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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孙女同去逛古文化街，发现摊上有一种摆件颇引人注目，一个挂着的尖底瓶，当水冲满的时候，瓶便会自动倾覆，将水倒掉；当瓶内水少的时候，瓶又会自动立起来，如此反复翻跟斗非常有趣。孙女问其名。我告诉她那叫欹器。
欹器是我国很古老的一种巧器。原为饮水或灌溉用的汲水陶罐，系绳的两只罐耳，位于罐腹靠下的部位，空时其重心位于罐耳以上，用绳悬挂时，罐身倾斜，便于打水；到了半满时，由于重心下降到罐耳之下，罐身会自动扶正；当水灌满时，由于重心上升到罐耳以上，很易倾覆。这种汲水的陶罐由于具有“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的警世育人意义，所以略加改型，放到了案头，称为“欹器”。古代君主把它摆在座右，当作警戒，提醒自己不可自满，以免颠覆。
孔夫子是位大学问家，然而却并不认识欹器。《荀子·宥坐》说，“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杨倞注：“宥与右同。言人君可置于坐右以为戒也。《说苑》作‘右坐’。或曰：‘宥与侑同，劝也。”原来欹器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座右铭”的初始来源之一，是放在案头警示人们，劝诫人们，凡事要把握一个度，千万不要骄傲自满，头脑发热，否则就要大祸临头了。
人类可以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水。水是人类最重要的饮料，也是进行食物加工和饲养牲畜所不可缺少的。人类曾经有过一个时期没有任何盛水工具，而是以嘴直接在水面喝水或者双手捧水喝，还用过葫芦舀水。从出土文物看，史前很多地方都用过陶制的尖底瓶。瓶的形状虽然多样，但基本特点是小口、突腹、尖底，有双耳，空时重心在耳之上。使用时，一提绳子，重心前倾，口朝下，便于汲水。水半满时，重心下垂，瓶立，又进水使瓶满，这时重心又到上部，易倾斜出水，可倒出(尖底瓶用在江河泉中汲水，在井中则用陶罐汲水)。尖底瓶可以汲水，但不可以煮水，而且也放置不平稳，于是人们便将三个尖底瓶捏在一起制成了鬲。
鬲出现在新石器时期，陶制，三足，内空。商前期者无耳，后期者口沿上出现了两直耳。西周前期高领短足，常有附耳。西周后期至春秋的鬲大多为折沿、折足，弧裆，无耳，有的腹部饰以扉棱。由于陶鬲易碎，商至春秋时期出现了铜鬲。鬲的三足接触火面积大、炊煮快，很适于煮水和煮大块的肉。但以其煮粥却不行，因为三足内空，既不利于搅拌，又容易沉底产生焦糊。于是，后来空足日趋缩小，甚至取消了空足，变成了陶釜(圆底)与陶罐(平底)。在陶釜或陶罐下安上三个足，就成了鼎。
陶鬲可以煮水、煮肉。陶罐、陶釜、陶鼎可以煮水、煮大米、小米。也可以掺菜煮粥。古书说黄帝“煮谷为粥，炊谷为饭”，用鬲煮的稀粥不解饱，给它加上箅子、盖子，就成了蒸饭的甑。后来又完善成氟用于蒸饭。就是这种在中国祖祖辈辈相袭，不论大人小孩都会的用水汽蒸饭的方法，直到近代，西方人才将之用于生活炊煮。对于此项发明，我们不以为然，倒是一位老外、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常常为我们打抱不平。他说：“西方的许多科学发明，只是为中国人的发现做了注释。”他以此来“使人们想起过去不幸被人忽视和不被承认的许多东西”。
“酉”也是一种尖底瓶。只不过是盛酒的尖底瓶而已。汉字中由“酉”组成的字大都和酒有关。比如“酋”字。酋的本义为酒熟，引申为掌酒的长官。《礼记·月令》：“乃命大酋。”郑玄注：“酒熟日酋。大酋者，酒官之长也。”《墨子·天志下》：“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孙诒让间诂：“酒官为之酋者，以其掌酒也，然则女奴之掌酒者，亦得谓之酋矣。”
我国古代的甲古文和金文中都有“酉”字，它是一个成酒镡形的象形宇，边上还有三个点(会意)。用以表示罅里有酒流于镡外，或者是表示酒香透罅外之意。到了篆文加了水的部首更接近原意(形声)。再后来，“酉”和“酒”就“分道扬镳”了。“酒”专作用粮食或葡萄等水果发酵制成的含乙醇的饮料；而“酉”的本义已失。和“酒”差了十万八千里，成了地支的第十位和十二时辰之一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酉”在古代是一种把酒流觞的酒器。因为“酉”是尖底的，主人倒上了酒客人就不能放下，只能拿在手上一口口地饮，起到了主人热情劝酒的作用。“酉”在此时的作用就和“欹”有些沾边了。
“欹”和“箸”也有关系。大家都知道，“箸”就是我们中国大人小孩都会使用的筷子。《说文解字》解释：“箸。饭欹也。从竹，者声。”在这极简略的解说中，除了透露箸在质料和语音上跟“竹”与“者”相关外，只用了两个字饵释筷子，就是“饭欹”(欹是异体字，其本字右边是“支”)。古礼规定吃黍饭不用箸，箸仅用于夹“菜”，再去掉那个“饭”字，则箸的本质意义只在于“欹”字了。对于“欹”和“箸”的关系，食文化学者高成鸢先生曾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段玉裁在注《说文解字》时解释的“欹”意为倾斜，因为箸“必须侧用之”——筷子斜着用就得叫“斜”。这未免有些牵强。重要的还是“欹器”寓意箸内的含意。
前面说过，“欹器”是谜一样古怪的东西，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象征，而且引起了现代人的极大兴趣。因为它被认为是航空、航天高科技中的要害仪器——陀螺仪的萌芽。根据欹器的原理，汉代发明了多层的“被中香炉”。《西京杂记》说，巧工丁缓创制了此器，“为机环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为名”。这是利用其三维的灵活滚动，使核心盛有燃烧物的容器自动保持向上，使燃烧物不倾出。西汉司马相如的《美人赋》也提到这类用具。宋人章樵注释说，“金匝是香球，衽席间可旋转者”。还是那位老外李约瑟指出，正是中国古代的这种巧妙装置，启发了航空陀螺仪(书中称作caraansuspension，有人译为“罗盘的平衡环”)的发明。在上个世纪70年代，西安曾经出土过这种香炉，直径只有五厘米。就是具有与此同类功能的“万向支架”的装置，欧洲直到16世纪方才出现。《辞海》说欹器是“古代的巧器”，儒家礼法禁止“奇技淫巧”，唯独欹器反而成为儒家观念的座右铭。这表面看起来是一种相悖，然而儒家却把欹赋予高级智慧的哲理内涵。如此看来，把“箸”解释为“饭欹”，可能是含有提示“食勿求饱”的伦理寓意，正好吻合了“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的本义。
筷子是中国百姓日用不离的东西，这在西方人的眼中简直古怪到难解的程度。不但是外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也有人把用筷子吃饭说成是“中国人的羞耻”，甚至埋怨我们的祖先为什么不选择刀叉用餐，而偏偏选择了原始、简单而又“丢人现眼”的筷子。
一些人对于母文化的无知程度真是令人感到痛心。岂知洋人 使用餐叉本是很晚的事。1611年托马斯·科里亚特才从意大利把餐叉带到英国，而且起先使用者被认为是装腔作势，遭到普遍的嘲笑。还有位教士说，用叉子取饭，那上帝给我们手指头做什么用呢?保守的英国女王直到18世纪才学会拿叉子就餐。而考古发掘证实，中国自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便开始使用餐勺(匕)；四千多年前开始使用餐叉；三千多年前开始使用筷子。可见，中国人用餐具代替手指，要比西方自诩的“文明”人早几千年。
夹取食物放进口中，这是一切民族进食时的共同需要，那么为什么筷子唯独出现在古代中国。而没有出现在其他民族的历史上呢?回答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们只能从中华民族的“文化独特性”与“饮食独特性”的角度去理解，简明归结的一句话是，筷子是中国“粒食文化”特有的产物。
中餐的由来，可以用“饥饿”和“粒食”两个词来概括，其形成机制是独特的。文化史权威汤因比说，民族生存的逆境最能激发文明的创造力。我们的祖先何尝不想吃肉?但是缺少森林和大兽，饿蓝了眼，才被迫离开人类共同的“阳关道”，走上了“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的粟食之路。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惟一没有被游牧者冲散的文化，凭什么?是因为我们这个最早务农的部落碰上了特殊环境，被围在几个游牧民族之间。要保护收成不被掠夺，就得靠人多势众。以柔克刚。人多又不挪地，必然造成生态破坏——连年灾害——大量夭亡——更多繁生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所以。在古代中国，“饥荒乃天下之常”。只好以小粟粒养活这个庞大的民族。肉是缺物，老百姓吃不起肉，只能熬羹，羹中只有少量的肉块，那当然是要择出来供老人享用，这就决定了进餐时选取小块食物的用具之需要。《礼记·曲礼》说：“羹之有菜者用(木夹)，其无菜者不用(木夹)。”汉代学者断言“(木夹)”就是箸。所以箸又叫“(木夹)提”，它的功用是从食物中一块块地提取选定的目标。这便是产生箸这种特殊工具的特殊原因。
箸虽然是两根简单的小棍，但它却是中国食文化对世界的四大贡献之一(其余为大豆、茶、瓷器)。中国筷子的发明，改变了世界上16亿人口的就餐方式。此外，小小的筷子还蕴含着深邃的哲理。中国哲学智慧的精义在于对立统一思想，阴阳之道被视为“天机”的泄露。筷子的本质也是在演示两根竹棍之间的对立与统一。有人说，学会用筷子可以提高人的思维能力，东西方文化的关系也许就像两根筷子，或者说，像一双筷子，也就是箸。
欹器是我国很古老的一种巧器。原为饮水或灌溉用的汲水陶罐，系绳的两只罐耳，位于罐腹靠下的部位，空时其重心位于罐耳以上，用绳悬挂时，罐身倾斜，便于打水；到了半满时，由于重心下降到罐耳之下，罐身会自动扶正；当水灌满时，由于重心上升到罐耳以上，很易倾覆。这种汲水的陶罐由于具有“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的警世育人意义，所以略加改型，放到了案头，称为“欹器”。古代君主把它摆在座右，当作警戒，提醒自己不可自满，以免颠覆。
孔夫子是位大学问家，然而却并不认识欹器。《荀子·宥坐》说，“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杨倞注：“宥与右同。言人君可置于坐右以为戒也。《说苑》作‘右坐’。或曰：‘宥与侑同，劝也。”原来欹器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座右铭”的初始来源之一，是放在案头警示人们，劝诫人们，凡事要把握一个度，千万不要骄傲自满，头脑发热，否则就要大祸临头了。
人类可以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水。水是人类最重要的饮料，也是进行食物加工和饲养牲畜所不可缺少的。人类曾经有过一个时期没有任何盛水工具，而是以嘴直接在水面喝水或者双手捧水喝，还用过葫芦舀水。从出土文物看，史前很多地方都用过陶制的尖底瓶。瓶的形状虽然多样，但基本特点是小口、突腹、尖底，有双耳，空时重心在耳之上。使用时，一提绳子，重心前倾，口朝下，便于汲水。水半满时，重心下垂，瓶立，又进水使瓶满，这时重心又到上部，易倾斜出水，可倒出(尖底瓶用在江河泉中汲水，在井中则用陶罐汲水)。尖底瓶可以汲水，但不可以煮水，而且也放置不平稳，于是人们便将三个尖底瓶捏在一起制成了鬲。
鬲出现在新石器时期，陶制，三足，内空。商前期者无耳，后期者口沿上出现了两直耳。西周前期高领短足，常有附耳。西周后期至春秋的鬲大多为折沿、折足，弧裆，无耳，有的腹部饰以扉棱。由于陶鬲易碎，商至春秋时期出现了铜鬲。鬲的三足接触火面积大、炊煮快，很适于煮水和煮大块的肉。但以其煮粥却不行，因为三足内空，既不利于搅拌，又容易沉底产生焦糊。于是，后来空足日趋缩小，甚至取消了空足，变成了陶釜(圆底)与陶罐(平底)。在陶釜或陶罐下安上三个足，就成了鼎。
陶鬲可以煮水、煮肉。陶罐、陶釜、陶鼎可以煮水、煮大米、小米。也可以掺菜煮粥。古书说黄帝“煮谷为粥，炊谷为饭”，用鬲煮的稀粥不解饱，给它加上箅子、盖子，就成了蒸饭的甑。后来又完善成氟用于蒸饭。就是这种在中国祖祖辈辈相袭，不论大人小孩都会的用水汽蒸饭的方法，直到近代，西方人才将之用于生活炊煮。对于此项发明，我们不以为然，倒是一位老外、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常常为我们打抱不平。他说：“西方的许多科学发明，只是为中国人的发现做了注释。”他以此来“使人们想起过去不幸被人忽视和不被承认的许多东西”。
“酉”也是一种尖底瓶。只不过是盛酒的尖底瓶而已。汉字中由“酉”组成的字大都和酒有关。比如“酋”字。酋的本义为酒熟，引申为掌酒的长官。《礼记·月令》：“乃命大酋。”郑玄注：“酒熟日酋。大酋者，酒官之长也。”《墨子·天志下》：“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孙诒让间诂：“酒官为之酋者，以其掌酒也，然则女奴之掌酒者，亦得谓之酋矣。”
我国古代的甲古文和金文中都有“酉”字，它是一个成酒镡形的象形宇，边上还有三个点(会意)。用以表示罅里有酒流于镡外，或者是表示酒香透罅外之意。到了篆文加了水的部首更接近原意(形声)。再后来，“酉”和“酒”就“分道扬镳”了。“酒”专作用粮食或葡萄等水果发酵制成的含乙醇的饮料；而“酉”的本义已失。和“酒”差了十万八千里，成了地支的第十位和十二时辰之一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酉”在古代是一种把酒流觞的酒器。因为“酉”是尖底的，主人倒上了酒客人就不能放下，只能拿在手上一口口地饮，起到了主人热情劝酒的作用。“酉”在此时的作用就和“欹”有些沾边了。
“欹”和“箸”也有关系。大家都知道，“箸”就是我们中国大人小孩都会使用的筷子。《说文解字》解释：“箸。饭欹也。从竹，者声。”在这极简略的解说中，除了透露箸在质料和语音上跟“竹”与“者”相关外，只用了两个字饵释筷子，就是“饭欹”(欹是异体字，其本字右边是“支”)。古礼规定吃黍饭不用箸，箸仅用于夹“菜”，再去掉那个“饭”字，则箸的本质意义只在于“欹”字了。对于“欹”和“箸”的关系，食文化学者高成鸢先生曾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段玉裁在注《说文解字》时解释的“欹”意为倾斜，因为箸“必须侧用之”——筷子斜着用就得叫“斜”。这未免有些牵强。重要的还是“欹器”寓意箸内的含意。
前面说过，“欹器”是谜一样古怪的东西，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象征，而且引起了现代人的极大兴趣。因为它被认为是航空、航天高科技中的要害仪器——陀螺仪的萌芽。根据欹器的原理，汉代发明了多层的“被中香炉”。《西京杂记》说，巧工丁缓创制了此器，“为机环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为名”。这是利用其三维的灵活滚动，使核心盛有燃烧物的容器自动保持向上，使燃烧物不倾出。西汉司马相如的《美人赋》也提到这类用具。宋人章樵注释说，“金匝是香球，衽席间可旋转者”。还是那位老外李约瑟指出，正是中国古代的这种巧妙装置，启发了航空陀螺仪(书中称作caraansuspension，有人译为“罗盘的平衡环”)的发明。在上个世纪70年代，西安曾经出土过这种香炉，直径只有五厘米。就是具有与此同类功能的“万向支架”的装置，欧洲直到16世纪方才出现。《辞海》说欹器是“古代的巧器”，儒家礼法禁止“奇技淫巧”，唯独欹器反而成为儒家观念的座右铭。这表面看起来是一种相悖，然而儒家却把欹赋予高级智慧的哲理内涵。如此看来，把“箸”解释为“饭欹”，可能是含有提示“食勿求饱”的伦理寓意，正好吻合了“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的本义。
筷子是中国百姓日用不离的东西，这在西方人的眼中简直古怪到难解的程度。不但是外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也有人把用筷子吃饭说成是“中国人的羞耻”，甚至埋怨我们的祖先为什么不选择刀叉用餐，而偏偏选择了原始、简单而又“丢人现眼”的筷子。
一些人对于母文化的无知程度真是令人感到痛心。岂知洋人 使用餐叉本是很晚的事。1611年托马斯·科里亚特才从意大利把餐叉带到英国，而且起先使用者被认为是装腔作势，遭到普遍的嘲笑。还有位教士说，用叉子取饭，那上帝给我们手指头做什么用呢?保守的英国女王直到18世纪才学会拿叉子就餐。而考古发掘证实，中国自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便开始使用餐勺(匕)；四千多年前开始使用餐叉；三千多年前开始使用筷子。可见，中国人用餐具代替手指，要比西方自诩的“文明”人早几千年。
夹取食物放进口中，这是一切民族进食时的共同需要，那么为什么筷子唯独出现在古代中国。而没有出现在其他民族的历史上呢?回答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们只能从中华民族的“文化独特性”与“饮食独特性”的角度去理解，简明归结的一句话是，筷子是中国“粒食文化”特有的产物。
中餐的由来，可以用“饥饿”和“粒食”两个词来概括，其形成机制是独特的。文化史权威汤因比说，民族生存的逆境最能激发文明的创造力。我们的祖先何尝不想吃肉?但是缺少森林和大兽，饿蓝了眼，才被迫离开人类共同的“阳关道”，走上了“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的粟食之路。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惟一没有被游牧者冲散的文化，凭什么?是因为我们这个最早务农的部落碰上了特殊环境，被围在几个游牧民族之间。要保护收成不被掠夺，就得靠人多势众。以柔克刚。人多又不挪地，必然造成生态破坏——连年灾害——大量夭亡——更多繁生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所以。在古代中国，“饥荒乃天下之常”。只好以小粟粒养活这个庞大的民族。肉是缺物，老百姓吃不起肉，只能熬羹，羹中只有少量的肉块，那当然是要择出来供老人享用，这就决定了进餐时选取小块食物的用具之需要。《礼记·曲礼》说：“羹之有菜者用(木夹)，其无菜者不用(木夹)。”汉代学者断言“(木夹)”就是箸。所以箸又叫“(木夹)提”，它的功用是从食物中一块块地提取选定的目标。这便是产生箸这种特殊工具的特殊原因。
箸虽然是两根简单的小棍，但它却是中国食文化对世界的四大贡献之一(其余为大豆、茶、瓷器)。中国筷子的发明，改变了世界上16亿人口的就餐方式。此外，小小的筷子还蕴含着深邃的哲理。中国哲学智慧的精义在于对立统一思想，阴阳之道被视为“天机”的泄露。筷子的本质也是在演示两根竹棍之间的对立与统一。有人说，学会用筷子可以提高人的思维能力，东西方文化的关系也许就像两根筷子，或者说，像一双筷子，也就是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