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资源，是出版社的重要战略资源和关键竞争力。编辑是创造内容的核心力量，我们要坚守内容主义的出版观，就应当坚守自己的内容品位，精忠于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尤其是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
　　教育与出版应该是“教育 +互联网”，而非“互联网 +教育”，或者说主要是“内容+互联网”。教育出版市场受众的反应会影响我们编辑的思维、选择和价值取向，甚至影响我们书稿的修订或者重新再编写一本书，但在这本书的编辑出版时，仍然是“内容+互联网”。因为，关于教育和出版，陆费逵先生曾说“我们希望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书业虽然是一个较小的行业，但是与社会的关系比起其他行业大得多”，与社会的关系，乃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价值所在。教材出版对于我们出版业是身家性命。教材是教育的核心，应该大行其道，做得更好才对，不然社会怎么进步，书业怎么进步！通过教材，使得知识得到传播，国民精神得到振奋，国民素质得到提高，这是对国民、对社会非常有益的一件大事情，只能越做越大才对，而不能像某些说法那样，认为教育出版收入占比太多而惭愧。说到底，教育出版反映国民受教育的规模和深度，从这个意义来看，教育出版做大并没有什么不好。
　　有人说，出版走下去不容易，因为被互联网冲击得很厉害。但教育出版的主要任务还是要把书做好，让它传承下去，更好地传播开来。做出版，公益是第一位的，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有利于世道人心是第一位的，有利于学科发展是第一位的，这些之后才是经济上要有相应的保证。教育事业和出版事业天然连在一起，出版是可以产业化的，但是出版一旦碰到教育就不能产业化，就必须把公益排在前面，因此应该是“出版+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 +出版”。
　　互联网时代给出版业提出了很多具体的问题。开放式网络学习方式，学分互认带来了开放式学习，网络上的好教材大家都会用。这是教育的一次变化，同时也是对高等教育的促进，是“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变革。现在高等教育大中专教材的编辑出版或者编写、编辑出版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大学不是基础国民教育，而是一个专业教育，专业教育应该有个人的见解，学生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可是现在的大学还是置学生的选择于不顾；专著式教材在发达国家是通常使用的，可我们使用的仍是应试式教材，这样虽然便于老师出题和学生做答，但整个思维并没有展开，理解没有深入，学科教育没有完成。此外，部分作者利用教材立项圈钱，拼凑内容，教材质量弱化是可想而知的。再有，出版社只求发行量，没有替大中专学生好好把关，这也是令人十分失望的事情。
　　无论是“互联网+”时代或者不是互联网时代，上述问题都是存在的，只是“互联网+”时代对这些问题有更多的暴露，MOOC这样的课程改革也许能对教材质量的提升有所推动。总之，互联网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很多推动，也应当会给教育教材的改变带来推动。这就是我们欢迎“互联网+”的主要理由。
　　（作者系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