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历史，不同的记忆方式，传达的是不同的历史观。在德国首都柏林，矗立着的是占地１．９万平方米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在日本静冈县伊豆半岛立着的是所谓的“七士”之碑，“纪念”的是被绞死的７名日本甲级战犯。在对待侵略历史的问题上，日德两国领导人何以态度如此相背？
　　德国总理施罗德，忏悔“二战”的罪行而下跪，为德国反省发动侵略战争，进而走出耻辱，走进繁荣，从而成为当今国际舞台上受人信任的大国。“德国总理跪下去，德国人民站起来”，成为一句广泛流传的名言。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顽强坚持参拜供奉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神位的靖国神社。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甚至妄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诬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进行单方面审判”；自民党代理干事长安倍晋三也大放厥词，说什么“为了对为国捐躯的人表示崇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理所当然的，参拜是首相的责任。下任首相也当然要进行参拜。”
　　同样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战败国，日本为何不能像德国那样，承认、反省自己的战争罪行，并向受害国人民赔礼道歉，反而竭力歪曲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化角度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妄自尊大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日本是一个岛国，内部空间狭小，物资资源贫乏，为了生存和发展，日本右翼势力一贯主张“向外扩张”，向外扩张要求敢冒风险，崇尚“武士道“精神，故而大肆宣扬“大和民族”是优秀的民族，别的民族都是劣等民族，世界要以他为“中心”。对于“二战”，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原子弹爆炸给日本民族带来的伤害，对其发动的侵略战争给别国尤其是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却避而不谈。
　　二是神道神国思想。日本民族主要信奉的是神道，他们认为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神，天皇和国家从来都是正确的，能够为天皇效忠，为“圣战”血洒疆场是一件荣幸的事。战败之时，往往以剖腹向天皇请罪。很多日本国民在战败之后，跪着向裕仁天皇痛哭流涕地说：“陛下，真对不起！战争打败了。”在神道神国思想的支配下，日本不可能对战争进行深刻反省。
　　三是视认罪为耻辱的耻感心理。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上，许多学者认为，一个普遍性的差别在于羞耻感和内疚心。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中指出：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的文化，这种文化中的人格特征表现在一旦有过失、罪恶等行为时，他们主要感受到内在良心的谴责。东方文化是耻辱感文化，耻辱感是对他人的一种反应。因受到公开嘲弄与摒弃，或者自以为受到嘲笑而感到耻辱。基于不同的文化心理，德国人能出自于内心地进行忏悔，而日本人则讳谈耻辱而粉饰罪行。
　　四是文化教育的“正面描写”。最近，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公然指责中国和韩国抨击日本教科书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历史是“吹毛求疵”，认为教科书不应以负面形象描写日本。正是这种所谓的“正面描写”，使战后的日本新一代没能接受全面、正确的历史教育，其自幼接受的只是军国主义的洗礼。在这种“正面描写“的教育之下，日本不可能正确反省历史。
　　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之际，我们应该不忘国耻，清醒地看到：世界并不太平，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西方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们的西化、分化解体；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了一个对华工作的“十大戒令”，其中七条是关于文化的，其根本目的就是打击、消磨我们的民族精神。杨叔子院士曾说：“一个民族，没有科技，一打就垮；没有精神，不打自垮。”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应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