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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诺今年42岁，同他聊天，会让人生出一种心安，他斯文随和的气质，让人觉得可以在他面前说任何想说的事情——这可能跟他做了20多年的志愿服务有关
“做志愿服务会上瘾。”张大诺淡淡地说，别往高深到极致处想，你只要去做，就会全明白我。
在20多年的志愿服务生涯里，张大诺救过有自杀倾向的学生、资助过失学儿童。而让他投入时间最长的，是对老人的临终关怀。从2002到现在，张大诺对十余位绝症病人进行最长为半年的临终心理关怀，陪伴过30位80岁以上的高危老人。今年四月，他把自己和几位高危老人相处的点滴用笔化作一本厚厚的关怀笔记：《她们知道我来过》。
老人们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沉浸在自己虚构的世界里不能自拔，有的多疑猜忌，也有的仅仅因老去而双眼模糊，双耳不闻。张大诺给她们取了很多生动好记的名字来记叙她们，比如总以为自己还在卖苹果的“苹果奶奶”、警觉凌厉的“警惕奶奶”怕别人知道她视力听力不好的“眼镜奶奶”以及打电话从不拨号的“电话奶奶”。
让他在志愿服务路上一发不可收拾的是18岁那年的“轰动”和“酷”。
帮助别人很酷
张大诺18岁的时候做过一件很“轰动”的事情。
1989年，当他还是老家黑龙江一所中学的高三学生时，有次得知高二一位素不相识的学妹身患尿毒症，学校正在发动学生给她捐款，张大诺开始“好事”起来。他对同学们说，咱应该发动全市捐款，这样手术费才够。后来他就真的跟几位同学组成劝募小组，为学妹的事情全市奔波。他们去外校敲开校长的门，到报社去发消息，甚至闯入市长办公室。“当时一进门就跟人家要钱，现在想来简直初生牛犊不怕虎”，后来这事还真让他做成了，全市总共捐了20多万元，给那个女孩换了肾。市长大人亲自去张大诺的学校，表扬了他和那几位同学的善举。
张大诺告诉记者，那时候做这件事情，有一种“少年英雄主义”的成分在里面，“觉得帮助了别人的感觉很酷”，酷到他考上黑龙江大学中文系，还登了学校的校报。
这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几乎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从那以后，张大诺就对这类事情上了心。大学期间，他在学校担任校报记者，哪个同学病了，哪个同学交学费困难，他都知道。他自己做海报，贴告示栏，忙得不亦乐乎。张大诺说，他做志愿服务从一开始就和别人不一样，“别人做志愿是等这件事情找你，而我那时候，就自己去找”。
1993年，大学毕业，张大诺去了黑龙江省广播电视报工作。有段时间，张大诺报的选题都让领导很无奈，除了“谁得病了需要捐助”，就是“送关心送温暖”。后来领导索性让他负责一个没法参评新闻奖项的“学生版”，任他做他那些公益志愿活动。张大诺倒不觉得怎么差，他对新闻的理念和别人不一样，他关注这个新闻出来后，实际能够帮助多少人，有没有什么效果，而不是泛泛而谈，浅尝辄止。他把“学生版”做得有声有色，发动学校同学给盲人录有声读物，帮助一些有轻生念头的孩子走出来，关怀城市特困老人等。慢慢的，张大诺关注的志愿服务领域越来越宽。
2002年，黑龙江肿瘤医院招聘临终关怀志愿者。张大诺就跑去应聘，他当时对“临终关怀”无半点了解，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志愿服务领域。他的工作就是跟随医院去已经被“宣判死刑”的患者家里发止痛药，进行心理抚慰。起初做心理关怀，受打击很大。“现在想来是很正常的现象，人家家里有病人了，还要跟你一个外人聊天，很奇怪的”。患者家庭的抵触心理让张大诺意识到，推行“临终关怀”理念的过程之艰难。但是还是有一件事情让张大诺坚定了做“临终关怀”的决心。
那是一个得了癌症的小女孩，她的后背长了一个很大的瘤子，每天只能趴在床上看VCD里的动画片。张大诺走进她家里之前，去附近的商店给女孩买了最贵最好看的水晶美人鱼。这件晶莹剔透的礼物拉近了他和女孩一家人的距离。
后来，张大诺和女孩相处，女孩告诉他，希望他能帮她劝告她的父母，叫他们不要因为她的病情总是打架。张大诺把女孩的意愿讲给她的父母听，父母道出了不为人知的原委，两个人是在“有了一笔钱”，是“做手术坚持治下去”还是“带她出去享受最后的时光”之间产生分歧。
以前，女孩一家三人在一起时气氛十分压抑，但是有了张大诺在，他贯穿其中，起到疏通作用，那三个人明显开朗了许多。后来小女孩去世了，张大诺去看她最后一面。他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阳光充足的午后，他坐四十分钟的公交车到女孩家，意识有些恍惚，“总觉得她还没走”，还有要给她买小乌龟的心愿没帮她实现，他有些想哭，觉得和女孩相处的半年来，还有好些事情没有为她做好。“我当时就意识到了，做‘临终关怀’和一般的志愿服务太不一样了，一般志愿服务更多只是觉得在做一件好事，但是做‘临终关怀’，你会觉得做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张大诺告诉记者。
他和她们的故事
2003年，因为想追求更好的新闻环境，张大诺从东北来到了北京。然而一场SARS风波，让他陷入求职无门，捉襟见肘的地步。他还记得那段时期的生活氛围，有次他去电视台应聘，回来的路上他走进地铁，正是上午11点的时候，站台上一个人也没有，终于来了辆车，车厢里就三四个人，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很冰冷的感觉，也很瘆人”。
这一整年的时间，对张大诺来说，是人生当中的沉淀期。因为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他考虑继续做他的公益事业。后来，他拿着自己的简历走进了北京松堂临终关怀医院的大门，得到了一个“无薪志愿者”的职位。
靠着自己以前的积蓄，张大诺沉下心来做起了“临终关怀”的工作，他发现这里跟他以前做的“临终关怀”有一些区别，这家医院里的老人，都是些高危老人，大部分伴有脑萎缩，张大诺觉得：“她们是世上最无助的一群人，最重要的是，她们没有未来，她们似乎就是在等待死亡，但也正因如此，她们又是极其珍贵。”
张大诺的志愿服务经常遇到新的挑战。许多脑萎缩老人都会对外界心怀恐惧，张大诺就像是她们免费的心理医生，只是这个心理医生更多时候是要和她们“斗智斗勇”，而这个过程全是乐趣。 九十岁的“眼镜奶奶”头脑清楚，却一直因为自己视力和听力的退化而痛苦，“我又聋又瞎，谁会搭理我呀！”为了消除她这个想法，张大诺经常会给她讲另一个性格开朗的奶奶的故事。还跟她说“像她这样的人有很多”。在她连续拒绝出屋十余天后，张大诺想办法把她推到那位性格开朗的老人旁边，“有时另一个老人的一句话比我们的一百句都有用”。
他找到关怀高龄老人的各种技巧与方法。比如如何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一位95岁的脑萎缩奶奶只不断地讲三句话，我今年18岁了。你头发真黑，你牙真白。你多大了？张大诺和这位老人像是两台复读机一样对话，花了半小时才“逗”出老人的第四句话：中午我给你做饭吃。
高危老人生活内容很简单：吃饭、睡觉、晒太阳、看热闹，偶尔与人有交流，再就是与同屋病友建立友谊或产生争执。
而这又是一个拥有“虚幻”意识的庞大群体。她们的一切都是谜。经常会有分不清年代的记忆浮上他们的脑海，“那一刻就像潮汐上岸，卷上来一些东西，而下一次的潮汐，又不知何时会来”。张大诺进入她们的谜境，总有一种“置身云雾当中”的感觉。
一位总是记得自己老家的院子以及卖苹果的“苹果奶奶”，面对现实的医院环境，她就做了独特的“现实组装”，她经常跟张大诺聊天说：“我现在在这住着，这里是个街道大院，有一些得病的街坊，但我过了这个冬天就要回到山东去，回到我的院子里，我还卖些果子，然后中午饿的时候去不远处买烧饼吃，卖烧饼的是个老头，他有一个胖儿子……”
大厅里，一个爷爷和一个奶奶，两个人坐在一起，聊得非常高兴，聊着聊着，双手还握在一起。医生告诉张大诺，他们都是脑萎缩患者，现在都把对方当做自己的老伴。然而有意思的是，他们在分开后又彼此清醒，并没有要求和“老伴”住在一起，也没有有意去找“老伴”，只是在大厅里遇见，才将手握在一起，仿佛“老伴”只在大厅里。
有次张大诺给一个会说俄语的奶奶读报纸，其中一条新闻是北京警方严厉打击地下钱庄。他问奶奶：“您知道地下钱庄是做什么的吗？”“就是……就是在地下挖个洞，把钱放进去。”说完这句，她一歪头，用眼一斜他：“这个都不知道吗？”
医院走廊里，一个九十岁的奶奶问路过的八十多岁的老爷爷：“我妈在你那吗？”爷爷转头，对她平静地说：“没在。”
张大诺认为，想不起昨天发生的事情，记不起昨天见过的人，或许也是老天给老人们的特殊眷顾，“记忆的丧失让他们对这个世界始终保持着新鲜感”。
很多人不会跟老人们聊天，张大诺倒觉得不必较真，“想说，却无内容”，也是一种很好的相处状态。老人们在行动受限、视力下降、听力不足、几乎无法从外界接收新鲜内容的情况下，其实是很容易对一个人产生好感。“你只要握握她们的手，摸摸她们的头发，说上几句话，她们就会对你有亲切感，就会有点喜欢你了。”
“我从不担心与他们交流的话题，同样的话题我可以和他们说上50遍，500遍，我唯一担心的是我内心中对这种重复的疲倦。”但一般情况下，两三天后，张大诺的疲倦期就会过去，“细想一下，这个过程，我的内心也被改造了，产生了一些新的心理机制，我惊讶于我在两三天之后就对那些旧话题又有了新鲜感，我成为一个对‘说话疲劳’具有免疫力的人，这种免疫力如何产生，我有点说不清，好像一切就那么自然而然发生了。”
生命的精华
2004年年底，张大诺到国际先驱导报做编辑。从这年开始，他的生活被公益事业填得满满当当。他白天去上班，上完班就跑去医院陪老人聊天，晚上回家做指导残疾人写作的工作。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2008年年底。那时候张大诺已经36岁，渐渐感觉有些体力不支。
在一家杂志社做主编的妻子看在眼里，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世界不少你一个编辑，却一定需要你这样一个人去全心全意做公益，你辞职吧！我来养家。”
妻子的魄力之举让张大诺自己也大吃一惊。但是妻子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我始终相信世界上有一种人，不为世俗而生，而是为了一种更清晰的使命存在。我先生就是这种异类。和他在一起15年，我发现在公益的很多领域，他所拥有的早已不单单是热情，更有一种他人无法复制的天分。
张大诺的这种天分让他在付出的同时也收获到了老人们对自己的依赖和牵挂。很多情感的反馈是张大诺意想不到的。
会说俄语的奶奶是张大诺在医院认识的第一个奶奶。他遇见她的时候，她已经90岁，脑萎缩。“俄语”奶奶说话有一种威严，每问她一个问题，她会以一种教导主任般的样子来回答。这给张大诺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且通过与“俄语奶奶”之间的交流，张大诺第一次意识到“献爱心已经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也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是需要足够的智慧，没有智慧，爱心也献不出去”。两人相熟后，张大诺经常去医院看她。
有一次，因为忙其他的事情，张大诺少去了几天，当他再去看望“俄语奶奶”的时候，是一个下午。他走进“俄语奶奶”的病房，守在她身旁，等她午睡醒来睁开眼睛，看到张大诺时，奶奶明显一愣，随即做出了一个让张大诺意外的举动——她突然伸出手，用力打了他一巴掌，嘴里还说着，你怎么才来啊！
说着说着，“俄语奶奶”竟然哭了。
她哭着说：“我想你了，你怎么才来？”
她指着窗外能够看见的过街天桥：“我就瞅着那里，天下雨了你不会来，天不下雨你就来，一不下雨我就瞅那，但没有你。”
说这话时，九十岁的奶奶泪如雨下，张大诺自己也哭了……
他第一次知道，被这样的老人惦念是一种什么滋味。
“如果你把关怀他人当做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会增加做这份服务的乐趣，把助人为乐与‘生活享受’合二为一，那种感觉妙不可言，这是所有获得幸福的方式中成本最低的。”张大诺真的很享受这种生活，他十分沉醉在老人细小的幸福里，有时候推着一个老人在院子里散步，二人聊着有一句没一句的天，张大诺听不懂老人说的部分，就用手拍拍她的肩膀示意，如果老人对他的提问，他没有回答，老人就自己点点头笑一笑。
当然，张大诺告诉记者，也有过想做“逃兵”的时候，但只有那么一次。有两位关系不佳的老人为张大诺的体贴争风吃醋。“那时觉得很难做，无法展开工作，但是还是在寻找解决的办法，尽量避开她们在一起的机会，不断在两者之间说些好话。”
张大诺接下来的工作，是想将关怀癌症病人和绝症儿童这两个领域写成书，希望能够最终形成一部中国临终关怀的系列。“应该换个角度来看这些高危老人了，她们是神圣的。这不仅仅是对她们的尊重，而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敬意，越到后期，一点一滴就越是生命的精华，尽管它看起来并不完美……”
“做志愿服务会上瘾。”张大诺淡淡地说，别往高深到极致处想，你只要去做，就会全明白我。
在20多年的志愿服务生涯里，张大诺救过有自杀倾向的学生、资助过失学儿童。而让他投入时间最长的，是对老人的临终关怀。从2002到现在，张大诺对十余位绝症病人进行最长为半年的临终心理关怀，陪伴过30位80岁以上的高危老人。今年四月，他把自己和几位高危老人相处的点滴用笔化作一本厚厚的关怀笔记：《她们知道我来过》。
老人们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沉浸在自己虚构的世界里不能自拔，有的多疑猜忌，也有的仅仅因老去而双眼模糊，双耳不闻。张大诺给她们取了很多生动好记的名字来记叙她们，比如总以为自己还在卖苹果的“苹果奶奶”、警觉凌厉的“警惕奶奶”怕别人知道她视力听力不好的“眼镜奶奶”以及打电话从不拨号的“电话奶奶”。
让他在志愿服务路上一发不可收拾的是18岁那年的“轰动”和“酷”。
帮助别人很酷
张大诺18岁的时候做过一件很“轰动”的事情。
1989年，当他还是老家黑龙江一所中学的高三学生时，有次得知高二一位素不相识的学妹身患尿毒症，学校正在发动学生给她捐款，张大诺开始“好事”起来。他对同学们说，咱应该发动全市捐款，这样手术费才够。后来他就真的跟几位同学组成劝募小组，为学妹的事情全市奔波。他们去外校敲开校长的门，到报社去发消息，甚至闯入市长办公室。“当时一进门就跟人家要钱，现在想来简直初生牛犊不怕虎”，后来这事还真让他做成了，全市总共捐了20多万元，给那个女孩换了肾。市长大人亲自去张大诺的学校，表扬了他和那几位同学的善举。
张大诺告诉记者，那时候做这件事情，有一种“少年英雄主义”的成分在里面，“觉得帮助了别人的感觉很酷”，酷到他考上黑龙江大学中文系，还登了学校的校报。
这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几乎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从那以后，张大诺就对这类事情上了心。大学期间，他在学校担任校报记者，哪个同学病了，哪个同学交学费困难，他都知道。他自己做海报，贴告示栏，忙得不亦乐乎。张大诺说，他做志愿服务从一开始就和别人不一样，“别人做志愿是等这件事情找你，而我那时候，就自己去找”。
1993年，大学毕业，张大诺去了黑龙江省广播电视报工作。有段时间，张大诺报的选题都让领导很无奈，除了“谁得病了需要捐助”，就是“送关心送温暖”。后来领导索性让他负责一个没法参评新闻奖项的“学生版”，任他做他那些公益志愿活动。张大诺倒不觉得怎么差，他对新闻的理念和别人不一样，他关注这个新闻出来后，实际能够帮助多少人，有没有什么效果，而不是泛泛而谈，浅尝辄止。他把“学生版”做得有声有色，发动学校同学给盲人录有声读物，帮助一些有轻生念头的孩子走出来，关怀城市特困老人等。慢慢的，张大诺关注的志愿服务领域越来越宽。
2002年，黑龙江肿瘤医院招聘临终关怀志愿者。张大诺就跑去应聘，他当时对“临终关怀”无半点了解，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志愿服务领域。他的工作就是跟随医院去已经被“宣判死刑”的患者家里发止痛药，进行心理抚慰。起初做心理关怀，受打击很大。“现在想来是很正常的现象，人家家里有病人了，还要跟你一个外人聊天，很奇怪的”。患者家庭的抵触心理让张大诺意识到，推行“临终关怀”理念的过程之艰难。但是还是有一件事情让张大诺坚定了做“临终关怀”的决心。
那是一个得了癌症的小女孩，她的后背长了一个很大的瘤子，每天只能趴在床上看VCD里的动画片。张大诺走进她家里之前，去附近的商店给女孩买了最贵最好看的水晶美人鱼。这件晶莹剔透的礼物拉近了他和女孩一家人的距离。
后来，张大诺和女孩相处，女孩告诉他，希望他能帮她劝告她的父母，叫他们不要因为她的病情总是打架。张大诺把女孩的意愿讲给她的父母听，父母道出了不为人知的原委，两个人是在“有了一笔钱”，是“做手术坚持治下去”还是“带她出去享受最后的时光”之间产生分歧。
以前，女孩一家三人在一起时气氛十分压抑，但是有了张大诺在，他贯穿其中，起到疏通作用，那三个人明显开朗了许多。后来小女孩去世了，张大诺去看她最后一面。他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阳光充足的午后，他坐四十分钟的公交车到女孩家，意识有些恍惚，“总觉得她还没走”，还有要给她买小乌龟的心愿没帮她实现，他有些想哭，觉得和女孩相处的半年来，还有好些事情没有为她做好。“我当时就意识到了，做‘临终关怀’和一般的志愿服务太不一样了，一般志愿服务更多只是觉得在做一件好事，但是做‘临终关怀’，你会觉得做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张大诺告诉记者。
他和她们的故事
2003年，因为想追求更好的新闻环境，张大诺从东北来到了北京。然而一场SARS风波，让他陷入求职无门，捉襟见肘的地步。他还记得那段时期的生活氛围，有次他去电视台应聘，回来的路上他走进地铁，正是上午11点的时候，站台上一个人也没有，终于来了辆车，车厢里就三四个人，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很冰冷的感觉，也很瘆人”。
这一整年的时间，对张大诺来说，是人生当中的沉淀期。因为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他考虑继续做他的公益事业。后来，他拿着自己的简历走进了北京松堂临终关怀医院的大门，得到了一个“无薪志愿者”的职位。
靠着自己以前的积蓄，张大诺沉下心来做起了“临终关怀”的工作，他发现这里跟他以前做的“临终关怀”有一些区别，这家医院里的老人，都是些高危老人，大部分伴有脑萎缩，张大诺觉得：“她们是世上最无助的一群人，最重要的是，她们没有未来，她们似乎就是在等待死亡，但也正因如此，她们又是极其珍贵。”
张大诺的志愿服务经常遇到新的挑战。许多脑萎缩老人都会对外界心怀恐惧，张大诺就像是她们免费的心理医生，只是这个心理医生更多时候是要和她们“斗智斗勇”，而这个过程全是乐趣。 九十岁的“眼镜奶奶”头脑清楚，却一直因为自己视力和听力的退化而痛苦，“我又聋又瞎，谁会搭理我呀！”为了消除她这个想法，张大诺经常会给她讲另一个性格开朗的奶奶的故事。还跟她说“像她这样的人有很多”。在她连续拒绝出屋十余天后，张大诺想办法把她推到那位性格开朗的老人旁边，“有时另一个老人的一句话比我们的一百句都有用”。
他找到关怀高龄老人的各种技巧与方法。比如如何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一位95岁的脑萎缩奶奶只不断地讲三句话，我今年18岁了。你头发真黑，你牙真白。你多大了？张大诺和这位老人像是两台复读机一样对话，花了半小时才“逗”出老人的第四句话：中午我给你做饭吃。
高危老人生活内容很简单：吃饭、睡觉、晒太阳、看热闹，偶尔与人有交流，再就是与同屋病友建立友谊或产生争执。
而这又是一个拥有“虚幻”意识的庞大群体。她们的一切都是谜。经常会有分不清年代的记忆浮上他们的脑海，“那一刻就像潮汐上岸，卷上来一些东西，而下一次的潮汐，又不知何时会来”。张大诺进入她们的谜境，总有一种“置身云雾当中”的感觉。
一位总是记得自己老家的院子以及卖苹果的“苹果奶奶”，面对现实的医院环境，她就做了独特的“现实组装”，她经常跟张大诺聊天说：“我现在在这住着，这里是个街道大院，有一些得病的街坊，但我过了这个冬天就要回到山东去，回到我的院子里，我还卖些果子，然后中午饿的时候去不远处买烧饼吃，卖烧饼的是个老头，他有一个胖儿子……”
大厅里，一个爷爷和一个奶奶，两个人坐在一起，聊得非常高兴，聊着聊着，双手还握在一起。医生告诉张大诺，他们都是脑萎缩患者，现在都把对方当做自己的老伴。然而有意思的是，他们在分开后又彼此清醒，并没有要求和“老伴”住在一起，也没有有意去找“老伴”，只是在大厅里遇见，才将手握在一起，仿佛“老伴”只在大厅里。
有次张大诺给一个会说俄语的奶奶读报纸，其中一条新闻是北京警方严厉打击地下钱庄。他问奶奶：“您知道地下钱庄是做什么的吗？”“就是……就是在地下挖个洞，把钱放进去。”说完这句，她一歪头，用眼一斜他：“这个都不知道吗？”
医院走廊里，一个九十岁的奶奶问路过的八十多岁的老爷爷：“我妈在你那吗？”爷爷转头，对她平静地说：“没在。”
张大诺认为，想不起昨天发生的事情，记不起昨天见过的人，或许也是老天给老人们的特殊眷顾，“记忆的丧失让他们对这个世界始终保持着新鲜感”。
很多人不会跟老人们聊天，张大诺倒觉得不必较真，“想说，却无内容”，也是一种很好的相处状态。老人们在行动受限、视力下降、听力不足、几乎无法从外界接收新鲜内容的情况下，其实是很容易对一个人产生好感。“你只要握握她们的手，摸摸她们的头发，说上几句话，她们就会对你有亲切感，就会有点喜欢你了。”
“我从不担心与他们交流的话题，同样的话题我可以和他们说上50遍，500遍，我唯一担心的是我内心中对这种重复的疲倦。”但一般情况下，两三天后，张大诺的疲倦期就会过去，“细想一下，这个过程，我的内心也被改造了，产生了一些新的心理机制，我惊讶于我在两三天之后就对那些旧话题又有了新鲜感，我成为一个对‘说话疲劳’具有免疫力的人，这种免疫力如何产生，我有点说不清，好像一切就那么自然而然发生了。”
生命的精华
2004年年底，张大诺到国际先驱导报做编辑。从这年开始，他的生活被公益事业填得满满当当。他白天去上班，上完班就跑去医院陪老人聊天，晚上回家做指导残疾人写作的工作。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2008年年底。那时候张大诺已经36岁，渐渐感觉有些体力不支。
在一家杂志社做主编的妻子看在眼里，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世界不少你一个编辑，却一定需要你这样一个人去全心全意做公益，你辞职吧！我来养家。”
妻子的魄力之举让张大诺自己也大吃一惊。但是妻子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我始终相信世界上有一种人，不为世俗而生，而是为了一种更清晰的使命存在。我先生就是这种异类。和他在一起15年，我发现在公益的很多领域，他所拥有的早已不单单是热情，更有一种他人无法复制的天分。
张大诺的这种天分让他在付出的同时也收获到了老人们对自己的依赖和牵挂。很多情感的反馈是张大诺意想不到的。
会说俄语的奶奶是张大诺在医院认识的第一个奶奶。他遇见她的时候，她已经90岁，脑萎缩。“俄语”奶奶说话有一种威严，每问她一个问题，她会以一种教导主任般的样子来回答。这给张大诺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且通过与“俄语奶奶”之间的交流，张大诺第一次意识到“献爱心已经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也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是需要足够的智慧，没有智慧，爱心也献不出去”。两人相熟后，张大诺经常去医院看她。
有一次，因为忙其他的事情，张大诺少去了几天，当他再去看望“俄语奶奶”的时候，是一个下午。他走进“俄语奶奶”的病房，守在她身旁，等她午睡醒来睁开眼睛，看到张大诺时，奶奶明显一愣，随即做出了一个让张大诺意外的举动——她突然伸出手，用力打了他一巴掌，嘴里还说着，你怎么才来啊！
说着说着，“俄语奶奶”竟然哭了。
她哭着说：“我想你了，你怎么才来？”
她指着窗外能够看见的过街天桥：“我就瞅着那里，天下雨了你不会来，天不下雨你就来，一不下雨我就瞅那，但没有你。”
说这话时，九十岁的奶奶泪如雨下，张大诺自己也哭了……
他第一次知道，被这样的老人惦念是一种什么滋味。
“如果你把关怀他人当做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会增加做这份服务的乐趣，把助人为乐与‘生活享受’合二为一，那种感觉妙不可言，这是所有获得幸福的方式中成本最低的。”张大诺真的很享受这种生活，他十分沉醉在老人细小的幸福里，有时候推着一个老人在院子里散步，二人聊着有一句没一句的天，张大诺听不懂老人说的部分，就用手拍拍她的肩膀示意，如果老人对他的提问，他没有回答，老人就自己点点头笑一笑。
当然，张大诺告诉记者，也有过想做“逃兵”的时候，但只有那么一次。有两位关系不佳的老人为张大诺的体贴争风吃醋。“那时觉得很难做，无法展开工作，但是还是在寻找解决的办法，尽量避开她们在一起的机会，不断在两者之间说些好话。”
张大诺接下来的工作，是想将关怀癌症病人和绝症儿童这两个领域写成书，希望能够最终形成一部中国临终关怀的系列。“应该换个角度来看这些高危老人了，她们是神圣的。这不仅仅是对她们的尊重，而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敬意，越到后期，一点一滴就越是生命的精华，尽管它看起来并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