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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是2020年“国庆档”的票房冠军，由五个故事串起关于“家乡”的解读，用喜剧来表达平凡小人物的乡愁和乡恋;这一实践既有创作者本身带有的“先入为主”的模式，又努力建立与观众的情感交流机制，积极挖掘和观众的共鸣之处，潜移默化地实践了电影的“共同体美学”。
东西方文化视域下的“共同体美学”
最早提出和阐述电影“共同体美学”概念的是电影学者饶曙光，他提出“电影与观众是一种从竞争到合作的关系，并且通过良性互动与契约形成‘共同体美学’……建构有效的对话渠道、对话方式、对话空间，形成共情、共鸣，形成良性互动，最终建立起共同体美学。”2在2019年《当代电影》杂志组织的对谈中，饶曙光进一步对电影的“共同体美学”进行了补充，“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和电影理论的现代化，其实就是要在当下构建一个创作者与观众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美学并不完全否定作者，它只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作者的个人表达，通过这种互动的方式和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实现一个更高层面的‘共同体美学’。”3
关于“共同体”（又译作：社区）一词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其1887年出版的成名作《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集中而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概念，斐迪南·滕尼斯从习惯习俗、人的意志和共同记忆来定义共同体这一概念，他说，“共同体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之上的”，4滕尼斯强调“共同体的理论出发点是人意志完善的统一体，并把它作为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的状态”。电影“共同体美学”的核心就是围绕电影构建电影创作、电影作品、电影接受、电影产业协同发展的共同体，其中关涉生生不息、和谐共存以及在对个体的自由和共同体的集体理念等多个层面的探讨。5这些问题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着极为丰富的论述，并作为文化因子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作为一个通用的学术概念—共同体，其学术研究起点是“社区”，维系社区共同体存在的前提是具备共同理想、文化或习俗等相近的精神气质，因此共同精神是奠定社区理论的根本。“将‘共同体’（Community） 一词运用到对电影学的研究已不是我们首创，玛格丽特·巴特勒出版的《英国与法国的电影与社区》（Film and Community in Britain and France： From La Regle du Jeu to Room at the Top） 一书，就将‘Community’一词用于对电影之于地缘政治意义的讨论，作者在对战争期间和战后英国、法国电影院的比较研究中考察了‘军人’‘战俘’和‘女性’问题，同时，运用 ‘Community’的概念，展示了电影如何处理归属感和疏离感、包容和排斥、统一和分裂等概念”。6将“共同体”理论运用电影学研究成为中外电影研究者不约而同选择的方向，而东西方文化对于“共同体”内涵的理解也有着共通之处。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下观”就是共同体理论的集中体现，而文化体系中的“天下为公”就是最早的共同体精神，“天下为公”是最根本的道德起点。个体从出生起就存在于天地之间，所以人的社会性是不言而喻的。《道德经》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之道则包含了按照事物本身发展规律而衍化的、生生不息的运动轨迹。这种合乎天道的思想进入伦理审美生活也是一样的。在“天下”这个共同体中，人们各行其“道”，既接受庇护也承担各自作为共同体一员的责任和义务。《礼记·礼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7这种中国古代思想中理想的共同体形态，和当代德国的社会学家鲍曼所描绘的共同体不谋而合。“‘共同体’（Community）是一种感觉，而且是一种美好的感觉，它是温馨的、安全的、和睦友善的、相互理解、没有嫉恨、相互信任、彼此依靠等等”。8
“共同体”在我们的视域内，实际上指的是“拥有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或共同信仰、价值目标、规范体系，关系稳定而持久的社会群体”。9具体而言，是否拥有共同的过去或记忆，其强调的是历史传统;是否拥有共同或相近的心理预设、情感取向、价值判断与精神追求，其关注的是历史积淀和地域传统的影响;是否拥有稳定而持久的人际关系和环境，其指向的是礼俗传统和区域的相对封闭性。先秦儒家这一对中国文化有着很大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长期生活于同一地域且常常聚集在一起，看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所代表的“人伦”为社会秩序的核心;儒家思想对世界调和与适应的态度是俗世文人政治规范和社会礼仪的统合，儒家的和谐思想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有着重要地位。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共同体精神和西方共同体理论在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尽管表现出了不同的发展脉络，但对突出“永久共同记忆和身份，持久的不同生活”的观点不谋而合。
西方共同体理论的鼻祖亚里士多德在其论著《政治学》中提出了“城邦共同体”的概念，他提出的共同体概念中的核心理念是对“善”的追求。10然而，由于受近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个人自由主义主导着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个人自由和社会共同体意志之间长期处于相互博弈的状态。滕尼斯将“共同体”从社会的概念中剥离出来，认为共同体与“社会”不同，“共同体是持久的、真实的共同生活，社会却只是一种短暂的、表面的共同生活”，拥有共同事物的特质和相同身份与特点的感觉的群体关系，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历史和思想积淀的联合体，是有关人员共同的本能和习惯，或思想的共同记忆。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共同体美学”的表述
继2019年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作为一部建国70周年献礼片获得市场和口碑的双料认可后，2020年其姊妹片《我和我的家乡》再次作为“国庆档”力作进入影院，取得了“国庆档”票房冠军、全网平台口碑第一的成绩。两部命题式的主旋律影片先后获得了成功，究其原因，節日档期的先天优势固然是不可忽略的加分项，但细数起来，近十年来的“国庆档”中的主旋律电影，也只有2009年的《建国大业》和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国》夺得了同期票房冠军。当然这两年是重大的“献礼年”，而2020年《我和我的家乡》的“逆袭”成功，不可不谓是一个惊喜和意外。《我和我的家乡》遵循了《我和我的祖国》的影片拍摄模式，不同的是，从严肃的主旋律电影到主旋律喜剧片的定位，由七个故事缩减到五个故事，从“全民记忆”到“个体回忆”的落脚点在某种程度上更加贴合“共同体”的内核。 从“祖国”到“家乡”，从家国高度到个体温度的转变，“家乡”这个意象更加贴合“共同体”的内涵。首先，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用“习俗—家乡—居住的、耕作的、占有的大地—对祖先的纪念”这一逻辑关系进行分析和阐述，“对一个定居的民族而言，共同体意志的真正实体是它的习俗，共同体中的各种各样的风俗因此以习俗作为它们的基础。除了血缘共同体，家乡共同体对人们的性情会产生新的影响，因此它部分地成为了血缘共同体的替代者和补充”11“血缘共同体作为行为的统一体发展和分离为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直接表现为居住在一起”，12费孝通先生也曾说“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13
其次，“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等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它们不仅仅是各个部分加起来的总和，而且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14在地缘共同体的生存模式里，相对稳定的农耕生活，既保证了地缘亲情的长期有效性，又形成了安土重迁的心理特质和习俗传统，这与四处迁徙的游牧民族和以向外拓展的西方海洋文明都不同，稳定的农耕生活往往会使人们固守自己的家园直至终老，所谓“生于斯，长于斯”，《国语·齐语》所言：“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逸周书·大聚》所言：“以乡为闾，祸灾相恤，资丧比服。……男女有婚，坟墓相连，民乃有亲”都彰显了这一点。15作为共同体的意志领域，家乡这一实体不仅体现为并存于同一土地的人们的相互联系，而且表现了相继居住并劳作于同一土地的不同世代之间的联系，正如除了血缘的本能，共同生活的人们之间的习惯是联结他们的最强有力的纽带;如果说家乡根本上是承载着人们爱的记忆的地方，它攥住了人们的心灵，并且牵引着满怀思乡之情的远方游子重返故里。16
由《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UFO》《最后一课》《回乡之路》《神笔马亮》五个故事串联起的对于“家乡”的解读，既有创作者本身带有的“先入为主”的模式，又努力建立与观众的情感交流机制，积极挖掘和观众的共鸣之处，潜移默化地实践了电影的“共同体美学”。《北京好人》是《我和我的祖国》中的段落《北京你好》的续集，导演宁浩在采访中回应，在《我和我的祖国》获得成功后就接到了创作《我和我的家乡》的任务。《北京你好》获得的观众口碑是新故事得以继续的基础，也是一种挑战。用喜剧架构起关于新农村变化的故事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写不好就乏味生硬，而讲好了则欢笑中充满暖意。故事的核心人物依旧是葛优饰演的张北京，其为了给二舅治病不得以用起了冒名使用医保卡的招术，几经波折最后自己差一点上了手术台，最后发现二舅妈早就偷偷为二舅办了农村医保。葛优的存在本就是“共同体”的象征，观众对葛优的期待有时甚至超过了影片本身，葛优自然将其表演节奏贯穿影片始终，和葛优搭档的张占义是一位非职业演员，影帝和非职业演员的组合碰撞出了诸多闪光点，譬如二人初次见面的“心理战”，医院抽血的相互“纠缠”，大排档的解放天性一课等，即便现在回想起都不免忍俊不禁。《北京好人》有着真实的故事取材，其来源于导演宁浩的一位外地亲戚到北京看病，因为担心负担不起治疗费用而焦虑，但做完手术后惊喜发现农村医保可以报销近90%的费用，亲戚如释重负。正如电影理论家钟惦棐先生所说“电影美学最主要的是电影与观众的联系，丢掉了这个，便丢掉了一切”，17电影“共同体美学”的核心点即是与观众的交流，选取真实的故事原型和使用非职业演员并不是刻意为之，在无形中形成的“共同体”更加使影片展现出一種真诚的沟通，达到了观众的“期待视野”。尧斯在论述接受美学时从期待视野的角度出发，他认为，衡量一部作品的审美度取决于“对它的第一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满足、超越、失望或反驳”，作品的艺术特性取决于期待视野与作品间的距离熟识的先在审美经验与新作品的接受所需求的‘视野的变化’之间的距离。18显然，《北京好人》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设定满足了观众的先前的审美经验。
如果说《北京好人》侧重展现城市和乡村之间逐渐融合的一面，那么由陈思诚导演的《天上掉下个UFO》则重点在表现乡村突破自身瓶颈、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渴望。然而，不接地气的故事背景和“唐探组合”略显浮夸的表演，即便影帝黄渤也没有拉近影片与观众的距离。显然，导演陈思诚没有抓住“家乡”的本质，观众需要的是家乡的真实。混搭悬疑、土味科幻、网络直播红人等接连出现在电影内容中，物料太杂反而留不下印象深刻的情感点。反而是演员王砚辉将村长担心UFO经济产业链露馅儿的着急劲儿刻画得惟妙惟肖，就如同你家乡的老村长般似曾相识。
《最后一课》是五个故事中赚取观众眼泪最多的一个。望溪村的村民在接到来自瑞士的国际长途后陷入了忙碌之中，为了帮他们小时候的范老师模拟出1992年题为“我和我的家乡”的一堂课，甚至还原了那年的瓢泼大雨。还原的不仅是课堂，还有旧书桌、书本、差点儿绊倒范老师的鸡，以及不再年轻的自己;而1992年的课堂意外响起的手机铃声和彩笔又让范老师陷入了时空穿梭中，为了学生姜小峰的画稿奔出教室，在大雨中寻找颜料的范老师，同成年后已是建筑设计师的学生相逢的平行蒙太奇镜头，将全片的情感推向了高潮。家乡是见证每个人成长的亲历者，而这种陪伴往往不自知，但《最后一课》中突出展现姜小峰实现画稿笔尖勾勒的校园的梦想，在电影影像美学的烘托下，家乡这个幕后的角色变得立体而闪亮。话剧演员出身的导演徐峥对于影片的调度和拿捏更加娴熟自如，范伟依旧贡献了“影帝级”的表演，饰演姜小峰幼年时小演员韩昊霖和成年后的扮演者李易峰也展现了较好的表演功底。《最后一课》是影片的情感高潮之处，也对影片起到了衔接过渡的作用。同范老师从瑞士返回当年教书的乡村，找寻曾经记忆中的课堂，并与现实形成呼应不同的是，由邓超自导自演的《回乡之路》多少带有些许悲情的意味。由邓超饰演的乔树林和闫妮出演的成功人士闫飞燕返乡参加校庆，二人原本路途中的“针锋相对”，在校庆典礼上，一名小学生的一番演讲中将乔树林视为心中的偶像，闫飞燕听罢后决定为家乡苹果做一场直播。乔树林没有忘记当年高老师面对尘沙飞扬的家乡对自己的嘱托，这次返乡既是使命在肩，也是情归深处对高老师的想念。无独有偶，《最后一课》和《返乡之路》都与老师这一形象紧密联系起来，其浓缩的师生情和家乡情无不勾起了影院观众的情愫，在本片首映日是中秋节和国庆节同日之时，萦绕于心的师生情和挥之不去的乡愁共同建构了电影的“情感共同体”。 开心麻花团队打造的《神笔马亮》无疑是获得笑声最多的段落，沈腾和马丽的组合已经在上映前形成了观众期待。无论是《我和我的祖国》还是《我和我的家乡》，都选用当红演员或组合以及流量小生的做法，与之前献礼片中众多知名演员如过堂一般出现并不一样，沈腾和马丽的组合深深地印在观众脑海里。在《神笔马亮》篇章中，他们二人的性格依旧反差很大，“女强男弱”的人物设定反而更易被观众接受和认同，其带来的“负负得正”的喜剧效果贯穿了整个段落的始终。“你最喜欢哪个故事”，《我和我的家乡》延续了《我和我的祖国》的观众集体讨论氛围，不同观众心里自有对这五个故事的不同排序，这体现了电影“共同体美学”所包含的互动机制，观影后的线上和线下的热烈讨论不再只限于导演和明星，而是观众真正融入到具体的故事中。《我和我的家乡》另一贴合时下观众收看习惯的是每个故事之间采取竖屏短视频的切换模式，在无数的屏幕中，挑出那些有代表性的故事进行讲述;我们在抖音上看到“上抖音拍家乡”这样的全民活动，在哔哩哔哩网站上看到《我和我的家乡》电影幕后纪实节目这样的影综，更让人体味到该片源自现实的那种真实与动人。电影段落式的结构和叙事节奏正符合时下大多数年轻观众沉浸网络碎片阅读的观影心理，随着段视频和直播平台的迅速兴起，他们已经主导了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渐趋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家乡在每个人心中都有相对私密化的记忆和符号，家乡与个人之间的复杂体味很多时候不是一个故事能囊括下的;它是一个欲说还休的矛盾集合体，即便记忆深处的故园一去不复返，但身处异乡时，每当碰触到与其勾连的瞬间总会心头一震。长大后的家乡承载不了你的激情和理想，但它始终扮演着一个接纳者的角色，恰如本片的主题“回归”，张北京返乡发现农村全面推广医保;“唐探组合”和调查员回乡调查UFO后方知振兴农村经济的迫切现实;范老师返回教书的学校，看到姜小峰设计的学校新貌而感慨;乔树林和闫飞燕返乡参加校庆，为家乡苹果代言直播;馬亮瞒着妻子、决然放弃俄罗斯留学的机会，回归农村建设家乡。作为“国庆档”献礼片，《我和我的家乡》不仅满足了脱贫攻坚之年的现实政治诉求，而且对于电影“共同体美学”的实践进行了补充和升级。如果说《我和我的祖国》以国家重大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与观众的互动是被动的，那么《我和我的家乡》用喜剧来表达平凡小人物的乡愁则是主动走近观众内心深处，这也是《我和我的家乡》颇受欢迎和认可的关键所在，他所彰显的“情感共同体”是面对所有人，不分身份阶级和地位高下，这也是东西方对“共同体”内涵的共识。
结语
经典电影时代的电影语言追求的是‘真实’，数字化时代、虚拟现实电影时代的电影语言注重的是‘创造’，互联网电影时代的电影语言关注的则是‘接受’”19传统的电影语言、电影叙事方式被改写、重写、再写，一定程度上不是以作者、创作创造为本体，而是以观众、观众接受和认可为本体。“共同体美学在价值观念上突出了‘交互之维’，在本体研究上将电影创作放置于电影艺术活动这一整体的框架之内，在艺术创作上强调重构艺术世界时注重观众的反应与批评”。20
“电影作为一种后起的艺术形态，虽然其表意形式和叙事手法与先前各种艺术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它的创作来源仍然不能摆脱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和精神底色，它的接受与鉴赏依旧难以规避民族共同体美学的制约和影响”。21本文的分析对象影片《我和我的家乡》是电影“共同体美学”理论实践和探索最好的代表之一，在特定环境下，达到了符合时代发展需要和观众审美需求的双重目标。
东西方文化视域下的“共同体美学”
最早提出和阐述电影“共同体美学”概念的是电影学者饶曙光，他提出“电影与观众是一种从竞争到合作的关系，并且通过良性互动与契约形成‘共同体美学’……建构有效的对话渠道、对话方式、对话空间，形成共情、共鸣，形成良性互动，最终建立起共同体美学。”2在2019年《当代电影》杂志组织的对谈中，饶曙光进一步对电影的“共同体美学”进行了补充，“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和电影理论的现代化，其实就是要在当下构建一个创作者与观众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美学并不完全否定作者，它只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作者的个人表达，通过这种互动的方式和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实现一个更高层面的‘共同体美学’。”3
关于“共同体”（又译作：社区）一词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其1887年出版的成名作《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集中而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概念，斐迪南·滕尼斯从习惯习俗、人的意志和共同记忆来定义共同体这一概念，他说，“共同体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之上的”，4滕尼斯强调“共同体的理论出发点是人意志完善的统一体，并把它作为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的状态”。电影“共同体美学”的核心就是围绕电影构建电影创作、电影作品、电影接受、电影产业协同发展的共同体，其中关涉生生不息、和谐共存以及在对个体的自由和共同体的集体理念等多个层面的探讨。5这些问题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着极为丰富的论述，并作为文化因子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作为一个通用的学术概念—共同体，其学术研究起点是“社区”，维系社区共同体存在的前提是具备共同理想、文化或习俗等相近的精神气质，因此共同精神是奠定社区理论的根本。“将‘共同体’（Community） 一词运用到对电影学的研究已不是我们首创，玛格丽特·巴特勒出版的《英国与法国的电影与社区》（Film and Community in Britain and France： From La Regle du Jeu to Room at the Top） 一书，就将‘Community’一词用于对电影之于地缘政治意义的讨论，作者在对战争期间和战后英国、法国电影院的比较研究中考察了‘军人’‘战俘’和‘女性’问题，同时，运用 ‘Community’的概念，展示了电影如何处理归属感和疏离感、包容和排斥、统一和分裂等概念”。6将“共同体”理论运用电影学研究成为中外电影研究者不约而同选择的方向，而东西方文化对于“共同体”内涵的理解也有着共通之处。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下观”就是共同体理论的集中体现，而文化体系中的“天下为公”就是最早的共同体精神，“天下为公”是最根本的道德起点。个体从出生起就存在于天地之间，所以人的社会性是不言而喻的。《道德经》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之道则包含了按照事物本身发展规律而衍化的、生生不息的运动轨迹。这种合乎天道的思想进入伦理审美生活也是一样的。在“天下”这个共同体中，人们各行其“道”，既接受庇护也承担各自作为共同体一员的责任和义务。《礼记·礼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7这种中国古代思想中理想的共同体形态，和当代德国的社会学家鲍曼所描绘的共同体不谋而合。“‘共同体’（Community）是一种感觉，而且是一种美好的感觉，它是温馨的、安全的、和睦友善的、相互理解、没有嫉恨、相互信任、彼此依靠等等”。8
“共同体”在我们的视域内，实际上指的是“拥有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或共同信仰、价值目标、规范体系，关系稳定而持久的社会群体”。9具体而言，是否拥有共同的过去或记忆，其强调的是历史传统;是否拥有共同或相近的心理预设、情感取向、价值判断与精神追求，其关注的是历史积淀和地域传统的影响;是否拥有稳定而持久的人际关系和环境，其指向的是礼俗传统和区域的相对封闭性。先秦儒家这一对中国文化有着很大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长期生活于同一地域且常常聚集在一起，看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所代表的“人伦”为社会秩序的核心;儒家思想对世界调和与适应的态度是俗世文人政治规范和社会礼仪的统合，儒家的和谐思想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有着重要地位。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共同体精神和西方共同体理论在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尽管表现出了不同的发展脉络，但对突出“永久共同记忆和身份，持久的不同生活”的观点不谋而合。
西方共同体理论的鼻祖亚里士多德在其论著《政治学》中提出了“城邦共同体”的概念，他提出的共同体概念中的核心理念是对“善”的追求。10然而，由于受近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个人自由主义主导着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个人自由和社会共同体意志之间长期处于相互博弈的状态。滕尼斯将“共同体”从社会的概念中剥离出来，认为共同体与“社会”不同，“共同体是持久的、真实的共同生活，社会却只是一种短暂的、表面的共同生活”，拥有共同事物的特质和相同身份与特点的感觉的群体关系，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历史和思想积淀的联合体，是有关人员共同的本能和习惯，或思想的共同记忆。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共同体美学”的表述
继2019年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作为一部建国70周年献礼片获得市场和口碑的双料认可后，2020年其姊妹片《我和我的家乡》再次作为“国庆档”力作进入影院，取得了“国庆档”票房冠军、全网平台口碑第一的成绩。两部命题式的主旋律影片先后获得了成功，究其原因，節日档期的先天优势固然是不可忽略的加分项，但细数起来，近十年来的“国庆档”中的主旋律电影，也只有2009年的《建国大业》和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国》夺得了同期票房冠军。当然这两年是重大的“献礼年”，而2020年《我和我的家乡》的“逆袭”成功，不可不谓是一个惊喜和意外。《我和我的家乡》遵循了《我和我的祖国》的影片拍摄模式，不同的是，从严肃的主旋律电影到主旋律喜剧片的定位，由七个故事缩减到五个故事，从“全民记忆”到“个体回忆”的落脚点在某种程度上更加贴合“共同体”的内核。 从“祖国”到“家乡”，从家国高度到个体温度的转变，“家乡”这个意象更加贴合“共同体”的内涵。首先，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用“习俗—家乡—居住的、耕作的、占有的大地—对祖先的纪念”这一逻辑关系进行分析和阐述，“对一个定居的民族而言，共同体意志的真正实体是它的习俗，共同体中的各种各样的风俗因此以习俗作为它们的基础。除了血缘共同体，家乡共同体对人们的性情会产生新的影响，因此它部分地成为了血缘共同体的替代者和补充”11“血缘共同体作为行为的统一体发展和分离为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直接表现为居住在一起”，12费孝通先生也曾说“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13
其次，“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等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它们不仅仅是各个部分加起来的总和，而且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14在地缘共同体的生存模式里，相对稳定的农耕生活，既保证了地缘亲情的长期有效性，又形成了安土重迁的心理特质和习俗传统，这与四处迁徙的游牧民族和以向外拓展的西方海洋文明都不同，稳定的农耕生活往往会使人们固守自己的家园直至终老，所谓“生于斯，长于斯”，《国语·齐语》所言：“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逸周书·大聚》所言：“以乡为闾，祸灾相恤，资丧比服。……男女有婚，坟墓相连，民乃有亲”都彰显了这一点。15作为共同体的意志领域，家乡这一实体不仅体现为并存于同一土地的人们的相互联系，而且表现了相继居住并劳作于同一土地的不同世代之间的联系，正如除了血缘的本能，共同生活的人们之间的习惯是联结他们的最强有力的纽带;如果说家乡根本上是承载着人们爱的记忆的地方，它攥住了人们的心灵，并且牵引着满怀思乡之情的远方游子重返故里。16
由《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UFO》《最后一课》《回乡之路》《神笔马亮》五个故事串联起的对于“家乡”的解读，既有创作者本身带有的“先入为主”的模式，又努力建立与观众的情感交流机制，积极挖掘和观众的共鸣之处，潜移默化地实践了电影的“共同体美学”。《北京好人》是《我和我的祖国》中的段落《北京你好》的续集，导演宁浩在采访中回应，在《我和我的祖国》获得成功后就接到了创作《我和我的家乡》的任务。《北京你好》获得的观众口碑是新故事得以继续的基础，也是一种挑战。用喜剧架构起关于新农村变化的故事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写不好就乏味生硬，而讲好了则欢笑中充满暖意。故事的核心人物依旧是葛优饰演的张北京，其为了给二舅治病不得以用起了冒名使用医保卡的招术，几经波折最后自己差一点上了手术台，最后发现二舅妈早就偷偷为二舅办了农村医保。葛优的存在本就是“共同体”的象征，观众对葛优的期待有时甚至超过了影片本身，葛优自然将其表演节奏贯穿影片始终，和葛优搭档的张占义是一位非职业演员，影帝和非职业演员的组合碰撞出了诸多闪光点，譬如二人初次见面的“心理战”，医院抽血的相互“纠缠”，大排档的解放天性一课等，即便现在回想起都不免忍俊不禁。《北京好人》有着真实的故事取材，其来源于导演宁浩的一位外地亲戚到北京看病，因为担心负担不起治疗费用而焦虑，但做完手术后惊喜发现农村医保可以报销近90%的费用，亲戚如释重负。正如电影理论家钟惦棐先生所说“电影美学最主要的是电影与观众的联系，丢掉了这个，便丢掉了一切”，17电影“共同体美学”的核心点即是与观众的交流，选取真实的故事原型和使用非职业演员并不是刻意为之，在无形中形成的“共同体”更加使影片展现出一種真诚的沟通，达到了观众的“期待视野”。尧斯在论述接受美学时从期待视野的角度出发，他认为，衡量一部作品的审美度取决于“对它的第一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满足、超越、失望或反驳”，作品的艺术特性取决于期待视野与作品间的距离熟识的先在审美经验与新作品的接受所需求的‘视野的变化’之间的距离。18显然，《北京好人》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设定满足了观众的先前的审美经验。
如果说《北京好人》侧重展现城市和乡村之间逐渐融合的一面，那么由陈思诚导演的《天上掉下个UFO》则重点在表现乡村突破自身瓶颈、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渴望。然而，不接地气的故事背景和“唐探组合”略显浮夸的表演，即便影帝黄渤也没有拉近影片与观众的距离。显然，导演陈思诚没有抓住“家乡”的本质，观众需要的是家乡的真实。混搭悬疑、土味科幻、网络直播红人等接连出现在电影内容中，物料太杂反而留不下印象深刻的情感点。反而是演员王砚辉将村长担心UFO经济产业链露馅儿的着急劲儿刻画得惟妙惟肖，就如同你家乡的老村长般似曾相识。
《最后一课》是五个故事中赚取观众眼泪最多的一个。望溪村的村民在接到来自瑞士的国际长途后陷入了忙碌之中，为了帮他们小时候的范老师模拟出1992年题为“我和我的家乡”的一堂课，甚至还原了那年的瓢泼大雨。还原的不仅是课堂，还有旧书桌、书本、差点儿绊倒范老师的鸡，以及不再年轻的自己;而1992年的课堂意外响起的手机铃声和彩笔又让范老师陷入了时空穿梭中，为了学生姜小峰的画稿奔出教室，在大雨中寻找颜料的范老师，同成年后已是建筑设计师的学生相逢的平行蒙太奇镜头，将全片的情感推向了高潮。家乡是见证每个人成长的亲历者，而这种陪伴往往不自知，但《最后一课》中突出展现姜小峰实现画稿笔尖勾勒的校园的梦想，在电影影像美学的烘托下，家乡这个幕后的角色变得立体而闪亮。话剧演员出身的导演徐峥对于影片的调度和拿捏更加娴熟自如，范伟依旧贡献了“影帝级”的表演，饰演姜小峰幼年时小演员韩昊霖和成年后的扮演者李易峰也展现了较好的表演功底。《最后一课》是影片的情感高潮之处，也对影片起到了衔接过渡的作用。同范老师从瑞士返回当年教书的乡村，找寻曾经记忆中的课堂，并与现实形成呼应不同的是，由邓超自导自演的《回乡之路》多少带有些许悲情的意味。由邓超饰演的乔树林和闫妮出演的成功人士闫飞燕返乡参加校庆，二人原本路途中的“针锋相对”，在校庆典礼上，一名小学生的一番演讲中将乔树林视为心中的偶像，闫飞燕听罢后决定为家乡苹果做一场直播。乔树林没有忘记当年高老师面对尘沙飞扬的家乡对自己的嘱托，这次返乡既是使命在肩，也是情归深处对高老师的想念。无独有偶，《最后一课》和《返乡之路》都与老师这一形象紧密联系起来，其浓缩的师生情和家乡情无不勾起了影院观众的情愫，在本片首映日是中秋节和国庆节同日之时，萦绕于心的师生情和挥之不去的乡愁共同建构了电影的“情感共同体”。 开心麻花团队打造的《神笔马亮》无疑是获得笑声最多的段落，沈腾和马丽的组合已经在上映前形成了观众期待。无论是《我和我的祖国》还是《我和我的家乡》，都选用当红演员或组合以及流量小生的做法，与之前献礼片中众多知名演员如过堂一般出现并不一样，沈腾和马丽的组合深深地印在观众脑海里。在《神笔马亮》篇章中，他们二人的性格依旧反差很大，“女强男弱”的人物设定反而更易被观众接受和认同，其带来的“负负得正”的喜剧效果贯穿了整个段落的始终。“你最喜欢哪个故事”，《我和我的家乡》延续了《我和我的祖国》的观众集体讨论氛围，不同观众心里自有对这五个故事的不同排序，这体现了电影“共同体美学”所包含的互动机制，观影后的线上和线下的热烈讨论不再只限于导演和明星，而是观众真正融入到具体的故事中。《我和我的家乡》另一贴合时下观众收看习惯的是每个故事之间采取竖屏短视频的切换模式，在无数的屏幕中，挑出那些有代表性的故事进行讲述;我们在抖音上看到“上抖音拍家乡”这样的全民活动，在哔哩哔哩网站上看到《我和我的家乡》电影幕后纪实节目这样的影综，更让人体味到该片源自现实的那种真实与动人。电影段落式的结构和叙事节奏正符合时下大多数年轻观众沉浸网络碎片阅读的观影心理，随着段视频和直播平台的迅速兴起，他们已经主导了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渐趋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家乡在每个人心中都有相对私密化的记忆和符号，家乡与个人之间的复杂体味很多时候不是一个故事能囊括下的;它是一个欲说还休的矛盾集合体，即便记忆深处的故园一去不复返，但身处异乡时，每当碰触到与其勾连的瞬间总会心头一震。长大后的家乡承载不了你的激情和理想，但它始终扮演着一个接纳者的角色，恰如本片的主题“回归”，张北京返乡发现农村全面推广医保;“唐探组合”和调查员回乡调查UFO后方知振兴农村经济的迫切现实;范老师返回教书的学校，看到姜小峰设计的学校新貌而感慨;乔树林和闫飞燕返乡参加校庆，为家乡苹果代言直播;馬亮瞒着妻子、决然放弃俄罗斯留学的机会，回归农村建设家乡。作为“国庆档”献礼片，《我和我的家乡》不仅满足了脱贫攻坚之年的现实政治诉求，而且对于电影“共同体美学”的实践进行了补充和升级。如果说《我和我的祖国》以国家重大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与观众的互动是被动的，那么《我和我的家乡》用喜剧来表达平凡小人物的乡愁则是主动走近观众内心深处，这也是《我和我的家乡》颇受欢迎和认可的关键所在，他所彰显的“情感共同体”是面对所有人，不分身份阶级和地位高下，这也是东西方对“共同体”内涵的共识。
结语
经典电影时代的电影语言追求的是‘真实’，数字化时代、虚拟现实电影时代的电影语言注重的是‘创造’，互联网电影时代的电影语言关注的则是‘接受’”19传统的电影语言、电影叙事方式被改写、重写、再写，一定程度上不是以作者、创作创造为本体，而是以观众、观众接受和认可为本体。“共同体美学在价值观念上突出了‘交互之维’，在本体研究上将电影创作放置于电影艺术活动这一整体的框架之内，在艺术创作上强调重构艺术世界时注重观众的反应与批评”。20
“电影作为一种后起的艺术形态，虽然其表意形式和叙事手法与先前各种艺术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它的创作来源仍然不能摆脱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和精神底色，它的接受与鉴赏依旧难以规避民族共同体美学的制约和影响”。21本文的分析对象影片《我和我的家乡》是电影“共同体美学”理论实践和探索最好的代表之一，在特定环境下，达到了符合时代发展需要和观众审美需求的双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