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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结构转化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我国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化正处于不同阶段，这反映了产业结构转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作用。长期以来，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制约了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顺利升级，使我国产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具有了独立的特征。不过，这种状况正在逐步减弱，产业结构转化对于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关键词：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就业效应；偏离-份额法；结构偏离度
The Growth and Employment Effect of Chang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Four Economic Regions in China
JIN Weidong, ZHOU Guangfeng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Abstract：Chang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hang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are in different stages, which reflects the important role of chang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economic growth. For a long time, low level of human capital, particularly in rural areas, has hindered the upgrading of tertiary industry in China, making interindustry labor mobility independent. However, this situation is being attenuated. Chang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will play an everincreasing role in alleviating employment pressure in China.
Key words：industrial structure; economic growth; employment effect; shiftshare method; degree of structural devi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中产业的构成情况及其相互关系，它的变化反映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结构因素。国民经济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它不仅包括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还强调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善。经济结构调整会打破原有的产业关联，这通常表现为产业结构的转化。这种转化会改变原来的生产要素配置结构，要求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重新配置。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要素的流动受到了限制，那么，产业结构变化不仅会带来经济总量的波动，而且还会产生大量失业人口。因此，研究产业结构的转化，以谋求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避免短期经济波动和失业增加，就成为我国经济研究的核心内容。
首先，在经济增长方面，有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是一个并发过程，两者会相互影响。[1][2]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会导致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而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又会导致产业结构的高度化。[3]不过，由于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学术界对产业结构转化与经济增长的主次地位还没有形成一致认识。[4]大多数学者认为，经济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产业结构优化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5][6][7][8]所以，产业结构的演变都是沿着提高生产率的方向推进，[9]这种观点被称为“结构效应论”。但是，近期研究表明，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可能正在减弱。[10]
其次，在就业效应方面，传统西方经济理论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劳动力在不同产业所得到的收益率不同，那么，劳动力会大规模地由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向制造部门转移，并最终向服务部门转移，以保持产业间劳动生产率的一致性。所以，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就业结构的转变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11]近年来，我国学者重点研究了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现状及其原因，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结构偏离分析法、就业弹性分析法和现象描述法等等。[12] [13][14]这些研究表明，在总体上，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就业结构调整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发展的要求。其中，第二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断下降，而第三产业过早成为了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方向。对于这种现象，很多学者认为，主要根源有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原因，二是市场原因，三是人力资本水平的制约。[15][16]其中，人力资本水平对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可能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17]生活型服务业在接纳劳动力方面的进入壁垒较低，而第二产业的进入壁垒一般都比较高，所以人力资本水平决定了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流动的主要特征。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将通过对比我国四大经济区域的产业结构转化过程，来考察产业结构转化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决定作用①[注：①根据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本文借鉴全国经济区域的最新划分标准，将我国31个省市划分为四大经济区域：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自2005年起，统计上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分组方法是：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省；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12省市区；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同时，结合我国产业结构的偏离度分析，本文还探讨了产业结构转化的就业效应，以及在此过程中人力资本水平的决定性作用。这对于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以避免经济波动和失业增加，必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产业结构转化的增长效应
本文是采用偏离—份额法，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地区经济增长总量中的产业结构分量，来认识我国产业结构转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所以，为了简化分析，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现状，本文借鉴全国经济区域的最新划分标准，将我国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
（一） 对比四大区域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差异在表1中，无论从GDP总量还是从三次产业分量上看，全国和四大经济区域的产值增长率都始终大于0。这说明，在1993—2009年间，我国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但是，从横向上看，全国和四大经济区域的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要快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而且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地区。不过，东部地区的第一产业发展速度明显慢于其他地区，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东北地区的第二产业产值增长最为缓慢，与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三大地区相比都有很大差距。这种横向和纵向的不平衡，反映了我国不同地区在产业结构转化中处于不同的阶段，也决定了它们的经济增长差异。
近年来②[注：②2009年，全国的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为10.3∶46.3∶43.4，而东部地区为6.5∶49.3∶44.1，中部地区为13.6∶50.4∶36，西部地区为13.7∶47.5∶38.8，东北地区为11.4∶49.9∶38.7。]，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已经达到了较高层次，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反，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仍然较低，其第一产业的比重过大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偏低。所以，基于四大区域的产业结构对比可以提出如下假说：产业结构转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这就是说，产业结构水平越高，经济增长越快；产业结构水平越低，经济发展也就越滞后。下面，本文就通过偏离—份额分析法，对这一假说进行实证检验。
（二）产业结构转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为进一步反映区域内部产业结构对我国经济影响的空间特征，本文以1993—2009年我国四大经济区域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计算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偏离—份额分量，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四大经济区域产值增长的偏离—份额类型可以分为三种：
1.产业结构分量为正，竞争力分量为正。东部地区属于这种类型。这说明，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因素和竞争力因素对其经济增长都起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其中，产业结构因素的贡献是2476.1亿元，竞争力因素的贡献为31282.5亿元。从产业结构的推动效应看，东部地区的第一产业结构劣势使其经济总量下降12504.7亿元，第二产业劣势使其经济总量降低487.8亿元，第三产业优势促进其经济总量上升15468.6亿元，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优势明显。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存在着竞争力明显不足的特征，竞争力偏离量达到-934亿元，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竞争力优势就很明显，偏离量分别为15062.85亿元和17153.65亿元。从总体来看，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已基本符合“三、二、一”的现代模式。
2.产业结构分量为负，竞争力分量为正。中部和西部地区属于这种类型。这说明，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而竞争力因素对其经济有促进的作用。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因素对其GDP增长的贡献为-2428.42亿元，竞争力因素对其GDP增长的贡献为6867.3亿元。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因素贡献为-2288.1亿元，而竞争力因素的贡献为6365.69亿元。两个地区相对比，中部地区的竞争力因素要优于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的推动效应上，中部地区第一产业的结构损失量为8001.39亿元，第二、三产业的结构贡献量分别为-172.67亿元和5745.64亿元。从竞争力分量上看，三次产业的竞争力优势对中部地区的GDP增长贡献分别为767.11亿元、 6534.14亿元和-433.95亿元。西部地区的第一产业结构损失量为7958.9亿元，第二、三产业的结构贡献量分别为-152.42亿元和5823.22亿元，西部地区的第三产业结构优势明显。西部地区的第一和第二产业的竞争力分量分别为406.72亿元和6166.17亿元，竞争力较为显著，而第三产业的竞争力分量为-207.2亿元，竞争力明显不足。从总体来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还基本属于“二、三、一”的模式。
3.产业结构分量为正，竞争力分量为负。东北地区属于此种类型。这说明，东北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处于优势地位，而经济竞争力却明显不足。其中，产业结构分量贡献544亿元，而竞争力分量贡献为-7357.64亿元。东北地区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处于劣势地位，分别使经济总量下降2839.58亿元和116.34亿元，而第三产业则处于优势地位，促进其经济总量增长3499.82亿元。东北地区的第一产业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竞争力分量为413亿元，但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存在着竞争劣势，竞争力分量分别为-4043.24亿元和-3727.4亿元。总之，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也基本符合“二、三、一”的模式。
（三）结论
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地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产业结构层次差异。在四大经济区域中，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产业结构已基本符合“三、二、一”模式，产业结构转化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相反，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皆为负值，其产业结构还属于“二、三、一”模式。受早期产业结构“逆向演化”的影响，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为正值，但其产业结构也基本属于“二、三、一”的模式。[18]由此可见，产业结构转化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产业结构层次较高，经济增长速度也就较快。那么，促进产业结构的顺利转化，就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途径。
三、产业结构转化的就业效应
产业结构转化的本质是原有生产链条的断裂，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其中，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在不同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就是这一转化过程的重要内容。人力资本决定了劳动力的就业弹性，是影响劳动力流动和重新配置能力的关键因素。所以，受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在产业结构转化过程中，就业结构变化可能与产值结构变化并不同步，这必然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就业状况。
结构偏离度是指，某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与产值比重的差额，它可以十分清晰地体现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转化的协调程度。因此，通过分析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就可以了解人力资本在产业结构转化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各个产业的就业变化。那么，根据我国产业结构转化的数据资料，可以得到近年来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与结构偏离度，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全国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始终大于零，这说明第一产业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过剩。不过，得益于产业结构的逐步调整，近年来，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已由1993年的36.7%下降到了2009年的27.8%，总体减少8.9%。显然，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出现了显著的外向转移，那么它们流向了哪里呢？
我们发现，第二、三产业产值比例和结构偏离度的变化趋势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第一阶段是1993年至2004年。在此阶段，第二产业产值比例和结构偏离度变化都较小；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例上升了6.7%，结构偏离度上升了2.7%。这说明，我国第二产业的产值增加只是产生了其就业人口的同比增长，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增加却明显快于产值比重的增加。第二阶段是2005年至2009年。在此阶段，第二产业的产值比例变化仍较小，但其结构偏离度却由-23.6%上升到-18.5%，增幅达5.7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却趋于平稳，但产值比例只增加了2.8%。这说明，2005年以后，我国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要快于产值比重的上升，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增加只是带来了就业结构的同比增长。
由此可见，在第一阶段，我国第一产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出，其流动的特征是，跨越第二产业而直接向第三产业流动。[19]对于这一现象，一种合理的解释是，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限制了第一产业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入第二产业，而只能进入第三产业，以从事生活型服务业生产。但是，通过上述第二阶段的分析可知，自2005年之后，我国的劳动力流动出现了新的趋势，即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流入第二产业的比例明显增大，并且已经超过了第三产业的增加值。这种新的趋势是不是预示着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呢？通过计算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发现，从1993年到2009年，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从5.8年上升到了7.4年，上升幅度明显。①[注：①通常，学者们较多使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这一指标来考察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是通过计算得到的，它的计算公式是：A=（U×16 + H×12 + M×9 + L ×6）/B，其中， U，H，M，L分别代表被考查范围内（年龄大于6岁）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即：大专以上、高中、初中、小学；B则表示考查范围内的总人口。（见《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5》）这就印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长期以来，人力资本水平制约了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向第二产业的顺利流动。但是，自2005年之后，这种制约作用开始减弱，我国产业结构转化对于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正逐步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四、结论
产业结构转化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决定因素。以我国四大经济区域为例，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转化呈现出不同特征。其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其产业结构层次也较高，基本符合“三、二、一”模式；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其产业结构转化也比较滞后，三次产业仍然属于“二、三、一”模式。同样，受早期产业结构“逆向演化”的影响，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也是属于“二、三、一”模式。这充分说明，产业结构转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因此，推进产业结构转化，提升产业结构层次，是我国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选择。
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可以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促进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重新配置。但是，长期以来，受制于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我国第一产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不能直接进入第二产业就业，而只能进入第三产业去从事生活型服务业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不过，自2005年以来，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这种制约作用正在逐步减弱，我国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开始大幅度流向第二产业。所以，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缓解就业压力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总之，提高国民的人力资本水平，特别是提高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可以促进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合理流动，使我国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共同实现由“二、三、一”模式向“三、二、一”模式的顺利转变。这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也有助于我国就业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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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邓智团,但涛波.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区域产业结构演变[J].中国农村经济,2005(8):30-36.
责任编辑：廖承红
关键词：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就业效应；偏离-份额法；结构偏离度
The Growth and Employment Effect of Chang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Four Economic Regions in China
JIN Weidong, ZHOU Guangfeng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Abstract：Chang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hang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are in different stages, which reflects the important role of chang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economic growth. For a long time, low level of human capital, particularly in rural areas, has hindered the upgrading of tertiary industry in China, making interindustry labor mobility independent. However, this situation is being attenuated. Chang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will play an everincreasing role in alleviating employment pressure in China.
Key words：industrial structure; economic growth; employment effect; shiftshare method; degree of structural devi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中产业的构成情况及其相互关系，它的变化反映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结构因素。国民经济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它不仅包括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还强调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善。经济结构调整会打破原有的产业关联，这通常表现为产业结构的转化。这种转化会改变原来的生产要素配置结构，要求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重新配置。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要素的流动受到了限制，那么，产业结构变化不仅会带来经济总量的波动，而且还会产生大量失业人口。因此，研究产业结构的转化，以谋求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避免短期经济波动和失业增加，就成为我国经济研究的核心内容。
首先，在经济增长方面，有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是一个并发过程，两者会相互影响。[1][2]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会导致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而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又会导致产业结构的高度化。[3]不过，由于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学术界对产业结构转化与经济增长的主次地位还没有形成一致认识。[4]大多数学者认为，经济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产业结构优化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5][6][7][8]所以，产业结构的演变都是沿着提高生产率的方向推进，[9]这种观点被称为“结构效应论”。但是，近期研究表明，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可能正在减弱。[10]
其次，在就业效应方面，传统西方经济理论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劳动力在不同产业所得到的收益率不同，那么，劳动力会大规模地由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向制造部门转移，并最终向服务部门转移，以保持产业间劳动生产率的一致性。所以，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就业结构的转变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11]近年来，我国学者重点研究了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现状及其原因，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结构偏离分析法、就业弹性分析法和现象描述法等等。[12] [13][14]这些研究表明，在总体上，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就业结构调整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发展的要求。其中，第二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断下降，而第三产业过早成为了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方向。对于这种现象，很多学者认为，主要根源有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原因，二是市场原因，三是人力资本水平的制约。[15][16]其中，人力资本水平对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可能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17]生活型服务业在接纳劳动力方面的进入壁垒较低，而第二产业的进入壁垒一般都比较高，所以人力资本水平决定了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流动的主要特征。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将通过对比我国四大经济区域的产业结构转化过程，来考察产业结构转化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决定作用①[注：①根据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本文借鉴全国经济区域的最新划分标准，将我国31个省市划分为四大经济区域：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自2005年起，统计上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分组方法是：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省；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12省市区；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同时，结合我国产业结构的偏离度分析，本文还探讨了产业结构转化的就业效应，以及在此过程中人力资本水平的决定性作用。这对于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以避免经济波动和失业增加，必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产业结构转化的增长效应
本文是采用偏离—份额法，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地区经济增长总量中的产业结构分量，来认识我国产业结构转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所以，为了简化分析，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现状，本文借鉴全国经济区域的最新划分标准，将我国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
（一） 对比四大区域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差异在表1中，无论从GDP总量还是从三次产业分量上看，全国和四大经济区域的产值增长率都始终大于0。这说明，在1993—2009年间，我国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但是，从横向上看，全国和四大经济区域的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要快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而且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地区。不过，东部地区的第一产业发展速度明显慢于其他地区，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东北地区的第二产业产值增长最为缓慢，与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三大地区相比都有很大差距。这种横向和纵向的不平衡，反映了我国不同地区在产业结构转化中处于不同的阶段，也决定了它们的经济增长差异。
近年来②[注：②2009年，全国的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为10.3∶46.3∶43.4，而东部地区为6.5∶49.3∶44.1，中部地区为13.6∶50.4∶36，西部地区为13.7∶47.5∶38.8，东北地区为11.4∶49.9∶38.7。]，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已经达到了较高层次，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反，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仍然较低，其第一产业的比重过大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偏低。所以，基于四大区域的产业结构对比可以提出如下假说：产业结构转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这就是说，产业结构水平越高，经济增长越快；产业结构水平越低，经济发展也就越滞后。下面，本文就通过偏离—份额分析法，对这一假说进行实证检验。
（二）产业结构转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为进一步反映区域内部产业结构对我国经济影响的空间特征，本文以1993—2009年我国四大经济区域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计算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偏离—份额分量，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四大经济区域产值增长的偏离—份额类型可以分为三种：
1.产业结构分量为正，竞争力分量为正。东部地区属于这种类型。这说明，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因素和竞争力因素对其经济增长都起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其中，产业结构因素的贡献是2476.1亿元，竞争力因素的贡献为31282.5亿元。从产业结构的推动效应看，东部地区的第一产业结构劣势使其经济总量下降12504.7亿元，第二产业劣势使其经济总量降低487.8亿元，第三产业优势促进其经济总量上升15468.6亿元，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优势明显。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存在着竞争力明显不足的特征，竞争力偏离量达到-934亿元，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竞争力优势就很明显，偏离量分别为15062.85亿元和17153.65亿元。从总体来看，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已基本符合“三、二、一”的现代模式。
2.产业结构分量为负，竞争力分量为正。中部和西部地区属于这种类型。这说明，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而竞争力因素对其经济有促进的作用。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因素对其GDP增长的贡献为-2428.42亿元，竞争力因素对其GDP增长的贡献为6867.3亿元。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因素贡献为-2288.1亿元，而竞争力因素的贡献为6365.69亿元。两个地区相对比，中部地区的竞争力因素要优于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的推动效应上，中部地区第一产业的结构损失量为8001.39亿元，第二、三产业的结构贡献量分别为-172.67亿元和5745.64亿元。从竞争力分量上看，三次产业的竞争力优势对中部地区的GDP增长贡献分别为767.11亿元、 6534.14亿元和-433.95亿元。西部地区的第一产业结构损失量为7958.9亿元，第二、三产业的结构贡献量分别为-152.42亿元和5823.22亿元，西部地区的第三产业结构优势明显。西部地区的第一和第二产业的竞争力分量分别为406.72亿元和6166.17亿元，竞争力较为显著，而第三产业的竞争力分量为-207.2亿元，竞争力明显不足。从总体来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还基本属于“二、三、一”的模式。
3.产业结构分量为正，竞争力分量为负。东北地区属于此种类型。这说明，东北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处于优势地位，而经济竞争力却明显不足。其中，产业结构分量贡献544亿元，而竞争力分量贡献为-7357.64亿元。东北地区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处于劣势地位，分别使经济总量下降2839.58亿元和116.34亿元，而第三产业则处于优势地位，促进其经济总量增长3499.82亿元。东北地区的第一产业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竞争力分量为413亿元，但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存在着竞争劣势，竞争力分量分别为-4043.24亿元和-3727.4亿元。总之，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也基本符合“二、三、一”的模式。
（三）结论
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地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产业结构层次差异。在四大经济区域中，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产业结构已基本符合“三、二、一”模式，产业结构转化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相反，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皆为负值，其产业结构还属于“二、三、一”模式。受早期产业结构“逆向演化”的影响，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为正值，但其产业结构也基本属于“二、三、一”的模式。[18]由此可见，产业结构转化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产业结构层次较高，经济增长速度也就较快。那么，促进产业结构的顺利转化，就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途径。
三、产业结构转化的就业效应
产业结构转化的本质是原有生产链条的断裂，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其中，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在不同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就是这一转化过程的重要内容。人力资本决定了劳动力的就业弹性，是影响劳动力流动和重新配置能力的关键因素。所以，受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在产业结构转化过程中，就业结构变化可能与产值结构变化并不同步，这必然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就业状况。
结构偏离度是指，某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与产值比重的差额，它可以十分清晰地体现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转化的协调程度。因此，通过分析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就可以了解人力资本在产业结构转化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各个产业的就业变化。那么，根据我国产业结构转化的数据资料，可以得到近年来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与结构偏离度，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全国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始终大于零，这说明第一产业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过剩。不过，得益于产业结构的逐步调整，近年来，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已由1993年的36.7%下降到了2009年的27.8%，总体减少8.9%。显然，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出现了显著的外向转移，那么它们流向了哪里呢？
我们发现，第二、三产业产值比例和结构偏离度的变化趋势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第一阶段是1993年至2004年。在此阶段，第二产业产值比例和结构偏离度变化都较小；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例上升了6.7%，结构偏离度上升了2.7%。这说明，我国第二产业的产值增加只是产生了其就业人口的同比增长，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增加却明显快于产值比重的增加。第二阶段是2005年至2009年。在此阶段，第二产业的产值比例变化仍较小，但其结构偏离度却由-23.6%上升到-18.5%，增幅达5.7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却趋于平稳，但产值比例只增加了2.8%。这说明，2005年以后，我国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要快于产值比重的上升，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增加只是带来了就业结构的同比增长。
由此可见，在第一阶段，我国第一产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出，其流动的特征是，跨越第二产业而直接向第三产业流动。[19]对于这一现象，一种合理的解释是，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限制了第一产业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入第二产业，而只能进入第三产业，以从事生活型服务业生产。但是，通过上述第二阶段的分析可知，自2005年之后，我国的劳动力流动出现了新的趋势，即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流入第二产业的比例明显增大，并且已经超过了第三产业的增加值。这种新的趋势是不是预示着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呢？通过计算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发现，从1993年到2009年，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从5.8年上升到了7.4年，上升幅度明显。①[注：①通常，学者们较多使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这一指标来考察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是通过计算得到的，它的计算公式是：A=（U×16 + H×12 + M×9 + L ×6）/B，其中， U，H，M，L分别代表被考查范围内（年龄大于6岁）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即：大专以上、高中、初中、小学；B则表示考查范围内的总人口。（见《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5》）这就印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长期以来，人力资本水平制约了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向第二产业的顺利流动。但是，自2005年之后，这种制约作用开始减弱，我国产业结构转化对于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正逐步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四、结论
产业结构转化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决定因素。以我国四大经济区域为例，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转化呈现出不同特征。其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其产业结构层次也较高，基本符合“三、二、一”模式；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其产业结构转化也比较滞后，三次产业仍然属于“二、三、一”模式。同样，受早期产业结构“逆向演化”的影响，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也是属于“二、三、一”模式。这充分说明，产业结构转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因此，推进产业结构转化，提升产业结构层次，是我国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选择。
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可以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促进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重新配置。但是，长期以来，受制于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我国第一产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不能直接进入第二产业就业，而只能进入第三产业去从事生活型服务业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不过，自2005年以来，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这种制约作用正在逐步减弱，我国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开始大幅度流向第二产业。所以，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缓解就业压力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总之，提高国民的人力资本水平，特别是提高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可以促进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合理流动，使我国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共同实现由“二、三、一”模式向“三、二、一”模式的顺利转变。这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也有助于我国就业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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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廖承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