑造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主导价值目标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现代主体”[7],同时“引导受教育者对思想道德必然的认识、遵从、把握与超越……把人培养成思想道德自律的人,即成为自身德行发展的主体。”[8]如此充满人文关怀和蕴含着对启蒙深厚关切的思想政治教育将引导受教育者愈益接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级目标。而近年来时代的变迁,使思想政治教育在运行、整合、保障、评估等方面的机制创新也成为需要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良好的机制将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顺利进行及功能的展开和价值目标的实现创设上佳的环境。
总之,在社会转型期,文化启蒙是以人的思想意识为主要工作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维度,它既要承担在社会层面为现代理性合法性辩护的重任,同时也要帮助转型期的民众突破传统惰性的束缚,生成现代主体性,为其建构新的精神家园。启蒙的精神诉求应该贯穿思想政治教育的始终。不无遗憾的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中,思想政治教育蕴含的启蒙价值、启蒙功能、启蒙过程却被大多数人所忽视了,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启蒙理论资源缺失,思想政治教育者启蒙意识淡薄,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增加启蒙的话语维度,提高教育者的启蒙意识,应该成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重要领域。
参考文献
[1][5][7]衣俊卿.大学使命与文化启蒙[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33,6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
[3][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2.
[4]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62.
[6][8]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前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张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