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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至东汉中后期，是经学发展的昌盛期，而到东汉末年，经学就进入了中衰时代。郑玄对两汉传统的今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研究，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关 键 词】郑玄 两汉经学 发展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至东汉中后期，是经学发展的昌盛期，而到东汉末年，经学就进入了中衰时代。清末学者皮锡瑞认为经学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郑玄混同经今古文，使两汉家法不可复求，他说“盖以汉时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者莫知所从；郑君兼通今古文，于是经生皆从郑氏，不比更求诸家。郑学之盛在此，汉学之衰亦在”，他从今文学家的角度对郑玄提出了批评意见。
一、两汉经学的发展
两汉经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自秦一统，诸经多毁于焚书之议，复经秦末战火，所存无几，西汉初年废除挟书律之后，各种经书复出，但齐鲁诸儒讲学者希。到武帝“罢黜百家”，儒学取得独尊地位以后，经学才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儒生公孙弘“以布衣而至天子三公”，首开儒生以经术致高位之先例。从此，“天下学士靡然向风”，致力于经学的研习与传承中。此种风气一直持续到东汉，历近三百年而不衰。
武帝对儒生“劝以官禄”的策略，对经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学问之道贵以求真，非以猎取名利为指归。因此，经学与利禄相联系，实已触犯了为学之道的大忌。当时的经学研习与传承者，以求“青紫拾芥”，“车服稽古”，完全偏离了经学的正道。而当时的世俗之人也争趋之，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从表面上看，经学于此时“传业者浸盛，枝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之千余人”，但事实上，说经者多背离经学本义，“碎义逃难，便辞巧说，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经学实际上已走上了所谓的发挥经文的微言大义的道路，空洞而破碎，了无实用。
汉末刘向，歆父子校书于内廷，得古文经传书数种，其文颇异于当时世间流传的通行本的文字，以求立博士未果。自此便有经今古文之争。后王莽篡汉，刘歆党同王氏，古文经得立为博士，但王莽旋踵而败，刘秀继之而兴，尽废古文经博士。虽然古文经学在后汉初年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但在社会基层的传承者大有人在。究其原因，这未尝不是当时的学术界对前汉盛行的今文经学的一种反叛。古文经学者一反经文经讲求微言大义，以空言解经的弊病，而详章句训诂，主张对经文做一字一句之分析，以求经典之意。
随着古文经实力的壮大，到东汉中期，古文经也被立于学官，取得了和今文经平等对话的平台，但经今古文之争并未消融。根据皮氏的说法：“前汉重师承，后汉重家法，家法从师法分出。”而后汉的经今古文博士各首家法，使“经有数家。家有数说”，这种一经数说，各不相容的家法传承，从根本上违背经学的本义，而徒成为各家矝奇炫博，相互攻讦的手段。这也是经学发展到后汉表象虽盛，而实际上已经衰落的原因之一。
再者，从西汉时期已经出现了谶纬之学，由于其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又编造出一些迎合统治者需要的谶语等等，逐渐得到官方的认可。到东汉光武帝时，由于光武直接受益于谶纬之学，便大力提倡，一时之间，谶纬极盛。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也”，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经学的发展。一些著名的学者都援引谶纬之说以解经，这便继董仲舒之后，给经学披上了更神秘的色彩，使其更加荒诞，经学的发展背离其正途越来越远。
二、郑玄与两汉经学的发展
郑玄生当汉末，一方面，他从小便攻读经籍，十三岁诵读五经，二十一岁博极群书，打下了扎实的经学基础；另一方面，他从年轻时代便游学全国各地，师承百家，其《诫子书》云“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先后师从兖州刺史第五元、东郡张恭祖、以及当时著名的古文经大家马融。长期的游学经历以及从小对经学的钻研，使郑玄成为一代大儒，在事扶风马融的三年后，临辞之时，马季常执其手说：“吾道东矣（注：郑玄关外北海高密人，马融关内扶风人）”。郑玄虽然从马季常那没有学到多少东西，但馬季常已经敏锐的认识到郑玄的学问将在自己之上。因此，《世说新语》中才有马融在郑玄走后派人追杀他的故事。
郑君之时，正当经学走下坡路之时，他对当时的经学发展状况应该有比较清醒的了解，他对当时经学各守门户，党同伐异，不相融合，相攻若仇的现状，是深感不满的，认为他们既违背了圣人的传经的原义，又给学术界造成了混乱，使人无所适从，更无法切中时弊以救其失。因此，他“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意欲廓清经学界的混乱状况，参合古、今之学，自成一家之言。于是遍注群经，凡百万余言，蔚蔚然为一代宗师。
对于郑玄参合古今文注经的做法，有誉之者，有毁之者，誉之如范晔，其在《后汉书·郑玄传赞》谓其“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识所归”，认为郑学一改两汉经学文义琐碎，章句繁芜之病，取百家之长，无所不包，为天下为学者指明了一条简明的道路，避免了“学者罢老而不能通一意，白首而后能言”的局面。而毁之者则认为其“兼采今古文，不复分别，使两汉家法之不可考。”认为郑君之学为败坏家法之学，郑玄出而汉学衰，甚至称郑玄为“汉学之大贼”。
经今古文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对郑学的批评，都未免失之偏驳。从郑玄为经作注的义例来看，其学无论对经学的总结还是传承都大有裨益。郑氏之注，一改当时说经中的长篇大论，文辞简洁，重在疏通文义。盖先秦典籍，时代既古，词义多晦。郑注以当时的通俗语言解之，颇有利于其传承。再者，康成之注，虽然兼采经今、古文，往往是择其善者而从，并在其注中言明，如在经正文中用古文，则注中则曰“今文作某”，反之亦然。以此看来，郑氏并未泯灭经今、古文的界限，至少在文字上是如此。
从其治学态度来看，其对经文的注释也是严谨的，力求成一家之言。观郑氏之注，对当时风行的谶纬之书很少引用，这不能不说康成还是独具只眼的，就连对郑氏持批判态度的皮锡瑞也说：“郑君生于汉末，未杂玄虚之习、伪传之书，笺注流传，完全无缺，欲治汉学，舍郑莫由。”而《世说新语》载：郑氏注《左传》未成，一日于道上遇见服虔，听其说自注《左氏》之意，多于己同，于是将自己所注的《左氏》未成之稿，赠与服子慎。这一故事也从侧面反映了其注经之严谨，以立言为法，力求自成一家言。
从经学发展的趋向和郑注产生的实际效果来看，康成之注确为两汉经今、古文的集大成者。其学与后世多有传承，《后汉书》其本传云其从其学者千余人，在当时“齐鲁间宗之”。而郑注出后，许多他人的注疏则多亡佚不可考。魏晋时虽王素说经多与郑异，但其意气用事得成份较多，虽风行一时，但很快便衰落下去。到南北朝时期，说经者有“南学”与“北学”之分，“北方”之中，《易》、《诗》、《书》、《三礼》皆宗郑学，“南学”之中，受从中原南渡而引入的魏晋玄风以及佛教理论的影响，学风已转向义理一方，而不尚汇综古、今的郑学。而其中家法传承也是不尚郑学的原因之一。经过历史的淘汰，今本《十三经注疏》中，郑注独存其四。（《郑笺毛诗》、郑注《三礼》）不得不承认郑注确有其独到的地方。
元代诗人元好问有诗云：“诗家独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郑笺”即郑玄为《毛诗》作的笺注。诗虽言李商隐，对郑注的可也是推崇有加。
参考文献：
[1]（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南朝）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清）皮锡瑞.《六艺论疏证》[M].清光绪己亥年刻本
[5]（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杨勇校笺《世说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68.
【关 键 词】郑玄 两汉经学 发展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至东汉中后期，是经学发展的昌盛期，而到东汉末年，经学就进入了中衰时代。清末学者皮锡瑞认为经学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郑玄混同经今古文，使两汉家法不可复求，他说“盖以汉时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者莫知所从；郑君兼通今古文，于是经生皆从郑氏，不比更求诸家。郑学之盛在此，汉学之衰亦在”，他从今文学家的角度对郑玄提出了批评意见。
一、两汉经学的发展
两汉经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自秦一统，诸经多毁于焚书之议，复经秦末战火，所存无几，西汉初年废除挟书律之后，各种经书复出，但齐鲁诸儒讲学者希。到武帝“罢黜百家”，儒学取得独尊地位以后，经学才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儒生公孙弘“以布衣而至天子三公”，首开儒生以经术致高位之先例。从此，“天下学士靡然向风”，致力于经学的研习与传承中。此种风气一直持续到东汉，历近三百年而不衰。
武帝对儒生“劝以官禄”的策略，对经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学问之道贵以求真，非以猎取名利为指归。因此，经学与利禄相联系，实已触犯了为学之道的大忌。当时的经学研习与传承者，以求“青紫拾芥”，“车服稽古”，完全偏离了经学的正道。而当时的世俗之人也争趋之，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从表面上看，经学于此时“传业者浸盛，枝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之千余人”，但事实上，说经者多背离经学本义，“碎义逃难，便辞巧说，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经学实际上已走上了所谓的发挥经文的微言大义的道路，空洞而破碎，了无实用。
汉末刘向，歆父子校书于内廷，得古文经传书数种，其文颇异于当时世间流传的通行本的文字，以求立博士未果。自此便有经今古文之争。后王莽篡汉，刘歆党同王氏，古文经得立为博士，但王莽旋踵而败，刘秀继之而兴，尽废古文经博士。虽然古文经学在后汉初年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但在社会基层的传承者大有人在。究其原因，这未尝不是当时的学术界对前汉盛行的今文经学的一种反叛。古文经学者一反经文经讲求微言大义，以空言解经的弊病，而详章句训诂，主张对经文做一字一句之分析，以求经典之意。
随着古文经实力的壮大，到东汉中期，古文经也被立于学官，取得了和今文经平等对话的平台，但经今古文之争并未消融。根据皮氏的说法：“前汉重师承，后汉重家法，家法从师法分出。”而后汉的经今古文博士各首家法，使“经有数家。家有数说”，这种一经数说，各不相容的家法传承，从根本上违背经学的本义，而徒成为各家矝奇炫博，相互攻讦的手段。这也是经学发展到后汉表象虽盛，而实际上已经衰落的原因之一。
再者，从西汉时期已经出现了谶纬之学，由于其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又编造出一些迎合统治者需要的谶语等等，逐渐得到官方的认可。到东汉光武帝时，由于光武直接受益于谶纬之学，便大力提倡，一时之间，谶纬极盛。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也”，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经学的发展。一些著名的学者都援引谶纬之说以解经，这便继董仲舒之后，给经学披上了更神秘的色彩，使其更加荒诞，经学的发展背离其正途越来越远。
二、郑玄与两汉经学的发展
郑玄生当汉末，一方面，他从小便攻读经籍，十三岁诵读五经，二十一岁博极群书，打下了扎实的经学基础；另一方面，他从年轻时代便游学全国各地，师承百家，其《诫子书》云“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先后师从兖州刺史第五元、东郡张恭祖、以及当时著名的古文经大家马融。长期的游学经历以及从小对经学的钻研，使郑玄成为一代大儒，在事扶风马融的三年后，临辞之时，马季常执其手说：“吾道东矣（注：郑玄关外北海高密人，马融关内扶风人）”。郑玄虽然从马季常那没有学到多少东西，但馬季常已经敏锐的认识到郑玄的学问将在自己之上。因此，《世说新语》中才有马融在郑玄走后派人追杀他的故事。
郑君之时，正当经学走下坡路之时，他对当时的经学发展状况应该有比较清醒的了解，他对当时经学各守门户，党同伐异，不相融合，相攻若仇的现状，是深感不满的，认为他们既违背了圣人的传经的原义，又给学术界造成了混乱，使人无所适从，更无法切中时弊以救其失。因此，他“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意欲廓清经学界的混乱状况，参合古、今之学，自成一家之言。于是遍注群经，凡百万余言，蔚蔚然为一代宗师。
对于郑玄参合古今文注经的做法，有誉之者，有毁之者，誉之如范晔，其在《后汉书·郑玄传赞》谓其“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识所归”，认为郑学一改两汉经学文义琐碎，章句繁芜之病，取百家之长，无所不包，为天下为学者指明了一条简明的道路，避免了“学者罢老而不能通一意，白首而后能言”的局面。而毁之者则认为其“兼采今古文，不复分别，使两汉家法之不可考。”认为郑君之学为败坏家法之学，郑玄出而汉学衰，甚至称郑玄为“汉学之大贼”。
经今古文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对郑学的批评，都未免失之偏驳。从郑玄为经作注的义例来看，其学无论对经学的总结还是传承都大有裨益。郑氏之注，一改当时说经中的长篇大论，文辞简洁，重在疏通文义。盖先秦典籍，时代既古，词义多晦。郑注以当时的通俗语言解之，颇有利于其传承。再者，康成之注，虽然兼采经今、古文，往往是择其善者而从，并在其注中言明，如在经正文中用古文，则注中则曰“今文作某”，反之亦然。以此看来，郑氏并未泯灭经今、古文的界限，至少在文字上是如此。
从其治学态度来看，其对经文的注释也是严谨的，力求成一家之言。观郑氏之注，对当时风行的谶纬之书很少引用，这不能不说康成还是独具只眼的，就连对郑氏持批判态度的皮锡瑞也说：“郑君生于汉末，未杂玄虚之习、伪传之书，笺注流传，完全无缺，欲治汉学，舍郑莫由。”而《世说新语》载：郑氏注《左传》未成，一日于道上遇见服虔，听其说自注《左氏》之意，多于己同，于是将自己所注的《左氏》未成之稿，赠与服子慎。这一故事也从侧面反映了其注经之严谨，以立言为法，力求自成一家言。
从经学发展的趋向和郑注产生的实际效果来看，康成之注确为两汉经今、古文的集大成者。其学与后世多有传承，《后汉书》其本传云其从其学者千余人，在当时“齐鲁间宗之”。而郑注出后，许多他人的注疏则多亡佚不可考。魏晋时虽王素说经多与郑异，但其意气用事得成份较多，虽风行一时，但很快便衰落下去。到南北朝时期，说经者有“南学”与“北学”之分，“北方”之中，《易》、《诗》、《书》、《三礼》皆宗郑学，“南学”之中，受从中原南渡而引入的魏晋玄风以及佛教理论的影响，学风已转向义理一方，而不尚汇综古、今的郑学。而其中家法传承也是不尚郑学的原因之一。经过历史的淘汰，今本《十三经注疏》中，郑注独存其四。（《郑笺毛诗》、郑注《三礼》）不得不承认郑注确有其独到的地方。
元代诗人元好问有诗云：“诗家独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郑笺”即郑玄为《毛诗》作的笺注。诗虽言李商隐，对郑注的可也是推崇有加。
参考文献：
[1]（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南朝）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清）皮锡瑞.《六艺论疏证》[M].清光绪己亥年刻本
[5]（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杨勇校笺《世说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