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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晚清民国时期，“红头阿三”的形象广泛流行画报之中。晚清时期，画报对印度巡捕的塑造与想象呈现出“执法者”与“犯法者”的双重面相。“五卅”运动爆发后，在反帝民族主义运动之中，“红头阿三”代表的印度巡捕这一群体的普遍化形象，广泛流行于漫画报刊之中，并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政治内涵。在革命阶级话语之下，它被塑造为“帮凶者”与“亡国奴”的政治形象，成为对大众进行革命动员的象征性的殖民人物，形构了民众的耻辱记忆。这一形象在上海商业文化环境的影响下被抽离了政治化的内涵，逐步渗入民众日常生活之中，日趋滑稽化，成为供大众娱乐与调侃的消费符码，同时这一过程又反过来促进了“红头阿三”形象的大众化传播。
关键词 耻辱，戏谑，红头阿三，形象塑造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2-0020-11
“红头阿三”是近代华人①对上海公共租界的印度巡捕（以下简称“印捕”）的蔑称，如同“假洋鬼子”的文学形象，“红头阿三”形象也是半殖民地中国的文化产物之一，考察这一人物形象产生的历史根源与演变过程，对于理解中国现代的民族心态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②
关于印捕的研究，印度学者玛妲玉（Madhavi Thampi）对在华印度人群体进行了系统考察，阐述了在华的印度人是如何影响中国人心目中的印度或在华印度人形象。③英国学者罗伯特·毕可思（Robert Bickers）考察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的发展变化过程，认为巡捕房是外国人在租界保持统治地位的保障，印捕充当了巡捕房控制管理的工具。④美国学者伊莎贝拉·杰克逊（Isabella Jackson）考察了印捕在控制和警卫公共租界方面的角色，认为印捕是英帝国力量在条约口岸城市的公开展示，是维持英帝国在上海霸权地位的象征。⑤曹寅从全球史的角度，考察了英国殖民地香港、马来亚等地印捕之间密切的合作关系。⑥李倩倩考察了印捕在华的违纪行为，揭示了在华印捕既受华人蔑视又受华人同情的矛盾形象。⑦王汝良考察了“阿三”称呼的社会化起源以及该称呼由社会化向文学化内涵转变的过程。⑧
本文主要结合图像资料，从社会文化史的层面将“红头阿三”这一形象的产生与传播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进行考察，揭示“红头阿三”这一具有殖民主义特色的人物形象所蕴含的政治象征意义与市民文化内涵。印捕是英国殖民者霸权在上海的公开展示与权力象征，是维系殖民统治秩序的工具。关于“红头阿三”形象的想象、叙述与建构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大众认识与反抗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控制的一种文化形式。“红头阿三”形象反映出作为受殖者的中国人看待西方殖民者与帝国主义者的方式，它解构了英国殖民者的殖民权威，形塑与固化了大众对“红头阿三”形象的政治化与戏谑化认识。
一、“执法者”与“犯法者”：晚清画报中的印捕形象
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为便于租界管理，租界当局成立巡捕房，先后引入西捕和华捕，作为打击盗匪维持治安的警卫力量。1883年3月12日，鉴于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腐败与低效，并出于节省开支的需要，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新任防卫警备委员会委员、义记洋行经理何利德（Cecil Holliday）在工部局董事会议上提出，改革巡捕房机构，招聘印捕和增加西捕的建议。①他认为“在管理马路交通方面，没有比印捕更为适合的人，他们的职责将限于这个方面”。但由于董事会内部对招收印捕“意见很不一致”，此议未能实施。②但这一建议很快由于局势的变化得以落实。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局势动荡，为防止租界发生骚乱，董事会指示麦克尤恩上尉，明令所有巡捕加强警戒，防止中国的流氓无赖或土匪趁乱活动。③8月11日，工部局董事会考虑到“由于目前对静安寺路以及附近的一些马路进行有效的巡逻不仅对这些马路居民的安全，而且对租界的安全来说也是一项重要的预防措施”，于是决定“立即派去6名印捕到静安寺巡逻，并到香港再雇佣12名印捕来，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时间巡逻。工部局将指示督察长对这些马路巡逻三个月进行安排，并授权他雇佣多至18名印捕，一切费用由工部局承担”。④1885年，鉴于这些印捕在静安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巡逻表现比较令人满意，董事会决定将这一临时聘用的印捕改为常用制，继续聘用他们。⑤由此印捕继西捕与华捕之后成为警卫租界的重要力量。
印捕在当时的公共租界是一支重要的警卫力量，他们多数是印度锡克族人，身材高大，满目虬须，头缠红巾（见图1）。⑥起初，印捕只负责公共租界内北泥城桥外及静安寺一带马路的执勤巡逻，其他四通八达热闹的地方专派华捕负责。1885年之后，重要路段逐渐易之以印捕。⑦除在马路口指挥交通外，印捕也在一些洋行、银行、旅馆、工部局等公私机构站岗守卫，从事治安警卫的工作。
印捕的引进，加强了公共租界的治安警卫力量，有利于城市公共秩序的管理与社会稳定。但是印捕执法简单粗暴，令华人倍感屈辱与压迫，甚至引发大众暴动。1889年2月5日，《申报》报道鎮江添设的“红头巡捕”，“禁令颇严”，执勤时打伤华人，引犯众怒，数万人围攻巡捕房，火烧洋行洋房与英领事署。⑧“红头巡捕”就是指头缠红巾的印捕。印捕在交通要道上，手拎指挥棒，动辄驱赶棒打华人，引起华人广泛的反感与畏惧。1898年来华的德国记者高德满（Goldmann）曾有细致的观察：“他们手拿一根又粗又短的棍子，打起人来很是野蛮。中国人很怕他们，没事的话，根本不敢走近他们。”⑨
晚清以来，西方殖民者在引入声光电化等物质文明的同时，还引入了西方城市管理制度。这些新事物超出了国人的传统认知范畴。印捕是英国殖民统治的衍生物，是殖民者操控与管理城市的工具，随着印捕在租界街头执勤的常态化，也进入华人的认识视野。晚清时期，印捕形象被纳入作为大众传媒的画报之中，人们通过图像想象与重构印捕形象。创刊于1884年的《点石斋画报》曾多次报道印捕与印度人公开抢劫的不法行为。图2《印捕行劫》描述了一位印捕在沪北杨树浦一带巡逻时见财起意，抢劫一位僧人财物。⑩图3《印人抢表》报道了两位“红头印度人”在丹桂园门口抢劫私人手表的不法行为。 图3的文字报道不仅对印捕抢劫的不法行为严厉指斥，而且还上升至对整个印度种族的批评，“印度为英之属国，其民长而黑，蛮野成性，犹有狉獉习气，初不知礼仪廉耻为何物”。报道称，之前曾发生印捕抢劫僧人财物事件，此次再次发生抢劫事件，说明印度人“野性难驯”，作者由此感慨“然吾于此益见印人之不仁矣”。①单数的印捕犯罪分子在这里变成复数的整个印度人群体，由个别印捕的违法行为造成社会舆论对其整个群体的否定并贬抑，这种报道口吻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对印度人群体形象存有强烈的负面印象。
图4《印捕拔须》戏谑化的报道了一位在茶园巡逻的印捕在阻拦一位想白看戏的铜匠工人时，遭到匠人的反抗，胡子几乎被对方拔光。②画面表现出围观者以嘲弄的目光凝视印捕的场景。图5《大闹洋场》描述了1897年4月印捕镇压聚集在黄浦滩的羊角车工人抗议工部局增加车捐的斗争。③图中身材高大的印捕与身形矮小的苦力形成鲜明对比，远景中黄浦江中的军舰隐隐可见，左侧大批骑马巡捕赶来，整个画面的冲突紧张感强烈。
当然，印捕作为执法者也具有较为正面的形象。1907年创刊的《图画新闻》曾多次报道印捕在街头维持治安、处理街头突发事件的新闻。例如，图6与图7描绘了日本人欺压华人，印捕将日本人逮入巡捕房处罚的情景。④图8中的印捕正在街头处理交通事故，⑤图9中印捕在街道狂追脱缰的野马。⑥虽然四幅图发生的事件不尽相同，但都反映出事件发生的共同空间——城市街道。事件的冲突性凸显出印捕的角色是作为城市秩序的维护者，在公共空间行使管理权管控突发事件。图像本身是对西方所推行的警察制度与城市治理模式的一种认同，显示出印捕在维持公共治安中的管理者与仲裁者的角色。
晚清时期画报上的印捕形象，体现出印捕作为“执法者”与“犯法者”的双重面相。但无论是正面叙述还是负面刻画，都反映出印捕的形象已经渗透进上海城市生活之中，并与新式的城市基础设施包括路灯、开敞式的沿街楼房，平整清洁的道路共同出现在城市公共空间之中，成为被关注和被展示的城市景观之一。印捕的非法与执法行为在晚清画报中交错出现，一方面体现出公共租界内既混乱又有序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华人对印捕形象多维化的认知角度。对印捕负面形象的想象与塑造，较多的限于对印捕私人道德行为的指摘与批评。但是，这些画面也无意识地表现出，印捕是上海城市公共空间——街道的主宰者与仲裁者。印捕作为英国推行殖民统治秩序的工具，处理交通肇祸、华洋矛盾等突发事件，显示出殖民者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支配与控制。这种殖民者与受殖者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模式，逐渐随着日益激进的政治化运动而日益凸显，形构了大众对印捕形象政治化内涵的认识。
二、“红头阿三”形象的形成
至20世纪初，“红头阿三”的称呼逐渐见诸报端。1909年《申报》刊载的小说《夜花园》最早出现“红头阿三”的文字记录。小说讲述“吴二”“老三”与“雀头老四”相约，乘“亨丝梅”马车到新闸路“夜花园”寻找看中的妓女。“吴二”与“老三”均迫不及待地要乘车离去。“雀头老四”告诫他俩“须要小心，风头太健，要被红头阿三替你拉马”。①此处“要被红头阿三替你拉马”，意为乘马车太招摇，会受到指挥道路交通的印捕的阻挠。“红头阿三”称呼在此时期的出现，与印捕人员的大幅度增长有关。
自1884年印捕来华后，其人员数量逐年增长。截至1906年底，公共租界印捕人数由1884年的16人增至201人。②但1907年，印捕人数猛增至416人，③1908年增至434人，④1909年增至468人。⑤1907年，印捕数量的猛增源于1905年的“大闹会审公堂案”事件所引发的骚乱事件。⑥鉴于此次骚乱，工部局董事有感于租界防卫力量的不足，在12月27日工部局董事会议上，总董安徒生 （F. Anderson）认为现有警务力量完全不足以保卫租界，主张工部局应加强警务力量，建议董事会通过决议尽快增加印捕，按照短期服务制度从印度招募人员。⑦警备委员会本拟增印捕到1000人，⑧但因经费有限，拟定第一批招募来华的印捕为250人。⑨至1907年，招募的印捕陆续到沪，部署到租界内各巡捕房。⑩印捕人数的激增，一方面说明租界治安形势的严峻，另一方也说明工部局作为殖民公共管理机构增强了对上海城市的控制力。但是，随着印捕在上海警务力量中比例的增长，执勤区域的扩大，使得中国民众在公共租界接触与见到印捕的机率也大增。印捕粗暴对待中国民众的事件屡见不鲜，也逐渐引起民众的恶感。因此，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红头阿三”这一对印捕的蔑称。
所谓“红头”，是指印捕头上所缠绕的红色头巾。凡印籍巡捕皆头缠红巾（实际上，印捕充任交通警、巡逻警的用红巾缠头，任看守警为黄巾缠头）所以叫“红头”。关于“阿三”称呼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一说印捕头上缠着红布，面色如黑碳，因此就被人称为“红头黑碳”，后来被讹读为“红头阿三”。不过在上海方言中，“阿三”与“黑碳”，在读音上是有距离的，因此此说不确；一说印捕进入捕房的时间晚于西捕、华捕，印度人是亡国奴，在上海人眼中其地位低于西捕和華捕，列第三位，故被称为“阿三”，但当时印捕的地位较华捕要高，收入也高，此一说也值得商榷。①
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是认为“阿三”是由英语的谐音转化而来。一说是英语“Ah Sir”（喂 先生）的谐音。②上海地方史专家薛理勇先生认为，由于公共租界雇用的印捕多在香港受训后来上海担任巡捕，英文中“先生”写作“Sir”，音读作“瑟”，而香港方言习惯在人名上加“阿”以示敬重和亲热，于是警察多被叫作“阿瑟”，印捕进入上海后，“阿瑟”之名也带过来了，但“阿瑟”又被讹读和写作成“阿三”。③另一说是“阿三”这一称呼并非由英语“Ah Sir”的谐音转化而来，而是由口语化的英语“I say”的谐音转化而来。印捕向上司西捕报告，往往冠以“I say”的口语词，普通中国人不了解其含义，见印捕开口闭口就是“I say”，因此，用汉语谐音“阿三”直接称呼印捕。④但又有一说“I say”的发音主体是西捕，由于印捕地位低下，每遇到事情，西捕不直呼其名，而直接朝印捕说“I say”，印捕听到就会跑至西捕面前听候使唤。⑤ 因此，比较确定的一点是，“阿三”一词是从英语的谐音转化而来，但具体是“Ah Sir”还是“I say”的谐音，暂不清楚。在英语中，无论作为敬辞的“Sir”，还是作为口语发声词的“I say”，二者均无明显的褒贬感情色彩。但是，在由英语谐音转化汉语的过程中，其词语称谓的内涵却出现了贬义化的倾向。因为在上海的方言中，词尾缀以“三”者大多是表示下流低级的鄙称，如不规矩的女人或暗娼为“垃三”，不便直言的秽物为“老举三”等，下贱、下流的行为或物件称为“肮三”。⑥由于印捕是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属民，但在中国的领土上欺凌华人，引起华人强烈的反感，因此在转化汉语过程中，用“阿三”称呼印捕能够表达出华人对印捕的痛恨与鄙视嘲弄之意。
三、“帮凶者”与“亡国奴”：“红头阿三”形象的政治化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五卅”运动的开展与北伐战争的兴起，强烈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席卷全中国，帝国主义势力遭到严厉批判。中国知识精英分子一改以往对文化革新问题的关注，开始转向对政治问题的关注，日益以政治化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世界与问题。受此趋势影响，“红头阿三”的形象逐渐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化内涵：被视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帮凶者”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亡国奴”，是列强欺压中国的象征性符号人物。这种形象的转变，与“五卅”运动期间印捕开枪射杀中国示威学生有着直接性的关系。其形象的负面意义在随后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被无形放大，甚至成为对大众进行革命动员的象征性政治符号。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与工人游行队伍聚集到南京路老闸巡捕房，要求巡捕房释放早先由于参加反日游行示威而遭逮捕的学生，老闸巡捕房头目英国人爱伏生（Edward William Everson）指挥手下的11名印捕和11名华人巡捕，对准示威群众施放排枪，打死13人，重伤数10人，轻伤者无数。⑦“五卅”惨案发生后，反帝运动席卷全国。著名漫画家张乐平曾回忆自己第一次作画就是在“五卅”运动爆发之后。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正在读小学的张乐平根据老师的描述，画下了“五卅”惨案的经过。从未见过“红头阿三”的张乐平，根据老师的描述“络腮胡子像黄烟，脸色黑黑的，头上裹着红布头”，画了一幅“红头阿三”的漫画。最后将画装订在一起，用绳子吊在竹竿上，拿到县城最热闹的地方去宣传，“一个同学将竹竿高高挑起，一个同学翻画页，一个同学解释图画的内容，吸引了一批批男女老小来听讲”。⑧“红头阿三”独具特点的形象由此成为群众运动借以表达反帝国主义革命情绪的具象化符号。
1926年6月，北伐军兴。军事运动伴随着持续的群众动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组织下，工人、农民和学生被广泛发动起来。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成为此后群众宣传运动的焦点。同年，丰子恺创作了漫画《东洋与西洋》（见图10）。①漫画再现了上海十字街头的一景：这一边，一显要人家“张府”，正在按照中国传统官员出巡方式，操办着一场丧事；另一边，“红头阿三”正在按照“西洋”的交通规则，指挥着过往的汽车。在笔者看来，这幅漫画在一定程度上隐喻了东西方文明所处的地位：“东洋”为“西洋”让路，古旧的东方文明在风驰电掣的西方文明面前，俨然落伍，成为旁观者。西洋文明处于支配性的霸权主导地位，东洋文明处于被支配的从属地位，手持指挥棒的“红头阿三”在这里化作殖民者暴力性权力的象征，为西方殖民者的行进保驾护航。
“红头阿三”的形象不仅通过图像形式传播，而且还通过动员工人的通俗演讲词扩散。1929年5月1日，在上海老怡和纱厂工会为纪念“五一”节印发的告工友书中就宣传了“红头阿三”的横暴，借以鼓动工人的斗争意志：
红头阿三常常要打我俚，外国鬼和走狗常监视我俚格行动，吃饭格辰光勿关车，滥罚工钿……伊拉后来晓得了，要快活只有大家团结起来对。②
这种“帮凶者”的形象也被编入革命剧本之中。1934年5月，瞿秋白在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话剧工作时，曾经亲自写过上海工人和巡捕警察“红头阿三”斗争的故事，然后让人改编成剧本表演，以鼓励群众的革命士气。③“红头阿三”与“外国鬼”“走狗”以及“资本家”等人物意象并置在一起，与“工人”“学生”等人物意象对立起来。在这种政治化的左翼革命阶级话语下，“红头阿三”的形象被塑造为帝国主义者镇压革命运动的“帮凶者”，是反革命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形象日益典型化与脸谱化。
革命化的漫画、演说、戏剧等文艺形式固化了“红头阿三”的“帮凶者”形象。至20世纪30年代，“红头阿三”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忠实番犬”，④这种革命化的脸谱式形象伴随着民族救亡运动的高涨得以广泛传播。30年代，日本侵华加剧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各类救亡漫画报刊层出不穷，使民族意识再次高涨。由于“红头阿三”外表滑稽，且与华人经常发生冲突，因此经常成为漫画家创作的素材。《漫画生活》与《时代漫画》作为当时代表性的漫画刊物，就刊登過诸多关于“红头阿三”形象的漫画作品。
由于印捕多充当交通警察，漫画中的“红头阿三”往往作为黄包车夫对立者的形象而出现。在图11中，“阿三”坐在“阿四”拉的黄包车上。⑤画面中的“阿三”在上，而华人“阿四”在下，漫画将位置的不平等形象化，隐喻了作为“帮凶者”的“阿三”与华人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图12中，昂首挺胸、趾高气扬的印捕与屈膝弯腰的黄包车夫，形成两道独特的曲线，强烈的视觉对比，勾勒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不对等关系。⑥
漫画中的“红头阿三”不仅被视作为黄包车夫的对立者，而且还被视作工人、学生等革命群体的对立者。在图13中，是印捕在工厂门口站岗守卫监视着旁边的华捕对下工的工人搜身，以防工人盗窃工厂财物的场景（俗称“抄把子”）。①在图14中的巡捕正在逮捕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学生。漫画的右边是一个腰挎手枪，头扎红巾，满脸虬须的印捕与一西捕并排站立，左边的西捕一手抓起瘦弱的学生正往警车里塞。②这两幅漫画以夸张的形象刻画出“红头阿三”是帝国主义者镇压工人阶级与学生运动的“帮凶”。 除了“帮凶者”的典型化与脸谱化形象，“红头阿三”由于来自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还被国人普遍视作“亡国奴”。福建人赵玉林曾回忆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参加学生宣传游行时的情景，“高年级学生张家禄扮成印度红头阿三，沿途哭诉当亡国奴的痛苦，声泪俱下。我在游行队伍旁扶着围绳维持秩序，边走边听，听到伤心处，时时扑簌泪下”。③学生通过扮演“红头阿三”这一角色，旨在警醒国人避免重蹈印度亡国的覆辙，以此唤醒国人的民族危机意识。而在另一些漫画作品中，“红头阿三”作为“亡国奴”身份以更具喜剧化的效果受到讽刺。图15中，“红头阿三”与甘地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一胖一瘦，一高一矮，全副武装与半裸上身，大腹便便与瘦骨嶙峋。④这幅漫画滑稽效果突出，作为“亡国奴”的“红头阿三”在中国压迫与其有类似命运的华人而养得大腹便便，其同胞甘地却在印度国内因参与民族独立运动而累的骨瘦如柴。在图16的漫画中，沦为“亡国奴”的“红头阿三”原本是想象不到自己居然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欺压华人。⑤漫画讽刺“红头阿三”身为“亡国奴”而不自知，却帮助殖民者压迫中国人。
“红头阿三”的形象在反帝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两种面相被突出：一方面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帮凶者”，另一方面，被视为“亡国奴”。“红头阿三”这一政治形象在中国的出现，也被时人视为中国半殖民地社会地位的屈辱象征。1933年，《东方杂志》在新年特大号中发起题为“新年的梦想”的征文，社会各界贤达围绕“梦想的中国”和“梦想的个人生活”两个主题讨论对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的愿望。法政学院教授钱啸秋在征文中畅想了未来的中国：外国的武装势力撤出，没有了“外国兵舰”和“水兵”；中国收回了关税自主权，外国在华销售的“奢侈品”税率增加了；中国收回租界，马路上的“红头阿三”消失了，租界内的“工部局”被撤销；外国人的治外法权被废除，外国人犯法“受中国法庭审判”。⑥取消领事裁判权、外国驻军权、内河航运权、租界制度、关税协定等特权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诉求之一，这种诉求建构起一套历史话语论述，即近代中国饱受外国列强侵略的受害者，这些特权是中国饱受列强欺侮的屈辱见证。“红头阿三”与这些殖民特权并置在一起，被视为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人的典型化人物，是中国半殖民地社会屈辱的象征。
一些租界时代的亲历者在晚年回忆旧中国的情况时，也往往对“红头阿三”印象深刻，视其为中国受屈辱的象征。上海作家周而复晚年追忆：
那时我走进上海的租界，仿佛到了另一个国家，看到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和追随者趾高气昂，飞扬跋扈，连他们雇佣的奴仆象“红头阿三”和安南巡捕，这些人也看不起中国人。因为帝国主义分子把中国人和狗同等看待。①
聂荣臻曾回忆早年遇见“红头阿三”的耻辱经历与感受：
对我来说，初出四川，一切都感到新鲜，就上岸去游览宜昌市容，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英国租界，被红头阿三喝住盘问。结果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回到船上，气恼之余，感慨万千，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活动，居然要受到外国人管辖，真是岂有此理。这件事更激发了我们的爱国心。②
有关“红头阿三”的回忆说明，“红头阿三”作为中国饱受殖民屈辱的象征，作为政治符号，已深深植入大众的集体记忆之中，激发起时人的民族主义意识与情感。
“红头阿三”的形象在日益激进的民族主义运动中超出了它本身的符号意义，具有更广泛的政治文化内涵。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它被视为帝国主义“帮凶者”与“亡国奴”的政治化形象，被塑造为国人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典型化殖民人物，被时人视为中国屈辱地位的象征。这种政治化的形象通过漫画、小说、戏剧、诗歌等形式得到不断的塑造与传播，激起民众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形成了广泛而深刻的殖民耻辱记忆，契合了当时反帝民族主义运动的需要。
四、被戏谑的丑角：“红头阿三”形象的大众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益激进的反帝民族主义运动是塑造“红头阿三”政治形象的革命催化剂，有力推动了对这一殖民耻辱记忆神话的建构。但是民国时期的上海大众文化相对繁荣，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商业化的环境将“红头阿三”这一民族主义建构的殖民耻辱人物形象，转变为一个被戏谑与被嘲讽的文化符号。“红头阿三”的长相、着装与文化具有典型化的特征，富有强烈的喜剧与滑稽效果，带给中国人不同的异域体验，这一形象广泛流行于文本、广告、商品、民俗之中，逐步渗入大众日常生活之中，并作为一种消费文化的符码，被反复地生产与制造出来，从而促进了“红头阿三”戏谑形象的大众化传播，也型构出上海中西杂糅的混合型文化特质。
由于“红头阿三”的母国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红头阿三”又多在租界内从事指挥交通与看门值守的岗位，欺凌华人，因而国人对其充满鄙视与嘲弄之意。时人借助戏谑化的文本表达对“红头阿三”的轻蔑鄙薄之意。嘲讽其外表，取笑其奇特的形象是当时文本中最为典型的戏谑化方式。在滑稽诗词中，“红头阿三”被比作“牛马”受到嘲讽：“面目模糊同黑炭，须髯倒卷裹红头，蠢如牛马供驱策，立在人前不识羞。”③由于“红头阿三”面目可憎，中国父母在教育哭闹的孩子時，甚至用“红头阿三来了”这句话恐吓孩子。④
此外，还衍生出诸多关于“红头阿三”的笑话：
某甲初到上海，闻友人辄呼印捕为印度阿三，诧而问曰，老兄既熟识阿三，请问其兄阿大阿二现在那里？⑤
“红头阿三”不仅外表遭到嘲弄，而且其母国文化受到讽刺。瞿秋白就曾表达出对“红头阿三”在上海的社会组织与文化形式中的轻蔑之意：
上海宝兴路有所谓红头阿三的总会，里面一样的供着佛像，一样是恬静无争的世界，仍旧是古代浑朴的印度的小影。自己不组织起来，去反抗强暴的英国组织，那就只有任受英国的组织，做英国的机械——而一方面却梦想着“家庭、田园、寺庙、学堂、乡村自治等还实实在在地附属于她”呢。⑥
还有人讽刺佛教徒所向往的西天，“假如他知道他所企求的‘天竺’便是红头阿三的故乡，那末，他定不愿生到印度去做亡国奴的后代了”。⑦再者，其形象还被当作某些特殊事物的代名词。比如，马路边红色的消防栓也被戏称为“红头阿三”。①“红头阿三”形象由于带有喜剧效果，还被编入1925年上海童子军表演的滑稽戏剧之中。② “红头阿三”的着装造型在漫画作品中也遭到重点戏谑与调侃。在图17中，墙上的一扇门，恰好与印度人的穿着造型相匹配，并与远处神庙的轮廓一致。③图18中，衣帽间的女职员调侃：“如果客人都是阿三同志我们这口饭吃不成了！”。④漫画通过调侃“阿三”不戴西式礼帽而缠头巾的做法，以凸显其形象异于常人的典型化与滑稽化特征。
“红头阿三”形象还进入商业广告之中，举凡饭店（见图19）⑤、汽车（见图20）⑥等广告也印上“红头阿三”的形象，成为引人注目的商品代言人。尤其是图20中的汽车广告，“红头阿三”与汽车、苦力、独轮车、人力车夫、黄包车、中式建筑共存于一幅画之中，凸显出上海城市生活中西混杂，土洋结合的异质性特征。通过这些广告，“红头阿三”所具有的殖民化与西方化特质以通俗化的方式渗透进市民日常生活之中。
相比中国漫画家笔下政治化的“红头阿三”形象，当时在华侨居的西方漫画家所画的“红头阿三”更贴近市民生活。1930年来华的奥地利画家弗里德里希·希夫（Friedrich Schicff）创作了大量关于上海市井生活的漫画作品，其中有多幅画作描摹了“红头阿三”指挥交通的形象：在图21中，身形高大的印捕站在道路中间，以夸张的姿势指挥着黄包车夫欢快地拉着两位摩登女郎通过。①图22描绘了中日战争结束后的上海街景，画面中心是手挥交通指挥棒的“红头阿三”，右前方是嘴叼雪茄的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载着“吉普女郎”。画面后方围绕着小贩、儿童、黄包车夫、摩登女郎、外国水兵等人物。②相比中国漫画家笔下“红头阿三”形象的冲突性、批判性与讽刺性特征，希夫笔下的“红头阿三”更显生活化，风格也更显轻松欢快。希夫笔下的“红头阿三”往往与租界中的各种人物群体并置在一起，以近似于写实的风格覆写了上海城市生活百态，凸显出“红头阿三”是上海租界中的一道特殊景观，反映出近代上海城市生活的殖民性与多元化的社会生态。
“红头阿三”形象不仅在通俗性文本中遭到戏谑，而且在一些仪式与民俗活动之中也遭到戏谑化的挪用。大卫·科泽（David I. Kertzer）曾指出：“在政治斗争中，仪式既被用来宣示对权力的占有，又被用来向公众传递信息。”③公共租界内由印捕组成的骑巡队常用于政治与军事类游行的仪仗队，借助此类仪式殖民者合法化他们自身的权威，确立与传递权力等级关系，印捕骑巡队也就成为殖民者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影响所及，雇佣“红头阿三”充作仪仗队或者保镖被视为一种社会权力与地位尊崇的表现。上海富人为壮大排场，就往往雇佣骑巡队用作出丧的仪仗。④《申报》为此曾刊文讥讽：
马巡队、红头阿三、戏屏喇叭、和尚道士、炮仗、军乐队，种种笙箫鼓乐三教九流的东西都拉来凑在一起，于是“回避”“肃静”的木牌，惹得一般市民摩肩接踵，道途梗塞。这种物事，实无异于“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的古物博览会。⑤
一些丧葬仪式与民俗庙会之中往往也出现“红头阿三”形象。福建晋江在20世纪30年代，在为亡故的亲人做“功德”时，彩扎糊纸的“灵厝”，有人摹仿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制作西式大洋楼的模型，配上持枪守卫的“红头阿三”。⑥浙江定海的迎神赛会在三四十年代，曾出现过一些上海洋场风物景象的东西，其中包括掮着大书大英牌香烟盛字广告和扮成“红头阿三”滚地球等形象。⑦
此外，“红头阿三”形象还被制作成商品在市场上销售。上海流动摆摊小贩的吹糖人，甚至能用吹出的糖果，捏成“红头阿三”造型。⑧江苏无锡盛产惠山泥人，有艺人曾制作“红头阿三”泥人，“周身用泥捏成，长逾一尺，酷肖生人。初发卖时，购者以其新奇，争先购买，以供幼孩作为玩物”。⑨“红头阿三”形象在民俗与商品市场上的流通，充分说明其形象传播范围之广，渗透民众日常生活之深。
商业化的市场环境，消费主义的盛行，使“红头阿三”的形象逐步渗透进大众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一个供大众娱乐调侃与消费的文化符码。这种调侃与戏谑化的方式又促进了“红头阿三”形象的大众化传播，其形象的政治化内涵被抽离，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滑稽化与典型化的人物符号。
结 语
“红头阿三”是中西混杂下形成的一个特殊人物形象符号，产生于半殖民地中国的屈辱性社会现实环境，是列强殖民事业的衍生物。“红头阿三”形象的叙述、想象与建构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大众认识与反抗殖民帝國主义控制的一种文化形式，它反映出作为受殖者的中国人看待西方殖民者的方式。对“红头阿三”形象的想象与塑造，反映出在半殖民地的文化语境之下，国人受殖民统治的体验与民族耻辱感受。正如美国历史学者保罗·柯文曾指出的，“文化一方面是一面三棱镜，给我们折射出某群体的思想和行为；但另一方面，文化也有可能使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变得疏远，从而把对方典型化、滑稽化、本质化和神话化（stereotyping， caricaturing， essentialization，and mythologization）”。①“红头阿三”形象在近代中国的塑造与传播，经历了一个由多样化、政治化到大众化的认知过程。在晚清民国时期，印捕形象一度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但伴随政治运动的激进化，“红头阿三”成为印捕的典型肖像，该形象被政治化、滑稽化，逐步沦为历史的丑角与笑料。
晚清时期，印捕以执法者与犯法者的面相出现在当时的画报之中，对印捕形象的想象与塑造呈现多维化的面相，但其负面形象的建构多指向印捕的非法行为。至二三十年代，伴随日益激进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红头阿三”形象代表了印捕这一群体的普遍化形象，它被附加了复杂的政治内涵：在革命阶级话语之下，它是“反动”的殖民主义者的代表符号，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帮凶者”和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亡国奴”，象征了中国备受列强欺侮的屈辱地位，这种形象的塑造形构了大众深刻的殖民耻辱体验与集体记忆，也契合了当时救亡运动对大众进行革命动员的政治需要。在30年代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在漫画、戏剧等多种文艺形式的塑造之下，这一政治形象得到强化。由于民国时期上海大众文化的繁荣与消费主义的盛行，“红头阿三”的形象被抽离了政治化内涵，演化为一种消费文化符码，成为被大众娱乐消遣与戏谑消费的滑稽人物形象符号。在逐利性的商业文化环境的影响之下，其形象逐步渗透进民众日常生活之中，影响了民众对这一形象的戏谑化认知，促进了这一形象大众化的传播。正是由于这种广泛与持久的政治运动与消费文化的双重作用，使“红头阿三”的形象既承载了近代以来的民族耻辱记忆，也成为被大众嘲弄戏谑的消费符码。
【作者简介】刘永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关键词 耻辱，戏谑，红头阿三，形象塑造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2-0020-11
“红头阿三”是近代华人①对上海公共租界的印度巡捕（以下简称“印捕”）的蔑称，如同“假洋鬼子”的文学形象，“红头阿三”形象也是半殖民地中国的文化产物之一，考察这一人物形象产生的历史根源与演变过程，对于理解中国现代的民族心态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②
关于印捕的研究，印度学者玛妲玉（Madhavi Thampi）对在华印度人群体进行了系统考察，阐述了在华的印度人是如何影响中国人心目中的印度或在华印度人形象。③英国学者罗伯特·毕可思（Robert Bickers）考察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的发展变化过程，认为巡捕房是外国人在租界保持统治地位的保障，印捕充当了巡捕房控制管理的工具。④美国学者伊莎贝拉·杰克逊（Isabella Jackson）考察了印捕在控制和警卫公共租界方面的角色，认为印捕是英帝国力量在条约口岸城市的公开展示，是维持英帝国在上海霸权地位的象征。⑤曹寅从全球史的角度，考察了英国殖民地香港、马来亚等地印捕之间密切的合作关系。⑥李倩倩考察了印捕在华的违纪行为，揭示了在华印捕既受华人蔑视又受华人同情的矛盾形象。⑦王汝良考察了“阿三”称呼的社会化起源以及该称呼由社会化向文学化内涵转变的过程。⑧
本文主要结合图像资料，从社会文化史的层面将“红头阿三”这一形象的产生与传播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进行考察，揭示“红头阿三”这一具有殖民主义特色的人物形象所蕴含的政治象征意义与市民文化内涵。印捕是英国殖民者霸权在上海的公开展示与权力象征，是维系殖民统治秩序的工具。关于“红头阿三”形象的想象、叙述与建构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大众认识与反抗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控制的一种文化形式。“红头阿三”形象反映出作为受殖者的中国人看待西方殖民者与帝国主义者的方式，它解构了英国殖民者的殖民权威，形塑与固化了大众对“红头阿三”形象的政治化与戏谑化认识。
一、“执法者”与“犯法者”：晚清画报中的印捕形象
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为便于租界管理，租界当局成立巡捕房，先后引入西捕和华捕，作为打击盗匪维持治安的警卫力量。1883年3月12日，鉴于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腐败与低效，并出于节省开支的需要，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新任防卫警备委员会委员、义记洋行经理何利德（Cecil Holliday）在工部局董事会议上提出，改革巡捕房机构，招聘印捕和增加西捕的建议。①他认为“在管理马路交通方面，没有比印捕更为适合的人，他们的职责将限于这个方面”。但由于董事会内部对招收印捕“意见很不一致”，此议未能实施。②但这一建议很快由于局势的变化得以落实。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局势动荡，为防止租界发生骚乱，董事会指示麦克尤恩上尉，明令所有巡捕加强警戒，防止中国的流氓无赖或土匪趁乱活动。③8月11日，工部局董事会考虑到“由于目前对静安寺路以及附近的一些马路进行有效的巡逻不仅对这些马路居民的安全，而且对租界的安全来说也是一项重要的预防措施”，于是决定“立即派去6名印捕到静安寺巡逻，并到香港再雇佣12名印捕来，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时间巡逻。工部局将指示督察长对这些马路巡逻三个月进行安排，并授权他雇佣多至18名印捕，一切费用由工部局承担”。④1885年，鉴于这些印捕在静安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巡逻表现比较令人满意，董事会决定将这一临时聘用的印捕改为常用制，继续聘用他们。⑤由此印捕继西捕与华捕之后成为警卫租界的重要力量。
印捕在当时的公共租界是一支重要的警卫力量，他们多数是印度锡克族人，身材高大，满目虬须，头缠红巾（见图1）。⑥起初，印捕只负责公共租界内北泥城桥外及静安寺一带马路的执勤巡逻，其他四通八达热闹的地方专派华捕负责。1885年之后，重要路段逐渐易之以印捕。⑦除在马路口指挥交通外，印捕也在一些洋行、银行、旅馆、工部局等公私机构站岗守卫，从事治安警卫的工作。
印捕的引进，加强了公共租界的治安警卫力量，有利于城市公共秩序的管理与社会稳定。但是印捕执法简单粗暴，令华人倍感屈辱与压迫，甚至引发大众暴动。1889年2月5日，《申报》报道鎮江添设的“红头巡捕”，“禁令颇严”，执勤时打伤华人，引犯众怒，数万人围攻巡捕房，火烧洋行洋房与英领事署。⑧“红头巡捕”就是指头缠红巾的印捕。印捕在交通要道上，手拎指挥棒，动辄驱赶棒打华人，引起华人广泛的反感与畏惧。1898年来华的德国记者高德满（Goldmann）曾有细致的观察：“他们手拿一根又粗又短的棍子，打起人来很是野蛮。中国人很怕他们，没事的话，根本不敢走近他们。”⑨
晚清以来，西方殖民者在引入声光电化等物质文明的同时，还引入了西方城市管理制度。这些新事物超出了国人的传统认知范畴。印捕是英国殖民统治的衍生物，是殖民者操控与管理城市的工具，随着印捕在租界街头执勤的常态化，也进入华人的认识视野。晚清时期，印捕形象被纳入作为大众传媒的画报之中，人们通过图像想象与重构印捕形象。创刊于1884年的《点石斋画报》曾多次报道印捕与印度人公开抢劫的不法行为。图2《印捕行劫》描述了一位印捕在沪北杨树浦一带巡逻时见财起意，抢劫一位僧人财物。⑩图3《印人抢表》报道了两位“红头印度人”在丹桂园门口抢劫私人手表的不法行为。 图3的文字报道不仅对印捕抢劫的不法行为严厉指斥，而且还上升至对整个印度种族的批评，“印度为英之属国，其民长而黑，蛮野成性，犹有狉獉习气，初不知礼仪廉耻为何物”。报道称，之前曾发生印捕抢劫僧人财物事件，此次再次发生抢劫事件，说明印度人“野性难驯”，作者由此感慨“然吾于此益见印人之不仁矣”。①单数的印捕犯罪分子在这里变成复数的整个印度人群体，由个别印捕的违法行为造成社会舆论对其整个群体的否定并贬抑，这种报道口吻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对印度人群体形象存有强烈的负面印象。
图4《印捕拔须》戏谑化的报道了一位在茶园巡逻的印捕在阻拦一位想白看戏的铜匠工人时，遭到匠人的反抗，胡子几乎被对方拔光。②画面表现出围观者以嘲弄的目光凝视印捕的场景。图5《大闹洋场》描述了1897年4月印捕镇压聚集在黄浦滩的羊角车工人抗议工部局增加车捐的斗争。③图中身材高大的印捕与身形矮小的苦力形成鲜明对比，远景中黄浦江中的军舰隐隐可见，左侧大批骑马巡捕赶来，整个画面的冲突紧张感强烈。
当然，印捕作为执法者也具有较为正面的形象。1907年创刊的《图画新闻》曾多次报道印捕在街头维持治安、处理街头突发事件的新闻。例如，图6与图7描绘了日本人欺压华人，印捕将日本人逮入巡捕房处罚的情景。④图8中的印捕正在街头处理交通事故，⑤图9中印捕在街道狂追脱缰的野马。⑥虽然四幅图发生的事件不尽相同，但都反映出事件发生的共同空间——城市街道。事件的冲突性凸显出印捕的角色是作为城市秩序的维护者，在公共空间行使管理权管控突发事件。图像本身是对西方所推行的警察制度与城市治理模式的一种认同，显示出印捕在维持公共治安中的管理者与仲裁者的角色。
晚清时期画报上的印捕形象，体现出印捕作为“执法者”与“犯法者”的双重面相。但无论是正面叙述还是负面刻画，都反映出印捕的形象已经渗透进上海城市生活之中，并与新式的城市基础设施包括路灯、开敞式的沿街楼房，平整清洁的道路共同出现在城市公共空间之中，成为被关注和被展示的城市景观之一。印捕的非法与执法行为在晚清画报中交错出现，一方面体现出公共租界内既混乱又有序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华人对印捕形象多维化的认知角度。对印捕负面形象的想象与塑造，较多的限于对印捕私人道德行为的指摘与批评。但是，这些画面也无意识地表现出，印捕是上海城市公共空间——街道的主宰者与仲裁者。印捕作为英国推行殖民统治秩序的工具，处理交通肇祸、华洋矛盾等突发事件，显示出殖民者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支配与控制。这种殖民者与受殖者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模式，逐渐随着日益激进的政治化运动而日益凸显，形构了大众对印捕形象政治化内涵的认识。
二、“红头阿三”形象的形成
至20世纪初，“红头阿三”的称呼逐渐见诸报端。1909年《申报》刊载的小说《夜花园》最早出现“红头阿三”的文字记录。小说讲述“吴二”“老三”与“雀头老四”相约，乘“亨丝梅”马车到新闸路“夜花园”寻找看中的妓女。“吴二”与“老三”均迫不及待地要乘车离去。“雀头老四”告诫他俩“须要小心，风头太健，要被红头阿三替你拉马”。①此处“要被红头阿三替你拉马”，意为乘马车太招摇，会受到指挥道路交通的印捕的阻挠。“红头阿三”称呼在此时期的出现，与印捕人员的大幅度增长有关。
自1884年印捕来华后，其人员数量逐年增长。截至1906年底，公共租界印捕人数由1884年的16人增至201人。②但1907年，印捕人数猛增至416人，③1908年增至434人，④1909年增至468人。⑤1907年，印捕数量的猛增源于1905年的“大闹会审公堂案”事件所引发的骚乱事件。⑥鉴于此次骚乱，工部局董事有感于租界防卫力量的不足，在12月27日工部局董事会议上，总董安徒生 （F. Anderson）认为现有警务力量完全不足以保卫租界，主张工部局应加强警务力量，建议董事会通过决议尽快增加印捕，按照短期服务制度从印度招募人员。⑦警备委员会本拟增印捕到1000人，⑧但因经费有限，拟定第一批招募来华的印捕为250人。⑨至1907年，招募的印捕陆续到沪，部署到租界内各巡捕房。⑩印捕人数的激增，一方面说明租界治安形势的严峻，另一方也说明工部局作为殖民公共管理机构增强了对上海城市的控制力。但是，随着印捕在上海警务力量中比例的增长，执勤区域的扩大，使得中国民众在公共租界接触与见到印捕的机率也大增。印捕粗暴对待中国民众的事件屡见不鲜，也逐渐引起民众的恶感。因此，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红头阿三”这一对印捕的蔑称。
所谓“红头”，是指印捕头上所缠绕的红色头巾。凡印籍巡捕皆头缠红巾（实际上，印捕充任交通警、巡逻警的用红巾缠头，任看守警为黄巾缠头）所以叫“红头”。关于“阿三”称呼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一说印捕头上缠着红布，面色如黑碳，因此就被人称为“红头黑碳”，后来被讹读为“红头阿三”。不过在上海方言中，“阿三”与“黑碳”，在读音上是有距离的，因此此说不确；一说印捕进入捕房的时间晚于西捕、华捕，印度人是亡国奴，在上海人眼中其地位低于西捕和華捕，列第三位，故被称为“阿三”，但当时印捕的地位较华捕要高，收入也高，此一说也值得商榷。①
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是认为“阿三”是由英语的谐音转化而来。一说是英语“Ah Sir”（喂 先生）的谐音。②上海地方史专家薛理勇先生认为，由于公共租界雇用的印捕多在香港受训后来上海担任巡捕，英文中“先生”写作“Sir”，音读作“瑟”，而香港方言习惯在人名上加“阿”以示敬重和亲热，于是警察多被叫作“阿瑟”，印捕进入上海后，“阿瑟”之名也带过来了，但“阿瑟”又被讹读和写作成“阿三”。③另一说是“阿三”这一称呼并非由英语“Ah Sir”的谐音转化而来，而是由口语化的英语“I say”的谐音转化而来。印捕向上司西捕报告，往往冠以“I say”的口语词，普通中国人不了解其含义，见印捕开口闭口就是“I say”，因此，用汉语谐音“阿三”直接称呼印捕。④但又有一说“I say”的发音主体是西捕，由于印捕地位低下，每遇到事情，西捕不直呼其名，而直接朝印捕说“I say”，印捕听到就会跑至西捕面前听候使唤。⑤ 因此，比较确定的一点是，“阿三”一词是从英语的谐音转化而来，但具体是“Ah Sir”还是“I say”的谐音，暂不清楚。在英语中，无论作为敬辞的“Sir”，还是作为口语发声词的“I say”，二者均无明显的褒贬感情色彩。但是，在由英语谐音转化汉语的过程中，其词语称谓的内涵却出现了贬义化的倾向。因为在上海的方言中，词尾缀以“三”者大多是表示下流低级的鄙称，如不规矩的女人或暗娼为“垃三”，不便直言的秽物为“老举三”等，下贱、下流的行为或物件称为“肮三”。⑥由于印捕是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属民，但在中国的领土上欺凌华人，引起华人强烈的反感，因此在转化汉语过程中，用“阿三”称呼印捕能够表达出华人对印捕的痛恨与鄙视嘲弄之意。
三、“帮凶者”与“亡国奴”：“红头阿三”形象的政治化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五卅”运动的开展与北伐战争的兴起，强烈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席卷全中国，帝国主义势力遭到严厉批判。中国知识精英分子一改以往对文化革新问题的关注，开始转向对政治问题的关注，日益以政治化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世界与问题。受此趋势影响，“红头阿三”的形象逐渐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化内涵：被视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帮凶者”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亡国奴”，是列强欺压中国的象征性符号人物。这种形象的转变，与“五卅”运动期间印捕开枪射杀中国示威学生有着直接性的关系。其形象的负面意义在随后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被无形放大，甚至成为对大众进行革命动员的象征性政治符号。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与工人游行队伍聚集到南京路老闸巡捕房，要求巡捕房释放早先由于参加反日游行示威而遭逮捕的学生，老闸巡捕房头目英国人爱伏生（Edward William Everson）指挥手下的11名印捕和11名华人巡捕，对准示威群众施放排枪，打死13人，重伤数10人，轻伤者无数。⑦“五卅”惨案发生后，反帝运动席卷全国。著名漫画家张乐平曾回忆自己第一次作画就是在“五卅”运动爆发之后。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正在读小学的张乐平根据老师的描述，画下了“五卅”惨案的经过。从未见过“红头阿三”的张乐平，根据老师的描述“络腮胡子像黄烟，脸色黑黑的，头上裹着红布头”，画了一幅“红头阿三”的漫画。最后将画装订在一起，用绳子吊在竹竿上，拿到县城最热闹的地方去宣传，“一个同学将竹竿高高挑起，一个同学翻画页，一个同学解释图画的内容，吸引了一批批男女老小来听讲”。⑧“红头阿三”独具特点的形象由此成为群众运动借以表达反帝国主义革命情绪的具象化符号。
1926年6月，北伐军兴。军事运动伴随着持续的群众动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组织下，工人、农民和学生被广泛发动起来。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成为此后群众宣传运动的焦点。同年，丰子恺创作了漫画《东洋与西洋》（见图10）。①漫画再现了上海十字街头的一景：这一边，一显要人家“张府”，正在按照中国传统官员出巡方式，操办着一场丧事；另一边，“红头阿三”正在按照“西洋”的交通规则，指挥着过往的汽车。在笔者看来，这幅漫画在一定程度上隐喻了东西方文明所处的地位：“东洋”为“西洋”让路，古旧的东方文明在风驰电掣的西方文明面前，俨然落伍，成为旁观者。西洋文明处于支配性的霸权主导地位，东洋文明处于被支配的从属地位，手持指挥棒的“红头阿三”在这里化作殖民者暴力性权力的象征，为西方殖民者的行进保驾护航。
“红头阿三”的形象不仅通过图像形式传播，而且还通过动员工人的通俗演讲词扩散。1929年5月1日，在上海老怡和纱厂工会为纪念“五一”节印发的告工友书中就宣传了“红头阿三”的横暴，借以鼓动工人的斗争意志：
红头阿三常常要打我俚，外国鬼和走狗常监视我俚格行动，吃饭格辰光勿关车，滥罚工钿……伊拉后来晓得了，要快活只有大家团结起来对。②
这种“帮凶者”的形象也被编入革命剧本之中。1934年5月，瞿秋白在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话剧工作时，曾经亲自写过上海工人和巡捕警察“红头阿三”斗争的故事，然后让人改编成剧本表演，以鼓励群众的革命士气。③“红头阿三”与“外国鬼”“走狗”以及“资本家”等人物意象并置在一起，与“工人”“学生”等人物意象对立起来。在这种政治化的左翼革命阶级话语下，“红头阿三”的形象被塑造为帝国主义者镇压革命运动的“帮凶者”，是反革命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形象日益典型化与脸谱化。
革命化的漫画、演说、戏剧等文艺形式固化了“红头阿三”的“帮凶者”形象。至20世纪30年代，“红头阿三”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忠实番犬”，④这种革命化的脸谱式形象伴随着民族救亡运动的高涨得以广泛传播。30年代，日本侵华加剧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各类救亡漫画报刊层出不穷，使民族意识再次高涨。由于“红头阿三”外表滑稽，且与华人经常发生冲突，因此经常成为漫画家创作的素材。《漫画生活》与《时代漫画》作为当时代表性的漫画刊物，就刊登過诸多关于“红头阿三”形象的漫画作品。
由于印捕多充当交通警察，漫画中的“红头阿三”往往作为黄包车夫对立者的形象而出现。在图11中，“阿三”坐在“阿四”拉的黄包车上。⑤画面中的“阿三”在上，而华人“阿四”在下，漫画将位置的不平等形象化，隐喻了作为“帮凶者”的“阿三”与华人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图12中，昂首挺胸、趾高气扬的印捕与屈膝弯腰的黄包车夫，形成两道独特的曲线，强烈的视觉对比，勾勒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不对等关系。⑥
漫画中的“红头阿三”不仅被视作为黄包车夫的对立者，而且还被视作工人、学生等革命群体的对立者。在图13中，是印捕在工厂门口站岗守卫监视着旁边的华捕对下工的工人搜身，以防工人盗窃工厂财物的场景（俗称“抄把子”）。①在图14中的巡捕正在逮捕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学生。漫画的右边是一个腰挎手枪，头扎红巾，满脸虬须的印捕与一西捕并排站立，左边的西捕一手抓起瘦弱的学生正往警车里塞。②这两幅漫画以夸张的形象刻画出“红头阿三”是帝国主义者镇压工人阶级与学生运动的“帮凶”。 除了“帮凶者”的典型化与脸谱化形象，“红头阿三”由于来自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还被国人普遍视作“亡国奴”。福建人赵玉林曾回忆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参加学生宣传游行时的情景，“高年级学生张家禄扮成印度红头阿三，沿途哭诉当亡国奴的痛苦，声泪俱下。我在游行队伍旁扶着围绳维持秩序，边走边听，听到伤心处，时时扑簌泪下”。③学生通过扮演“红头阿三”这一角色，旨在警醒国人避免重蹈印度亡国的覆辙，以此唤醒国人的民族危机意识。而在另一些漫画作品中，“红头阿三”作为“亡国奴”身份以更具喜剧化的效果受到讽刺。图15中，“红头阿三”与甘地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一胖一瘦，一高一矮，全副武装与半裸上身，大腹便便与瘦骨嶙峋。④这幅漫画滑稽效果突出，作为“亡国奴”的“红头阿三”在中国压迫与其有类似命运的华人而养得大腹便便，其同胞甘地却在印度国内因参与民族独立运动而累的骨瘦如柴。在图16的漫画中，沦为“亡国奴”的“红头阿三”原本是想象不到自己居然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欺压华人。⑤漫画讽刺“红头阿三”身为“亡国奴”而不自知，却帮助殖民者压迫中国人。
“红头阿三”的形象在反帝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两种面相被突出：一方面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帮凶者”，另一方面，被视为“亡国奴”。“红头阿三”这一政治形象在中国的出现，也被时人视为中国半殖民地社会地位的屈辱象征。1933年，《东方杂志》在新年特大号中发起题为“新年的梦想”的征文，社会各界贤达围绕“梦想的中国”和“梦想的个人生活”两个主题讨论对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的愿望。法政学院教授钱啸秋在征文中畅想了未来的中国：外国的武装势力撤出，没有了“外国兵舰”和“水兵”；中国收回了关税自主权，外国在华销售的“奢侈品”税率增加了；中国收回租界，马路上的“红头阿三”消失了，租界内的“工部局”被撤销；外国人的治外法权被废除，外国人犯法“受中国法庭审判”。⑥取消领事裁判权、外国驻军权、内河航运权、租界制度、关税协定等特权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诉求之一，这种诉求建构起一套历史话语论述，即近代中国饱受外国列强侵略的受害者，这些特权是中国饱受列强欺侮的屈辱见证。“红头阿三”与这些殖民特权并置在一起，被视为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人的典型化人物，是中国半殖民地社会屈辱的象征。
一些租界时代的亲历者在晚年回忆旧中国的情况时，也往往对“红头阿三”印象深刻，视其为中国受屈辱的象征。上海作家周而复晚年追忆：
那时我走进上海的租界，仿佛到了另一个国家，看到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和追随者趾高气昂，飞扬跋扈，连他们雇佣的奴仆象“红头阿三”和安南巡捕，这些人也看不起中国人。因为帝国主义分子把中国人和狗同等看待。①
聂荣臻曾回忆早年遇见“红头阿三”的耻辱经历与感受：
对我来说，初出四川，一切都感到新鲜，就上岸去游览宜昌市容，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英国租界，被红头阿三喝住盘问。结果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回到船上，气恼之余，感慨万千，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活动，居然要受到外国人管辖，真是岂有此理。这件事更激发了我们的爱国心。②
有关“红头阿三”的回忆说明，“红头阿三”作为中国饱受殖民屈辱的象征，作为政治符号，已深深植入大众的集体记忆之中，激发起时人的民族主义意识与情感。
“红头阿三”的形象在日益激进的民族主义运动中超出了它本身的符号意义，具有更广泛的政治文化内涵。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它被视为帝国主义“帮凶者”与“亡国奴”的政治化形象，被塑造为国人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典型化殖民人物，被时人视为中国屈辱地位的象征。这种政治化的形象通过漫画、小说、戏剧、诗歌等形式得到不断的塑造与传播，激起民众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形成了广泛而深刻的殖民耻辱记忆，契合了当时反帝民族主义运动的需要。
四、被戏谑的丑角：“红头阿三”形象的大众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益激进的反帝民族主义运动是塑造“红头阿三”政治形象的革命催化剂，有力推动了对这一殖民耻辱记忆神话的建构。但是民国时期的上海大众文化相对繁荣，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商业化的环境将“红头阿三”这一民族主义建构的殖民耻辱人物形象，转变为一个被戏谑与被嘲讽的文化符号。“红头阿三”的长相、着装与文化具有典型化的特征，富有强烈的喜剧与滑稽效果，带给中国人不同的异域体验，这一形象广泛流行于文本、广告、商品、民俗之中，逐步渗入大众日常生活之中，并作为一种消费文化的符码，被反复地生产与制造出来，从而促进了“红头阿三”戏谑形象的大众化传播，也型构出上海中西杂糅的混合型文化特质。
由于“红头阿三”的母国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红头阿三”又多在租界内从事指挥交通与看门值守的岗位，欺凌华人，因而国人对其充满鄙视与嘲弄之意。时人借助戏谑化的文本表达对“红头阿三”的轻蔑鄙薄之意。嘲讽其外表，取笑其奇特的形象是当时文本中最为典型的戏谑化方式。在滑稽诗词中，“红头阿三”被比作“牛马”受到嘲讽：“面目模糊同黑炭，须髯倒卷裹红头，蠢如牛马供驱策，立在人前不识羞。”③由于“红头阿三”面目可憎，中国父母在教育哭闹的孩子時，甚至用“红头阿三来了”这句话恐吓孩子。④
此外，还衍生出诸多关于“红头阿三”的笑话：
某甲初到上海，闻友人辄呼印捕为印度阿三，诧而问曰，老兄既熟识阿三，请问其兄阿大阿二现在那里？⑤
“红头阿三”不仅外表遭到嘲弄，而且其母国文化受到讽刺。瞿秋白就曾表达出对“红头阿三”在上海的社会组织与文化形式中的轻蔑之意：
上海宝兴路有所谓红头阿三的总会，里面一样的供着佛像，一样是恬静无争的世界，仍旧是古代浑朴的印度的小影。自己不组织起来，去反抗强暴的英国组织，那就只有任受英国的组织，做英国的机械——而一方面却梦想着“家庭、田园、寺庙、学堂、乡村自治等还实实在在地附属于她”呢。⑥
还有人讽刺佛教徒所向往的西天，“假如他知道他所企求的‘天竺’便是红头阿三的故乡，那末，他定不愿生到印度去做亡国奴的后代了”。⑦再者，其形象还被当作某些特殊事物的代名词。比如，马路边红色的消防栓也被戏称为“红头阿三”。①“红头阿三”形象由于带有喜剧效果，还被编入1925年上海童子军表演的滑稽戏剧之中。② “红头阿三”的着装造型在漫画作品中也遭到重点戏谑与调侃。在图17中，墙上的一扇门，恰好与印度人的穿着造型相匹配，并与远处神庙的轮廓一致。③图18中，衣帽间的女职员调侃：“如果客人都是阿三同志我们这口饭吃不成了！”。④漫画通过调侃“阿三”不戴西式礼帽而缠头巾的做法，以凸显其形象异于常人的典型化与滑稽化特征。
“红头阿三”形象还进入商业广告之中，举凡饭店（见图19）⑤、汽车（见图20）⑥等广告也印上“红头阿三”的形象，成为引人注目的商品代言人。尤其是图20中的汽车广告，“红头阿三”与汽车、苦力、独轮车、人力车夫、黄包车、中式建筑共存于一幅画之中，凸显出上海城市生活中西混杂，土洋结合的异质性特征。通过这些广告，“红头阿三”所具有的殖民化与西方化特质以通俗化的方式渗透进市民日常生活之中。
相比中国漫画家笔下政治化的“红头阿三”形象，当时在华侨居的西方漫画家所画的“红头阿三”更贴近市民生活。1930年来华的奥地利画家弗里德里希·希夫（Friedrich Schicff）创作了大量关于上海市井生活的漫画作品，其中有多幅画作描摹了“红头阿三”指挥交通的形象：在图21中，身形高大的印捕站在道路中间，以夸张的姿势指挥着黄包车夫欢快地拉着两位摩登女郎通过。①图22描绘了中日战争结束后的上海街景，画面中心是手挥交通指挥棒的“红头阿三”，右前方是嘴叼雪茄的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载着“吉普女郎”。画面后方围绕着小贩、儿童、黄包车夫、摩登女郎、外国水兵等人物。②相比中国漫画家笔下“红头阿三”形象的冲突性、批判性与讽刺性特征，希夫笔下的“红头阿三”更显生活化，风格也更显轻松欢快。希夫笔下的“红头阿三”往往与租界中的各种人物群体并置在一起，以近似于写实的风格覆写了上海城市生活百态，凸显出“红头阿三”是上海租界中的一道特殊景观，反映出近代上海城市生活的殖民性与多元化的社会生态。
“红头阿三”形象不仅在通俗性文本中遭到戏谑，而且在一些仪式与民俗活动之中也遭到戏谑化的挪用。大卫·科泽（David I. Kertzer）曾指出：“在政治斗争中，仪式既被用来宣示对权力的占有，又被用来向公众传递信息。”③公共租界内由印捕组成的骑巡队常用于政治与军事类游行的仪仗队，借助此类仪式殖民者合法化他们自身的权威，确立与传递权力等级关系，印捕骑巡队也就成为殖民者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影响所及，雇佣“红头阿三”充作仪仗队或者保镖被视为一种社会权力与地位尊崇的表现。上海富人为壮大排场，就往往雇佣骑巡队用作出丧的仪仗。④《申报》为此曾刊文讥讽：
马巡队、红头阿三、戏屏喇叭、和尚道士、炮仗、军乐队，种种笙箫鼓乐三教九流的东西都拉来凑在一起，于是“回避”“肃静”的木牌，惹得一般市民摩肩接踵，道途梗塞。这种物事，实无异于“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的古物博览会。⑤
一些丧葬仪式与民俗庙会之中往往也出现“红头阿三”形象。福建晋江在20世纪30年代，在为亡故的亲人做“功德”时，彩扎糊纸的“灵厝”，有人摹仿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制作西式大洋楼的模型，配上持枪守卫的“红头阿三”。⑥浙江定海的迎神赛会在三四十年代，曾出现过一些上海洋场风物景象的东西，其中包括掮着大书大英牌香烟盛字广告和扮成“红头阿三”滚地球等形象。⑦
此外，“红头阿三”形象还被制作成商品在市场上销售。上海流动摆摊小贩的吹糖人，甚至能用吹出的糖果，捏成“红头阿三”造型。⑧江苏无锡盛产惠山泥人，有艺人曾制作“红头阿三”泥人，“周身用泥捏成，长逾一尺，酷肖生人。初发卖时，购者以其新奇，争先购买，以供幼孩作为玩物”。⑨“红头阿三”形象在民俗与商品市场上的流通，充分说明其形象传播范围之广，渗透民众日常生活之深。
商业化的市场环境，消费主义的盛行，使“红头阿三”的形象逐步渗透进大众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一个供大众娱乐调侃与消费的文化符码。这种调侃与戏谑化的方式又促进了“红头阿三”形象的大众化传播，其形象的政治化内涵被抽离，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滑稽化与典型化的人物符号。
结 语
“红头阿三”是中西混杂下形成的一个特殊人物形象符号，产生于半殖民地中国的屈辱性社会现实环境，是列强殖民事业的衍生物。“红头阿三”形象的叙述、想象与建构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大众认识与反抗殖民帝國主义控制的一种文化形式，它反映出作为受殖者的中国人看待西方殖民者的方式。对“红头阿三”形象的想象与塑造，反映出在半殖民地的文化语境之下，国人受殖民统治的体验与民族耻辱感受。正如美国历史学者保罗·柯文曾指出的，“文化一方面是一面三棱镜，给我们折射出某群体的思想和行为；但另一方面，文化也有可能使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变得疏远，从而把对方典型化、滑稽化、本质化和神话化（stereotyping， caricaturing， essentialization，and mythologization）”。①“红头阿三”形象在近代中国的塑造与传播，经历了一个由多样化、政治化到大众化的认知过程。在晚清民国时期，印捕形象一度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但伴随政治运动的激进化，“红头阿三”成为印捕的典型肖像，该形象被政治化、滑稽化，逐步沦为历史的丑角与笑料。
晚清时期，印捕以执法者与犯法者的面相出现在当时的画报之中，对印捕形象的想象与塑造呈现多维化的面相，但其负面形象的建构多指向印捕的非法行为。至二三十年代，伴随日益激进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红头阿三”形象代表了印捕这一群体的普遍化形象，它被附加了复杂的政治内涵：在革命阶级话语之下，它是“反动”的殖民主义者的代表符号，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帮凶者”和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亡国奴”，象征了中国备受列强欺侮的屈辱地位，这种形象的塑造形构了大众深刻的殖民耻辱体验与集体记忆，也契合了当时救亡运动对大众进行革命动员的政治需要。在30年代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在漫画、戏剧等多种文艺形式的塑造之下，这一政治形象得到强化。由于民国时期上海大众文化的繁荣与消费主义的盛行，“红头阿三”的形象被抽离了政治化内涵，演化为一种消费文化符码，成为被大众娱乐消遣与戏谑消费的滑稽人物形象符号。在逐利性的商业文化环境的影响之下，其形象逐步渗透进民众日常生活之中，影响了民众对这一形象的戏谑化认知，促进了这一形象大众化的传播。正是由于这种广泛与持久的政治运动与消费文化的双重作用，使“红头阿三”的形象既承载了近代以来的民族耻辱记忆，也成为被大众嘲弄戏谑的消费符码。
【作者简介】刘永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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