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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对美国诗人朗费罗《人生礼赞》的两个不同译本进行分析比较，包括译文和译者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理想，译本与原本的出入所在，以及这一改写模式的理论依据。从而说明，翻译研究与译入语的文化及时代特征密切相关，一部翻译作品是一座桥梁，在传递异域文化的同时，也凸显译者和译入语的文化氛围和理想。
关键词：翻译研究 文化转向 亨利·朗费罗 《人生礼赞》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在全球化进程的今天，翻译已经成为不同国家不同语言间交流与传播的必要手段。翻译传递的不单单是纯粹的语言文字的形式转换，更是异质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文化的融合程度。西方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发展历程，据文字记载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但一直到1976年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明确提出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y），这一命题才真正明确翻译研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从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角度来研究翻译问题。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把目光投射到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他们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忠实与否问题的考察，而注意到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以及译者在这整个的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而使得翻译研究领域有了长足的进展。
亨利·朗费罗（1807-1882）是美国19世纪著名的诗人和作家。三十六岁时已声名鹊起，随后出版的诗集更使他在英语诗歌世界的地位仅仅次于大洋彼岸的丁尼生（Tennyson）。他的诗歌在美国广为传诵，在欧洲备受赞赏。去世后，他的雕像被放在象征作家最高荣誉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诗人角，他也是迄今为止唯一有此殊荣的美国诗人。
朗费罗的许多诗家喻户晓，因其韵律上口和旋律优美而留在读者记忆中。总的说来，朗费罗作品大受欢迎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诗行押韵，自然上口，他的诗行读来就如小鸟歌唱一样自然优雅，其二主题通俗鲜明，贯穿于诗行之中的乐观精神和对追求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唤起读者共鸣，赢得不同读者群的共同青睐。
朗费罗的作品《人生礼赞》自清末介绍至中国，150多年来陆续有不同的翻译版本出现，不同版本几乎都受到读者的青睐，从高等院校的英美文学教材到小学语文的普及读本，无一例外都选择了此诗，这在外国文学作品的输入上是非常少见的现象，由此可见其受欢迎程度绝不逊色于它在本土的地位。而同样的这一首诗，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译者，竟然出现了十种以上的不同翻译版本。由此可见，文化研究因素在诗歌翻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这也是笔者选择朗氏代表作《人生礼赞》作为文章切入点之初衷所在。
本文拟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对美国诗人亨利·朗费罗的《人生礼赞》的两个不同译本进行分析，包括译者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理想，译作与原作的出入，以及这一改写模式的理论依据等等。从而说明，翻译研究与译入语的文化及时代特征密切相关，一部翻译作品是一个桥梁，在传递异域文化的同时，也凸显译者和译入语的文化氛围和理想。
一 19世纪中期清董恂之译本
1 译者董恂的政治文化背景及文化理想
19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清政府日益衰落，中国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清政府中的洋务派也主张“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来维护清朝统治。在此大的政治背景之下，董恂作为官至户部尚书的晚清政治人物，他的翻译视角反映了其独特的文化理想和文化心理。甚或可以说，他的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其本土文明的委婉彰显。
董恂（1807-1892），江苏扬州人，道光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上，董恂作为全权大臣，奉派与比利时、英、俄、美等国签订通商条约。为维护国家利益，据理力争，不辱使命。董恂在承认西方科技力量的同时，在文化上还是希望维护和发扬中国之传统，或曰并不认为本土之文化有何不足。
2 董译与原文之出入及其理论基础
朗费罗的诗在美国广为传诵，在欧洲备受赞赏，主要是因其诗歌韵律上口和旋律优美。《人生礼赞》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不仅抒发了他对于人生的感受，还倡导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奋斗精神。
董译在形式上虽然保留了《人生礼赞》原诗一共九段每段四行的形式，但具体到每一行的韵律和节奏，已了无原诗痕迹。董译在形式上已演变成一首典型的古汉语格律诗，而且多个典故化用随处可见。比如第一节化用“十年一觉扬州梦”，“只留清气满乾坤”，第二节化用“天生我才必有用”和“此恨绵绵无绝期”，第四节隐含“鲁阳何德，驻景挥戈”的典故，第五节用典让人回想起“芳草凄凄鹦鹉洲”。董译中有好多书面都不常用的字，如“薤露鼓鼙弩骀金鳌冥鸿停骖”等等，而且典故的运用有堆砌之感，这些典故的用意与原诗的情感基调出入较大。比如诗歌第五小节用辞简明，激昂上进。在董氏的翻译里变为“扰扰红尘听鼓鼙/风吹大漠草凄凄/弩骀甘待鞭笞下/骐骥谁能辔勒羁”。这两句的原来意境与朗费罗的激昂上进，可谓大相径庭。
原文与译文如此大的差别，源于文化差异的方方面面。在文化上，董恂作为封建士大夫的缩影，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保守思想主导之下，面对外来文化，基本还是希望维护和发扬中国之传统，或曰并不认为本土之文化有何不足，从译文书于扇面并赠予朗氏之举，可以猜测董恂有以此为媒介宣传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之目的。因此字里行间充满对中国诗词典故的化用。而原文字里行间的基督教文化因素更是不会在译作中有所体现，在接受语语境内没有这样的宗教土壤，董译对其进行“改写”使其适应接受语文化的氛围。因此董译与它的时代特征密切相关。它就是一座桥梁，在传递异域文化的同时，也凸显译者和译入语的文化氛围和理想。
二 走进普及教育教材之译本
1 普及版译本之政治文化背景及文化理想
20世纪末21世纪初，朗费罗的《人生礼赞》走进中国义务教育体系内的小学语文教材。这使得它的流行性大大超越一百多年前的董译版本。这是由时代背景所决定的。20世纪末，中美交流大大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所反映，而且随着英语教学在中国的推广和普及，越来越多的英美文学作品日渐走进国人的视野，这首《人生礼赞》能够收入小学语文教材，就是该趋势的鲜明表现。其次，它能被选入修改后进入普及教材，有它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意识形态的体现。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教育所要追求的不再是保守残缺，而是开阔视野，与世界接轨，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有理想有文化的创新型人才。而该诗的主旨与此比较吻合，能够为译入语的文化氛围和理想服务，因此在翻译手段和功能上与董译有天壤之别。
2 普及版译本与原文的出入
普及版译本所要彰显的文化理想应该与原文主旨比较一致。原诗九小节，每节四行隔行押韵，每行只有七到八个音节。吟诵起来，简明轻快。在同一诗行内，作者运用头韵修饰法，使之读来更易上口。在用辞上，全诗基本上是日常词汇，从而为它的普遍流行奠定了基础。此外，标点符号中最大特色是对叹号的运用，全文运用达九次之多，在第六小节中叹号的运用更是达到极致，短短四行，行行皆用。由此不难理解为何许多读者读后大受启发，倍感鼓舞。这些特点在译作中基本都得到体现。但也有不同之处存在。
首先是韵步和韵脚的变化。原诗运用的英语语言传统的abab押韵模式，在汉语诗歌传统中却很少见，我们讲的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押韵”，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吟诵的功能和目的。如果按原押韵模式，对于小学六年级的中国学生来讲，一定是别扭和生疏的，而且难于记忆和吟诵。为了达到便于记忆便于吟诵的目的，该翻译版本在韵律上采用了归化翻译的手段，全篇都押“ang”韵，开口大，声音激昂，适合朗诵。其次，为了达到适合儿童朗诵的目的，所节选的段落在翻译时也做了很大幅度的修改。比如第一段的“be a hero in the strife”，尽管汉语以简洁著称，但在此处，译者反而把六个英语单词的原文译为长达十六字的汉语；第二段的“dead past”在译文中重复了两次，分别为“过去”和“逝去的岁月”。这一段的最后一句原文为“Heart with and God overhead”，译为“让生命之舟乘风破浪”。最后一段的“with a heart”译为“学会沉着稳重”，译文第四小节更是重新打乱原文的顺序，完全是意译出大意。这些翻译手段，可能从传统的翻译角度看来，似有不妥，看似 嗦，甚至字里行间的些许宗教色彩也完全不见踪影。但是考虑到阅读对象的特殊性，考虑到特定阅读对象的文化背景，这样的句子用辞简单，诗行长短不一，但一韵到底，很适合朗诵，也适合记忆，从功能理论的角度来讲，应该是一种成功的翻译。普及版译本想表达的目的也是用简明清楚的句子、朗朗上口的节奏唤起青少年心中的自信和勇气，能够面对挫折永不言败，面对逆境静下心来，努力勤奋耐心等待成功的到来。
《人生礼赞》这首曾经在本土传唱流行很久的诗歌，在21世纪今天的中国，因为保留了原诗的神韵和基本特征，所以也在小学生中广为流传，该课文也屡屡被授课教师精选为观摩课进行展示。所以，改编本的流行性与原文并无二致。凯瑟林娜·赖斯（Katharina Reisse）和汉斯·威密尔（Hans Vermeer）关于翻译研究的功能理论(skopos theory)认为，翻译文本主要由翻译的目的（skopos）决定，因此评价译文之标准，在于其合乎此翻译目的的适宜性（adequacy）。因此，从翻译目的功能的“适宜性”这一点来看，普及版译本应该真正达到此目标，从而使翻译研究的探讨，特别是在诗歌翻译的领域，增加了一个生动且有说服力的个案，对文化转向角度下的英诗汉译的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之功能。
结语
20世纪90年代，勒菲弗尔在其论著《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中，把翻译放到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背景中，深入探讨翻译过程中影响翻译策略的各个层面的限制。在书中，作者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分析探讨其对原作的改写，并说明这种改写会对原作进行调整，以使其符合改写者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因此从上面两个不同译本的分析可以看出，一种文化语境内，不同译本的出现和变化，无不暗示着本土文明的自我调整。不同译者的翻译视角，由其文化追求、文化理想以及观念主张所决定。对译者来讲，译笔不同，均受自身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和文化理想的制约。同时，翻译也是自身观点立场的展示，凸显的是本土文化心理，而且原作的信息都必须在目的语语境内重新塑造才能被接受。
王宁先生指出，一部作品，如果不经过翻译的中介，也许会早早地终结自己的生命。只有经历了翻译，而且不止一次的翻译，它才能始终充满生命力。也许它每一次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都有可能失去一些东西，或者经历被曲解、被误读的过程，但最终它却有可能在另一种文化语境中产生一些令原作者始料不及的新的东西。〔如果译作在整体上给目标语文化带来了新的东西，那就应该说是一个成功。朗费罗的《人生礼赞》在中国已走过了150多年的翻译传播之路，相信将来越来越多的不同版本的阐释的出现，会让它焕发出更强有力的勃勃生机。
注：本文系2011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1-ZX-285。
参考文献：
[1] 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 Margaret Drabble.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3] Nina Baym.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ume I.[M].New York: Norton Company,1998.
[4] Susan Bassnett.Translation Studies.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8.
关键词：翻译研究 文化转向 亨利·朗费罗 《人生礼赞》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在全球化进程的今天，翻译已经成为不同国家不同语言间交流与传播的必要手段。翻译传递的不单单是纯粹的语言文字的形式转换，更是异质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文化的融合程度。西方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发展历程，据文字记载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但一直到1976年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明确提出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y），这一命题才真正明确翻译研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从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角度来研究翻译问题。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把目光投射到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他们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忠实与否问题的考察，而注意到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以及译者在这整个的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而使得翻译研究领域有了长足的进展。
亨利·朗费罗（1807-1882）是美国19世纪著名的诗人和作家。三十六岁时已声名鹊起，随后出版的诗集更使他在英语诗歌世界的地位仅仅次于大洋彼岸的丁尼生（Tennyson）。他的诗歌在美国广为传诵，在欧洲备受赞赏。去世后，他的雕像被放在象征作家最高荣誉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诗人角，他也是迄今为止唯一有此殊荣的美国诗人。
朗费罗的许多诗家喻户晓，因其韵律上口和旋律优美而留在读者记忆中。总的说来，朗费罗作品大受欢迎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诗行押韵，自然上口，他的诗行读来就如小鸟歌唱一样自然优雅，其二主题通俗鲜明，贯穿于诗行之中的乐观精神和对追求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唤起读者共鸣，赢得不同读者群的共同青睐。
朗费罗的作品《人生礼赞》自清末介绍至中国，150多年来陆续有不同的翻译版本出现，不同版本几乎都受到读者的青睐，从高等院校的英美文学教材到小学语文的普及读本，无一例外都选择了此诗，这在外国文学作品的输入上是非常少见的现象，由此可见其受欢迎程度绝不逊色于它在本土的地位。而同样的这一首诗，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译者，竟然出现了十种以上的不同翻译版本。由此可见，文化研究因素在诗歌翻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这也是笔者选择朗氏代表作《人生礼赞》作为文章切入点之初衷所在。
本文拟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对美国诗人亨利·朗费罗的《人生礼赞》的两个不同译本进行分析，包括译者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理想，译作与原作的出入，以及这一改写模式的理论依据等等。从而说明，翻译研究与译入语的文化及时代特征密切相关，一部翻译作品是一个桥梁，在传递异域文化的同时，也凸显译者和译入语的文化氛围和理想。
一 19世纪中期清董恂之译本
1 译者董恂的政治文化背景及文化理想
19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清政府日益衰落，中国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清政府中的洋务派也主张“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来维护清朝统治。在此大的政治背景之下，董恂作为官至户部尚书的晚清政治人物，他的翻译视角反映了其独特的文化理想和文化心理。甚或可以说，他的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其本土文明的委婉彰显。
董恂（1807-1892），江苏扬州人，道光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上，董恂作为全权大臣，奉派与比利时、英、俄、美等国签订通商条约。为维护国家利益，据理力争，不辱使命。董恂在承认西方科技力量的同时，在文化上还是希望维护和发扬中国之传统，或曰并不认为本土之文化有何不足。
2 董译与原文之出入及其理论基础
朗费罗的诗在美国广为传诵，在欧洲备受赞赏，主要是因其诗歌韵律上口和旋律优美。《人生礼赞》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不仅抒发了他对于人生的感受，还倡导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奋斗精神。
董译在形式上虽然保留了《人生礼赞》原诗一共九段每段四行的形式，但具体到每一行的韵律和节奏，已了无原诗痕迹。董译在形式上已演变成一首典型的古汉语格律诗，而且多个典故化用随处可见。比如第一节化用“十年一觉扬州梦”，“只留清气满乾坤”，第二节化用“天生我才必有用”和“此恨绵绵无绝期”，第四节隐含“鲁阳何德，驻景挥戈”的典故，第五节用典让人回想起“芳草凄凄鹦鹉洲”。董译中有好多书面都不常用的字，如“薤露鼓鼙弩骀金鳌冥鸿停骖”等等，而且典故的运用有堆砌之感，这些典故的用意与原诗的情感基调出入较大。比如诗歌第五小节用辞简明，激昂上进。在董氏的翻译里变为“扰扰红尘听鼓鼙/风吹大漠草凄凄/弩骀甘待鞭笞下/骐骥谁能辔勒羁”。这两句的原来意境与朗费罗的激昂上进，可谓大相径庭。
原文与译文如此大的差别，源于文化差异的方方面面。在文化上，董恂作为封建士大夫的缩影，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保守思想主导之下，面对外来文化，基本还是希望维护和发扬中国之传统，或曰并不认为本土之文化有何不足，从译文书于扇面并赠予朗氏之举，可以猜测董恂有以此为媒介宣传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之目的。因此字里行间充满对中国诗词典故的化用。而原文字里行间的基督教文化因素更是不会在译作中有所体现，在接受语语境内没有这样的宗教土壤，董译对其进行“改写”使其适应接受语文化的氛围。因此董译与它的时代特征密切相关。它就是一座桥梁，在传递异域文化的同时，也凸显译者和译入语的文化氛围和理想。
二 走进普及教育教材之译本
1 普及版译本之政治文化背景及文化理想
20世纪末21世纪初，朗费罗的《人生礼赞》走进中国义务教育体系内的小学语文教材。这使得它的流行性大大超越一百多年前的董译版本。这是由时代背景所决定的。20世纪末，中美交流大大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所反映，而且随着英语教学在中国的推广和普及，越来越多的英美文学作品日渐走进国人的视野，这首《人生礼赞》能够收入小学语文教材，就是该趋势的鲜明表现。其次，它能被选入修改后进入普及教材，有它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意识形态的体现。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教育所要追求的不再是保守残缺，而是开阔视野，与世界接轨，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有理想有文化的创新型人才。而该诗的主旨与此比较吻合，能够为译入语的文化氛围和理想服务，因此在翻译手段和功能上与董译有天壤之别。
2 普及版译本与原文的出入
普及版译本所要彰显的文化理想应该与原文主旨比较一致。原诗九小节，每节四行隔行押韵，每行只有七到八个音节。吟诵起来，简明轻快。在同一诗行内，作者运用头韵修饰法，使之读来更易上口。在用辞上，全诗基本上是日常词汇，从而为它的普遍流行奠定了基础。此外，标点符号中最大特色是对叹号的运用，全文运用达九次之多，在第六小节中叹号的运用更是达到极致，短短四行，行行皆用。由此不难理解为何许多读者读后大受启发，倍感鼓舞。这些特点在译作中基本都得到体现。但也有不同之处存在。
首先是韵步和韵脚的变化。原诗运用的英语语言传统的abab押韵模式，在汉语诗歌传统中却很少见，我们讲的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押韵”，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吟诵的功能和目的。如果按原押韵模式，对于小学六年级的中国学生来讲，一定是别扭和生疏的，而且难于记忆和吟诵。为了达到便于记忆便于吟诵的目的，该翻译版本在韵律上采用了归化翻译的手段，全篇都押“ang”韵，开口大，声音激昂，适合朗诵。其次，为了达到适合儿童朗诵的目的，所节选的段落在翻译时也做了很大幅度的修改。比如第一段的“be a hero in the strife”，尽管汉语以简洁著称，但在此处，译者反而把六个英语单词的原文译为长达十六字的汉语；第二段的“dead past”在译文中重复了两次，分别为“过去”和“逝去的岁月”。这一段的最后一句原文为“Heart with and God overhead”，译为“让生命之舟乘风破浪”。最后一段的“with a heart”译为“学会沉着稳重”，译文第四小节更是重新打乱原文的顺序，完全是意译出大意。这些翻译手段，可能从传统的翻译角度看来，似有不妥，看似 嗦，甚至字里行间的些许宗教色彩也完全不见踪影。但是考虑到阅读对象的特殊性，考虑到特定阅读对象的文化背景，这样的句子用辞简单，诗行长短不一，但一韵到底，很适合朗诵，也适合记忆，从功能理论的角度来讲，应该是一种成功的翻译。普及版译本想表达的目的也是用简明清楚的句子、朗朗上口的节奏唤起青少年心中的自信和勇气，能够面对挫折永不言败，面对逆境静下心来，努力勤奋耐心等待成功的到来。
《人生礼赞》这首曾经在本土传唱流行很久的诗歌，在21世纪今天的中国，因为保留了原诗的神韵和基本特征，所以也在小学生中广为流传，该课文也屡屡被授课教师精选为观摩课进行展示。所以，改编本的流行性与原文并无二致。凯瑟林娜·赖斯（Katharina Reisse）和汉斯·威密尔（Hans Vermeer）关于翻译研究的功能理论(skopos theory)认为，翻译文本主要由翻译的目的（skopos）决定，因此评价译文之标准，在于其合乎此翻译目的的适宜性（adequacy）。因此，从翻译目的功能的“适宜性”这一点来看，普及版译本应该真正达到此目标，从而使翻译研究的探讨，特别是在诗歌翻译的领域，增加了一个生动且有说服力的个案，对文化转向角度下的英诗汉译的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之功能。
结语
20世纪90年代，勒菲弗尔在其论著《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中，把翻译放到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背景中，深入探讨翻译过程中影响翻译策略的各个层面的限制。在书中，作者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分析探讨其对原作的改写，并说明这种改写会对原作进行调整，以使其符合改写者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因此从上面两个不同译本的分析可以看出，一种文化语境内，不同译本的出现和变化，无不暗示着本土文明的自我调整。不同译者的翻译视角，由其文化追求、文化理想以及观念主张所决定。对译者来讲，译笔不同，均受自身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和文化理想的制约。同时，翻译也是自身观点立场的展示，凸显的是本土文化心理，而且原作的信息都必须在目的语语境内重新塑造才能被接受。
王宁先生指出，一部作品，如果不经过翻译的中介，也许会早早地终结自己的生命。只有经历了翻译，而且不止一次的翻译，它才能始终充满生命力。也许它每一次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都有可能失去一些东西，或者经历被曲解、被误读的过程，但最终它却有可能在另一种文化语境中产生一些令原作者始料不及的新的东西。〔如果译作在整体上给目标语文化带来了新的东西，那就应该说是一个成功。朗费罗的《人生礼赞》在中国已走过了150多年的翻译传播之路，相信将来越来越多的不同版本的阐释的出现，会让它焕发出更强有力的勃勃生机。
注：本文系2011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1-ZX-285。
参考文献：
[1] 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 Margaret Drabble.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3] Nina Baym.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ume I.[M].New York: Norton Company,1998.
[4] Susan Bassnett.Translation Studies.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