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对决讲究眼疾手快，而在宋代，举子考进士、中状元同样也得看出手快不快。
　　宋太祖夺取天下后，对唐末五代武夫乱国的局面颇伤脑筋，便采取扬文抑武之法，确定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本国策，恢复隋唐旧制，开科取士。开始，宋太祖并未确定殿试这一程序，科考全过程均由礼部主持，最后只把结果告诉自己完事。但开宝六年（973年）那场科考结束后，新录取的进士到讲武殿向皇帝谢恩，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宋太祖发现武济川、刘睿等人学识浅薄、答非所问，而武济川恰好是主考官的同乡，这让宋太祖很不高兴。后来，又有人击鼓上诉，状告这次科考取舍不公。震怒之下，宋太祖便将礼部已经录取的和部分未录取的举子共200余人，一起召到讲武殿，亲自主持，重新出题考试和录取。此后，殿试就成了宋代的科考定制和最高门槛。
　　宋太祖武夫当国，欣赏下手快的高手，他决定参加殿试的举子都要完成三个题目，并规定谁最先交卷即为状元。有一次殿试，宋太祖甚至同时遇到了两个“快枪手”。开宝八年（975年）乙亥科的殿试中，举子王嗣宗和陈识两人同时完成、同时交卷，宋太祖犯了难，一场科考总不能出现两个状元吧？于是，颇为搞笑的宋太祖就让两人在朝堂之上打了一架，谁赢谁为状元。结果，王嗣宗摔倒了陈识，中了状元，王嗣宗因而被人戏称“手搏状元”。
　　到了宋太宗时期，依然遵循太祖旧制，短则一年、长则三年举行一次考试，依然以出手快为取舍标准，“太宗时试进士，每以先进卷者为第一”（欧阳修《归田录》）。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丁丑科的吕蒙正，到后来的胡旦、苏易简、陈尧叟等，个个都是才思敏捷的“快枪手”，题目拿起就能动手，文如泉涌、一挥而就，皆因“出手快”成了状元。
　　虽然“以先进卷者为第一”，然而皇帝们的初衷并不单是以行文快慢为唯一的取舍标准，他们的要求是文理顺而才思捷，即又好、又快。但是凡事断章取义者多矣，又好、又快落实到了下面就变成无所谓好、只寻求快了。于是，普天下的读书人纷纷寻找成章捷径和答题良方，管它文辞美不美、义理通不通，下笔千言，胡拼乱凑，“惟以敏速相夸”，只要下手快就行。从太平兴国年初到淳化年末的近20年间，科场拼凑之风、轻浮之风盛行，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举子李庶几甚至牵头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作文竞赛。他把那些将要参加当年壬辰科考试的举子们，集中在京城一个烧饼铺里，以厨师烙好一个饼的时间完成一韵诗者为胜，闹得路人侧目，沸沸扬扬。事情辗转传到了宋太宗的耳边，这不是拿堂堂国考开玩笑吗？宋太宗雷霆震怒，决定采取措施来刹刹这股歪风。
　　殿试的时候，宋太宗特意从《庄子寓言》中摘出“卮言日出”四个字，拟了这道非常冷僻的赋题，他要看看这些平日以敏速相夸的考生们，是如何抓耳挠腮的。考题发下去不久，众考生还在眉头紧锁之际，李庶几就草草成篇，抢先交卷了。看到他那轻松得意的样子，宋太宗不禁怒火中烧，对着李庶几大声呵斥，当场他把轰出了考场。这次，文思敏捷的李庶几落了榜，作文慢慢腾腾的孙何却中了状元。
　　从此，科考不再以答卷快慢作为标准，科场“快枪手”就此没了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