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教育办得更好的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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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25日下午,有人询问我张勇去世的消息是真的吗,我简直不敢相信!
  3月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纪念杜威来华100周年的第二次学术论坛。活动结束后,专程从湖南赶来的余年初副理事长约大家晚上餐聚,到了餐桌上想到张勇怎么没到呢,我便与张勇通了电话,然后把电话递给余年初,这竟是我俩的最后一次通话,当时由于人多餐厅信号不好就没说上几句。3月24日下午5点19分,我想到他负责的第三方教育评价工作虽然年会时做过分工,但是没有具体的规划,便在微信中语音跟他说希望他尽快做具体的规划,并开始行动起来。这次语音张勇就一直未回复,不知当时他的身体感觉如何,想不到这竟是最后一次发语音给他,而且永远得不到他的回复。
  我与张勇的第一次见面在2013年初。那次有人邀请我参加他们在延庆举办的学业竞赛总决赛的颁奖典礼,并要我做个简短致辞。我们有机会在延庆见面,我到住处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专门到房间里来看我,我们简单寒暄了几句。第二天上午却不见他参加颁奖典礼,这点给我留下较深的第一印象,其解释是他做专业,不出席场面上的活动,真实的原因是什么,不便深问。后来他年年如此,大家习以为常。
  在这次典礼前还有些时间,我俩和其他几位一起闲聊,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也介绍了自己2011年恢复中华教育改进社活动的一些情况,表明我们的目的在于以专业的力量改进教育,把教育办得更好。他听了很感兴趣,便说他要加入改进社,因此一见如故。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像其他人那样出于礼貌的表态,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成了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中坚,成了我们这个设法将教育办得更好的专业团队中坚定的同路人。
  在2013年8月16日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社员代表会上,张勇动员他们公众教育团队的社员积极参会,以公众教育研究院和公众考试研究院院长的身份被无记名投票当选为中华教育改进社副理事长,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自觉参与改进社活动最多的副理事长,不仅人到场,还积极承担改进社的责任,并在2018年的第二届社员代表会上再次当选为副理事长。
  2014年是国务院《关于深化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起草和颁布的关键一年,我们得知在我参与的《规划纲要》中已经写进去的“招考分离”,尽管在2013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得到再次强调,却在2014年初的《实施意见》讨论稿中被删去。我们想方设法加以补救,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举办了两次高考招生改革的论坛,张勇和我都主讲一个专题,还请了日本学者讲日本的高考改革,让更多人拓宽视野。二是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义起草一份民间的方案,让更多的人明了高考招生怎样改革才能最大程度有利于学生成长的道理,明了改革的大方向。大约4月份我们开始启动讨论,在公众教育研究院当时的办公地点索家坟的办公室里,我们讨论了几次,最后一字一句地修改,终于在国务院《实施意见》发布前的7月20日发布了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建议方案》,新华社等多家媒体予以报道,发布后得到各方的好评,一些省市的招生改革方案起草人私下告诉张勇和我,他们在制定本省方案时将国务院的《实施意见》和改进社发布的《建议方案》同时看的。并且从专业的角度看,改进社的《建议方案》在未来几十年的高考招生改革中一直都是不过时的航标,我们对此有深度自信。这是我和张勇为主要成员第一次深度合作的作品,相信今后的时间越长越能显示它的价值。
  2015年,我俩对改进教育,关键在改进评价上认识达到高度一致。我做了30多年的调查研究,在此积累的基础上做出的判断是:中国的教育改进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是要在评价上发力。所以我们在改进社的基础上组织筹备了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联谊会。他也有相同的判断,而且这个工作是跟他的专业直接相关的,所以在后来的推进过程当中,他也尽力地用他的专业知识为我们做很多决策、为我们推进很多方面工作,为我们实施各方面的工作发挥了他独特的作用。4月21日,张勇、姚春艳所写的《教育评价改革再认识》由我推荐到《光明日报》发表出来了。并且我们进一步认为中国教育评价的改进关键在于建立第三方教育评价,通过健全的第一、第二、第三方评价形成良性教育生态,于是我们改进社花了较大的精力推进中国的第三方教育评价发展。
  当时,《规划纲要》有了发展第三方教育评价的精神,社会上也有些公司和机构试图涉足第三方教育评价,但是谁能成为第三方教育评价的主体的问题没有解决,每个机构都较为弱小,缺乏专业性,如同大风大浪中的小船;第三方教育评价行为也缺少政策法规的规范与支持。我们能做的工作就是将各个试图参与第三方教育评价的机构联合起来形成相对强大的合力。于是在2015年11月15日,我们怀着使命感发起成立了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联谊会,宗旨为“大力推进第三方教育评价行业发展,提升教育品质”,一开始就有约20家机构参与,张勇所在机构主页就是教育测评,他成为主席团成员之一。会上形成的《第三方教育评价共识》,人民网、中国网、《中国科学报》等媒体作了报道。
  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联谊会成立后,显然比其中的任何一个成员的力量更大了,所开展的业务和活动在中国教育领域都是开拓性的。 2016年在成都举行第三方教育评价论坛就有20个省市的200名代表参加,联谊会成员也有所增加,为了建立第三方教育评价的权威性、专业性和行业自律,论坛上发布了经会员反复协商订立的《第三方教育评价行业规程》。我们试图建立专业评价规则,组织评价培训,联络专家支持评价机构开展评价活动,每年举办一次第三方教育评价论坛,在社会上产生较好的影响。但它发展依然如针挑土那样艰难,如同风浪中的小船,我们不时开会讨论如何避开大风大浪,戮力前行,确保能对教育改进起点实际作用。由于张勇本人的专业是做评价技术研究,他的公众教育也以评价为主业,所以在很多工作上他担当得比别人更多。
  2017年,为了推动会员提高自身专业水平,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联谊会举行了首次会员资质评估,这是一次工作机制的创新,谁走第一步呢?各会员单位都迟疑,生怕自己申报评审通不过,相对而言,公众是会员中专业基础较好的,此时张勇站了出来。2017年5月张勇决定向第三方评价机构联谊会学术委员会提出会员自制评估的申请,使得评估工作因有了评估对象而得以启动。8月3日,第三方评价机构联谊会举行的首届会员资质评估在天津武清举行,聘请了国内公认的教育评价领域权威专家对申请的机构进行评估,使评估过程既是一次诊断、改进,又是一次授信。经过资料评审、申请单位陈述、答辩咨询环节,张勇所在的北京公众时代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和安徽新世紀教育评估服务有限公司通过首次资质评估成为资质合格会员;评估会后召开了自主招生科学选才论坛,主要由张勇的工作团队组织实施。在12月9日济南召开的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联谊会论坛上,全国各地60余家机构参会,12家机构申请加入联谊会,为了加强内部治理,联谊会与所有会员签订了《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联谊会公约》和《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联谊会教育评价实施专业规范》协议。   2018年是改进社与第三方评价机构联谊会的多事之年,似乎也是我和张勇见面商量问题最多的一年。改进社轮到换届,又筹备举行了三次纪念叶企孙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活动;联谊会发展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张勇在繁忙的公司业务中抽出时间协调。
  5月19日,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联谊会举行第二次会员资质评估,这次张勇作为评审委员之一参加评审工作,武汉华大教师教育发展研究院和东方原点(北京)教育科技发展中心通过了会员资质评估成为资质合格会员,光明网等媒体作了报道。
  2018年7月20至22日,中华教育改进社与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北京)举办教育主题周活动,其中有一个主题是新高考与中国教育未来展望,张勇作了《新高考改革与中国育人育才变革》的主题演讲。11月24日,第三方教育评价高峰论坛在武汉举行,60多个机构的160多人参会,论坛主题为“发展第三方教育评价,促进教育质量提升”,张勇在会上作了《中国教育评价改革的理论与技术》的主题报告。
  在和张勇的相处中,我们有的只是不计回报,把专业工作做好的心愿和行动,没有什么客套。由于我曾在教育部的几个部门工作,现在仍在教育部所属的教育科学研究院工作,他对我说得较多的一句话就是:“储老师是让我改变对教育部看法的人。”他之前对教育部怎么看,不好臆测,但是自从我们接触以后,他认为教育部不是那么“高大上”,不是那么远距离。也许此话包含奉承,但他平时很少奉承他人,反而常常挑点别人的刺,不少人感受过他的耿直与不留情怼人。而他对我们的工作配合真诚朴实,我自己因为做了30多年的实地调查,坚持站在大众立场,以专业视角说有证据的话,没有学会说官话、套话,这些可能是做测评研究的他改变了一些对教育部看法的事实依据。
  或许正是他与我在认识上有较多相同,都是学理科出身,行为风格开放坦率,我对他的简单评价就是“好人”,但他不是“老好人”,而是知识广博、观点深刻、睿智、目标专一。自从2013年以来他一直在为改进社的工作努力,一直是在为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联谊会的工作努力,但是都是不计回报的。他当选为中华教育改进社副理事长,他确确实实在经费上、人员上等很多事情上都勇于担责的,他能做的事他都尽可能做,有几次开会本来他跟其他会议冲突了,但是他也及时地赶到,这些都使我感到非常感激。
  在教育评价领域,他试图走第三方路径形成产业模式,又受到当下体制的束缚;他凭借浓厚的个人兴趣和多学科专业优势走在当下教育评价技术的前列,潜心研究并大力推广普及科学教育评价技术,开发、集成包括ACTS、PCTS、ICTS等多套系统的教育测评技术与方案,在使用中获得明显的效果和社会认可,在建设中国高度技术化、科学化的评价平台,降低教育评价系统操作的难度,提升教育评价实施的可靠性和质量方面进入到中国此前未有人进入的境界。
  张勇除了凝聚公众教育评价专业团队,在教育测量和评价方面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还通过寻求用户的方式在比较广的范围内普及了现代教育评价常识。很多人通过互联网或因为他到200个教学实验区的宣讲等成为他的粉丝,向他学到教育测评和评价的理论与技术。其中一些人在张勇亲授下掌握了做研究的方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专业人员,走上教育测量和评价专业化道路。
  他的明显缺点就是生活没节律,抽烟太多,常常深更半夜还在发微信,加上各项工作推进中巨大的压力,所有這些压垮了这位中国教育评价的实践先行者。我曾几次提醒他少抽烟、少熬夜,注意减肥,他总是“呵呵”而过。
  2019年3月28日,我早上5点就起床了,为了去八宝山给张勇送别。改进社的人都为失去他感到惋惜、痛心,改进社第一届和第二届共15位理事长、副理事长均送了花圈,我和袁桂林、张家勇三位去参加了告别。在绕他的遗体瞻仰的时候,我真想大喊:“张勇,纵使我俩在不同的世界,也要继续为教育办得更好共同奋斗!”
  中华教育改进社和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联谊会事实上是每一位志愿者共同来开展、共同来推进的专业团队,张勇就是这样一个真诚的志愿者,我们十分在意每一位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方评价机构联谊会做出自己努力的成员。为了给中华教育改进社和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联谊会同仁创在一个缅怀追思张勇的机会,在八宝山告别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张勇去世满七七的那天我们开个追思会。2019年5月12日,由中华教育改进社和第三方教育评价联谊会联合举办的张勇博士追思会暨第三方教育评价发展研讨会在北师大图书馆第一会议室召开,既是缅怀张勇博士为中国教育评价鞠躬尽瘁的短暂一生,也就第三方教育评价事业的未来发展之路进行了研讨和探索。
  意想不到的是张勇这么年轻就去世了。他这么有专业素养的人离开了我们,我们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如果我们改进社和我们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联谊会有更多的成员,我们就会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的教育改进,我们就会让教育办得更好的目标更好地实现。我们开追思会的目的就是要体现对每个志于教育改进的成员的尊重。对张勇的尊重也是未来教育改进事业发展的重要的基础,我们对参与我们中华教育改进社、参与第三方评价机构联谊会工作的每一位成员虽然不能直接给回报,不能直接给你多少钱,但是我们内心是非常尊重甚至非常珍重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是要把这个工作继续推进,不能因为张勇的离去,我们的第三方教育评价工作就停顿而要把张勇生前所想做的事继续做下去。
  我最想表达的一句话是说:张勇,不管你在哪个世界,我在哪个世界,都要为我们共同的目标推动教育改进、把教育办得更好一同努力!
  (作者单位:中华教育改进社)
  中华教育改进社和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联谊会事实上是每一位志愿者共同来开展、共同来推进的专业团队,张勇就是这样一个真诚的志愿者,我们十分在意每一位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方评价机构联谊会做出自己努力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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