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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夏朝建立距今已约4000年,这期间中国历史已有文字可考。夏朝再向前推1000年,属于中国历史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被称作史前文明时期。那个时期没有文字,社会组织只有部落,部落里有首领。那么,部落中的首领们都是谁呢?
因政治需要而编造的史前首领
史前文明时没有文字,只有石器文化,自然部落首领的事就没有记载。之后进入夏商周三朝,这期间有了文字,可是直到东周后期(也是春秋末期),三朝已跨时近1600年,这期间还是没有关于史前部落首领的记载。
公元前475年,中华大地进入战国时期。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过去近两千年间都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史前部落首领们的名字,却突然大批冒了出来。这与当时的政治需要有关。
战国时群雄逐鹿,中华大地分裂成许多国家,各国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和扩大版图,除去不断地征战外,还需要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从治国理念、谋策和文化上的支持。与此需求相伴,社会上迅速产生了一大批不同观点的思想家。这些人为了说服各国统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谋策和政治主张,或者排斥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派别,开始到处游说。
他们游说时,为了证明自己是唯一正确的,常常喜欢引证。比如,他们常以史前部落首领的行为、语言为论据,会采取这样的句式:“昔某某帝曰……”“昔某某帝曾……”,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有根据的。这个方法很有效,往往使对方被说服或者哑口无言。
很快,一大批所谓的史前部落首领的名字和形象就被各学派“发现”和“编造”了出来。而且这些新首领们还非常具体,有血有肉,活灵活现。比如当时这些首领都是谁,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甚至连说话的长短、语气、表情都有。充分展现了战国思想家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才能。
编造何其多
显然,战国思想家们突击编造的这些史前首领们的形象和言行,在辩论和游说时都派上了用场。那么,他们到底编造出了多少史前部落首领?仅从现在能看到的诸子百家的典籍记载来数,也有200名左右。
儒家开始的时候,在《国语》《左转》中写了12个人:炎帝、黄帝、共工、大嗥、少嗥、颛顼、高阳、高辛、帝鸿、金天、伯翳、祝融。后来他们又加上了尧帝和舜帝,成了14个人。到战国末期,他们将这些人简化成了5个人,称“五帝”,不过这五人他们当时的说法前后并不一致。比如《大戴礼记》说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而《礼记·月令》说是:大嗥、炎帝、黄帝、少嗥、颛顼。《易经·系词》则说是:包牺、神农、黄帝、尧、舜。
其他各家在名单上互相有交叉、吸收和借鉴,但都是为自己的观点服务的。
汉朝人选定了儒家的“五帝”说
汉代人对史前部落首领继续有编造。比如有人设计出了“九皇五帝三5E-代”之说。还有人设计过一个更加遥远的神人祖先叫“盘古”。不过汉朝的主流是延续战国时儒家的说法。
对此做了重要工作的是司马迁。他对儒家史前部落首领的说法重新进行了取舍和编排,比如他不再让神农、蚩尤、炎帝作为正式帝系,而只是作为黄帝的战争对手。把禹、皋陶、后稷、伯夷、彭祖等人,都降成舜帝的大臣。只留下五个人形成了新的“五帝说”:黄帝、颛顼、喾帝、尧帝、虞舜。
另外,司马迁在写这五个人时,认为战国人描述的“其文不雅驯”,即语言不好,他便在选择“其言尤雅者”的基础上,又展开想象的翅膀,尽量使其“雅驯”起来。例如,他让五帝们事迹更加丰满,对话大量出现,还让五人有了祖辈血缘关系。
但是,司马迁在设计他们的祖辈关系时并不缜密。比如,夏禹本来是虞舜的儿子辈,可是他在叙述时,让颛顼与夏禹相隔了两代,让颛顼与虞舜相隔了六代,这样晚辈夏禹就成了前辈虞舜的高祖父了。
被无限美化的黄帝和尧帝
自司马迁之后,历朝历代从治国化民的目的出发,统治阶级和文人联手,继续对五帝的事迹进行再扩大和再组合,后来干脆把五人的事迹集中在了两个人身上,即黄帝和尧帝。
黄帝是作为“人文初祖”来塑造的。就是说他最早给人们发明衣裳、舟车、房子,还命臣子伶伦制乐器,大挠定干支,仓颉造文字,命妻子嫘祖教人们养蚕。他统治时期,中华大地天下大治,人民安居乐业,民族统一。可见,如此优秀的一个史前首领,华夏始祖的资格非他莫属。
可是,人们觉得仅仅这样神化黄帝一人还不够,因为在统治思想上,儒家主张“仁政”和“德治”。历朝统治阶级和为其服务的文人,为了体现这一思想,很需要再树一个以“仁政”和“德治”为范本的典型,他们选中了尧帝。
战国时期的儒家对尧帝的描述还是简单的。即使司马迁写的《史记·五帝本纪》,对尧帝的描述也还不如对虞舜着墨多。后来的历代统治阶级和文人加大了对尧帝的渲染和拔高,甚至几乎到了把他神化的程度。
对史前首领我们应持的态度
毕竟,儒家和司马迁的“五帝说”,还有关于神农、炎帝、蚩尤的传说,已经流传至今,中华民族也已经约定俗成。从形象化和符号化的角度说,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无法确切知道和证明到底史前部落首领都有谁、都是谁的情况下,中华民族不能没有名义上的“共祖”,这些远古人物形象,对于今天华夏民族的团结和凝聚,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只是应该注意的是,在没有发现新的考古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这些史前部落首领形象化、符号化,却还不能急于把他们历史化。比如,现在有人把儒家留下的那些书籍作证据,进行所谓的“五帝确有其人其事”的“考证”,就没什么意义——用儒家的书籍证明儒家的观点,只能是一种代替儒家的自说自话而已。另外,现在有的地方热衷于争抢“五帝”的出生地、活动地、交战地、后裔分布地等等,其目的恐怕就不是在历史而是在现实、不是在学术而是在其他了。
当前,要想对史前部落首领做历史化的认定,只有呼唤、等待和寄希望于新的考古技术和考古成果的出现,舍此别无他途。
(责任编辑:齐风)
(邮箱:chenjianxin1123@126.com)
因政治需要而编造的史前首领
史前文明时没有文字,只有石器文化,自然部落首领的事就没有记载。之后进入夏商周三朝,这期间有了文字,可是直到东周后期(也是春秋末期),三朝已跨时近1600年,这期间还是没有关于史前部落首领的记载。
公元前475年,中华大地进入战国时期。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过去近两千年间都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史前部落首领们的名字,却突然大批冒了出来。这与当时的政治需要有关。
战国时群雄逐鹿,中华大地分裂成许多国家,各国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和扩大版图,除去不断地征战外,还需要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从治国理念、谋策和文化上的支持。与此需求相伴,社会上迅速产生了一大批不同观点的思想家。这些人为了说服各国统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谋策和政治主张,或者排斥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派别,开始到处游说。
他们游说时,为了证明自己是唯一正确的,常常喜欢引证。比如,他们常以史前部落首领的行为、语言为论据,会采取这样的句式:“昔某某帝曰……”“昔某某帝曾……”,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有根据的。这个方法很有效,往往使对方被说服或者哑口无言。
很快,一大批所谓的史前部落首领的名字和形象就被各学派“发现”和“编造”了出来。而且这些新首领们还非常具体,有血有肉,活灵活现。比如当时这些首领都是谁,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甚至连说话的长短、语气、表情都有。充分展现了战国思想家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才能。
编造何其多
显然,战国思想家们突击编造的这些史前首领们的形象和言行,在辩论和游说时都派上了用场。那么,他们到底编造出了多少史前部落首领?仅从现在能看到的诸子百家的典籍记载来数,也有200名左右。
儒家开始的时候,在《国语》《左转》中写了12个人:炎帝、黄帝、共工、大嗥、少嗥、颛顼、高阳、高辛、帝鸿、金天、伯翳、祝融。后来他们又加上了尧帝和舜帝,成了14个人。到战国末期,他们将这些人简化成了5个人,称“五帝”,不过这五人他们当时的说法前后并不一致。比如《大戴礼记》说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而《礼记·月令》说是:大嗥、炎帝、黄帝、少嗥、颛顼。《易经·系词》则说是:包牺、神农、黄帝、尧、舜。
其他各家在名单上互相有交叉、吸收和借鉴,但都是为自己的观点服务的。
汉朝人选定了儒家的“五帝”说
汉代人对史前部落首领继续有编造。比如有人设计出了“九皇五帝三5E-代”之说。还有人设计过一个更加遥远的神人祖先叫“盘古”。不过汉朝的主流是延续战国时儒家的说法。
对此做了重要工作的是司马迁。他对儒家史前部落首领的说法重新进行了取舍和编排,比如他不再让神农、蚩尤、炎帝作为正式帝系,而只是作为黄帝的战争对手。把禹、皋陶、后稷、伯夷、彭祖等人,都降成舜帝的大臣。只留下五个人形成了新的“五帝说”:黄帝、颛顼、喾帝、尧帝、虞舜。
另外,司马迁在写这五个人时,认为战国人描述的“其文不雅驯”,即语言不好,他便在选择“其言尤雅者”的基础上,又展开想象的翅膀,尽量使其“雅驯”起来。例如,他让五帝们事迹更加丰满,对话大量出现,还让五人有了祖辈血缘关系。
但是,司马迁在设计他们的祖辈关系时并不缜密。比如,夏禹本来是虞舜的儿子辈,可是他在叙述时,让颛顼与夏禹相隔了两代,让颛顼与虞舜相隔了六代,这样晚辈夏禹就成了前辈虞舜的高祖父了。
被无限美化的黄帝和尧帝
自司马迁之后,历朝历代从治国化民的目的出发,统治阶级和文人联手,继续对五帝的事迹进行再扩大和再组合,后来干脆把五人的事迹集中在了两个人身上,即黄帝和尧帝。
黄帝是作为“人文初祖”来塑造的。就是说他最早给人们发明衣裳、舟车、房子,还命臣子伶伦制乐器,大挠定干支,仓颉造文字,命妻子嫘祖教人们养蚕。他统治时期,中华大地天下大治,人民安居乐业,民族统一。可见,如此优秀的一个史前首领,华夏始祖的资格非他莫属。
可是,人们觉得仅仅这样神化黄帝一人还不够,因为在统治思想上,儒家主张“仁政”和“德治”。历朝统治阶级和为其服务的文人,为了体现这一思想,很需要再树一个以“仁政”和“德治”为范本的典型,他们选中了尧帝。
战国时期的儒家对尧帝的描述还是简单的。即使司马迁写的《史记·五帝本纪》,对尧帝的描述也还不如对虞舜着墨多。后来的历代统治阶级和文人加大了对尧帝的渲染和拔高,甚至几乎到了把他神化的程度。
对史前首领我们应持的态度
毕竟,儒家和司马迁的“五帝说”,还有关于神农、炎帝、蚩尤的传说,已经流传至今,中华民族也已经约定俗成。从形象化和符号化的角度说,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无法确切知道和证明到底史前部落首领都有谁、都是谁的情况下,中华民族不能没有名义上的“共祖”,这些远古人物形象,对于今天华夏民族的团结和凝聚,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只是应该注意的是,在没有发现新的考古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这些史前部落首领形象化、符号化,却还不能急于把他们历史化。比如,现在有人把儒家留下的那些书籍作证据,进行所谓的“五帝确有其人其事”的“考证”,就没什么意义——用儒家的书籍证明儒家的观点,只能是一种代替儒家的自说自话而已。另外,现在有的地方热衷于争抢“五帝”的出生地、活动地、交战地、后裔分布地等等,其目的恐怕就不是在历史而是在现实、不是在学术而是在其他了。
当前,要想对史前部落首领做历史化的认定,只有呼唤、等待和寄希望于新的考古技术和考古成果的出现,舍此别无他途。
(责任编辑:齐风)
(邮箱:chenjianxin112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