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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想在理想与学术方面有所建树，就不能再要求自己把现实或实用方面的事情做得多么完美，因为这需要两类不同的行为训练。社会中少有能在两个方面都有成就的人，而吴念鲁先生就是这样一个跨领域的成功者。
他出生在一个文化氛围浓郁的家庭。父亲是20世纪30年代崭露头角的激昂文学青年。他行将出生的时候，父亲正忙于一个伟人后事的相关事情。几天后，即使作为长子的他的降生，也没有让他的父亲彻底从悲痛中得以解脱，于是他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个含义深沉的名字——怀念鲁迅。在后来的人生长河里，鲁迅的精神一直感召着他，他要做一个正直、有骨气的人，热爱学习、热爱生活的人。
最近，笔者有幸接受了采访吴先生的任务，让我有机会近距离地与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交流思想，从中感受到了其鲜明的人格魅力。
学者本色
吴先生的大学专业是德国文学，如果不是命运的安排，他很可能也像他父亲那样成为一个文学青年。但1960年，他在《人民日报》刚刚工作了三个月的时间，就被调到中国人民银行国外局，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金融领域内的跋涉。
他十分重视对国际金融理论的学习。他的学习，从做好一个资料员开始，认真地编好每一个外汇行情表，虚心学习老同志在金融研究方面的每一个细节，逐渐成了这个领域的理论专家。1981年他被评为副研究员，担任研究室副主任，并在人行研究生部任教。1986年成为研究员、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国际金融研究》主编、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从此开始在国内金融理论领域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以及国际金融学科建设，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和贡献。
他在理论研究中十分注重联系实际，强调理论要为现实服务，要以当前的国家经济的中心为研究的重点。他多次对自己的学生说：“理论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社会经济变化作超前的研究，不仅要研究热点，而且要研究潜在热点和问题，对具体问题提出对策性建议并做可行性研究；对政治、经济、金融领域发展变化和已执行的政策措施作比较性、规律性和总结性研究。”
在此原则的指导下，先生撰写和主编了《人民币汇率研究》、《国际支付中的货币与汇价》、《欧洲美元与欧洲货币市场》、《国际金融纵横谈》、《国际金融学概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等十余本国际金融教材与专著，主持过多项国家重点课题研究。其研究领域涉及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国际收支、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研究、外汇风险及其防范、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积极参与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外汇体制的改革。他提议国家统计局重新设计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又提出国际收支综合动态平衡的观点。1984年，在国际黄金非货币化的背景下，他率先提出应在国内扩大黄金首饰、工艺品、金币的生产与销售，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得以迅速实施。1986年，他详细论述了我国对外金融的发展战略方针、战略重点、战略措施，以及利用外资的战略发展问题，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1987年他在《红旗》杂志上撰文《评西方股市风暴》，首次提出借鉴美国的经验教训，防范我国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的对策措施。1991年，他在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会议上提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态势可概括为“依存、合作、竞争、发展”，这八字观点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近几年来，他在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人民币汇率问题、金融安全与金融稳定问题等方面均有精辟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受到了国内外同行和有关领导的重视。
其中,他与另一位学者撰写的《人民币汇率研究》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此类问题的专著,当时是为决策提供依据的,所以只能是内部发行。直到上世纪90年代经他本人修订后再重新公开出版，公开发行。直到今天，大凡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同志都会参考这部书。
从1986年起，吴先生就担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开创了国际金融研究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其主编的《国际金融研究》的学术地位。
关注现实
采访开始，他向我详细地介绍了他对这些现实金融问题的看法，自信而有哲理，很快我就进入了他的思路和感情，一任他在他的学术天地里驰骋翱翔。
关于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与运营问题，他强调了重要的四个方面的内容。他认为，首先要重视储备的安全存放问题。我国的外汇储备大多是美元、欧元债券和主要西方国家货币表示的金融资产。近年来，特别是“9·11”事件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动荡和发展很可能会波及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因此大量的储备资产存放的国家和银行就面临选择的问题，需要慎重考虑。其次，要根据国内外形势，确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外汇储备下限和上限以及外汇储备的区间。我国的外汇储备保持在适度较高的水平是符合改革开放的需要的，但外汇储备必须为经济发展服务，并不是越多越好。这是因为经常项目净流入，也即外贸顺差所形成的外汇储备保持太多，对资源是一种浪费。而且这部分外汇储备是靠出口商品和劳务换来的，我们换到的只是存放于国外大银行的各种可兑换货币的存款和其他金融资产，虽然我们能收到一定的利息或收益回报，但是这些资金并未投入生产运营，外汇资金也没有充分发挥效益；同时在我国当前资本项目没有完全放开的前提下，稳定汇率并不需要大量储备进行干预；而且过多的储备会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干扰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因此外汇储备不是越多越好，即要注意“度”的问题。第三，为解决储备过多的问题，他提出可以把一部分外汇注资到一些公司，让其进行股权投资，如对西方一些跨国公司投资、参股，这样做不仅可以获取收益，并能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投资的战略合作关系。也可以把一部分外汇用于进口高新设备和技术，用进口来拉动内需的思路。另外，也可以把一部分外汇储备交给国外知名的基金代管。这些基金会有专家将储备按不同的比例进行资产组合，并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结构，因而回报较高。
关于金融安全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吴先生给与了特别的关注。他认为两者具有密切的关系，只有确保金融稳定才能确保金融安全，而金融安全又是金融稳定的条件和基础。这就涉及到金融法制化的问题。金融法制化是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条件下决定金融战成败的关键因素。先生说，目前，我国涉及到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都是以金融稳定为出发点，主要针对金融机构、市场运行、符合监管等角度立法，并没有从整体宏观层面、国家整体利益制定金融安全法。所以，他认为应在紧急预案中，制定国家金融安全法。从程序上，凡是可能损害国家、民族、百姓的利益，可能影响国民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可能损害国际经济金融关系，可能危及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重大金融政策的出台和国有金融资产发生重大变化时，都需要经过人大听证，通过立法程序，以确保决策的正确性。因为只有决策程序的公正和透明，才能保证决策结果的正确性。
在关于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问题的研究中，他对商业银行如何进行股份制改造、如何走金融控股集团的道路、如何选择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如何在国内外证券市场上市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很实用的建设性意见。关于大家所关心的商业银行股改成功与否的判定标准问题，他提出：不能为上市而引进战略投资者，更不能为上市而上市，股改成功与否，只能从具体运营中考察。要通过一些指标进行全面评价，比如，看其存款市场占有率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看税前利润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不良贷款率是下降了还是上升了，看职工的凝聚力是增强了还是减少了，看竞争力的排名，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他特别强调，商业银行要慎重选择战略投资者，其中定价对双方来说都是重中之重的问题，定价不应局限于净资产的大小，要充分考虑品牌、客户、市场、分支机构，特别是国家支持的因素，要防止恶意压价、获利套现和恶意收购。在选择合作伙伴时，不要只盯住50家大银行，可选择某些有专长、业务稳定发展的中上等专业银行，采取投资与相互持股的方式，这样会有更大的互补性。
先生是一个学者，在与他的谈话中，我明显地感觉到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思维特点，那就是分析问题追根溯源，注重根本。不管是在人民币汇率问题还是外汇储备的管理问题上，他都特别强调基础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作用。作为参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亲历者，先生高度评价了科研机构工作者、高等院校教学和科研工作者在该领域做出的贡献。他说，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政策的制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现在应继续鼓励他们进行深入的研究。比如，对国际价值论、购买力平价理论、出口换汇成本、理论比价模型、均衡汇率模型、汇率预警模型以及其他模型和方案进行深入研究；再比如，对单一货币或者一揽子货币、爬行浮动、管理浮动、单独浮动、中心汇率等问题进行探讨，这些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意义重大。
说到理论研究，吴先生还对社会上很流行的一种现象——那就是过分照搬、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现象，谈了自己的看法。先生认为，我国还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对西方的好东西我们可以借鉴，这对我们的发展肯定有好处，但不能盲目照搬。因为西方经济学讲的是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即如何寻求配制的最佳和运行的稳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讲的是生产和生产关系，而我国经济改革的现实中却有许多属于生产关系的问题，因此，必须充分重视，认真对待，来不得半点马虎，决不能忽视对后者的学习。
一边听着先生的谈话，我一边思索着先生的身份——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国际金融研究》主编，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和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先生的每一步似乎都那么的与众不同。他曾戏言，他的人生有两次大的转变，一次是从新闻领域转到金融领域，一次是从金融理论研究转向金融实务。而后者，使他从一名金融学者成功转型为一名名副其实的银行家。而今他又更多地从事理论教学工作。
行长生涯
1992年，他就任中行卢森堡分行总经理。上任伊始，他就走访当地华侨社团，听取征求他们对银行工作的意见。原来的分行办公楼地处类似“王府井”步行街地段，繁华自不必说，但是面积不大，特别是楼内和附近没有停车场，来自荷兰、比利时、德国、法国等地的客户深感停车不便，很是影响业务的持续发展。如果更新办公楼，既要占用大量资金，又会直接影响效益。为了分行的长远利益，他还是毅然决定购买新的办公楼，把营业面积扩大了四倍，楼内还有20个车位，大大改善了经营环境，为以后的业务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他做学问时养成的严谨和前瞻作风，很快就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他先从狠抓存款入手，改变过去一贯压低存款利率的做法，将利率与当地大银行利率水平保持一致，对大客户还可优惠。他说，不能从卡存款利率中赚钱，应该在资金运用上赚钱。于是他更注重资产质量，调整资产结构，增加资产规模，以此获取更多的利润。与此同时，又下大力气强化内部控制机制和业务经营管理，增加业务品种，整章建制。他认为，这是加强管理、控制风险的根本保证。
在上述指导思想下，他担任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总经理的那段日子，正好是欧元准备诞生之际，凭着他的学术造诣和职业敏感，他断定欧元一旦面世，参加国经济必须趋同，而利率一定会向低水平趋同。于是，他决定分行购买了大约3亿多美元的欧洲各国政府债券。这一项决策有效地改善了资产结构，保证了流动性、收益性与安全性的统一，而且带来了每年1000多万美元的收益。1997年11月离任时，他完全可以把这些债券出手变现，加厚自己的业绩，这一带来丰厚收益的行为不会受到任何指责，但是，他从中行卢森堡分行的长远发展着想，还是把收益留给后任，使得继任者可以轻松地享用他的决策而带来的业绩。
在他任职的五年多的时间里，所创造的效益占卢森堡分行建行18年来全部利润的70%。卢森堡分行经营状况名列中行海外分行第一名，人均利润为每年50万美元，资产和资本回报率分别高达1.3%和130%，而不良资产率不到2%。在当时卢森堡全国220家银行中，该行的综合效益列入前十名。
谙熟国际金融业先进作法的吴先生，终于有了一个宝贵的应用理论的机会；同时，这段行长经历，对于后来从事研究工作大有好处，以至于在2004年吴先生出版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一书中浸透了作为行长的领悟与思考。这本案例丰富、操作性强的教材，一开始就提供了商业银行管理框架图，让人一目了然。他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分为：商业银行运营架构、商业银行战略与营销管理、商业银行业务运作、商业银行管理四大版块，结构非常清晰。
师长尊严
吴先生作为我国国际金融学界的权威，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中央财经大学带了30多名博士生、硕士生。他对学生学术上要求很严，从不马虎。
其实受过吴老师教诲的不仅仅是他名下的学生，作为长期担任《国际金融研究》的主编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的吴先生，他不仅影响其手下的研究人员，更影响了许多听过他的课、读过他的书的人。许多人慕名前往，他都非常热情，尽力帮助。奖掖后学，使他赢得了无数尊敬。
笔者虽然也是金融专业的学生，但是在采访中几乎忘记了来意，在聆听吴老滔滔不绝的话语时，只觉得不应当放过学习机会洗耳恭听，以至于留下来用于了解吴老在现实生活中的风采的时间竟然不够用了。
最后，我终于只能用很短的时间了解吴老师学术以外的问题了。
我问到吴老师如何看待金融领域里出了那么多的落马者这件事情，他深深地叹息道，银行工作者、特别是高管层必须时刻牢记“依法合规”这个基本准绳。做人做事必须有道德标准和行为底线，在金钱和物质的诱惑面前，人才能挺直腰，站得稳。他十分赞赏董辅先生所说、所做到的“守身为大”。
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他的一位学生说起的一件事。
“文革”时，先生是所谓“叛徒”杨培新专案组的成员，当他发现那个判断是“诬陷不实”之词的时候，就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于是，他本人也因此而受到了另外一种“待遇”——延长在河南的下放期，直到1972年9月才回到北京。
胸怀坦荡、与人为善、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加强自身修养，这就是做人根基，也是最明智的生活观，这样的人可能会受委屈于一时，但决不会跌倒在生活的长路上。防止腐化、防止与丑恶人群同流合污，没有这样的“盾牌”就难免“落马”。
他再三强调学习中的独立思考，在给他学生的“共勉”中说：“不为尊者唯，不为权者唯；不为尊者讳，不为权者讳。”在尊者面前，在有权势人的面前，不唯唯诺诺，敢于直言。即使与他们意见相反，也从不隐藏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在许多前沿的金融敏感问题上，他发出了多么掷地有声的见解。
以前我拜读过他的文章，听到过他的事迹，但今天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一个永远用笑容直面人间的慈祥老人，一个在知识和现实问题面前一生都在不断思考的学者，一位让所有接触过他的年轻人永远难以忘怀的可敬的师长；我真为今天的收获而庆幸，更愿意把我的这点感想原原本本地传递给广大读者。
责任编辑：张明莉
他出生在一个文化氛围浓郁的家庭。父亲是20世纪30年代崭露头角的激昂文学青年。他行将出生的时候，父亲正忙于一个伟人后事的相关事情。几天后，即使作为长子的他的降生，也没有让他的父亲彻底从悲痛中得以解脱，于是他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个含义深沉的名字——怀念鲁迅。在后来的人生长河里，鲁迅的精神一直感召着他，他要做一个正直、有骨气的人，热爱学习、热爱生活的人。
最近，笔者有幸接受了采访吴先生的任务，让我有机会近距离地与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交流思想，从中感受到了其鲜明的人格魅力。
学者本色
吴先生的大学专业是德国文学，如果不是命运的安排，他很可能也像他父亲那样成为一个文学青年。但1960年，他在《人民日报》刚刚工作了三个月的时间，就被调到中国人民银行国外局，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金融领域内的跋涉。
他十分重视对国际金融理论的学习。他的学习，从做好一个资料员开始，认真地编好每一个外汇行情表，虚心学习老同志在金融研究方面的每一个细节，逐渐成了这个领域的理论专家。1981年他被评为副研究员，担任研究室副主任，并在人行研究生部任教。1986年成为研究员、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国际金融研究》主编、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从此开始在国内金融理论领域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以及国际金融学科建设，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和贡献。
他在理论研究中十分注重联系实际，强调理论要为现实服务，要以当前的国家经济的中心为研究的重点。他多次对自己的学生说：“理论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社会经济变化作超前的研究，不仅要研究热点，而且要研究潜在热点和问题，对具体问题提出对策性建议并做可行性研究；对政治、经济、金融领域发展变化和已执行的政策措施作比较性、规律性和总结性研究。”
在此原则的指导下，先生撰写和主编了《人民币汇率研究》、《国际支付中的货币与汇价》、《欧洲美元与欧洲货币市场》、《国际金融纵横谈》、《国际金融学概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等十余本国际金融教材与专著，主持过多项国家重点课题研究。其研究领域涉及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国际收支、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研究、外汇风险及其防范、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积极参与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外汇体制的改革。他提议国家统计局重新设计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又提出国际收支综合动态平衡的观点。1984年，在国际黄金非货币化的背景下，他率先提出应在国内扩大黄金首饰、工艺品、金币的生产与销售，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得以迅速实施。1986年，他详细论述了我国对外金融的发展战略方针、战略重点、战略措施，以及利用外资的战略发展问题，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1987年他在《红旗》杂志上撰文《评西方股市风暴》，首次提出借鉴美国的经验教训，防范我国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的对策措施。1991年，他在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会议上提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态势可概括为“依存、合作、竞争、发展”，这八字观点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近几年来，他在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人民币汇率问题、金融安全与金融稳定问题等方面均有精辟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受到了国内外同行和有关领导的重视。
其中,他与另一位学者撰写的《人民币汇率研究》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此类问题的专著,当时是为决策提供依据的,所以只能是内部发行。直到上世纪90年代经他本人修订后再重新公开出版，公开发行。直到今天，大凡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同志都会参考这部书。
从1986年起，吴先生就担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开创了国际金融研究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其主编的《国际金融研究》的学术地位。
关注现实
采访开始，他向我详细地介绍了他对这些现实金融问题的看法，自信而有哲理，很快我就进入了他的思路和感情，一任他在他的学术天地里驰骋翱翔。
关于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与运营问题，他强调了重要的四个方面的内容。他认为，首先要重视储备的安全存放问题。我国的外汇储备大多是美元、欧元债券和主要西方国家货币表示的金融资产。近年来，特别是“9·11”事件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动荡和发展很可能会波及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因此大量的储备资产存放的国家和银行就面临选择的问题，需要慎重考虑。其次，要根据国内外形势，确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外汇储备下限和上限以及外汇储备的区间。我国的外汇储备保持在适度较高的水平是符合改革开放的需要的，但外汇储备必须为经济发展服务，并不是越多越好。这是因为经常项目净流入，也即外贸顺差所形成的外汇储备保持太多，对资源是一种浪费。而且这部分外汇储备是靠出口商品和劳务换来的，我们换到的只是存放于国外大银行的各种可兑换货币的存款和其他金融资产，虽然我们能收到一定的利息或收益回报，但是这些资金并未投入生产运营，外汇资金也没有充分发挥效益；同时在我国当前资本项目没有完全放开的前提下，稳定汇率并不需要大量储备进行干预；而且过多的储备会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干扰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因此外汇储备不是越多越好，即要注意“度”的问题。第三，为解决储备过多的问题，他提出可以把一部分外汇注资到一些公司，让其进行股权投资，如对西方一些跨国公司投资、参股，这样做不仅可以获取收益，并能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投资的战略合作关系。也可以把一部分外汇用于进口高新设备和技术，用进口来拉动内需的思路。另外，也可以把一部分外汇储备交给国外知名的基金代管。这些基金会有专家将储备按不同的比例进行资产组合，并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结构，因而回报较高。
关于金融安全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吴先生给与了特别的关注。他认为两者具有密切的关系，只有确保金融稳定才能确保金融安全，而金融安全又是金融稳定的条件和基础。这就涉及到金融法制化的问题。金融法制化是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条件下决定金融战成败的关键因素。先生说，目前，我国涉及到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都是以金融稳定为出发点，主要针对金融机构、市场运行、符合监管等角度立法，并没有从整体宏观层面、国家整体利益制定金融安全法。所以，他认为应在紧急预案中，制定国家金融安全法。从程序上，凡是可能损害国家、民族、百姓的利益，可能影响国民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可能损害国际经济金融关系，可能危及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重大金融政策的出台和国有金融资产发生重大变化时，都需要经过人大听证，通过立法程序，以确保决策的正确性。因为只有决策程序的公正和透明，才能保证决策结果的正确性。
在关于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问题的研究中，他对商业银行如何进行股份制改造、如何走金融控股集团的道路、如何选择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如何在国内外证券市场上市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很实用的建设性意见。关于大家所关心的商业银行股改成功与否的判定标准问题，他提出：不能为上市而引进战略投资者，更不能为上市而上市，股改成功与否，只能从具体运营中考察。要通过一些指标进行全面评价，比如，看其存款市场占有率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看税前利润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不良贷款率是下降了还是上升了，看职工的凝聚力是增强了还是减少了，看竞争力的排名，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他特别强调，商业银行要慎重选择战略投资者，其中定价对双方来说都是重中之重的问题，定价不应局限于净资产的大小，要充分考虑品牌、客户、市场、分支机构，特别是国家支持的因素，要防止恶意压价、获利套现和恶意收购。在选择合作伙伴时，不要只盯住50家大银行，可选择某些有专长、业务稳定发展的中上等专业银行，采取投资与相互持股的方式，这样会有更大的互补性。
先生是一个学者，在与他的谈话中，我明显地感觉到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思维特点，那就是分析问题追根溯源，注重根本。不管是在人民币汇率问题还是外汇储备的管理问题上，他都特别强调基础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作用。作为参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亲历者，先生高度评价了科研机构工作者、高等院校教学和科研工作者在该领域做出的贡献。他说，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政策的制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现在应继续鼓励他们进行深入的研究。比如，对国际价值论、购买力平价理论、出口换汇成本、理论比价模型、均衡汇率模型、汇率预警模型以及其他模型和方案进行深入研究；再比如，对单一货币或者一揽子货币、爬行浮动、管理浮动、单独浮动、中心汇率等问题进行探讨，这些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意义重大。
说到理论研究，吴先生还对社会上很流行的一种现象——那就是过分照搬、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现象，谈了自己的看法。先生认为，我国还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对西方的好东西我们可以借鉴，这对我们的发展肯定有好处，但不能盲目照搬。因为西方经济学讲的是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即如何寻求配制的最佳和运行的稳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讲的是生产和生产关系，而我国经济改革的现实中却有许多属于生产关系的问题，因此，必须充分重视，认真对待，来不得半点马虎，决不能忽视对后者的学习。
一边听着先生的谈话，我一边思索着先生的身份——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国际金融研究》主编，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和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先生的每一步似乎都那么的与众不同。他曾戏言，他的人生有两次大的转变，一次是从新闻领域转到金融领域，一次是从金融理论研究转向金融实务。而后者，使他从一名金融学者成功转型为一名名副其实的银行家。而今他又更多地从事理论教学工作。
行长生涯
1992年，他就任中行卢森堡分行总经理。上任伊始，他就走访当地华侨社团，听取征求他们对银行工作的意见。原来的分行办公楼地处类似“王府井”步行街地段，繁华自不必说，但是面积不大，特别是楼内和附近没有停车场，来自荷兰、比利时、德国、法国等地的客户深感停车不便，很是影响业务的持续发展。如果更新办公楼，既要占用大量资金，又会直接影响效益。为了分行的长远利益，他还是毅然决定购买新的办公楼，把营业面积扩大了四倍，楼内还有20个车位，大大改善了经营环境，为以后的业务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他做学问时养成的严谨和前瞻作风，很快就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他先从狠抓存款入手，改变过去一贯压低存款利率的做法，将利率与当地大银行利率水平保持一致，对大客户还可优惠。他说，不能从卡存款利率中赚钱，应该在资金运用上赚钱。于是他更注重资产质量，调整资产结构，增加资产规模，以此获取更多的利润。与此同时，又下大力气强化内部控制机制和业务经营管理，增加业务品种，整章建制。他认为，这是加强管理、控制风险的根本保证。
在上述指导思想下，他担任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总经理的那段日子，正好是欧元准备诞生之际，凭着他的学术造诣和职业敏感，他断定欧元一旦面世，参加国经济必须趋同，而利率一定会向低水平趋同。于是，他决定分行购买了大约3亿多美元的欧洲各国政府债券。这一项决策有效地改善了资产结构，保证了流动性、收益性与安全性的统一，而且带来了每年1000多万美元的收益。1997年11月离任时，他完全可以把这些债券出手变现，加厚自己的业绩，这一带来丰厚收益的行为不会受到任何指责，但是，他从中行卢森堡分行的长远发展着想，还是把收益留给后任，使得继任者可以轻松地享用他的决策而带来的业绩。
在他任职的五年多的时间里，所创造的效益占卢森堡分行建行18年来全部利润的70%。卢森堡分行经营状况名列中行海外分行第一名，人均利润为每年50万美元，资产和资本回报率分别高达1.3%和130%，而不良资产率不到2%。在当时卢森堡全国220家银行中，该行的综合效益列入前十名。
谙熟国际金融业先进作法的吴先生，终于有了一个宝贵的应用理论的机会；同时，这段行长经历，对于后来从事研究工作大有好处，以至于在2004年吴先生出版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一书中浸透了作为行长的领悟与思考。这本案例丰富、操作性强的教材，一开始就提供了商业银行管理框架图，让人一目了然。他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分为：商业银行运营架构、商业银行战略与营销管理、商业银行业务运作、商业银行管理四大版块，结构非常清晰。
师长尊严
吴先生作为我国国际金融学界的权威，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中央财经大学带了30多名博士生、硕士生。他对学生学术上要求很严，从不马虎。
其实受过吴老师教诲的不仅仅是他名下的学生，作为长期担任《国际金融研究》的主编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的吴先生，他不仅影响其手下的研究人员，更影响了许多听过他的课、读过他的书的人。许多人慕名前往，他都非常热情，尽力帮助。奖掖后学，使他赢得了无数尊敬。
笔者虽然也是金融专业的学生，但是在采访中几乎忘记了来意，在聆听吴老滔滔不绝的话语时，只觉得不应当放过学习机会洗耳恭听，以至于留下来用于了解吴老在现实生活中的风采的时间竟然不够用了。
最后，我终于只能用很短的时间了解吴老师学术以外的问题了。
我问到吴老师如何看待金融领域里出了那么多的落马者这件事情，他深深地叹息道，银行工作者、特别是高管层必须时刻牢记“依法合规”这个基本准绳。做人做事必须有道德标准和行为底线，在金钱和物质的诱惑面前，人才能挺直腰，站得稳。他十分赞赏董辅先生所说、所做到的“守身为大”。
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他的一位学生说起的一件事。
“文革”时，先生是所谓“叛徒”杨培新专案组的成员，当他发现那个判断是“诬陷不实”之词的时候，就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于是，他本人也因此而受到了另外一种“待遇”——延长在河南的下放期，直到1972年9月才回到北京。
胸怀坦荡、与人为善、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加强自身修养，这就是做人根基，也是最明智的生活观，这样的人可能会受委屈于一时，但决不会跌倒在生活的长路上。防止腐化、防止与丑恶人群同流合污，没有这样的“盾牌”就难免“落马”。
他再三强调学习中的独立思考，在给他学生的“共勉”中说：“不为尊者唯，不为权者唯；不为尊者讳，不为权者讳。”在尊者面前，在有权势人的面前，不唯唯诺诺，敢于直言。即使与他们意见相反，也从不隐藏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在许多前沿的金融敏感问题上，他发出了多么掷地有声的见解。
以前我拜读过他的文章，听到过他的事迹，但今天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一个永远用笑容直面人间的慈祥老人，一个在知识和现实问题面前一生都在不断思考的学者，一位让所有接触过他的年轻人永远难以忘怀的可敬的师长；我真为今天的收获而庆幸，更愿意把我的这点感想原原本本地传递给广大读者。
责任编辑：张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