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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等待戈多》是贝克特最负盛名的剧本之一，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之作。也正因其“荒诞戏剧”的标签，长久以来对于《等待戈多》的解读大多从对“等待”和“戈多”身份的讨论上揭示该剧的荒诞主题，认为它是西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隐喻。但是，仅仅分析《等待戈多》的荒诞性并没有办法说明为什么它“使现代人从贫困的境地得到了振奋”。贝克特和尼采的思想具有许多相通之处，他们用“積极的虚无主义”打碎了虚假的信仰之像，渴求在行动和超越中建立新生的世界。
关键词：《等待戈多》；尼采哲学；积极的虚无主义
作者简介：何靓（1989-），女，汉族，河南郑州人，现为郑州大学外语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7--02
一、上帝的死亡与信仰的动摇
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的基督教信仰已经逐渐解体。哲学家们从本体论、认识论、科学知识、历史考证各个角度对基督教原理进行批判。尼采以其“上帝死了”这一耸人听闻的呼喊将欧洲信仰危机的严重性形象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他第一个明确指出了基督教信仰解体之后欧洲出现的价值真空这个事实。
《等待戈多》展现出的是类似于艾略特（T.S.Eliot）《荒原》（The Waste Land，1921）中的荒芜情景：《荒原》宣示着一战后西方文明的危机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失落，反映了整整一代人理想的幻灭和绝望。那个精神的荒原到了贝克特这里变得更加荒凉和抽象，他仅用一棵树象征了世界的存在，用四个人物代表了全人类的困境。
从《荒原》到《等待戈多》，旧信仰越发变得摇摇欲坠。上帝已经在尼采的呼声中死去，而基督教信仰死后留下的阴影仍旧笼罩在西方人的头顶，在战争对人性的冲击中不断变得越发像黑夜一样深邃。尼采的“上帝之死”发声于1885年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认为人们虽然已经不相信上帝创造了世界，但并没有停止信教，照样进教堂，为的是好歹总得有信仰，否则人生便失去了依托。
因此，《等待戈多》中的戈多[1]并不能被当做上帝，只能是上帝死亡之后的信仰替代品。但是这个充当上帝之后的信仰已经无力再发挥像曾经的基督教信仰一样全知全能的作用——基督教的上帝曾经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人得以将自己的存在托付给某种神圣的永在。随着上帝之死，人失去了自己虚幻的永久归宿，对自身产生怀疑的人只能找到不确定的信仰替代品：“没什么太明确的。某种祈祷。一种模模糊糊的祈求。他什么都不能答应。”（贝克特，2013：24）
信仰动摇的另一个表现在对信仰的人格化。在爱斯特拉贡（以下简称“戈戈”）和弗拉第米尔（以下简称“迪迪”）的对话中，戈多在回答前需要“静下脑子來。问问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代理人。他的通信者。他的登记本。他的银行账户。然后才能表态。”（24）戈多和常人无异处于多样的社会关系中，他似乎是某个大家族的组长，某个公司的决策者，或是某个国家的当权者，但不再是那个身边围绕着天使的上帝。旧信仰的权威被人为地降格为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也预示着这种信仰的动摇。
《等待戈多》中新信仰的不确定性和人格化使得它不能成为生存的证明，符号化的结果就是戈多不变的神秘和永恒的缺席。戈多是一种“空符号，是物质的缺失：空白、黑暗、寂静、无语、无嗅、无味、无表情、拒绝答复。”（赵毅衡，2012：25）空符号的意义依赖于它的感知性接收者，如果离开了接收者的阐释，那么它将归于虚无。因此，把等待的行为指向缺席的戈多，似乎注定因为忽略了动作的发出者（在这里是戈多空符号意义的接收者）而陷入失败。
上帝之死将人抛入了一个无法再对自身说谎的世界中，人还没有准备好就“已经匆匆把它们放弃了。”（贝克特，2013：25）人曾经是肩负着“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Genesis，1：26）的使命被造出，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将这种确定不移的存在意义和崇高的使命感粉碎得彻彻底底，人在生物本质上和鱼、鸟、牲畜并没有区别。在《等待戈多》中，人出生和死亡的界限变得模糊，带有一种荒诞的偶然感。当生和死不再具有对存在的规定时，时间和存在也就被抛入了“永恒轮回”之中。
二、永恒轮回中的偶然与必然
尼采自己对于永恒轮回说异常重视，把它称为“最深刻的思想”、“沉思的顶峰”。永恒轮回的思想在《朝霞》中已经萌芽，在《快乐的科学》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作了明确的表述。事实上，永恒轮回并非尼采的创造，尼采所崇拜的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主张过宇宙按照“大年”（由一万零八百个太阳年组成）而永恒循环[2]，尼采自己也承认了这种渊源关系。
在《等待戈多》中，永恒轮回集中体现在这部剧作最醒目的道具——那棵树。它既是戈戈、迪迪与戈多约定的具象化体现，是两人对时间感知的一部分，也是其寻求“死亡”解脱的手段，是让其意识到永恒轮回之中偶然与必然共存的关键。永恒轮回指出了时间的欺骗性，海德格尔在《尼采》一书中讲到：“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中的永恒性是尼采要求我们思考的；这种永恒性的时间的时间性乃是人置身其中的时间性。首先是人而且——就我们所知——只有人才置身于这种时间性中，因为人在向将来展开、保存曾在之际塑造和承受着当前。”（海德格尔，2002：327）时间对戈戈和迪迪的存在造成了最大的威胁，又是波卓行动的唯一参照。如果说波卓和幸运儿是戈戈、迪迪之间关系的镜像参照，那么波卓逐渐丢失的时间感则意味着戈戈和迪迪逐渐加深的对存在和真理的怀疑。
波卓在第一幕最后反复强调“到时间了，我该跟你们告别了，假如我不打算迟到的话。”（贝克特，2013：56）他的行动只存在于时间中而不在于目的中，正如戈戈和迪迪的等待同样丧失了意义和目的的指向。但是波卓已经意识到人的时间（怀表显示的时间）和自然的时间（天空）之间的断裂：人的时间感在重复（戈戈、迪迪的游戏）中进行了对自然时间的背叛。迪迪说“时间已经停住”（56），是在妄图以自身的等待消解自然时间的流逝对个人存在的抹消，但波卓则回答“不要相信这个（表），不要相信这个。你们随便相信什么都行，就是别相信这个。”（56）波卓实际上在说，不要相信人的时间，因为人本身就是时间中和时间的存在。他对黄昏的解释充分说明时间作为人只存在的象征和隐喻：“就算是从十点钟开始的把，倾泻了红色与白色的光芒之激流之后，它开始失去它的光亮，开始变得苍白，苍白，越来越苍白，一直到后来，扑通！完结！它不再动弹！”（58）时间成为人从盛年到衰老的意象，成为人的存在本身。而之后黑夜所代表的死亡将“疾奔而来并将扑在我们头上——就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那一刻。”（58） 为了抵御时间所揭示的轮回和幻灭，戈戈和迪迪想要“和戈多拴在一起”，就像波卓和幸运儿之间那条绳子。绳子的意象贯穿着整部剧，既显示了戈多所代表的黑夜（天空）不可能成为归宿，也是他们真正存在寄托的指向——两人总是缺少上吊的绳子（把他们和树/大地）连接在一起，由决定自己的死亡从而跳脱出永恒轮回中个人存在感的模糊性。
三、强力意志与超越的可能
尼采认为永恒轮回揭示了“悲观主义的真理，但是人不能靠真理生活。”（尼采，1906：853）世界和人生本身是无意义的，但是人却可以在完整地接受这样的生活之后，去建构和赋予意义。通过轮回之环，尼采虽然首先充满了恐惧，但最终通过“命运之爱”把人与永恒联系在一起。在戈戈和迪迪来说，就是要意识到他们除了永恒而必然的等待外，还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自己结束生命，去赋予自己的死以“终点和结果”的意义。
对《等待戈多》中的人物来说，死亡不是悲剧性的结束，而是需要经过强力意志和理性思考之后做出的决定。死亡是对习惯于永恒轮回的麻木心灵的一剂悲观主义的安慰，让人知道至少在厌倦之时可以通过自我了断来将轮回打破一个缺口。这种死亡并不是现实意义中肉体的消亡，而是一种形而上精神的由死而生。对于戈戈和迪迪来说，每一幕的最后他们都在“咱们走—他们并没有动”（贝克特，2013：85、150）之中先杀死了戈多和自己，又恢复了开始明天的勇气。
尼采的强力意志是一种积极创造的力量。在尼采看来，要创造就要破坏，“破坏意味着个体的灾难和毁灭，但这正是创造的必要前提，是宇宙生命整体新陈代谢的必然法则，是健全和丰盈所产生的痛苦。”（周国平，2012：72）尼采要人们看到，痛苦是生命不可缺少的部分，没有痛苦，人只能有卑微的幸福。伟大的幸福正是战胜巨大痛苦所产生的生命的崇高感。《等待戈多》中的人物的真正问题不再于意义的缺失而在于行動的缺失。在這一点上，他们就像困于自己思想的哈姆雷特一样“失去了行动的意义。”（Shakespeare，2014：118），只不过原因正相反：戈戈和迪迪在逃避理性。
迪迪曾说过：“最可怕的是，是思索。”（贝克特，2013：99）思考让幸运儿陷入疯狂，让波卓的情绪出现崩溃，丧失了时间和行动的能力。思考也阻止了戈戈和迪迪的自杀，因为在思考后他们发现死亡或许失败，或许落得孤身一人，仍旧逃不过永恒的等待。
但是正如尼采的思想充满矛盾性，贝克特也从这种生死的模糊中看到了积极的意义：“当我们交叉着胳膊衡量利弊得失时，我们同样无愧于我们的生存条件。”（贝克特，2013：125）既然寄希望于时间（天空/戈多）已经无济于事，就该“忠实于大地。”（尼采，1885：226）当四个人在第二幕全部倒地，迪迪才说出“我们是人。”（贝克特，2013：129）
正是因为既看到了生活中的困境，又从这种困境中发现了人的坚持，贝克特的作品才能够“振奋”人心。回到整个剧作的开头，贝克特将《等待戈多》称为“悲喜剧（tragicomedy）”不仅仅意味着它的“反戏剧”手法，更意味着其中“向死而生”的张力。
四、结语
浅析《等待戈多》的主题可以发现，贝克特和尼采的思想具有相通之处：尼采认为人的未定型性和寻求意义的执拗性正是人的伟大之处，生存尽管痛苦却值得。贝克特通过不确定和重复的手法展示了尼采在上帝死去之后勾勒的“永恒轮回”的世界，揭示了现代人在信仰真空中的迷茫和痛苦。等待将是暂时的，是从当下面向未来的过渡阶段。人终将通过自己的承受和选择赋予世界新的意义。
注释：
[1]本文中引用到《等待戈多》时出现的中文人名均采用余中先先生2013年的译本中的翻译。
[2]引自周国平所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2月。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尼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2]尼采，《校勘研究版尼采全集》，科利、蒙梯纳里编，慕尼黑，1999年。
[3]萨缪尔·贝克特，《等待戈多》，余中先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
[4]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
[5]赵山奎，《死狗、绳子与曼德拉草——<等待戈多>的用典与文字游戏》，《国外文学》，2013年第4期，第81-87页。
关键词：《等待戈多》；尼采哲学；积极的虚无主义
作者简介：何靓（1989-），女，汉族，河南郑州人，现为郑州大学外语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7--02
一、上帝的死亡与信仰的动摇
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的基督教信仰已经逐渐解体。哲学家们从本体论、认识论、科学知识、历史考证各个角度对基督教原理进行批判。尼采以其“上帝死了”这一耸人听闻的呼喊将欧洲信仰危机的严重性形象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他第一个明确指出了基督教信仰解体之后欧洲出现的价值真空这个事实。
《等待戈多》展现出的是类似于艾略特（T.S.Eliot）《荒原》（The Waste Land，1921）中的荒芜情景：《荒原》宣示着一战后西方文明的危机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失落，反映了整整一代人理想的幻灭和绝望。那个精神的荒原到了贝克特这里变得更加荒凉和抽象，他仅用一棵树象征了世界的存在，用四个人物代表了全人类的困境。
从《荒原》到《等待戈多》，旧信仰越发变得摇摇欲坠。上帝已经在尼采的呼声中死去，而基督教信仰死后留下的阴影仍旧笼罩在西方人的头顶，在战争对人性的冲击中不断变得越发像黑夜一样深邃。尼采的“上帝之死”发声于1885年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认为人们虽然已经不相信上帝创造了世界，但并没有停止信教，照样进教堂，为的是好歹总得有信仰，否则人生便失去了依托。
因此，《等待戈多》中的戈多[1]并不能被当做上帝，只能是上帝死亡之后的信仰替代品。但是这个充当上帝之后的信仰已经无力再发挥像曾经的基督教信仰一样全知全能的作用——基督教的上帝曾经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人得以将自己的存在托付给某种神圣的永在。随着上帝之死，人失去了自己虚幻的永久归宿，对自身产生怀疑的人只能找到不确定的信仰替代品：“没什么太明确的。某种祈祷。一种模模糊糊的祈求。他什么都不能答应。”（贝克特，2013：24）
信仰动摇的另一个表现在对信仰的人格化。在爱斯特拉贡（以下简称“戈戈”）和弗拉第米尔（以下简称“迪迪”）的对话中，戈多在回答前需要“静下脑子來。问问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代理人。他的通信者。他的登记本。他的银行账户。然后才能表态。”（24）戈多和常人无异处于多样的社会关系中，他似乎是某个大家族的组长，某个公司的决策者，或是某个国家的当权者，但不再是那个身边围绕着天使的上帝。旧信仰的权威被人为地降格为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也预示着这种信仰的动摇。
《等待戈多》中新信仰的不确定性和人格化使得它不能成为生存的证明，符号化的结果就是戈多不变的神秘和永恒的缺席。戈多是一种“空符号，是物质的缺失：空白、黑暗、寂静、无语、无嗅、无味、无表情、拒绝答复。”（赵毅衡，2012：25）空符号的意义依赖于它的感知性接收者，如果离开了接收者的阐释，那么它将归于虚无。因此，把等待的行为指向缺席的戈多，似乎注定因为忽略了动作的发出者（在这里是戈多空符号意义的接收者）而陷入失败。
上帝之死将人抛入了一个无法再对自身说谎的世界中，人还没有准备好就“已经匆匆把它们放弃了。”（贝克特，2013：25）人曾经是肩负着“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Genesis，1：26）的使命被造出，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将这种确定不移的存在意义和崇高的使命感粉碎得彻彻底底，人在生物本质上和鱼、鸟、牲畜并没有区别。在《等待戈多》中，人出生和死亡的界限变得模糊，带有一种荒诞的偶然感。当生和死不再具有对存在的规定时，时间和存在也就被抛入了“永恒轮回”之中。
二、永恒轮回中的偶然与必然
尼采自己对于永恒轮回说异常重视，把它称为“最深刻的思想”、“沉思的顶峰”。永恒轮回的思想在《朝霞》中已经萌芽，在《快乐的科学》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作了明确的表述。事实上，永恒轮回并非尼采的创造，尼采所崇拜的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主张过宇宙按照“大年”（由一万零八百个太阳年组成）而永恒循环[2]，尼采自己也承认了这种渊源关系。
在《等待戈多》中，永恒轮回集中体现在这部剧作最醒目的道具——那棵树。它既是戈戈、迪迪与戈多约定的具象化体现，是两人对时间感知的一部分，也是其寻求“死亡”解脱的手段，是让其意识到永恒轮回之中偶然与必然共存的关键。永恒轮回指出了时间的欺骗性，海德格尔在《尼采》一书中讲到：“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中的永恒性是尼采要求我们思考的；这种永恒性的时间的时间性乃是人置身其中的时间性。首先是人而且——就我们所知——只有人才置身于这种时间性中，因为人在向将来展开、保存曾在之际塑造和承受着当前。”（海德格尔，2002：327）时间对戈戈和迪迪的存在造成了最大的威胁，又是波卓行动的唯一参照。如果说波卓和幸运儿是戈戈、迪迪之间关系的镜像参照，那么波卓逐渐丢失的时间感则意味着戈戈和迪迪逐渐加深的对存在和真理的怀疑。
波卓在第一幕最后反复强调“到时间了，我该跟你们告别了，假如我不打算迟到的话。”（贝克特，2013：56）他的行动只存在于时间中而不在于目的中，正如戈戈和迪迪的等待同样丧失了意义和目的的指向。但是波卓已经意识到人的时间（怀表显示的时间）和自然的时间（天空）之间的断裂：人的时间感在重复（戈戈、迪迪的游戏）中进行了对自然时间的背叛。迪迪说“时间已经停住”（56），是在妄图以自身的等待消解自然时间的流逝对个人存在的抹消，但波卓则回答“不要相信这个（表），不要相信这个。你们随便相信什么都行，就是别相信这个。”（56）波卓实际上在说，不要相信人的时间，因为人本身就是时间中和时间的存在。他对黄昏的解释充分说明时间作为人只存在的象征和隐喻：“就算是从十点钟开始的把，倾泻了红色与白色的光芒之激流之后，它开始失去它的光亮，开始变得苍白，苍白，越来越苍白，一直到后来，扑通！完结！它不再动弹！”（58）时间成为人从盛年到衰老的意象，成为人的存在本身。而之后黑夜所代表的死亡将“疾奔而来并将扑在我们头上——就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那一刻。”（58） 为了抵御时间所揭示的轮回和幻灭，戈戈和迪迪想要“和戈多拴在一起”，就像波卓和幸运儿之间那条绳子。绳子的意象贯穿着整部剧，既显示了戈多所代表的黑夜（天空）不可能成为归宿，也是他们真正存在寄托的指向——两人总是缺少上吊的绳子（把他们和树/大地）连接在一起，由决定自己的死亡从而跳脱出永恒轮回中个人存在感的模糊性。
三、强力意志与超越的可能
尼采认为永恒轮回揭示了“悲观主义的真理，但是人不能靠真理生活。”（尼采，1906：853）世界和人生本身是无意义的，但是人却可以在完整地接受这样的生活之后，去建构和赋予意义。通过轮回之环，尼采虽然首先充满了恐惧，但最终通过“命运之爱”把人与永恒联系在一起。在戈戈和迪迪来说，就是要意识到他们除了永恒而必然的等待外，还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自己结束生命，去赋予自己的死以“终点和结果”的意义。
对《等待戈多》中的人物来说，死亡不是悲剧性的结束，而是需要经过强力意志和理性思考之后做出的决定。死亡是对习惯于永恒轮回的麻木心灵的一剂悲观主义的安慰，让人知道至少在厌倦之时可以通过自我了断来将轮回打破一个缺口。这种死亡并不是现实意义中肉体的消亡，而是一种形而上精神的由死而生。对于戈戈和迪迪来说，每一幕的最后他们都在“咱们走—他们并没有动”（贝克特，2013：85、150）之中先杀死了戈多和自己，又恢复了开始明天的勇气。
尼采的强力意志是一种积极创造的力量。在尼采看来，要创造就要破坏，“破坏意味着个体的灾难和毁灭，但这正是创造的必要前提，是宇宙生命整体新陈代谢的必然法则，是健全和丰盈所产生的痛苦。”（周国平，2012：72）尼采要人们看到，痛苦是生命不可缺少的部分，没有痛苦，人只能有卑微的幸福。伟大的幸福正是战胜巨大痛苦所产生的生命的崇高感。《等待戈多》中的人物的真正问题不再于意义的缺失而在于行動的缺失。在這一点上，他们就像困于自己思想的哈姆雷特一样“失去了行动的意义。”（Shakespeare，2014：118），只不过原因正相反：戈戈和迪迪在逃避理性。
迪迪曾说过：“最可怕的是，是思索。”（贝克特，2013：99）思考让幸运儿陷入疯狂，让波卓的情绪出现崩溃，丧失了时间和行动的能力。思考也阻止了戈戈和迪迪的自杀，因为在思考后他们发现死亡或许失败，或许落得孤身一人，仍旧逃不过永恒的等待。
但是正如尼采的思想充满矛盾性，贝克特也从这种生死的模糊中看到了积极的意义：“当我们交叉着胳膊衡量利弊得失时，我们同样无愧于我们的生存条件。”（贝克特，2013：125）既然寄希望于时间（天空/戈多）已经无济于事，就该“忠实于大地。”（尼采，1885：226）当四个人在第二幕全部倒地，迪迪才说出“我们是人。”（贝克特，2013：129）
正是因为既看到了生活中的困境，又从这种困境中发现了人的坚持，贝克特的作品才能够“振奋”人心。回到整个剧作的开头，贝克特将《等待戈多》称为“悲喜剧（tragicomedy）”不仅仅意味着它的“反戏剧”手法，更意味着其中“向死而生”的张力。
四、结语
浅析《等待戈多》的主题可以发现，贝克特和尼采的思想具有相通之处：尼采认为人的未定型性和寻求意义的执拗性正是人的伟大之处，生存尽管痛苦却值得。贝克特通过不确定和重复的手法展示了尼采在上帝死去之后勾勒的“永恒轮回”的世界，揭示了现代人在信仰真空中的迷茫和痛苦。等待将是暂时的，是从当下面向未来的过渡阶段。人终将通过自己的承受和选择赋予世界新的意义。
注释：
[1]本文中引用到《等待戈多》时出现的中文人名均采用余中先先生2013年的译本中的翻译。
[2]引自周国平所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2月。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尼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2]尼采，《校勘研究版尼采全集》，科利、蒙梯纳里编，慕尼黑，1999年。
[3]萨缪尔·贝克特，《等待戈多》，余中先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
[4]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
[5]赵山奎，《死狗、绳子与曼德拉草——<等待戈多>的用典与文字游戏》，《国外文学》，2013年第4期，第81-87页。