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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夏朝建立距今已约4000年，这期间中国历史已有文字可考。夏朝再向前推1000年，属于中国历史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被称作史前文明时期。那个时期没有文字，社会组织只有部落，部落里有首领。那么，部落中的首领们都是谁呢？
因政治需要而编造的史前首领
史前文明时没有文字，只有石器文化，自然部落首领的事就没有记载。之后进入夏商周三朝，这期间有了文字，可是直到东周后期（也是春秋末期），三朝已跨时近1600年，这期间还是没有关于史前部落首领的记载。
公元前475年，中华大地进入战国时期。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过去近两千年间都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史前部落首领们的名字，却突然大批冒了出来。这与当时的政治需要有关。
战国时群雄逐鹿，中华大地分裂成许多国家，各国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和扩大版图，除去不断地征战外，还需要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从治国理念、谋策和文化上的支持。与此需求相伴，社会上迅速产生了一大批不同观点的思想家。这些人为了说服各国统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谋策和政治主张，或者排斥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派别，开始到处游说。
他们游说时，为了证明自己是唯一正确的，常常喜欢引证。比如，他们常以史前部落首领的行为、语言为论据，会采取这样的句式：“昔某某帝曰……”“昔某某帝曾……”，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有根据的。这个方法很有效，往往使对方被说服或者哑口无言。
很快，一大批所谓的史前部落首领的名字和形象就被各学派“发现”和“编造”了出来。而且这些新首领们还非常具体，有血有肉，活灵活现。比如当时这些首领都是谁，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甚至连说话的长短、语气、表情都有。充分展现了战国思想家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才能。
编造何其多
显然，战国思想家们突击编造的这些史前首领们的形象和言行，在辩论和游说时都派上了用场。那么，他们到底编造出了多少史前部落首领？仅从现在能看到的诸子百家的典籍记载来数，也有200名左右。
儒家开始的时候，在《国语》《左转》中写了12个人：炎帝、黄帝、共工、大嗥、少嗥、颛顼、高阳、高辛、帝鸿、金天、伯翳、祝融。后来他们又加上了尧帝和舜帝，成了14个人。到战国末期，他们将这些人简化成了5个人，称“五帝”，不过这五人他们当时的说法前后并不一致。比如《大戴礼记》说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而《礼记·月令》说是：大嗥、炎帝、黄帝、少嗥、颛顼。《易经·系词》则说是：包牺、神农、黄帝、尧、舜。
其他各家在名单上互相有交叉、吸收和借鉴，但都是为自己的观点服务的。
汉朝人选定了儒家的“五帝”说
汉代人对史前部落首领继续有编造。比如有人设计出了“九皇五帝三5E-代”之说。还有人设计过一个更加遥远的神人祖先叫“盘古”。不过汉朝的主流是延续战国时儒家的说法。
对此做了重要工作的是司马迁。他对儒家史前部落首领的说法重新进行了取舍和编排，比如他不再让神农、蚩尤、炎帝作为正式帝系，而只是作为黄帝的战争对手。把禹、皋陶、后稷、伯夷、彭祖等人，都降成舜帝的大臣。只留下五个人形成了新的“五帝说”：黄帝、颛顼、喾帝、尧帝、虞舜。
另外，司马迁在写这五个人时，认为战国人描述的“其文不雅驯”，即语言不好，他便在选择“其言尤雅者”的基础上，又展开想象的翅膀，尽量使其“雅驯”起来。例如，他让五帝们事迹更加丰满，对话大量出现，还让五人有了祖辈血缘关系。
但是，司马迁在设计他们的祖辈关系时并不缜密。比如，夏禹本来是虞舜的儿子辈，可是他在叙述时，让颛顼与夏禹相隔了两代，让颛顼与虞舜相隔了六代，这样晚辈夏禹就成了前辈虞舜的高祖父了。
被无限美化的黄帝和尧帝
自司马迁之后，历朝历代从治国化民的目的出发，统治阶级和文人联手，继续对五帝的事迹进行再扩大和再组合，后来干脆把五人的事迹集中在了两个人身上，即黄帝和尧帝。
黄帝是作为“人文初祖”来塑造的。就是说他最早给人们发明衣裳、舟车、房子，还命臣子伶伦制乐器，大挠定干支，仓颉造文字，命妻子嫘祖教人们养蚕。他统治时期，中华大地天下大治，人民安居乐业，民族统一。可见，如此优秀的一个史前首领，华夏始祖的资格非他莫属。
可是，人们觉得仅仅这样神化黄帝一人还不够，因为在统治思想上，儒家主张“仁政”和“德治”。历朝统治阶级和为其服务的文人，为了体现这一思想，很需要再树一个以“仁政”和“德治”为范本的典型，他们选中了尧帝。
战国时期的儒家对尧帝的描述还是简单的。即使司马迁写的《史记·五帝本纪》，对尧帝的描述也还不如对虞舜着墨多。后来的历代统治阶级和文人加大了对尧帝的渲染和拔高，甚至几乎到了把他神化的程度。
对史前首领我们应持的态度
毕竟，儒家和司马迁的“五帝说”，还有关于神农、炎帝、蚩尤的传说，已经流传至今，中华民族也已经约定俗成。从形象化和符号化的角度说，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无法确切知道和证明到底史前部落首领都有谁、都是谁的情况下，中华民族不能没有名义上的“共祖”，这些远古人物形象，对于今天华夏民族的团结和凝聚，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只是应该注意的是，在没有发现新的考古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这些史前部落首领形象化、符号化，却还不能急于把他们历史化。比如，现在有人把儒家留下的那些书籍作证据，进行所谓的“五帝确有其人其事”的“考证”，就没什么意义——用儒家的书籍证明儒家的观点，只能是一种代替儒家的自说自话而已。另外，现在有的地方热衷于争抢“五帝”的出生地、活动地、交战地、后裔分布地等等，其目的恐怕就不是在历史而是在现实、不是在学术而是在其他了。
当前，要想对史前部落首领做历史化的认定，只有呼唤、等待和寄希望于新的考古技术和考古成果的出现，舍此别无他途。
（责任编辑：齐风）
（邮箱：chenjianxin1123@126.com）
因政治需要而编造的史前首领
史前文明时没有文字，只有石器文化，自然部落首领的事就没有记载。之后进入夏商周三朝，这期间有了文字，可是直到东周后期（也是春秋末期），三朝已跨时近1600年，这期间还是没有关于史前部落首领的记载。
公元前475年，中华大地进入战国时期。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过去近两千年间都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史前部落首领们的名字，却突然大批冒了出来。这与当时的政治需要有关。
战国时群雄逐鹿，中华大地分裂成许多国家，各国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和扩大版图，除去不断地征战外，还需要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从治国理念、谋策和文化上的支持。与此需求相伴，社会上迅速产生了一大批不同观点的思想家。这些人为了说服各国统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谋策和政治主张，或者排斥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派别，开始到处游说。
他们游说时，为了证明自己是唯一正确的，常常喜欢引证。比如，他们常以史前部落首领的行为、语言为论据，会采取这样的句式：“昔某某帝曰……”“昔某某帝曾……”，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有根据的。这个方法很有效，往往使对方被说服或者哑口无言。
很快，一大批所谓的史前部落首领的名字和形象就被各学派“发现”和“编造”了出来。而且这些新首领们还非常具体，有血有肉，活灵活现。比如当时这些首领都是谁，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甚至连说话的长短、语气、表情都有。充分展现了战国思想家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才能。
编造何其多
显然，战国思想家们突击编造的这些史前首领们的形象和言行，在辩论和游说时都派上了用场。那么，他们到底编造出了多少史前部落首领？仅从现在能看到的诸子百家的典籍记载来数，也有200名左右。
儒家开始的时候，在《国语》《左转》中写了12个人：炎帝、黄帝、共工、大嗥、少嗥、颛顼、高阳、高辛、帝鸿、金天、伯翳、祝融。后来他们又加上了尧帝和舜帝，成了14个人。到战国末期，他们将这些人简化成了5个人，称“五帝”，不过这五人他们当时的说法前后并不一致。比如《大戴礼记》说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而《礼记·月令》说是：大嗥、炎帝、黄帝、少嗥、颛顼。《易经·系词》则说是：包牺、神农、黄帝、尧、舜。
其他各家在名单上互相有交叉、吸收和借鉴，但都是为自己的观点服务的。
汉朝人选定了儒家的“五帝”说
汉代人对史前部落首领继续有编造。比如有人设计出了“九皇五帝三5E-代”之说。还有人设计过一个更加遥远的神人祖先叫“盘古”。不过汉朝的主流是延续战国时儒家的说法。
对此做了重要工作的是司马迁。他对儒家史前部落首领的说法重新进行了取舍和编排，比如他不再让神农、蚩尤、炎帝作为正式帝系，而只是作为黄帝的战争对手。把禹、皋陶、后稷、伯夷、彭祖等人，都降成舜帝的大臣。只留下五个人形成了新的“五帝说”：黄帝、颛顼、喾帝、尧帝、虞舜。
另外，司马迁在写这五个人时，认为战国人描述的“其文不雅驯”，即语言不好，他便在选择“其言尤雅者”的基础上，又展开想象的翅膀，尽量使其“雅驯”起来。例如，他让五帝们事迹更加丰满，对话大量出现，还让五人有了祖辈血缘关系。
但是，司马迁在设计他们的祖辈关系时并不缜密。比如，夏禹本来是虞舜的儿子辈，可是他在叙述时，让颛顼与夏禹相隔了两代，让颛顼与虞舜相隔了六代，这样晚辈夏禹就成了前辈虞舜的高祖父了。
被无限美化的黄帝和尧帝
自司马迁之后，历朝历代从治国化民的目的出发，统治阶级和文人联手，继续对五帝的事迹进行再扩大和再组合，后来干脆把五人的事迹集中在了两个人身上，即黄帝和尧帝。
黄帝是作为“人文初祖”来塑造的。就是说他最早给人们发明衣裳、舟车、房子，还命臣子伶伦制乐器，大挠定干支，仓颉造文字，命妻子嫘祖教人们养蚕。他统治时期，中华大地天下大治，人民安居乐业，民族统一。可见，如此优秀的一个史前首领，华夏始祖的资格非他莫属。
可是，人们觉得仅仅这样神化黄帝一人还不够，因为在统治思想上，儒家主张“仁政”和“德治”。历朝统治阶级和为其服务的文人，为了体现这一思想，很需要再树一个以“仁政”和“德治”为范本的典型，他们选中了尧帝。
战国时期的儒家对尧帝的描述还是简单的。即使司马迁写的《史记·五帝本纪》，对尧帝的描述也还不如对虞舜着墨多。后来的历代统治阶级和文人加大了对尧帝的渲染和拔高，甚至几乎到了把他神化的程度。
对史前首领我们应持的态度
毕竟，儒家和司马迁的“五帝说”，还有关于神农、炎帝、蚩尤的传说，已经流传至今，中华民族也已经约定俗成。从形象化和符号化的角度说，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无法确切知道和证明到底史前部落首领都有谁、都是谁的情况下，中华民族不能没有名义上的“共祖”，这些远古人物形象，对于今天华夏民族的团结和凝聚，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只是应该注意的是，在没有发现新的考古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这些史前部落首领形象化、符号化，却还不能急于把他们历史化。比如，现在有人把儒家留下的那些书籍作证据，进行所谓的“五帝确有其人其事”的“考证”，就没什么意义——用儒家的书籍证明儒家的观点，只能是一种代替儒家的自说自话而已。另外，现在有的地方热衷于争抢“五帝”的出生地、活动地、交战地、后裔分布地等等，其目的恐怕就不是在历史而是在现实、不是在学术而是在其他了。
当前，要想对史前部落首领做历史化的认定，只有呼唤、等待和寄希望于新的考古技术和考古成果的出现，舍此别无他途。
（责任编辑：齐风）
（邮箱：chenjianxin112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