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00多年的近代化，人类社会对金融危机的应对方式变化是非常大的，这些变化源于精英们对系统建设有了更深入、更立体的认识，进而对制度不断修修补补。
　　但面对另一种蔓延性的恐慌—疫情，你会发现，经过100多年，人们的作为变化不大。
　　和现在的新冠疫情最具可比性的是100年前横扫全球的流感大爆发。
　　它们的第一个相似点是，病毒的源头被政治化了。根据后来对那次流感的研究，人们基本认同病毒来自美国的哈斯克郡。
　　这个郡处于美国中南部牧业农业区。到2000年统计人口时只有4000人多一点，大概和我所在的小区居民数差不多。而它的面积基本上等于北京东城、西城两区加上海淀、丰台、朝阳和石景山。
　　如此稀疏的人口，即使有什么新的无敌病毒也会因为缺乏寄主的传播而自生自灭。但是在1917年，威尔逊总统正准备让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团。为此，美国政府开设了很多新兵训练营，偏巧在哈斯克郡附近就有一个。
　　另外，1917年冬天大概是20世纪北半球最冷的冬天之一。极寒天气导致新兵们违反条例聚众在兵营烤火，也因此增加了就寝密度。对此，那些兵营的管理者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新型流感就这样从哈斯克传到了新兵营;然后由于部队的调动从新兵营传到了其他兵营;再然后，随着美国战士登陆了欧洲。
　　新型流感在欧洲得到了第一次大传播，美军、英军和法军的感染范围都很大，并且，病毒通过战斗接触传播到了德军阵营中。但是几方政府都害怕流感的报道影响军队和国民士气，封锁了流感爆发的消息。
　　同时，流感也越过比利牛斯山传播到了西班牙。西班牙当时是中立国，针对流感的疫情报道是开放的。所以从舆情的角度看，西班牙对流感的报道要比法英美密集很多，这让观察者误以为西班牙是那次大流感的发源地和疫情中心。那次流感也因此被命名为“西班牙流感”。这种命名和流传，似乎印证了老实人会吃亏的说法。
　　但造成成千上万人死去并不是第一次登陆欧洲的流感，而是之后美国士兵从欧洲换防回国的第二次传播。
　　费城的医生们从来自欧洲的运兵船上抬下来的流感患者的死亡率非常高。而且这些人死相恐怖。据说很多尸体通身呈紫黑色，很难分辨是黑人还是白人。一些年轻的士兵由于腹肌强劲又剧烈咳嗽而咳断了肋骨。
　　面对可能变成灾难的疫情，社会管理者的行动总是显得晚了一步。当然，这是事后诸葛亮。
　　插一句，这种判断的确可能是有问题的。首先，从社会管理层面考虑，政府除了要保障公共卫生，还要保障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时候这两者是存在资源争夺的。消灭疫情会占用社会资源，而这种资源的消耗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到底应该把界限划在什么地方是非常难抉择的，因为它没有坐标和教科书可依赖，只能根据经验判断。

　　第二个可能存在问题的地方是，我们是不是犯了一个逻辑错误—针对发生的疫情我们认为管理者采取的措施晚了一步，但其实呢，有很多未发生的疫情已经被恰当地消灭于无形了，但是因为它并未发生，所以我们不能拿来作为管理者的业绩样本进行比较。

　　历史不一定会重演，它只是踏着相同的节奏而来。

　　总之，从表面看起来，政府一般来说对于改变社会运行状态会偏于保守。就像我们原来所说的，政府这个组合往往是“贝叶斯先验概率—简单地说就是反应慢、改变迟钝的保守主义者”。
　　现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这样，100多年前美国费城的管理者也是如此。
　　当时费城的公共卫生官叫威尔默·克鲁森。在费城疫情已经爆发的情况下，他和市政厅仍然批准举办为战争债券募集资金的大游行。参加游行的有几千人，围观者达到几十万人。
　　没有有效的治疗方式，这迫使很多人开始求助于所谓的“传统医学”—不光中国有传统医学，其实美国也有。
　　当时美国医学界已处于从他们的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过渡的后半程阶段。不过“传统医学”的从业者还是有相当的发言权的。
　　美国当时的传统医学分为两个流派，一派是“勇武派”，他们治疗病人的方式就是对病人实施放血。你知道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吗？它原先就是勇武派的阵地，主要供医生们交流切开病人静脉的经验。
　　所谓的“勇武”并不是对医生的要求，而是医生对患者的要求。这有点像侯宝林相声里医生对患者说的话：“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还有一派，是自然派。这一派认为一切病征都是自然的安排。比如患者发炎化脓，他们就认为这是自然的脓，是排毒的一种方式—这种谬论看起来很眼熟吧—而医生的作用就是辅助患者不要违拗自然病程的发展。
　　你可以想见，病人到了这两派传统医学人士手里是什么下场。
　　在医学认知过渡的时期，一些医生的观念也是半新半旧的。1918年，伟大的弗莱明还没有发现青霉素，有的医生也分不清杀菌药内用外用的区别。当时就有人认为向患者体内注射过氧化氢以利于杀菌。根据现有记录，接受这种疗法的25名患者中有12人死亡（大流感的平均死亡率是5%左右）。
　　我们在上一篇专栏中提到过大流感后的美国经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疫情，如果也和当时的发展相似，那将不是一件坏事。
　　当时美国的战时经济其实是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咱们前边说过的政府那么热衷发行国债就可以感受到这种积极态度。而在1918年疫情结束后，美国的GDP增长居然不错。在1919年到1920年经历了非常短暂的衰退之后，又开始了1920年代的“柯立芝繁荣”，那是美国经济的金发女孩时代。
　　那么，现在和1918年相比怎么样呢？从疫情的严重程度来看，1918年似乎要更狠。大流感的传染性更强，死亡率也远高于新冠肺炎。而且大流感杀死的主要是青壮年人士，新冠似乎更喜欢杀死70岁以上的老年人。
　　但从经济的角度看，新冠疫情的破坏力要小很多。
　　不过，在100多年前，金融业还没有那么发达，整个系统的杠杆率也远低于现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利益追求者是不是已经通过金融杠杆透支了太多未来的利益，这是很难判断的。但是现实中，要尽量避免由于高杠杆率导致的、在流动性紧缩的情况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也应该是出于这种担心，几个主要经济体在货币管理者的推动下又回到了量化宽松时代。这应该是一种为了应对当前可能出现最糟结果的过激反应手段。2008年时，管理者们似乎对危机反应不足，而这次是提前反应过度。两种方式都会导致后遗症，但真的很难说谁会更好。
　　股市暴跌成了最近的主题。对长期投资者而言，这也许是个不错的机会。毕竟疫情肯定会过去的，人们的需求也肯定会反弹。也许那些因为疫情受到暂时影响，但有足够的生命力活到疫情结束的公司，值得人们关注。它们在下跌的市场中很可能被市場低估，从而卖出非常诱人的价格。
　　不过当今的疫情会和1918年一样吗 ？而这种日子又会在什么时候结束？我也不知道。
　　毕竟，历史不一定会重演，它只是踏着相同的节奏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