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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家庭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迁移的结构性冲击下，养老功能的发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新農保政策也因制度设计缺陷无法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農村现行养老方式受到了严峻挑战。鉴于家庭保障功能在農村养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让家庭之外的社会资源注入家庭内部将家庭养老功能外化，通过增强内力——家庭经济实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家庭政策支持），壮大外源——政府、社区和集体支持共同作用，最终形成一种内源式生长和外源给予强力支持的農村养老保障模式。
关键词：郊区農村；農村养老保障；家庭养老；养老支持力；家庭政策
中图分类号：F840.612；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2）06-0136-07
一、问题的提出
“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大量農村青壮年向城市的迁徙导致我国農村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规模要远大于城市，形成了老龄化城乡倒置的严峻格局。農村人口年龄结构提前进入重度老龄化的平台期。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農村老年人口为8 557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城市郊区農村因为毗邻大都市，青壮年的流动性则更为活跃和频繁，因而面临着比其他边远農村更加严重的老龄化和老年贫困问题。如何更好地解决郊区農村居民的养老问题、减少老年贫困、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加快城市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现行解决農村居民养老难题的路径无外乎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种方式。家庭养老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由家庭成员承担责任的一种养老方式，强调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相互依存，给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提供生活保障。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農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与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農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养老诉求要求農村传统家庭养老的转型，传统家庭养老面临冲击。周莹指出中国農村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的制度性瓶颈以及外在的冲击使得家庭养老模式转向社会养老成为必然趋势。
農村现行社会养老即農村养老保险制度，是以政府为主体，通过收人再分配，对公民在法定年龄范围内完全或基本退出劳动生活后，为其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的制度安排。该制度始于1992年民政部颁布《县级農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简称“老農保”），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为特征，在全国县镇开始推行。1999年年底，農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中断。2009年新型農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简称“新農保”）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结构，收效显著。但也存在诸如财政投入的可持续性、低收入群体缴费能力、集体经济缺位以及“捆绑式”缴费的政策设计缺陷等问题，影响了政策的预期效果。
传统家庭养老和新農保政策在为農村居民提供养老支持方面皆表现出低效性甚至不作为。钟建华、潘剑锋指出要解决好農村养老问题，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和家庭两种养老方式的优势。因此，在農村居民养老问题上我们应该坚持“两条腿走路”。鉴于家庭保障功能在農村养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在分析農村家庭养老支持力的基础上，以系统论为视角，基于共容利益理论探寻郊区農村家庭养老支持力保障系统，以期构建一种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相结合，以家庭为核心的多制度并存的经济保障模式，最终形成一种内源式生长和外源给予强力支持、符合城郊農村居民实际情况的养老保障模式。
二、農村居民家庭养老的地位
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也是最持久的人类群体生活的社会模式。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家庭成员之间通过一定的经济关系联系在一起，即有经济上的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在心理上家庭则是个人成长生活最亲密的社会情感单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以及特殊人口政策的颁布导致農村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开始出现分裂与弱化。家庭结构也随之逐渐向“倒梯形”演变。家庭结构的“倒梯形”意味着履行传统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的人将愈来愈少，即配置或提供资源支持的主体不断减少和需要供养的主体不断增加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家庭的养老互动可以看成是一种家庭内代际间的交换，但家庭中的这种代际交换关系往往是非等价的，且具有跨时性。中国家庭养老反馈模式存在和延续的基础在于，老人在家庭代际关系结构中处于权威中心，拥有对家庭子代成员的特定支配权力。这种特定的权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孝”道以及家庭血亲价值的作用。大多研究者认为从中国文化层面来看，社会变迁给家庭带来了若干离散因素，但传统的“家本位文化”与其主导的价值观在当今社会仍起到主导作用。家庭传统的角色模式与行为规范仍在发生作用。基于家庭对个体成员的精神价值，家庭几乎成为每个中国人最重要的精神支柱。虽然家庭在空间上表现出了离散化，但家庭成员在情感上依然存在亲密互动和相互支持。家庭在给家庭成员提供福利和社会保障上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阿德莱德宣言》指出“要把注意力放在社会或家庭单位上，而不仅仅是只注重个人，认识到在许多情况下家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尽可能让老年人生活在他们所选择的环境里，这应当是老年人照料计划的主要目标”。Yean-Ju Lee和Zhengyu Xiao研究了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表明城乡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基本都是建立在需求的基础上，家庭支持在公共资源不公平的地方提供补偿。穆光宗分析家庭养老作为人类社会基本养老制度的文化合理性，指出“家庭养老功能可能弱化，但作为养老模式却不会消亡”。
所有资源按机会成本体现其价值。当需要承担家庭养老责任的成员自身无法或者不愿提供养老支持的时候，就要寻求家庭之外的资源来支撑家人养老，或者让家庭外的资源注入家庭内部帮助其履行家庭养老功能的实现。Alun E.Joseph和DavidR.Phillips认为由于中国特殊的人口政策，未来中国家庭成员会越来越少，但他们仍将是農村老人获得经济和社会支持的主要途径；妇女参加工作导致需要外来者来照顾老人，家庭以外的可用资源已成为解决農村养老问题的关键。因此，我们不应该摒弃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而是通过让家庭以外的社会资源注入家庭内部将家庭养老的功能外化，来履行家庭的养老功能，扩展了传统家庭养老概念的外延（以下家庭养老概念都是指外延扩大后的）。 三、農村居民家庭养老有效运行的支持力分析
支持力概念来自物理学，即支持力就是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物体的接触面所产生的竖直向上的力。从经济支持视角来看，家庭养老支持力的主体主要有：老年人自己（自我支持力）、家庭成员（配偶、子女）或者亲属网络、社区、政府等四方利益主体。
（一）自我支持力
老年人自我支持力的强弱和个人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健康状况等息息相关，也与个人的就业、收入、储蓄等紧密相连。因此老人自己对外界支持力依赖程度的大小取决于自我支持力的强弱。为寻求西安郊区農村老年人自我支持力大小的差异及原因，我们从農村老人的就业意愿、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等方面，采用问卷调查、访谈、观察法、个案研究和文献研究等方法进行分析。
本文的调查对象是60岁以上農村老年人，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我们在陕西西安郊县農村包括户县秦渡镇的秦二村、蓝田县普化镇冯家湾村、周至县马召镇涌泉村、高陵县耿镇周家庄村发放了300份问卷，回收了280份，其中有效问卷为260份。在访谈中，采用面对面以及侧面访谈方法，对现阶段西安城郊農村养老支持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专题调研。
1.農村老年人的收入来源、就业意愿与收入水平。劳动收入能直接反映西安郊区農村经济发展的态势，是个人收入来源中最主要和最活跃的部分。劳动收入的多寡会直接影响老年人自我经济支持力和整体生活水平。西安郊区農村地区在城市的辐射作用下，政治、经济、農业、旅游等以及相关产业获得了迅速发展。2009年蓝田县農民人均纯收入4 315元，周至县農民人均纯收入4 248元，户县農民人均纯收入5 307元。但大部分農村老年人尤其是家里缺少劳力的仍然在田间劳作，年龄偏大的老人也会选择干自己力所能及的農活及家务，几乎没有专门的休闲时间。在调查中发现，由于郊区農村旅游观光业发展迅速，有18.3％的農村老人选择在旅游景点或者游客途径之地进行买卖交易，卖一些農家特产，以此来增加一部分额外的收入（这是旅游景区一带所特有的一种收入形式）；有7％的老人由于经济压力也会选择在村庄附近打零工来增加收入；74.7％的老人从事農耕工作，直至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在调查中当问到收入具体金额时，老人们大多没有精确的概念，无法获得具体数据。调查结果显示農村大部分老人几乎没有养老储蓄，年轻时候赚的钱都不够家用和抚养子女，年龄大了靠自己劳动得来的一些零碎收入大部分还是用来贴补家用或者给孙子零花，到自己几乎就没有了，有积蓄的老人则去给儿子盖房或者投资用。因此，農村老人由于子女抚养负担重和经济来源单一导致他们靠自身无法取得更多的收入来支持最基本的养老开支。
2.老年人的消费支出。收入来源和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支出的结构和水平。農村老年人的消费支出总体水平较低，其消费分为刚性和弹性两部分。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老人的弹性消费支出主要集中在对土地的投资、家庭基本生活费用、医疗费用、孙子零花、通讯费用、邻里红白喜事的人情支出等。刚性消费主要在医疗费用，其中，年龄越大的人在医疗费用方面的花则越大，80岁以上老人的月消费中，1000元以上的比例就比60-69岁的高出了3％，这些花费主要是用于医疗和保健支出（如表3所示）。这种刚性支出严重影响了農村老人的生活质量。
（二）家庭支持力
家庭支持力主要是来自配偶和子女的支持。作为家庭成员，个人的自我支持能力会随着年龄和社会阅历的变化而变。在中国農村由于制度安排和传统力量综合作用的效果，家庭历来都是農村居民养老最重要的支持力。
1.来自配偶的支持。中国“普婚制”的文化传统和“养儿防老”的思想观念由来已久，因此中国大部分人都处于在婚状态。配偶对于老年人养老的支持力主要体现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两个方面。具体表现在婚姻状况、居住方式和来自配偶的经济支持上。（1）婚姻状况。老年人的婚姻状况对老年人的家庭状态、生活方式和赡养形式具有重要意义。在调查中我们发现60-69岁初婚有配偶的比例为60.9％，丧偶比例35.4％，远高于2000年人口普查的19％；再婚有配偶的仅仅为1.5％，低于全国人口普查（4.2％）；离婚率1.6％，高于全国人口普查（0.7％）。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访谈时发现由于常年的重体力劳动和经济以及医疗条件等的制约导致老年人中很多男性较早过世，导致死亡率的性别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女性中丧偶的比例相当高，在样本数据中女性丧偶比例达到78.2％，见表3。（2）居住方式。传统農村老年夫妻在家庭中处于权威地位，由子女进行生活照料与经济供养。然而，工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大部分夫妻双方都健在、且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老人，在主观上都倾向于同子女分开居住，或者尽管居住在一起也要分开生活。一方面为子女减轻照料负担，更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与媳妇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另一方面则加深了老人夫妻双方的感情，在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上更为频繁和周到。而对于丧偶的老人，则大部分与儿子同住，家中如有两个以上儿子的家庭，则一般在几个儿子家轮流居住。（3）来自配偶的经济支持。在经济支持方面配偶起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夫妻财产一体化，故无法界定各自的经济收入。一般情况下，女性的经济支持力度弱于男性。女性大多花费在操持家务和养老携幼方面的时间多一些。研究表明農村妻子在经济上对丈夫的依赖高达62.8％，城市则为31.0％。
2.来自子女的支持。家庭养老作为一种理性选择，反映在“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中，老人抚养儿子，儿子赡养老人，是一种社会、文化、情感和道德等多种偏好影响下的效用。在调查中发现，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区域，農村劳动力转移的区域自我吸收程度就越高；反之则不容易实现区域自我吸收，更多表现为向城市移动。因此，在工业经济或旅游业相对发达的县域，由于其自身对劳动力较强的吸纳能力，農村居民一般会选择在当地或离家较近的乡镇就业，为与老人一起生活或共同居住提供了支持条件。但由于年轻人意识观念的变化以及要常年按时务工或上班，子女给予老人的支持也仅限于经济支持，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上相对贫乏。而在较为偏远的農村地区，大部分中青年農民会选择离家较远的城市或别的县域务工。如蓝田县2008年外出从业人员为67 378人，2009年则增加到132 401人。 （三）社会支持力
社会支持是家庭养老保障最重要的支持来源，这种支持包括社会慈善机构与人士的非正式支持和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社会保障是以政府为主体，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对公民暂时或永久性失去劳动能力以及各种原因生活发生困难时给予物质帮助，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制度。中国的社会保障与社会变革密不可分，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農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一直滞后城镇社会保障。本文主要关注来自村集体、社区以及政府支持三个方面。
1.来自村集体的支持。農村集体经济实力是支持農村养老的基础。西安郊区農村地区整体来说，工业总产值呈迅速增长态势，集体经济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仍有不少村落集体经济趋近于零。凋研数据显示蓝田2009年存在集体经济的村子所占的比例只有10.2％，周至为1.06％，户县则为0.96％，见表4。
2.来自村社区的支持。農村社区是農村居民赖以生活生产的村庄，村民在村里得到的支持就是社区支持。農村老年人在劳动能力即人力资本逐渐下降和丧失、经济资本明显下降趋势的情况下，能否获得他人特别是社区资源的支持，直接影响老人的生活质量。当前農村社区的老人尤其是“空巢”老人，能够得到社区邻居的照料和关心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人到了老年都不愿离开自己居住村庄的主要原因。研究显示，能够提供情感性支持的主要是同质性较高的行动者，因而老人更需要老年朋友的支持，但在農村社区由于大多数老人各忙自家的農活杂事，减少了同社区内与其他老年朋友、邻居的情感交流。
3.来自政府的支持。政府支持可分为制度支持与经济支持两种。政府在農村社会保障制度制定和实施方面主要有“五保户”制度、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133本文主要关注“五保户”、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等制度。（1）“五保户”供养制度。传统“五保”供养的形式分为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两种。集体供养在税费改革后，因为集体经济的弱化而使救济水平偏低甚至缺失。分散供养则由于受居住分散、管理服务难度大，村集体保障功能减弱等，“五保户”的基本生活往往难以得到保障。蓝田县2008年为572名“五保户”对象发放养老金95.45万元，人均1668元，占人均纯收入的46％。（2）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制度在资金筹集上主要采取市县乡三级财政和村集体组织按比例分担，省级财政给予适当补助。但总体上，资金主要由地方财政承担，中央财政的投入较少。尤其在農村税费改革后，60％以上的乡镇负债，导致大多数县停止了这项工作。2008年，蓝田县给28 945名農村低保对象下拨農村低保金1 418.75万元，人均只有490元／年，占人均纯收入的13％。（3）合作医疗制度。“广覆盖、低水平”是新農合运行的重要特征，也是从我国现有财政和農民收入水平出发的选择。但从实际运行的情况看，大多数试点的起付线、封顶线以及报销比例不合理，農民受益面偏小，难以有效防止因病致贫、返贫。2008年蓝田县新農保兑现补助21.5万人，3 272人次，人均仅获得的医疗补助为65元。
四、现行農村家庭养老支持力存在的问题
1.自我支持存在问题。收入来源不稳定、没有储蓄和医疗等相关刚性消费表明从整体来看農村老人的自我支持力不高。突出表现为高就业、低收入、经济来源有限等方面。本研究样本选取的对象都为60岁以上的城郊農村老人，绝大部分人都经历了中国農村政策的变迁，生产生活习惯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具体则表现为对土地的高度依赖性，即他们一生以土地为伴，以農耕为业；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使他们一生都耕耘在田间，土地成了他们最主要的财产和经济来源。然而城市化进程却在一步步地侵蚀着農村居民的土地，另外随着劳动能力的下降，農村老人通过自身获取经济来源变得越来越渺茫。
2.家庭支持存在问题。家庭支持方面，限于观念的保守和死亡率的性别差异，農村老年居民中女性独居的比例远远大于男性。即使老人与配偶居住生活在一起，由于年龄和体力的原因，很多情况下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加上農村女性对丈夫在经济上的高度依赖性，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主要依靠老年男性，这样的养老模式具有与生俱来的脆弱性与不可持续性。因此，農村居民从配偶获取的养老支持微乎其微。
在子女支持力方面，由于观念意识的改变以及进城务工等因素，老人所获取的仅限于经济方面的支持，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则相对贫乏。“媳妇上了天，爷爷变孙子”非常形象地描述了農村代际关系的重要变化和养老的严重性。其结果是：家庭中田地耕种的重担都压在了老人的肩上，加重了老人的劳动负荷；家中的小孩都留给老人看管，加重了老人的物质和精神等方面的负担；子女作为老人养老的主要承担者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已经变得不太现实。
3.社会支持存在问题。社会支持力日前在城郊農村家庭主要作用于“五保”老人、生活特困家庭以及“合作医疗”等，较低的地方财政收入水平使得農村老人几乎无法享受到普惠制度的基本权利。農村社会保障制度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优抚优待、社会救济等四大方面。但都是针对极少部分居民，没有将所有的農村居民纳入保障范围。農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和缺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農村居民家庭吸纳社会力量壮大养老支持的路径。尽管在有的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县，少部分贫困家庭会受到财政的救济与补助，但其作用显然无法满足城郊農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五、城郊農村居民家庭养老有效支持力系统模型
对農村家庭养老有效支持力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构建家庭养老支持力系统模型。農村居民养老需求的内容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层面，支撑这三个层面需要个人、家庭、社区和政府四个主体的共同努力，形成一个支持農村居民养老的多维支持模型（如图1所示）。综合考虑四方利益主体的诉求，是构建郊区農村家庭养老保障系统的前提和基础。在城市郊区農村构建一个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辅、政府给予多方支持的多支柱”养老保障系统，实现个人、家庭、社区和政府四方利益共容，是缓解当前農村养老问题的现实选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城郊農村中处于城乡边缘区的地区，由于工业经济和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当地農村居民收入得到了快速增长，无论从政府、集体还是家庭的角度基本都具有相对较强的缴费能力。而对处于城乡边缘区外围以外的偏远農村地区各方面的支持力则相对要弱一些。如在新農保试点县高陵县泾渭区的参保率达到100％，而对于较为偏远的耿镇则只有不到60％的参保率，主要原因在于家庭经济支持力不够，子女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为家中老人争取来自政府的支持。
家庭养老作为一种非正规的制度安排，经历了在无数次的变革与时代更替都不曾消亡。在社会转型期间，農村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冲击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家庭的经济实力，因此，通过增加家庭收入，强化家庭经济实力壮大家庭对老年人的保障功能，则成为当前農村地区缓解养老风险、减少老年贫困的现实和必要手段。应该通过增强内力——家庭经济实力（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壮大外力——社会支持（政府、社区和集体支持；并通过政府行为鼓励非正式的养老资源积极进人；家庭政策支持）共同作用，最终形成一种内源式生长和外源给予强力支持的農村养老保障模式。
在此模型中，家庭养老支持力的大小取决于其他四方支持力的强弱。政府支持、家庭收入、社区支持和集体经济支持四方力量相互制衡、相互促进共同作用为農村家庭养老提供合力支持。在该支持系统中，最终的受益主体是通过家庭传导至老人，而通过政府财政、集体经济、家庭和社区共同为家庭中的老年人提供养老支持。最终形成老人与家庭、家庭与政府、集体、社区四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共容利益关系。四方分力量共同为農村老年人提供养老支持，就会形成一种“合力”，并产生合作收益，已达到提高農村老年人老年生活质量的目的。如果有一方支持力缺位或者流于形式都会对農村家庭带来赡养负担，不利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高。
需要注意的是，在该模型的社会支持中政府“家庭政策支持”的缺位会导致家庭养老支持力系统无法有效运行。因此，积极构建“家庭政策支持”系统对農村家庭发挥养老支持作用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对于未来的家庭政策，学者们都认为，中国家庭和家庭本位文化在一个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为家庭成员提供保障、抵御风险，因此在城乡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完善的情况下，扶植家庭和大力发展传统家庭文化是非常必要的。--。’西方社会发展史证明，以血缘、婚姻关系建立起来的相互关系最终会被法律和契约所替代。因此，在農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和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下，有必要制定一个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关爱家庭”“以人为本”的家庭政策体系，为家庭养老支持力供给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对居民家庭加大政策法规的宣传，鼓励老人主动监督子女赡养行为，维护自身权益；社区主要是对子女赡养老人行为进行监督并组织村庄成员为社区老人提供必要的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集体经济主要是对参保的農户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助；家庭支持则是農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最直接、最主要的资源支持，家庭经济收入的增加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配偶、子女对老人的供养效果，这在農村家庭表现的非常明显。四种力量共同作用为家庭养老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资源支持，并可以形成共同的利益链条以达到共赢的效果。
关键词：郊区農村；農村养老保障；家庭养老；养老支持力；家庭政策
中图分类号：F840.612；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2）06-0136-07
一、问题的提出
“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大量農村青壮年向城市的迁徙导致我国農村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规模要远大于城市，形成了老龄化城乡倒置的严峻格局。農村人口年龄结构提前进入重度老龄化的平台期。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農村老年人口为8 557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城市郊区農村因为毗邻大都市，青壮年的流动性则更为活跃和频繁，因而面临着比其他边远農村更加严重的老龄化和老年贫困问题。如何更好地解决郊区農村居民的养老问题、减少老年贫困、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加快城市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现行解决農村居民养老难题的路径无外乎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种方式。家庭养老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由家庭成员承担责任的一种养老方式，强调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相互依存，给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提供生活保障。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農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与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農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养老诉求要求農村传统家庭养老的转型，传统家庭养老面临冲击。周莹指出中国農村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的制度性瓶颈以及外在的冲击使得家庭养老模式转向社会养老成为必然趋势。
農村现行社会养老即農村养老保险制度，是以政府为主体，通过收人再分配，对公民在法定年龄范围内完全或基本退出劳动生活后，为其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的制度安排。该制度始于1992年民政部颁布《县级農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简称“老農保”），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为特征，在全国县镇开始推行。1999年年底，農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中断。2009年新型農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简称“新農保”）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结构，收效显著。但也存在诸如财政投入的可持续性、低收入群体缴费能力、集体经济缺位以及“捆绑式”缴费的政策设计缺陷等问题，影响了政策的预期效果。
传统家庭养老和新農保政策在为農村居民提供养老支持方面皆表现出低效性甚至不作为。钟建华、潘剑锋指出要解决好農村养老问题，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和家庭两种养老方式的优势。因此，在農村居民养老问题上我们应该坚持“两条腿走路”。鉴于家庭保障功能在農村养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在分析農村家庭养老支持力的基础上，以系统论为视角，基于共容利益理论探寻郊区農村家庭养老支持力保障系统，以期构建一种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相结合，以家庭为核心的多制度并存的经济保障模式，最终形成一种内源式生长和外源给予强力支持、符合城郊農村居民实际情况的养老保障模式。
二、農村居民家庭养老的地位
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也是最持久的人类群体生活的社会模式。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家庭成员之间通过一定的经济关系联系在一起，即有经济上的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在心理上家庭则是个人成长生活最亲密的社会情感单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以及特殊人口政策的颁布导致農村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开始出现分裂与弱化。家庭结构也随之逐渐向“倒梯形”演变。家庭结构的“倒梯形”意味着履行传统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的人将愈来愈少，即配置或提供资源支持的主体不断减少和需要供养的主体不断增加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家庭的养老互动可以看成是一种家庭内代际间的交换，但家庭中的这种代际交换关系往往是非等价的，且具有跨时性。中国家庭养老反馈模式存在和延续的基础在于，老人在家庭代际关系结构中处于权威中心，拥有对家庭子代成员的特定支配权力。这种特定的权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孝”道以及家庭血亲价值的作用。大多研究者认为从中国文化层面来看，社会变迁给家庭带来了若干离散因素，但传统的“家本位文化”与其主导的价值观在当今社会仍起到主导作用。家庭传统的角色模式与行为规范仍在发生作用。基于家庭对个体成员的精神价值，家庭几乎成为每个中国人最重要的精神支柱。虽然家庭在空间上表现出了离散化，但家庭成员在情感上依然存在亲密互动和相互支持。家庭在给家庭成员提供福利和社会保障上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阿德莱德宣言》指出“要把注意力放在社会或家庭单位上，而不仅仅是只注重个人，认识到在许多情况下家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尽可能让老年人生活在他们所选择的环境里，这应当是老年人照料计划的主要目标”。Yean-Ju Lee和Zhengyu Xiao研究了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表明城乡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基本都是建立在需求的基础上，家庭支持在公共资源不公平的地方提供补偿。穆光宗分析家庭养老作为人类社会基本养老制度的文化合理性，指出“家庭养老功能可能弱化，但作为养老模式却不会消亡”。
所有资源按机会成本体现其价值。当需要承担家庭养老责任的成员自身无法或者不愿提供养老支持的时候，就要寻求家庭之外的资源来支撑家人养老，或者让家庭外的资源注入家庭内部帮助其履行家庭养老功能的实现。Alun E.Joseph和DavidR.Phillips认为由于中国特殊的人口政策，未来中国家庭成员会越来越少，但他们仍将是農村老人获得经济和社会支持的主要途径；妇女参加工作导致需要外来者来照顾老人，家庭以外的可用资源已成为解决農村养老问题的关键。因此，我们不应该摒弃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而是通过让家庭以外的社会资源注入家庭内部将家庭养老的功能外化，来履行家庭的养老功能，扩展了传统家庭养老概念的外延（以下家庭养老概念都是指外延扩大后的）。 三、農村居民家庭养老有效运行的支持力分析
支持力概念来自物理学，即支持力就是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物体的接触面所产生的竖直向上的力。从经济支持视角来看，家庭养老支持力的主体主要有：老年人自己（自我支持力）、家庭成员（配偶、子女）或者亲属网络、社区、政府等四方利益主体。
（一）自我支持力
老年人自我支持力的强弱和个人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健康状况等息息相关，也与个人的就业、收入、储蓄等紧密相连。因此老人自己对外界支持力依赖程度的大小取决于自我支持力的强弱。为寻求西安郊区農村老年人自我支持力大小的差异及原因，我们从農村老人的就业意愿、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等方面，采用问卷调查、访谈、观察法、个案研究和文献研究等方法进行分析。
本文的调查对象是60岁以上農村老年人，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我们在陕西西安郊县農村包括户县秦渡镇的秦二村、蓝田县普化镇冯家湾村、周至县马召镇涌泉村、高陵县耿镇周家庄村发放了300份问卷，回收了280份，其中有效问卷为260份。在访谈中，采用面对面以及侧面访谈方法，对现阶段西安城郊農村养老支持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专题调研。
1.農村老年人的收入来源、就业意愿与收入水平。劳动收入能直接反映西安郊区農村经济发展的态势，是个人收入来源中最主要和最活跃的部分。劳动收入的多寡会直接影响老年人自我经济支持力和整体生活水平。西安郊区農村地区在城市的辐射作用下，政治、经济、農业、旅游等以及相关产业获得了迅速发展。2009年蓝田县農民人均纯收入4 315元，周至县農民人均纯收入4 248元，户县農民人均纯收入5 307元。但大部分農村老年人尤其是家里缺少劳力的仍然在田间劳作，年龄偏大的老人也会选择干自己力所能及的農活及家务，几乎没有专门的休闲时间。在调查中发现，由于郊区農村旅游观光业发展迅速，有18.3％的農村老人选择在旅游景点或者游客途径之地进行买卖交易，卖一些農家特产，以此来增加一部分额外的收入（这是旅游景区一带所特有的一种收入形式）；有7％的老人由于经济压力也会选择在村庄附近打零工来增加收入；74.7％的老人从事農耕工作，直至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在调查中当问到收入具体金额时，老人们大多没有精确的概念，无法获得具体数据。调查结果显示農村大部分老人几乎没有养老储蓄，年轻时候赚的钱都不够家用和抚养子女，年龄大了靠自己劳动得来的一些零碎收入大部分还是用来贴补家用或者给孙子零花，到自己几乎就没有了，有积蓄的老人则去给儿子盖房或者投资用。因此，農村老人由于子女抚养负担重和经济来源单一导致他们靠自身无法取得更多的收入来支持最基本的养老开支。
2.老年人的消费支出。收入来源和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支出的结构和水平。農村老年人的消费支出总体水平较低，其消费分为刚性和弹性两部分。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老人的弹性消费支出主要集中在对土地的投资、家庭基本生活费用、医疗费用、孙子零花、通讯费用、邻里红白喜事的人情支出等。刚性消费主要在医疗费用，其中，年龄越大的人在医疗费用方面的花则越大，80岁以上老人的月消费中，1000元以上的比例就比60-69岁的高出了3％，这些花费主要是用于医疗和保健支出（如表3所示）。这种刚性支出严重影响了農村老人的生活质量。
（二）家庭支持力
家庭支持力主要是来自配偶和子女的支持。作为家庭成员，个人的自我支持能力会随着年龄和社会阅历的变化而变。在中国農村由于制度安排和传统力量综合作用的效果，家庭历来都是農村居民养老最重要的支持力。
1.来自配偶的支持。中国“普婚制”的文化传统和“养儿防老”的思想观念由来已久，因此中国大部分人都处于在婚状态。配偶对于老年人养老的支持力主要体现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两个方面。具体表现在婚姻状况、居住方式和来自配偶的经济支持上。（1）婚姻状况。老年人的婚姻状况对老年人的家庭状态、生活方式和赡养形式具有重要意义。在调查中我们发现60-69岁初婚有配偶的比例为60.9％，丧偶比例35.4％，远高于2000年人口普查的19％；再婚有配偶的仅仅为1.5％，低于全国人口普查（4.2％）；离婚率1.6％，高于全国人口普查（0.7％）。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访谈时发现由于常年的重体力劳动和经济以及医疗条件等的制约导致老年人中很多男性较早过世，导致死亡率的性别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女性中丧偶的比例相当高，在样本数据中女性丧偶比例达到78.2％，见表3。（2）居住方式。传统農村老年夫妻在家庭中处于权威地位，由子女进行生活照料与经济供养。然而，工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大部分夫妻双方都健在、且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老人，在主观上都倾向于同子女分开居住，或者尽管居住在一起也要分开生活。一方面为子女减轻照料负担，更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与媳妇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另一方面则加深了老人夫妻双方的感情，在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上更为频繁和周到。而对于丧偶的老人，则大部分与儿子同住，家中如有两个以上儿子的家庭，则一般在几个儿子家轮流居住。（3）来自配偶的经济支持。在经济支持方面配偶起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夫妻财产一体化，故无法界定各自的经济收入。一般情况下，女性的经济支持力度弱于男性。女性大多花费在操持家务和养老携幼方面的时间多一些。研究表明農村妻子在经济上对丈夫的依赖高达62.8％，城市则为31.0％。
2.来自子女的支持。家庭养老作为一种理性选择，反映在“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中，老人抚养儿子，儿子赡养老人，是一种社会、文化、情感和道德等多种偏好影响下的效用。在调查中发现，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区域，農村劳动力转移的区域自我吸收程度就越高；反之则不容易实现区域自我吸收，更多表现为向城市移动。因此，在工业经济或旅游业相对发达的县域，由于其自身对劳动力较强的吸纳能力，農村居民一般会选择在当地或离家较近的乡镇就业，为与老人一起生活或共同居住提供了支持条件。但由于年轻人意识观念的变化以及要常年按时务工或上班，子女给予老人的支持也仅限于经济支持，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上相对贫乏。而在较为偏远的農村地区，大部分中青年農民会选择离家较远的城市或别的县域务工。如蓝田县2008年外出从业人员为67 378人，2009年则增加到132 401人。 （三）社会支持力
社会支持是家庭养老保障最重要的支持来源，这种支持包括社会慈善机构与人士的非正式支持和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社会保障是以政府为主体，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对公民暂时或永久性失去劳动能力以及各种原因生活发生困难时给予物质帮助，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制度。中国的社会保障与社会变革密不可分，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農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一直滞后城镇社会保障。本文主要关注来自村集体、社区以及政府支持三个方面。
1.来自村集体的支持。農村集体经济实力是支持農村养老的基础。西安郊区農村地区整体来说，工业总产值呈迅速增长态势，集体经济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仍有不少村落集体经济趋近于零。凋研数据显示蓝田2009年存在集体经济的村子所占的比例只有10.2％，周至为1.06％，户县则为0.96％，见表4。
2.来自村社区的支持。農村社区是農村居民赖以生活生产的村庄，村民在村里得到的支持就是社区支持。農村老年人在劳动能力即人力资本逐渐下降和丧失、经济资本明显下降趋势的情况下，能否获得他人特别是社区资源的支持，直接影响老人的生活质量。当前農村社区的老人尤其是“空巢”老人，能够得到社区邻居的照料和关心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人到了老年都不愿离开自己居住村庄的主要原因。研究显示，能够提供情感性支持的主要是同质性较高的行动者，因而老人更需要老年朋友的支持，但在農村社区由于大多数老人各忙自家的農活杂事，减少了同社区内与其他老年朋友、邻居的情感交流。
3.来自政府的支持。政府支持可分为制度支持与经济支持两种。政府在農村社会保障制度制定和实施方面主要有“五保户”制度、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133本文主要关注“五保户”、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等制度。（1）“五保户”供养制度。传统“五保”供养的形式分为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两种。集体供养在税费改革后，因为集体经济的弱化而使救济水平偏低甚至缺失。分散供养则由于受居住分散、管理服务难度大，村集体保障功能减弱等，“五保户”的基本生活往往难以得到保障。蓝田县2008年为572名“五保户”对象发放养老金95.45万元，人均1668元，占人均纯收入的46％。（2）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制度在资金筹集上主要采取市县乡三级财政和村集体组织按比例分担，省级财政给予适当补助。但总体上，资金主要由地方财政承担，中央财政的投入较少。尤其在農村税费改革后，60％以上的乡镇负债，导致大多数县停止了这项工作。2008年，蓝田县给28 945名農村低保对象下拨農村低保金1 418.75万元，人均只有490元／年，占人均纯收入的13％。（3）合作医疗制度。“广覆盖、低水平”是新農合运行的重要特征，也是从我国现有财政和農民收入水平出发的选择。但从实际运行的情况看，大多数试点的起付线、封顶线以及报销比例不合理，農民受益面偏小，难以有效防止因病致贫、返贫。2008年蓝田县新農保兑现补助21.5万人，3 272人次，人均仅获得的医疗补助为65元。
四、现行農村家庭养老支持力存在的问题
1.自我支持存在问题。收入来源不稳定、没有储蓄和医疗等相关刚性消费表明从整体来看農村老人的自我支持力不高。突出表现为高就业、低收入、经济来源有限等方面。本研究样本选取的对象都为60岁以上的城郊農村老人，绝大部分人都经历了中国農村政策的变迁，生产生活习惯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具体则表现为对土地的高度依赖性，即他们一生以土地为伴，以農耕为业；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使他们一生都耕耘在田间，土地成了他们最主要的财产和经济来源。然而城市化进程却在一步步地侵蚀着農村居民的土地，另外随着劳动能力的下降，農村老人通过自身获取经济来源变得越来越渺茫。
2.家庭支持存在问题。家庭支持方面，限于观念的保守和死亡率的性别差异，農村老年居民中女性独居的比例远远大于男性。即使老人与配偶居住生活在一起，由于年龄和体力的原因，很多情况下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加上農村女性对丈夫在经济上的高度依赖性，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主要依靠老年男性，这样的养老模式具有与生俱来的脆弱性与不可持续性。因此，農村居民从配偶获取的养老支持微乎其微。
在子女支持力方面，由于观念意识的改变以及进城务工等因素，老人所获取的仅限于经济方面的支持，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则相对贫乏。“媳妇上了天，爷爷变孙子”非常形象地描述了農村代际关系的重要变化和养老的严重性。其结果是：家庭中田地耕种的重担都压在了老人的肩上，加重了老人的劳动负荷；家中的小孩都留给老人看管，加重了老人的物质和精神等方面的负担；子女作为老人养老的主要承担者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已经变得不太现实。
3.社会支持存在问题。社会支持力日前在城郊農村家庭主要作用于“五保”老人、生活特困家庭以及“合作医疗”等，较低的地方财政收入水平使得農村老人几乎无法享受到普惠制度的基本权利。農村社会保障制度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优抚优待、社会救济等四大方面。但都是针对极少部分居民，没有将所有的農村居民纳入保障范围。農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和缺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農村居民家庭吸纳社会力量壮大养老支持的路径。尽管在有的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县，少部分贫困家庭会受到财政的救济与补助，但其作用显然无法满足城郊農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五、城郊農村居民家庭养老有效支持力系统模型
对農村家庭养老有效支持力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构建家庭养老支持力系统模型。農村居民养老需求的内容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层面，支撑这三个层面需要个人、家庭、社区和政府四个主体的共同努力，形成一个支持農村居民养老的多维支持模型（如图1所示）。综合考虑四方利益主体的诉求，是构建郊区農村家庭养老保障系统的前提和基础。在城市郊区農村构建一个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辅、政府给予多方支持的多支柱”养老保障系统，实现个人、家庭、社区和政府四方利益共容，是缓解当前農村养老问题的现实选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城郊農村中处于城乡边缘区的地区，由于工业经济和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当地農村居民收入得到了快速增长，无论从政府、集体还是家庭的角度基本都具有相对较强的缴费能力。而对处于城乡边缘区外围以外的偏远農村地区各方面的支持力则相对要弱一些。如在新農保试点县高陵县泾渭区的参保率达到100％，而对于较为偏远的耿镇则只有不到60％的参保率，主要原因在于家庭经济支持力不够，子女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为家中老人争取来自政府的支持。
家庭养老作为一种非正规的制度安排，经历了在无数次的变革与时代更替都不曾消亡。在社会转型期间，農村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冲击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家庭的经济实力，因此，通过增加家庭收入，强化家庭经济实力壮大家庭对老年人的保障功能，则成为当前農村地区缓解养老风险、减少老年贫困的现实和必要手段。应该通过增强内力——家庭经济实力（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壮大外力——社会支持（政府、社区和集体支持；并通过政府行为鼓励非正式的养老资源积极进人；家庭政策支持）共同作用，最终形成一种内源式生长和外源给予强力支持的農村养老保障模式。
在此模型中，家庭养老支持力的大小取决于其他四方支持力的强弱。政府支持、家庭收入、社区支持和集体经济支持四方力量相互制衡、相互促进共同作用为農村家庭养老提供合力支持。在该支持系统中，最终的受益主体是通过家庭传导至老人，而通过政府财政、集体经济、家庭和社区共同为家庭中的老年人提供养老支持。最终形成老人与家庭、家庭与政府、集体、社区四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共容利益关系。四方分力量共同为農村老年人提供养老支持，就会形成一种“合力”，并产生合作收益，已达到提高農村老年人老年生活质量的目的。如果有一方支持力缺位或者流于形式都会对農村家庭带来赡养负担，不利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高。
需要注意的是，在该模型的社会支持中政府“家庭政策支持”的缺位会导致家庭养老支持力系统无法有效运行。因此，积极构建“家庭政策支持”系统对農村家庭发挥养老支持作用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对于未来的家庭政策，学者们都认为，中国家庭和家庭本位文化在一个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为家庭成员提供保障、抵御风险，因此在城乡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完善的情况下，扶植家庭和大力发展传统家庭文化是非常必要的。--。’西方社会发展史证明，以血缘、婚姻关系建立起来的相互关系最终会被法律和契约所替代。因此，在農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和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下，有必要制定一个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关爱家庭”“以人为本”的家庭政策体系，为家庭养老支持力供给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对居民家庭加大政策法规的宣传，鼓励老人主动监督子女赡养行为，维护自身权益；社区主要是对子女赡养老人行为进行监督并组织村庄成员为社区老人提供必要的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集体经济主要是对参保的農户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助；家庭支持则是農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最直接、最主要的资源支持，家庭经济收入的增加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配偶、子女对老人的供养效果，这在農村家庭表现的非常明显。四种力量共同作用为家庭养老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资源支持，并可以形成共同的利益链条以达到共赢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